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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有感性的与理性的之分，并非出自笔者的杜撰。众所周知，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便已区别了感觉与思维。后来，经验论的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唯理论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尽管所执非一，但感性与理性的划分似乎已成为普遍接受的定论。康德更在两者之间加上了“知性”范畴，然而这于本文的主题似无关紧要，因为我要说的仅仅是：认识的人与实践的人是统一的，感性认识只能导致感性实践，这同理性指导下的实践须待理性出现才能发生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处于一定认识水平上的人，同时便是处于同一实践水平上的人，因而便可以概括地说：他是这一水平上的人。尽管感性认识在实践中可以达到理性认识，但且不计较这种飞跃能否具有自然而然的性质，也不顾及这种升级过渡与其内外条件之关系，单就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存在有正停留于感性阶段的人和已达到理性阶段的人而言，提出感性人与理性人的范畴就应当是可以理解的。①
然而这种理论上的设定即使是可靠的，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这便要谈起《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这本小册子了。
看目录很寻常无非是对平均主义的批判、对经济规律的分析和对开放的论证等等。但是，一俟读开来，却颇使人有顿开茅塞之感。作者面对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说出了一番又一番出人意料、耐人寻味且又发人深省的道理。我不敢说自己走进了一个理性王国，但肯定作者是从理性王国中走出来的。面对相同的话题，独到、深刻、犀利和淋漓尽致，与流行、浅薄、马虎和似是而非，两者对照形成的强烈反差映现在我心里，于是便朦胧地产生了感性人与理性人这两个概念。我想只要择要举出一些那独到的东西来，读者也许就能看到这两个概念的反差了。
——平均主义与道德——
作者说，道德要有一个基准线：正当的个人利益；一个前提条件：主体的选择自由。为什么呢？“平均主义看来很道德，它主张富者帮助贫者，但是由于它把这一点制度化，换言之，它强行规定富者和贫者平分财富，这就使得富者失去了实践道德行为的机会。如果一个成年人所做的好事，是在施恩惠引诱或下命令强迫的条件下做出的，他的行为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我们当然要大力培养人们的道德精神，但说来难以置信而实际上又千真万确的是：我们必须给人们以可以不做道德行为(当然不是“做不道德或反道德行为”)的余地。”所以，“要求一种体制过分道德化，势必使得其中的个人非道德化。”(第49页)游惰成风，虚伪成习，小人们利用利他主义热情实现利己主义的目的，君子们因受声名之累而任劳任怨，最美好的旗帜适应了最卑劣的感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它满足了妒忌这一最富破坏性的社会心理因素，反而赋予社会一种特殊的稳定性。”(第40页)
我不是说没有人这样分析过平均主义和道德，但确实很少有人这样做。即使我们的道德学家们，有谁这样深深抓住道德的真谛并且大胆刺入现实的赘瘤中呢？人们大都不过仅仅将自己置身于道德生活之中而已：不知是历史还是别的什么说：“这才是道德的”，人们便想，“我怎样去实现它呢？”大胆的人至多偷偷地怀疑：“这道德能实现吗？”即使叛逆者也不过愤愤地自慰：“我甘愿做不道德的人！”他们从来不去想：这道德规范本身是道德的吗？道德的根据是什么？古之臣民不想：为什么君让我死，我就不得不死？古之妇人不想：为什么男人死了，我便决不能改嫁？古之少年不想：为什么即使是受屈于暴虐的父母，也只能顺从而不能抱怨和抗争？即使是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这种理性的萎缩依然是相当严重的。托尔斯泰曾对俄罗斯人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性格赞不绝口，比如他笔下的卡列宁在不考虑自身生活的意义时生活得很有意义，而当他考虑生活的意义时便变得六神无主、惊慌失措起来。《苏维埃人》的作者克劳司·梅纳特因此而怀疑：“难道他们真的懂吗？”他举出过一个不考虑为什么服务员不让他在候车室睡觉而只为自己曾连等两天两夜不合眼而自豪的苏联公民。可不可以用感性人来描述这类人呢？柏拉图曾经谈到这种人，黑格尔则明确地指明是东方人：他们只依经验、习惯、凭着感觉去行事，而很少想到、更不去深究其理性根据，其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不是通过求知和独立判断而获得的，而是不知怎么已经成为独立于知识和自我、妨碍甚至排斥知识和自我的东西了。毛泽东在谈感性认识时，说它是片面的、表面的、不完全和非本质的。如果说在认识中国革命时如此的人会引导革命碰壁，那么在自我认识中仅仅停留于此的人难道不会断送自我吗？我们都知道，越是浑沌、浅薄的人越倾向于执拗任性，越难于启蒙教化，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们还没有学会追问“为什么”，思维中没有发问的机制；既然没有理性素养、逻辑能力和理论兴趣，那末一切理性说教即便再鞭辟入理也只能是如春风之过马耳。这便是感性人。黑格尔的话是值得人们再三吟味的。一个民族，如果沉溺于感性的泥污中而不能自拔，那是绝没有希望的。但断定感性人同让他们变成理性人一样是一件很棘手的事，让我们还是先回到这本小册子来吧：
