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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强迫1600名战俘进入船舱,船行驶在热带地区,气温高达近40摄氏度,很多战俘喊着“要水喝、要呼吸”,日军则故意把船舱封闭上,很多人被闷死,一些人开始互相残杀,有些人精神失常。这仅是“地狱之船”的一幕景象,在这类船上共约1.4万人死亡。
我父亲是一名二战战俘,他在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岛被俘,在当日军战俘过程中受到很多磨难。父亲最艰难的时刻是在被称为“地狱之船”上的经历。
“地狱之船”上的可怕经历
日军当时将亚洲各地战俘运往中国和日本充当劳工,故意不给运送战俘的船只做标记,因此这些船成为美军飞机和潜水艇的袭击目标。我父亲在被运输过程中先后换了三条船,因为每条船都遭到了袭击。第一艘“地狱之船”是臭名昭著的“鸭绿丸”号,日军强迫1600名战俘进入船舱,船行驶在热带地区,气温高达近40摄氏度,很多战俘喊着“要水喝、要呼吸”,日军则故意把船舱封闭上,很多人被闷死,一些人开始自相残杀,有些人精神失常。这仅是“地狱之船”的一幕景象,在这类船上共约1.4万人死亡。
我父亲几乎从不与我谈战俘经历,我是成年以后自己开始做研究,才逐渐了解到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令人心痛和惊讶的是,这些历史从未出现在教科书里。我花了将近25年研究这段历史,为此制作了两部纪录片《巴丹惨剧》和《从此以后不再一样——战俘经历》。我父亲唯一提起过的是,他在日本做战俘期间遇到的一对好心夫妇。当时父亲和他的同伴正在抬尸体,一位老先生给了他们一把青葱,毕竟那时在日本每个人都缺衣少食。
1945年4月左右,我父亲由日本被运往沈阳,他做战俘的最后半年是在伪满洲国度过的,被关在“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作为军医,我父亲在囚犯营的医院工作,没听说他与中国人有过接触,但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人帮助囚犯,会给囚犯营中的人悄悄捎带食物和药品。我的纪录片中还有“奉天监狱”获得解放时的片段。
惨烈的巴丹死亡行军
我采訪过约100个战俘,战俘有太多故事,每个故事都关乎生命。对他们来说,说出这些故事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们的故事应该被铭记。我父亲没有参加巴丹死亡行军,那是二战中的惨案,美菲联军战败后,数万名战俘被强行押解到100公里外战俘营,一路无食无水,沿路又遭日军残暴对待,死伤惨重。那些经历过巴丹死亡行军的人将日军描述为“极其残忍”。许多参与行军的美菲士兵本身在战斗过程中就已经负伤,但还被强迫在极其炎热的天气中行军,日军不让战俘们互相搀扶,甚至不让他们喝水。战俘实在忍耐不住跑到附近的溪流中喝水,就会被射杀或砍头。还有一些日本军人故意开车或坦克碾压战俘。行军过程中,菲律宾人死得较多,当行军最终到达战俘营的时候,又有更多人死去。战俘营里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卫生条件也很差,美国战俘每天以30人到几百个人的数量死去。超过2万名菲律宾战俘在不到4个月内在战俘营里死亡。受访老兵们对日军的整体印象是“残暴”“不在乎囚犯的生命”。
美国人本·斯蒂利是为数不多的目前仍健在的战俘老兵,今年97岁,现居美国蒙大拿州。斯蒂利1940年加入美国空军,被派往菲律宾,1941年在日军袭击中被俘,在战俘营被囚禁长达40个月,后被“地狱之船”运往日本当挖煤劳工。战后,斯蒂利成为一名画家,创作了有关他被囚禁期间遭遇的作品。安倍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的做法,让目前幸存的二战太平洋战场上的战俘老兵感到担忧。
我父亲是一名二战战俘,他在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岛被俘,在当日军战俘过程中受到很多磨难。父亲最艰难的时刻是在被称为“地狱之船”上的经历。
“地狱之船”上的可怕经历
日军当时将亚洲各地战俘运往中国和日本充当劳工,故意不给运送战俘的船只做标记,因此这些船成为美军飞机和潜水艇的袭击目标。我父亲在被运输过程中先后换了三条船,因为每条船都遭到了袭击。第一艘“地狱之船”是臭名昭著的“鸭绿丸”号,日军强迫1600名战俘进入船舱,船行驶在热带地区,气温高达近40摄氏度,很多战俘喊着“要水喝、要呼吸”,日军则故意把船舱封闭上,很多人被闷死,一些人开始自相残杀,有些人精神失常。这仅是“地狱之船”的一幕景象,在这类船上共约1.4万人死亡。
我父亲几乎从不与我谈战俘经历,我是成年以后自己开始做研究,才逐渐了解到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令人心痛和惊讶的是,这些历史从未出现在教科书里。我花了将近25年研究这段历史,为此制作了两部纪录片《巴丹惨剧》和《从此以后不再一样——战俘经历》。我父亲唯一提起过的是,他在日本做战俘期间遇到的一对好心夫妇。当时父亲和他的同伴正在抬尸体,一位老先生给了他们一把青葱,毕竟那时在日本每个人都缺衣少食。
1945年4月左右,我父亲由日本被运往沈阳,他做战俘的最后半年是在伪满洲国度过的,被关在“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作为军医,我父亲在囚犯营的医院工作,没听说他与中国人有过接触,但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人帮助囚犯,会给囚犯营中的人悄悄捎带食物和药品。我的纪录片中还有“奉天监狱”获得解放时的片段。
惨烈的巴丹死亡行军
我采訪过约100个战俘,战俘有太多故事,每个故事都关乎生命。对他们来说,说出这些故事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们的故事应该被铭记。我父亲没有参加巴丹死亡行军,那是二战中的惨案,美菲联军战败后,数万名战俘被强行押解到100公里外战俘营,一路无食无水,沿路又遭日军残暴对待,死伤惨重。那些经历过巴丹死亡行军的人将日军描述为“极其残忍”。许多参与行军的美菲士兵本身在战斗过程中就已经负伤,但还被强迫在极其炎热的天气中行军,日军不让战俘们互相搀扶,甚至不让他们喝水。战俘实在忍耐不住跑到附近的溪流中喝水,就会被射杀或砍头。还有一些日本军人故意开车或坦克碾压战俘。行军过程中,菲律宾人死得较多,当行军最终到达战俘营的时候,又有更多人死去。战俘营里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卫生条件也很差,美国战俘每天以30人到几百个人的数量死去。超过2万名菲律宾战俘在不到4个月内在战俘营里死亡。受访老兵们对日军的整体印象是“残暴”“不在乎囚犯的生命”。
美国人本·斯蒂利是为数不多的目前仍健在的战俘老兵,今年97岁,现居美国蒙大拿州。斯蒂利1940年加入美国空军,被派往菲律宾,1941年在日军袭击中被俘,在战俘营被囚禁长达40个月,后被“地狱之船”运往日本当挖煤劳工。战后,斯蒂利成为一名画家,创作了有关他被囚禁期间遭遇的作品。安倍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的做法,让目前幸存的二战太平洋战场上的战俘老兵感到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