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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的盛行
4月以来，《人民日报》连发十余篇文章，论述了网络谣言的巨大危害，并呼吁网民“自律”、“负责”、“坚决抵制”网谣。它还梳理出近年十大网络谣言，央视更以直观的画面诉说这些谣言的“代价”。
这些详尽的介绍里，每一则谣言都有面目模糊的始作俑者：
在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山西即将发生地震的消息传播中，公安局查出的源头是——35岁的打工者李某，将“道听途说”的消息编写成“你好，二十一号下午六点以前有六级地震注意”的手机短信息并发送传播；
“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的最初发送者是一名送土工人，他发现一车间冒热气，因此打电话通知朋友，消息由此传播开去，最终引发了“万人大逃亡”，还有人因此而丧生；
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由一名数码市场的普通员工在QQ群上发出一则储盐倡议掀起；一名大学生在百度贴吧发布一则未经证实的针刺消息，引发了网友的转发及恐慌；女网友为了“点击率”而散播“非典”的恐慌；“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消息则被叙述为是某些“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无端编造、恶意传播”……
结果，“造谣者”被拎了出来，被认定怀有不良动机，必须为谣言的“社会危害”埋单。他们大多受到了行政处罚、治安拘留甚至是刑事拘留，而那位把“普通感冒”传播为“非典”的市民，则被判劳动教养两年。
另一罪魁祸首则指向网络。根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3月中旬之后的一个月，已清理各类网络谣言信息21万多条，关闭网站42家。当广大微博网友在3天清明假期被禁止评论，转发纷纷猜想琢磨各种缘由版本时，微博正在悄悄地清理各式“谣言”。
然而，关于谣言的认定似乎令人生疑——何为谣言？怎样判定谣言？由谁去判定谣言？人们甚至难以分辨“谣言”和“辟谣”哪个为真哪个为假。这边，发改委刚刚“辟谣”——近期成品油价不会上调，没过几天，媒体就宣布：国家提高成品油价格。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感慨：“不实事求是的辟谣是造成谣言传布的重要原因。”
而真相披露的扑朔迷离、欲说还休又给谣言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在4月份，一宗重大政治事件引发了网民关注国家命运的热情以及窥探政治禁忌的集体狂欢，各种解说版本充斥网络。就连“作为党员，立场态度很坚定”的司马南，也在微博发出感叹——“作为一个智商不高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我反应迟钝，真的跟不上剧情的发展。从今天起，我藐视所有的编剧，无论关汉卿，还是莎士比亚，在我眼里都是浮云。从今天起，我敬畏所有的谣诼……”
事实上，“谣言”绝非今日始，在一些专家看来，网络带来的顺畅和及时沟通表达反而有助于谣言的粉碎。而在那些封闭的传统社会，它发酵的“后果”更为壮观。
时间穿越到半个世纪前，云南盈江，中缅边境的一个县城。1958年，盈江县成立人民公社。那一年，两个谣言广泛地在县里流传开来:一是盈江将实现共妻，二是老人们将被结束生命，制成肥料滋养土地。听到消息后，人民纷纷逃亡。其中一个山上的傈僳族寨民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得知消息后，全寨近百人连夜集体逃往缅甸。经过三天两夜的跋涉，寨民终于抵达缅甸小镇。在一片山区里，傈僳人搭茅草屋，烧毁森林，开垦农田。他们洒下种子，收获庄稼，又重新开垦荒地。那几年里，环境恶劣，三分之一寨民染上热病和疟疾，纷纷死在异国他乡，一些人则永远留在了缅甸。
1950年代，江淮之间的很多民众生活在 “毛人水怪”的恐惧中。谣言是，最初的时候，它挖人眼、扒人心，变化多样。后来人们说那是政府出来的毛人，四处袭击，“要人眼、人心、奶头、卵蛋”，“送苏联造原子弹”……根据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的研究，这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谣言。根据已经查阅到的文献资料，谣言从1946就开始了，传播了十年之久。在1953-1954年的高峰期，水怪的谣言跨越了江苏安徽和山东三省、涉及上千万人，因散播谣言被逮捕的过千人，被处决者逾百人。
