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两千几百年诗歌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数以万计的诗人。其中有一批诗人尽管已辞世千百年，但他们仍然“风骚百代”。不只是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而且他们的名字仍然如“不废江河万古流”。他们因何“风骚百代”呢？著名诗评家、散文家李元洛在他的“诗文化大散文”《风骚百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对这一中国文学史的大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又是富有创意的回答。他认为，他们之所以“风骚百代”，一是因为他们是时代和社会生活的见证人；二是因为他们是当时民众的代言人；三是因为他们是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思人!
　　 他们首先是时代和社会生活的见证人。屈原是正则百代的诗宗，光耀千秋的烈士，他的诗作见证了当时的“举世混浊”。他在人间尽是失意，屡遇不平，于是便在《离骚》中启动他的天国神游，去追寻自己的理想。东汉的张衡，他生活的时代，东汉帝国正由盛而衰，外戚与宦官专权，朝政黑暗，国事日非，他心情苦闷，发而为《四愁》之诗，传扬的是屈骚的遗风。诗人嵇康，不但不随波逐流以明哲保身，反而奋笔疾书《与山巨源绝交书》，对当政者和黑暗时局的不满以及对山巨源的鄙夷情见乎辞，而持不同政见的嫉恶怀刚肠的诗人自我形象跃然纸上。“诗圣”杜甫，他的《三吏》、《三别》，更是唐代天宝之乱的史诗。王昌龄也因为他的作品揭露昏君当道、奸臣弄权、恶吏肆虐的现实，而被刺史闾丘晓所杀。边塞诗人高适的《九曲词》三首，则为哥舒翰的恢复“黄河九曲”记实，歌颂了这一战事的胜利和大唐将士的胜概英风。唐代无名作者写的《晚秋》组诗，不见于《全唐诗》却见于敦煌抄本之中，那是唐代实写青海的边塞诗和身份境遇特殊的爱情诗。敦煌石窟所藏唐诗抄本，则是唐代鼎盛时期的当下见证。岳飞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他却唱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文天祥以血写成以剑书就的杰出诗词，无论时间的风怎样吹刮，时间的沙怎样侵凌，它们作为当时社会生活和动乱年代的永恒的纪念碑，一个字也不会生锈，一个字也不会磨蚀。秋瑾临刑前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苦语，是和她必将流传万世的诗章《对酒》相通的。李元洛在《风骚百代》中充分揭示了这些诗人何以“风骚百代”的奥秘，原来他们都是时代和当时社会生活的见证人。
　　 李元洛把中国古代诗人分为伟大诗人、杰出诗人、优秀诗人、一般诗人四个等级，认为前三类诗人之所以“风骚百代”，还因为他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当时民众的代言人。人们都熟悉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殊不知这封信表达了当时民众的心声。公元505年冬天，南梁伐魏，北魏拒守寿阳梁城(今安徽寿县附近)，相抗的是叛梁投魏的将军陈伯之。本来一场血战在即，但陈伯之阅读了丘迟的信以后，深感丘迟的拳拳之忱，循循之诱，动以小我的旧情，晓以家国的大义，似乎听到了当时民众的声音：“归来吧，归来吧！”于是陈伯之终于悔悟来归。杜甫晚年老而多病，仍然心系天下苍生，“穷年忧黎元”，不忘时代的动乱和人民的痛苦，为民众立言：“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闻俗九州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岁晏行》)。这种为民立言的优良传统，一直为我国古代诗人所弘扬。永贞八司马之一的刘禹锡，积长达二十三年的坎坷遭遇的体验，其诗锋芒直指官场小人，如高温与精钢炼出的一柄短剑：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竹枝词》）李益则充当了商人之妻的代言人：“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江南曲》）原来商人重利轻别离，又很少写信或经常失信，使得女主人公怨恨不已：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不如嫁给准时随潮信而弄潮的弄潮儿。正因为这首短诗为商人的妻子代言，因此它虽然只有二十字，却“风骚百代”至今。晚清谭嗣同殉难之后，他的妻子李闰惊闻噩耗，写下《悼亡》一诗：“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澹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她写的是个人一己的悼亡之情，却表达了当时民众对谭嗣同慷慨就义无限景仰的时代的心声，因此该诗也是口碑至于今日。这些诗人诗作之所以“风骚百代”，为民立言，为民代言，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著名诗人还是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思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所谓“盛世”是罕见的，短促的，而乱世、劫世、末世却是经常的。于是，敏感的诗人们总是超前地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担忧。最早具有忧患意识的诗人仍然是屈原。面对楚国衰落、强秦凌楚的局面，屈原“郁邑余亻宅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离骚》)。表示了他对楚国未来前途的忧思。于是他“上下而求索”，企图找到一条强国富民的道路。“诗佛”王维，一般学者都把他作为超绝尘世的诗人来理解，但李元洛却认为王维的“孤独”，“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忧患”，他在唐代开元年间的表面繁荣中已经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危机，他的《竹里馆》“表现的是人对生命本原的深切体验，以及对红尘俗世的抗拒和远遁”。关于李白，李元洛对他的理解也和通常的学者有异。在李元洛看来，“胸怀天下忧国忧民，才是李白性格的本质与诗作的秘旨”。他对于人生悲剧的形而上思考，更是一步到位，一语中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春夜宴桃花园序》)。李白的忧思和陈子昂的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一脉相通的。在元代的汉族文人中，山东济南人的张养浩是一个异数，他念念不能忘情的，他一切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处，却是受苦的百姓，蒙难的苍生，民族的灾劫：“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篇页的诗人，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发出动人心弦的忧思。
　　 尤其难得的，《风骚百代》对我国古代名诗人何以“风骚百代”这个大问题的回答，不是干巴巴地以理论的形式出现，而是在全部通灵跳脱、纵横潇洒的文化大散文中自然地表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风骚百代》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李元洛继《唐诗之旅》、《宋词之旅》、《绝唱千秋》三部诗文化散文集后的一次有关诗文化的总结和提升。因此，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别样的中国诗歌史来读。李元洛的文学信念是：“背向文坛，面向文学，以出世之心，作入世之事，自娱或以娱人，祈望不惟提升自我，而且有益人生。”读完《风骚百代》，如品纯醪，当会心旷神怡而其喜洋洋者矣！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