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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希腊等热点国家大选、美国医改方案争论、希腊脱离欧元区的全民公投、德国对被救助国的态度变化是影响世界经济的主要话题，无不是围绕民生而来；但也有包括LIBOR欺诈、德银隐瞒杠杆和亏损等。
中产阶级继续消亡
2012年，无论在德国、美国还是希腊，都是一个中产阶级财富急剧缩水的过程。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由富人、金融部门决定，而纳税人则最终埋单。由于全球金融崩溃的影响，美国中等家庭在3年内净财富下降39%。据官方的数据，2010年家庭收入比10年前低6.3%，真实下降可能超过20%。而美国中产阶级的净值大多数集中在房屋上，在地产泡沫破灭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房价至今仍然比高峰期下跌30%。请记着，美国人买房子的杠杆率在30-50倍！
从收入角度讲，人均收入的萎缩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寡头将制造业和就业转移到亚洲，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人的无节制消费习惯。700万制造业工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丢失了工作，而国债增加了15万亿美元。金融寡头不仅造成庞大的失业人群，他们还用高薪作诱饵，让大批青年人举债进入高校，从而背负近乎终身的债务。平均每名学生的学生贷款债务是29000美元。学生贷款债务余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而2000年只有200亿美元。自2000年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
由于美联储创造了房地产泡沫，后者的破灭导致了中产阶级财富的蒸发。2007年到2010年间，Shiller房价指数下跌28%。而房子占中产阶级家庭资产净值的绝大多数。同时，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是在帮助富人和银行家们逃离困境，却加大了中产阶级的风险。
美国“财政悬崖”
其实，美国的征税和花钱大多数权力都在国会手里。谁当选并不能对“财政悬崖”问题有所改变。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要求给国债设立上限，两党之间在进行无所谓的争吵。
代表富人阶层的共和党希望给美国人减税优惠，并使用印钞手段支付。而过多货币注入经济，中产阶级的财富会被稀释。所以，美国的“财政悬崖”闹剧就只有一个剧情：共和党不断设限，而民主党不断打马虎眼。
美国的医改进程
除了中产家庭比例逐渐缩小之外，也有各个群体之间收入分化开始扩大。本世纪最初的10年中，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收入增长10.4%，其他受益群体按受益大小排序分别为寡妇、已婚人士、白种人、本地出生、妇女；而其他年龄段成年人、男性、黑人和有色人种、拉丁裔、亚裔、独身或离异，以及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人群收入皆有了不同程度地下降，其中，高中学历者收入下降最多，比2001年下降了4.6%。这给未来医保系统以庞大的压力。
本刊也曾经讨论过美国医保改革，是全保还是半保，是基本还是全部的问题。由于受困于经济极度衰弱，全保很难实现。发达国家的医疗模式很容易产生“过度需求”，所以，在财政约束下无法实现，然而，美国的医疗体系存在巨大的节约空間，如果在这方面着手，有一定的余地。从这个角度说，美国比中国的境况要好很多。
德国的选择
德国在欧洲危机中是选择自保，还是会肩负起维护欧元的重任？经过3年来的观察，德国有成为“货币沙皇”的野心。德国和欧洲央行给受援助国政府两条路：一条是自身的财政约束，这条路显然行不通，因为希腊发生的惨况还历历在目，这是引发动荡的不归路；另一条则是向德国借钱，并以自己的主权作为交换。无限量购债计划（OMT）和欧洲稳定机制（ESM）都是以牺牲主权为条件换取贷款的。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致力建立一个财政联盟，联盟将有更多的权力来监督债务国。
德国要求欧盟的“货币事务专员”必须拥有否决债务国国家预算的大权。此条件不仅债务国，连很多债权国都不一定能接受。但是，德国坚持己见，事实上允许“隐含”债务股份化，通过份额为7500亿欧元的纾困负债来完成。而且德国已经允许欧洲央行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大至欧元区GDP的32%，甚至开始“无限”地从“中海俱乐部”进行债券购买。这其中包括1万亿欧元给银行的贷款，以及2000亿欧元的债券购买。因此，德国被瑞士评级机构I-CV剥夺其AAA评级——德国最终选择了2万亿欧元的负债策略。
在债务问题上，德国已经陷得很深，很明显，通过牺牲财政利益，来争取更大的货币问题话语权。
希腊极左联盟政党只是陪衬
话语权是与绝对实力挂钩的。相比德国，希腊的情况就悲剧很多。在大选中，希腊的左翼联盟Syriza领导人说，国家将违约，并预测执政的联合政府将考虑回到使用国家的旧货币。当时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们认为，任何与IMF和欧盟的进一步交易“本质上是用一根更长的绳子栓住自己”。虽然大选失败，但是毕竟极左联盟拥有很大一部分民意基础。最后一次选举中，Syriza党的得票差距只有3%。