而今，“毛人水怪”一下从民间村野跃进新世界的网络，摇身变为橘子的病虫、化工厂的爆炸声响、扎小孩的毒刺、疑似牛奶的皮革，抑或是进京的军车……
盛行的背后
“谣言背后所表达的东西比表面提供的信息更重要”，李若建说，“政府公信力不足正是其可悲之处，越是不透明，民众就越没有信任感”，在他看来，政府更需要做的是认真反思，人们为什么会信谣言？为什么要传播谣言？谣言背后指向的深层次社会问题是什么？
2003年SARS流行的时候，李若建感受到恐慌中的谣言。那时，这位并不相信中成药的教授也储存起板蓝根，而当他想为此做一项研究时，他发现自己没法拿到学校附属医院的真实数据。在新闻里，他还看到人们把一口废弃多年的污水井美化为抗SARS的“神井”——这让他产生了研究中国谣言的念头。
在他看来，谣言是社会变迁的一种折射。“中国真正的转型就是1949年那一次，从政治、经济到所有权全变了，在那次转型的过程中间，人的不安、恐慌是非常强大的。”他对中国1950年代的最主要的几个谣言——毛人水怪、割蛋、仙水、神药及投毒谣言进行研究，并在其著作《虚实之间——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一书中提出：谣言的实质是对权力的恐慌和不满。当民众感到利益得不到保障时，谣言往往应运而生。
根据书中的描写，1953年至1954年间，毛人水怪谣言的爆发，一些地方的民众存在普遍的恐慌，农民不敢下田干活，晚上集体睡觉，学生不敢上学，青壮年组织起来，持枪弄棒，一些被当作水怪的人，会被活活打死。李若建研究发现，这次谣言爆发和当地修建水利工程有关。当时动用了十万民工，他们在工地上过着艰苦的生活，有民工被饿死、冻死，人群聚集的不满成了谣言传播的温床——在特定的民间的不满和不安的环境下，一个偶然事件把一些传统集体记忆激活了、重构了。
有些谣言混杂着政治目的和商业目的，但公众性的传播，大多沉淀着积累已久的情绪和记忆。“非典重来”并引发广泛传播的谣言，事实上是对政府机构披露信息不透明的不信任以及近十年前信息不公开导致恐慌的集体记忆被勾起，失踪孩子的眼角膜被摘除乃是对于现代儿童拐卖事件以及长期存在的器官买卖传言的恐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如瓮安事件的“3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及“钱云会是被谋杀的”之类的说法，折射的是官民对立。
“谣言也和政府的不当宣传有关系”，李若建介绍，1950年，《人民日报》响应苏联活动，发表题为《开展和平签名运动》的社论，紧接着全国各地开展了“拥护世界和平、禁止使用原子弹”的签名运动。这是“割蛋”谣言——一些地区普遍传说，政府派人割“人蛋”，偿还苏联贷款，制造原子弹——爆发前夕的一件政治大事。在谣言爆发的地区，签名运动如火如荼，在这些以“文盲为主”的地区，民众莫名其妙地签名（有的是按手印、举手），却不能理解签名是为了什么。
“比如福岛核电站泄漏我们抢购盐。在过去，在食盐加碘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宣传过头了，而且盐业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强迫大家都吃碘，以前宣传碘盐的时候铺天盖地，到处贴海报，老百姓把碘看得挺牛的。当SARS暴发时陕西和河南大规模地抢购加碘食盐，这是政府折腾的。”
在李若建看来，谣言是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因为民间话语在没有渠道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会通过某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的声音加载在谣言上，是一种常用手法。
1950年代的谣言是以严惩一批人而告终的，除了逮捕和处决一批人，地方政府还通过公审大会、现场判决等形式，对谣言传播者进行震慑。而在对谣言的处理中，具有历史污点或成分不好的人，很容易成为替罪羊，一个被判死刑的造谣者，罪名是“民愤较大”。而丛林法则依然残忍地体现在谣言中——浙江温岭的投毒谣言，就是从怀疑老妇女开始的。
“当一个社会处于恐慌时，经常会产生替罪羊，社会会找到一些最底层的人充当牺牲品，用他们的血泪，甚至是生命来换取大多数人的安全，这种时刻，最弱势的人往往成为祭品。因为社会最底层的人被冤枉时没有人愿意为他们辩解……”李若建说。
随着镇压力度的加大，1950年代那些离奇的谣言，终于慢慢平息。李若建指出，镇压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谣言，因为“民间理解和记忆没有消失，也就保留了一个产生谣言的温床，时机到来时，谣言又可能复活”。