——经济规律与意志一一
a.我们不能说一只按照浮体定律漂在水面上的木船沉了，便是它“违背”了浮体定律，漂浮或沉没都只能是证明了浮体定律。所以，“真正的规律是不可能违背的，能够违背的规律就不是真规律。”(第62页)
b.如果说一个携带石头过河的人沉溺了，这不是违背而恰恰是证明了浮体定律，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违背”就是与某种目的和意志相关的行为。
c.而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人们的意志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么“违背”就只能是某种特别的意志被上述意志过程的概率所否定了。
d.但是统一的权力就意味着使众多的意志服从一种特别的意志，不管这个别与一般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在这个前提下，“违背”就完全是特别意志推诿不可推诿的责任的自慰之词了。
e.说到底，“经济活动既然是人的活动，其必然性就离不开人的活动的某种必然性。”(第73页)尽管许多关于经济规律的命题似乎不曾对主体的特性有所论断，但是却作为逻辑前提内在地存在着。比如，“薄利多销”这个判断如果在“君子国”里就成为荒谬的了，它在现世之所以正确，已内含着人的某种一般的本性。
这里，作者并没有冒然给出明确的改革方案，但作为读者的不管什么人，他从中得到的也许是比方案更多的东西。细心且虚心的人会从中接触并熟悉理性的思维方式。我不知名副其实的感性人对此会作何感想，但我劝一切想使自己变得理性些、深刻些的人不妨硬着头皮读读这本不厚的书，当然更欢迎领导者和经济学家读一读。
说起经济学家，让我们向这本小册子再投以最后一瞥。
——经济学家与道德学家——
经济学家与道德学家的观察角度不同。“只有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行为才是高尚的道德行为；然而，只有符合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经济体制才是最为有效持久的经济体制。”在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道德学家要求把个人利益置于后面，而经济学家则致力于三者的统一，因为按一位东欧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学家认为道德学家的要求“完全是胡思乱想”。“如果在现实的经济问题面前，一位经济学家提不出(具有人的客观必然性作依据的)具体的解决办法而只是诉诸于道德呼吁，那几乎无异于自认失败。”(第86—87页)
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经济学家是这样看待自身责任的，而更令人挂心的则是当读到这些深邃、痛快的话时便想起的那些浅薄、执迷的观念，以及创造、传播和接受这观念的那众多的感性人。这些难得糊涂的人或他们的天然顺应性，这种本能般的思维或思维的全自发性质，构成了人们自身幸福和思维进步的真正障碍。深刻对于浅薄，决不仅仅具有一种量的优势；唯有深刻才导致正确，而浅薄则流于荒谬。确实有那种毫无荒谬感的荒谬人；然而，认识的深、浅、正、误仅仅取决于人的素质，即取决于人自身。思想的睿智既不来源于思维的技巧，更与词句的使用无关；恰恰相反，假如你是一个有深沉的独立探究气质的人，又在这种刨根问底的癖好中迈进过人类理性的殿堂，那末，上述一切会源源不断的涌出来，只要你挖，而且你自然会去挖。“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这便是理性人。
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来概括感性人未尝不可——大多数中国人面对既定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社会结构等等正是处于这种状态；在改革中，只“问其然，不问其所以然”的领导者、思想家和旁观者也为数不少——然而对具有历史稳固形态的感性人，最好还是用下面这句话来形容：“只求知其然，不求知其所以然。”这种理性能力的衰竭，所从来者深且远矣。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开讲辞中曾经说过：“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这是何等执着的追求理性的精神。相形之下，那凡事因循的感性人，便不能不使人感到由衷的悲哀了。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再一想问“为什么”就产生一种犯罪感，但是，如果大家压根就想不到去问“为什么”，个别人问出了“为什么”，大家便容不得他，那情况不是更为糟糕吗？