人物周刊：谣言不等于虚假信息？
李若建：任何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都会失真的，可能越传越离奇，本来大家就不满、不安的话，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弄大了。谣言往往是在把真实的成分重新构建的过程中，出现了位置错配。比方说地震谣言并不完全是假的，只是政府地震预测不准，往往是有些地震预测哪里可能发生地震，然后传达到哪一级别时，可能就流传出来了，那么就造成了恐慌谣言就出来了。其实这不全是谣言，政府出来辟谣好还是不辟谣好呢？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事，不完全都是假的。
人物周刊：您提出谣言是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重构，这种重构是如何发生的？
李若建：比方说毛人水怪谣言起先是民间记忆，随着一些政治运动，谣言的内容指向基层干部，说水怪是基层干部的化身。这其实是对体制的反映，中国历史上，民众与官吏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他们直接实施管理的基层官员上，民众的冤屈也是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来解决……虽然基层官吏劣迹也不会少，但是他们多多少少是在扮演体制替罪羊的角色……由于基层官吏是替罪羊，因此一旦民众有不满，首先受攻击的就是他们。
人物周刊：您提到1950年代不同的年份谣言数量会不一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李若建：50年代初期还是一个社会转型期，整个国家的控制力度是比较弱的，给谣言产生创造了比较大的空间。1957年“反右”开始后，这个时候国家整个的控制就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去，控制力度大了以后，谣言出来很快就被打压掉了。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1950年代官方对于制造和传播谣言的处理方式？
李若建：改革开放以前很多都是以反革命罪定的。在处理反革命条例里面有一条，造谣是可以枪毙的，当时依法枪毙造谣分子，就是惩治反革命。当时谣言能被平息，因为老百姓对惩罚的恐惧超过对毛人水怪的恐惧，宁可有毛人来了也不被抓去枪毙。
人物周刊：现在的辟谣方式惩罚造谣的人。
李若建：比方说响水化工厂的事情，确实它是有泄漏，不是那么严重而已。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真相发布的时候，那个工人哪知道那么准确啊？他说有泄漏、他说有毒，有多大的毒是讲不清楚的。
人物周刊：您觉得当下的谣言和50代的有没有什么不同？
李若建：我倒觉得没有什么不同，好像在不断重演。谣言就是谣言，就是老百姓的不满和不安，在一个特定的时候的表现。
人物周刊：您研究的是传统社会里的谣言传播，并认为谣言是民间话语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而用特殊方式表达。那么网络的发达，是有助于谣言的传播还是有助于谣言的澄清？
李若建：普通老百姓要把声音发出来还是很困难的。 总体上，我认为网络发达是有助于澄清的。什么事只要信息及时、公开、透明就行，老百姓不是低智商的人。
人物周刊：谣言靠什么制止？
李若建：制止谣言更重要的是信息公开、真实与及时。政府通常控制大部分的信息，控制或者影响各种媒体，同时拥有行政权力，在制止谣言方面是相当有效的。
人物周刊：现在采取的方式就是要整顿。
李若建：就是回到50年代的办法。这个办法是可以消除谣言，但是它不能杜绝，不会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是谣言较多的国家，为什么？西方也有谣言，但是西方很少有这种大规模的，除了战争年代，很少有这种谣言。相对来讲他们媒体比较透明。
人物周刊：谣言也有益处吗？
李若建：谣言就是提醒你这个社会在运行机制上有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的管理阶层能够从这种事情中想到我们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我们可以改进，我想这是谣言的益处。提醒我们社会运行有一些问题。
（实习记者麦静文对此文亦有贡献）
李若建
1956年生，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著有《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
4月以来，《人民日报》连发十余篇文章，论述了网络谣言的巨大危害，并呼吁网民“自律”、“负责”、“坚决抵制”网谣。它还梳理出近年十大网络谣言，央视更以直观的画面诉说这些谣言的“代价”。
这些详尽的介绍里，每一则谣言都有面目模糊的始作俑者：
在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山西即将发生地震的消息传播中，公安局查出的源头是——35岁的打工者李某，将“道听途说”的消息编写成“你好，二十一号下午六点以前有六级地震注意”的手机短信息并发送传播；
“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的最初发送者是一名送土工人，他发现一车间冒热气，因此打电话通知朋友，消息由此传播开去，最终引发了“万人大逃亡”，还有人因此而丧生；
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由一名数码市场的普通员工在QQ群上发出一则储盐倡议掀起；一名大学生在百度贴吧发布一则未经证实的针刺消息，引发了网友的转发及恐慌；女网友为了“点击率”而散播“非典”的恐慌；“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消息则被叙述为是某些“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无端编造、恶意传播”……
结果，“造谣者”被拎了出来，被认定怀有不良动机，必须为谣言的“社会危害”埋单。他们大多受到了行政处罚、治安拘留甚至是刑事拘留，而那位把“普通感冒”传播为“非典”的市民，则被判劳动教养两年。
另一罪魁祸首则指向网络。根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3月中旬之后的一个月，已清理各类网络谣言信息21万多条，关闭网站42家。当广大微博网友在3天清明假期被禁止评论，转发纷纷猜想琢磨各种缘由版本时，微博正在悄悄地清理各式“谣言”。
然而，关于谣言的认定似乎令人生疑——何为谣言？怎样判定谣言？由谁去判定谣言？人们甚至难以分辨“谣言”和“辟谣”哪个为真哪个为假。这边，发改委刚刚“辟谣”——近期成品油价不会上调，没过几天，媒体就宣布：国家提高成品油价格。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感慨：“不实事求是的辟谣是造成谣言传布的重要原因。”
而真相披露的扑朔迷离、欲说还休又给谣言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在4月份，一宗重大政治事件引发了网民关注国家命运的热情以及窥探政治禁忌的集体狂欢，各种解说版本充斥网络。就连“作为党员，立场态度很坚定”的司马南，也在微博发出感叹——“作为一个智商不高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我反应迟钝，真的跟不上剧情的发展。从今天起，我藐视所有的编剧，无论关汉卿，还是莎士比亚，在我眼里都是浮云。从今天起，我敬畏所有的谣诼……”
事实上，“谣言”绝非今日始，在一些专家看来，网络带来的顺畅和及时沟通表达反而有助于谣言的粉碎。而在那些封闭的传统社会，它发酵的“后果”更为壮观。
时间穿越到半个世纪前，云南盈江，中缅边境的一个县城。1958年，盈江县成立人民公社。那一年，两个谣言广泛地在县里流传开来:一是盈江将实现共妻，二是老人们将被结束生命，制成肥料滋养土地。听到消息后，人民纷纷逃亡。其中一个山上的傈僳族寨民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得知消息后，全寨近百人连夜集体逃往缅甸。经过三天两夜的跋涉，寨民终于抵达缅甸小镇。在一片山区里，傈僳人搭茅草屋，烧毁森林，开垦农田。他们洒下种子，收获庄稼，又重新开垦荒地。那几年里，环境恶劣，三分之一寨民染上热病和疟疾，纷纷死在异国他乡，一些人则永远留在了缅甸。
1950年代，江淮之间的很多民众生活在 “毛人水怪”的恐惧中。谣言是，最初的时候，它挖人眼、扒人心，变化多样。后来人们说那是政府出来的毛人，四处袭击，“要人眼、人心、奶头、卵蛋”，“送苏联造原子弹”……根据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的研究，这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谣言。根据已经查阅到的文献资料，谣言从1946就开始了，传播了十年之久。在1953-1954年的高峰期，水怪的谣言跨越了江苏安徽和山东三省、涉及上千万人，因散播谣言被逮捕的过千人，被处决者逾百人。