感性人之可悲并不在于他们没达到理性阶段，而在于他们基于千百年感性实践的积沉而完全记不起理性，或者心甘情愿不去追求理性，或者更有甚者，他们似乎失去了理性能力，这样便出现了最可怕的一点：他们决不承认自己是感性人！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胡平著，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版，0.95元)
①这里需请文艺家们特别理解一点：使用艺术形象感性的表达和被接受的某种思想，既可以是感性认识，也可以是理性认识，所以艺术把握和表达形式与主体自身的认识和实践水平无关，因而文艺家决不命定与感性人有缘。
然而这种理论上的设定即使是可靠的，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这便要谈起《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这本小册子了。
看目录很寻常无非是对平均主义的批判、对经济规律的分析和对开放的论证等等。但是，一俟读开来，却颇使人有顿开茅塞之感。作者面对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说出了一番又一番出人意料、耐人寻味且又发人深省的道理。我不敢说自己走进了一个理性王国，但肯定作者是从理性王国中走出来的。面对相同的话题，独到、深刻、犀利和淋漓尽致，与流行、浅薄、马虎和似是而非，两者对照形成的强烈反差映现在我心里，于是便朦胧地产生了感性人与理性人这两个概念。我想只要择要举出一些那独到的东西来，读者也许就能看到这两个概念的反差了。
——平均主义与道德——
作者说，道德要有一个基准线：正当的个人利益；一个前提条件：主体的选择自由。为什么呢？“平均主义看来很道德，它主张富者帮助贫者，但是由于它把这一点制度化，换言之，它强行规定富者和贫者平分财富，这就使得富者失去了实践道德行为的机会。如果一个成年人所做的好事，是在施恩惠引诱或下命令强迫的条件下做出的，他的行为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我们当然要大力培养人们的道德精神，但说来难以置信而实际上又千真万确的是：我们必须给人们以可以不做道德行为(当然不是“做不道德或反道德行为”)的余地。”所以，“要求一种体制过分道德化，势必使得其中的个人非道德化。”(第49页)游惰成风，虚伪成习，小人们利用利他主义热情实现利己主义的目的，君子们因受声名之累而任劳任怨，最美好的旗帜适应了最卑劣的感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它满足了妒忌这一最富破坏性的社会心理因素，反而赋予社会一种特殊的稳定性。”(第40页)
我不是说没有人这样分析过平均主义和道德，但确实很少有人这样做。即使我们的道德学家们，有谁这样深深抓住道德的真谛并且大胆刺入现实的赘瘤中呢？人们大都不过仅仅将自己置身于道德生活之中而已：不知是历史还是别的什么说：“这才是道德的”，人们便想，“我怎样去实现它呢？”大胆的人至多偷偷地怀疑：“这道德能实现吗？”即使叛逆者也不过愤愤地自慰：“我甘愿做不道德的人！”他们从来不去想：这道德规范本身是道德的吗？道德的根据是什么？古之臣民不想：为什么君让我死，我就不得不死？古之妇人不想：为什么男人死了，我便决不能改嫁？古之少年不想：为什么即使是受屈于暴虐的父母，也只能顺从而不能抱怨和抗争？即使是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这种理性的萎缩依然是相当严重的。托尔斯泰曾对俄罗斯人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性格赞不绝口，比如他笔下的卡列宁在不考虑自身生活的意义时生活得很有意义，而当他考虑生活的意义时便变得六神无主、惊慌失措起来。《苏维埃人》的作者克劳司·梅纳特因此而怀疑：“难道他们真的懂吗？”他举出过一个不考虑为什么服务员不让他在候车室睡觉而只为自己曾连等两天两夜不合眼而自豪的苏联公民。可不可以用感性人来描述这类人呢？柏拉图曾经谈到这种人，黑格尔则明确地指明是东方人：他们只依经验、习惯、凭着感觉去行事，而很少想到、更不去深究其理性根据，其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不是通过求知和独立判断而获得的，而是不知怎么已经成为独立于知识和自我、妨碍甚至排斥知识和自我的东西了。毛泽东在谈感性认识时，说它是片面的、表面的、不完全和非本质的。如果说在认识中国革命时如此的人会引导革命碰壁，那么在自我认识中仅仅停留于此的人难道不会断送自我吗？我们都知道，越是浑沌、浅薄的人越倾向于执拗任性，越难于启蒙教化，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们还没有学会追问“为什么”，思维中没有发问的机制；既然没有理性素养、逻辑能力和理论兴趣，那末一切理性说教即便再鞭辟入理也只能是如春风之过马耳。这便是感性人。黑格尔的话是值得人们再三吟味的。一个民族，如果沉溺于感性的泥污中而不能自拔，那是绝没有希望的。但断定感性人同让他们变成理性人一样是一件很棘手的事，让我们还是先回到这本小册子来吧：
——经济规律与意志一一
a.我们不能说一只按照浮体定律漂在水面上的木船沉了，便是它“违背”了浮体定律，漂浮或沉没都只能是证明了浮体定律。所以，“真正的规律是不可能违背的，能够违背的规律就不是真规律。”(第62页)
b.如果说一个携带石头过河的人沉溺了，这不是违背而恰恰是证明了浮体定律，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违背”就是与某种目的和意志相关的行为。
c.而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人们的意志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么“违背”就只能是某种特别的意志被上述意志过程的概率所否定了。
d.但是统一的权力就意味着使众多的意志服从一种特别的意志，不管这个别与一般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在这个前提下，“违背”就完全是特别意志推诿不可推诿的责任的自慰之词了。
e.说到底，“经济活动既然是人的活动，其必然性就离不开人的活动的某种必然性。”(第73页)尽管许多关于经济规律的命题似乎不曾对主体的特性有所论断，但是却作为逻辑前提内在地存在着。比如，“薄利多销”这个判断如果在“君子国”里就成为荒谬的了，它在现世之所以正确，已内含着人的某种一般的本性。
这里，作者并没有冒然给出明确的改革方案，但作为读者的不管什么人，他从中得到的也许是比方案更多的东西。细心且虚心的人会从中接触并熟悉理性的思维方式。我不知名副其实的感性人对此会作何感想，但我劝一切想使自己变得理性些、深刻些的人不妨硬着头皮读读这本不厚的书，当然更欢迎领导者和经济学家读一读。
说起经济学家，让我们向这本小册子再投以最后一瞥。
——经济学家与道德学家——
经济学家与道德学家的观察角度不同。“只有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行为才是高尚的道德行为；然而，只有符合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经济体制才是最为有效持久的经济体制。”在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道德学家要求把个人利益置于后面，而经济学家则致力于三者的统一，因为按一位东欧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学家认为道德学家的要求“完全是胡思乱想”。“如果在现实的经济问题面前，一位经济学家提不出(具有人的客观必然性作依据的)具体的解决办法而只是诉诸于道德呼吁，那几乎无异于自认失败。”(第86—87页)
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经济学家是这样看待自身责任的，而更令人挂心的则是当读到这些深邃、痛快的话时便想起的那些浅薄、执迷的观念，以及创造、传播和接受这观念的那众多的感性人。这些难得糊涂的人或他们的天然顺应性，这种本能般的思维或思维的全自发性质，构成了人们自身幸福和思维进步的真正障碍。深刻对于浅薄，决不仅仅具有一种量的优势；唯有深刻才导致正确，而浅薄则流于荒谬。确实有那种毫无荒谬感的荒谬人；然而，认识的深、浅、正、误仅仅取决于人的素质，即取决于人自身。思想的睿智既不来源于思维的技巧，更与词句的使用无关；恰恰相反，假如你是一个有深沉的独立探究气质的人，又在这种刨根问底的癖好中迈进过人类理性的殿堂，那末，上述一切会源源不断的涌出来，只要你挖，而且你自然会去挖。“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这便是理性人。
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来概括感性人未尝不可——大多数中国人面对既定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社会结构等等正是处于这种状态；在改革中，只“问其然，不问其所以然”的领导者、思想家和旁观者也为数不少——然而对具有历史稳固形态的感性人，最好还是用下面这句话来形容：“只求知其然，不求知其所以然。”这种理性能力的衰竭，所从来者深且远矣。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开讲辞中曾经说过：“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这是何等执着的追求理性的精神。相形之下，那凡事因循的感性人，便不能不使人感到由衷的悲哀了。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再一想问“为什么”就产生一种犯罪感，但是，如果大家压根就想不到去问“为什么”，个别人问出了“为什么”，大家便容不得他，那情况不是更为糟糕吗？
感性人之可悲并不在于他们没达到理性阶段，而在于他们基于千百年感性实践的积沉而完全记不起理性，或者心甘情愿不去追求理性，或者更有甚者，他们似乎失去了理性能力，这样便出现了最可怕的一点：他们决不承认自己是感性人！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胡平著，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版，0.95元)
①这里需请文艺家们特别理解一点：使用艺术形象感性的表达和被接受的某种思想，既可以是感性认识，也可以是理性认识，所以艺术把握和表达形式与主体自身的认识和实践水平无关，因而文艺家决不命定与感性人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