而今，“毛人水怪”一下从民间村野跃进新世界的网络，摇身变为橘子的病虫、化工厂的爆炸声响、扎小孩的毒刺、疑似牛奶的皮革，抑或是进京的军车……
盛行的背后
“谣言背后所表达的东西比表面提供的信息更重要”，李若建说，“政府公信力不足正是其可悲之处，越是不透明，民众就越没有信任感”，在他看来，政府更需要做的是认真反思，人们为什么会信谣言？为什么要传播谣言？谣言背后指向的深层次社会问题是什么？
2003年SARS流行的时候，李若建感受到恐慌中的谣言。那时，这位并不相信中成药的教授也储存起板蓝根，而当他想为此做一项研究时，他发现自己没法拿到学校附属医院的真实数据。在新闻里，他还看到人们把一口废弃多年的污水井美化为抗SARS的“神井”——这让他产生了研究中国谣言的念头。
在他看来，谣言是社会变迁的一种折射。“中国真正的转型就是1949年那一次，从政治、经济到所有权全变了，在那次转型的过程中间，人的不安、恐慌是非常强大的。”他对中国1950年代的最主要的几个谣言——毛人水怪、割蛋、仙水、神药及投毒谣言进行研究，并在其著作《虚实之间——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一书中提出：谣言的实质是对权力的恐慌和不满。当民众感到利益得不到保障时，谣言往往应运而生。
根据书中的描写，1953年至1954年间，毛人水怪谣言的爆发，一些地方的民众存在普遍的恐慌，农民不敢下田干活，晚上集体睡觉，学生不敢上学，青壮年组织起来，持枪弄棒，一些被当作水怪的人，会被活活打死。李若建研究发现，这次谣言爆发和当地修建水利工程有关。当时动用了十万民工，他们在工地上过着艰苦的生活，有民工被饿死、冻死，人群聚集的不满成了谣言传播的温床——在特定的民间的不满和不安的环境下，一个偶然事件把一些传统集体记忆激活了、重构了。
有些谣言混杂着政治目的和商业目的，但公众性的传播，大多沉淀着积累已久的情绪和记忆。“非典重来”并引发广泛传播的谣言，事实上是对政府机构披露信息不透明的不信任以及近十年前信息不公开导致恐慌的集体记忆被勾起，失踪孩子的眼角膜被摘除乃是对于现代儿童拐卖事件以及长期存在的器官买卖传言的恐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如瓮安事件的“3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及“钱云会是被谋杀的”之类的说法，折射的是官民对立。
“谣言也和政府的不当宣传有关系”，李若建介绍，1950年，《人民日报》响应苏联活动，发表题为《开展和平签名运动》的社论，紧接着全国各地开展了“拥护世界和平、禁止使用原子弹”的签名运动。这是“割蛋”谣言——一些地区普遍传说，政府派人割“人蛋”，偿还苏联贷款，制造原子弹——爆发前夕的一件政治大事。在谣言爆发的地区，签名运动如火如荼，在这些以“文盲为主”的地区，民众莫名其妙地签名（有的是按手印、举手），却不能理解签名是为了什么。
“比如福岛核电站泄漏我们抢购盐。在过去，在食盐加碘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宣传过头了，而且盐业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强迫大家都吃碘，以前宣传碘盐的时候铺天盖地，到处贴海报，老百姓把碘看得挺牛的。当SARS暴发时陕西和河南大规模地抢购加碘食盐，这是政府折腾的。”
在李若建看来，谣言是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因为民间话语在没有渠道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会通过某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的声音加载在谣言上，是一种常用手法。
1950年代的谣言是以严惩一批人而告终的，除了逮捕和处决一批人，地方政府还通过公审大会、现场判决等形式，对谣言传播者进行震慑。而在对谣言的处理中，具有历史污点或成分不好的人，很容易成为替罪羊，一个被判死刑的造谣者，罪名是“民愤较大”。而丛林法则依然残忍地体现在谣言中——浙江温岭的投毒谣言，就是从怀疑老妇女开始的。
“当一个社会处于恐慌时，经常会产生替罪羊，社会会找到一些最底层的人充当牺牲品，用他们的血泪，甚至是生命来换取大多数人的安全，这种时刻，最弱势的人往往成为祭品。因为社会最底层的人被冤枉时没有人愿意为他们辩解……”李若建说。
随着镇压力度的加大，1950年代那些离奇的谣言，终于慢慢平息。李若建指出，镇压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谣言，因为“民间理解和记忆没有消失，也就保留了一个产生谣言的温床，时机到来时，谣言又可能复活”。
人物周刊：谣言不等于虚假信息？
李若建：任何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都会失真的，可能越传越离奇，本来大家就不满、不安的话，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弄大了。谣言往往是在把真实的成分重新构建的过程中，出现了位置错配。比方说地震谣言并不完全是假的，只是政府地震预测不准，往往是有些地震预测哪里可能发生地震，然后传达到哪一级别时，可能就流传出来了，那么就造成了恐慌谣言就出来了。其实这不全是谣言，政府出来辟谣好还是不辟谣好呢？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事，不完全都是假的。
人物周刊：您提出谣言是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重构，这种重构是如何发生的？
李若建：比方说毛人水怪谣言起先是民间记忆，随着一些政治运动，谣言的内容指向基层干部，说水怪是基层干部的化身。这其实是对体制的反映，中国历史上，民众与官吏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他们直接实施管理的基层官员上，民众的冤屈也是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来解决……虽然基层官吏劣迹也不会少，但是他们多多少少是在扮演体制替罪羊的角色……由于基层官吏是替罪羊，因此一旦民众有不满，首先受攻击的就是他们。
人物周刊：您提到1950年代不同的年份谣言数量会不一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李若建：50年代初期还是一个社会转型期，整个国家的控制力度是比较弱的，给谣言产生创造了比较大的空间。1957年“反右”开始后，这个时候国家整个的控制就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去，控制力度大了以后，谣言出来很快就被打压掉了。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1950年代官方对于制造和传播谣言的处理方式？
李若建：改革开放以前很多都是以反革命罪定的。在处理反革命条例里面有一条，造谣是可以枪毙的，当时依法枪毙造谣分子，就是惩治反革命。当时谣言能被平息，因为老百姓对惩罚的恐惧超过对毛人水怪的恐惧，宁可有毛人来了也不被抓去枪毙。
人物周刊：现在的辟谣方式惩罚造谣的人。
李若建：比方说响水化工厂的事情，确实它是有泄漏，不是那么严重而已。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真相发布的时候，那个工人哪知道那么准确啊？他说有泄漏、他说有毒，有多大的毒是讲不清楚的。
人物周刊：您觉得当下的谣言和50代的有没有什么不同？
李若建：我倒觉得没有什么不同，好像在不断重演。谣言就是谣言，就是老百姓的不满和不安，在一个特定的时候的表现。
人物周刊：您研究的是传统社会里的谣言传播，并认为谣言是民间话语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而用特殊方式表达。那么网络的发达，是有助于谣言的传播还是有助于谣言的澄清？
李若建：普通老百姓要把声音发出来还是很困难的。 总体上，我认为网络发达是有助于澄清的。什么事只要信息及时、公开、透明就行，老百姓不是低智商的人。
人物周刊：谣言靠什么制止？
李若建：制止谣言更重要的是信息公开、真实与及时。政府通常控制大部分的信息，控制或者影响各种媒体，同时拥有行政权力，在制止谣言方面是相当有效的。
人物周刊：现在采取的方式就是要整顿。
李若建：就是回到50年代的办法。这个办法是可以消除谣言，但是它不能杜绝，不会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是谣言较多的国家，为什么？西方也有谣言，但是西方很少有这种大规模的，除了战争年代，很少有这种谣言。相对来讲他们媒体比较透明。
人物周刊：谣言也有益处吗？
李若建：谣言就是提醒你这个社会在运行机制上有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的管理阶层能够从这种事情中想到我们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我们可以改进，我想这是谣言的益处。提醒我们社会运行有一些问题。
（实习记者麦静文对此文亦有贡献）
李若建
1956年生，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著有《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