然而，希腊2012年的GDP比2011年缩水了20%，类似于2001年的阿根廷，有随时出现系统性崩溃和全面违约的可能，而且该国的税收系统已经失灵。所以最终当选的领导人选择屈服于德国，而Syriza的态度也在逐渐软化。
银行欺诈的常态化
首先得谈LIBOR欺诈问题。在LIBOR的呈报体系中，如果一家银行谎报1%，10家银行用了该计算结果，最终影响到的LIBOR水平是0.1%。如果长期谎报，则会对市场产生巨大冲击。比如1万亿美元的3个月合约被影响1BP，那么只会影响银行2500万美元。但如果他们在连续90天操纵市场，3个月LIBOR上的每笔交易都会受到影响，算起来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银行谎报的幅度更大，而且时间足够长，而期间借款人或者头寸持有人可以申请赔偿，银行的潜在损失则更加巨大。
2012年中，除LIBOR操纵丑闻之外，还有操纵利润的伎俩被揭穿。摩根大通的季度财报滥用会计手段，在不良贷款率上升的情况下仍然削减了坏账准备金。正常情况下坏账率上升和削减准备金不会同时发生。
从2010年三季度开始，该银行无论是坏账准备金的绝对数额，还是其相对总贷款的比例都在稳步下滑。而坏账总额在2011年第四季度见底之后，于2012年开始有了反弹的迹象。
而美国金融管理局局长托马斯·加里则警告运用财务手段的这些银行，和注销坏账比起来，匹配更少的坏账准备金虽然能在短期增加银行利润，但会给银行形成长期压力，这明摆着是要把风险之球踢给整个金融系统。
中产阶级继续消亡
2012年，无论在德国、美国还是希腊，都是一个中产阶级财富急剧缩水的过程。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由富人、金融部门决定，而纳税人则最终埋单。由于全球金融崩溃的影响，美国中等家庭在3年内净财富下降39%。据官方的数据，2010年家庭收入比10年前低6.3%，真实下降可能超过20%。而美国中产阶级的净值大多数集中在房屋上，在地产泡沫破灭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房价至今仍然比高峰期下跌30%。请记着，美国人买房子的杠杆率在30-50倍！
从收入角度讲，人均收入的萎缩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寡头将制造业和就业转移到亚洲，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人的无节制消费习惯。700万制造业工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丢失了工作，而国债增加了15万亿美元。金融寡头不仅造成庞大的失业人群，他们还用高薪作诱饵，让大批青年人举债进入高校，从而背负近乎终身的债务。平均每名学生的学生贷款债务是29000美元。学生贷款债务余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而2000年只有200亿美元。自2000年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
由于美联储创造了房地产泡沫，后者的破灭导致了中产阶级财富的蒸发。2007年到2010年间，Shiller房价指数下跌28%。而房子占中产阶级家庭资产净值的绝大多数。同时，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是在帮助富人和银行家们逃离困境，却加大了中产阶级的风险。
美国“财政悬崖”
其实，美国的征税和花钱大多数权力都在国会手里。谁当选并不能对“财政悬崖”问题有所改变。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要求给国债设立上限，两党之间在进行无所谓的争吵。
代表富人阶层的共和党希望给美国人减税优惠，并使用印钞手段支付。而过多货币注入经济，中产阶级的财富会被稀释。所以，美国的“财政悬崖”闹剧就只有一个剧情：共和党不断设限，而民主党不断打马虎眼。
美国的医改进程
除了中产家庭比例逐渐缩小之外，也有各个群体之间收入分化开始扩大。本世纪最初的10年中，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收入增长10.4%，其他受益群体按受益大小排序分别为寡妇、已婚人士、白种人、本地出生、妇女；而其他年龄段成年人、男性、黑人和有色人种、拉丁裔、亚裔、独身或离异，以及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人群收入皆有了不同程度地下降，其中，高中学历者收入下降最多，比2001年下降了4.6%。这给未来医保系统以庞大的压力。
本刊也曾经讨论过美国医保改革，是全保还是半保，是基本还是全部的问题。由于受困于经济极度衰弱，全保很难实现。发达国家的医疗模式很容易产生“过度需求”，所以，在财政约束下无法实现，然而，美国的医疗体系存在巨大的节约空間，如果在这方面着手，有一定的余地。从这个角度说，美国比中国的境况要好很多。
德国的选择
德国在欧洲危机中是选择自保，还是会肩负起维护欧元的重任？经过3年来的观察，德国有成为“货币沙皇”的野心。德国和欧洲央行给受援助国政府两条路：一条是自身的财政约束，这条路显然行不通，因为希腊发生的惨况还历历在目，这是引发动荡的不归路；另一条则是向德国借钱，并以自己的主权作为交换。无限量购债计划（OMT）和欧洲稳定机制（ESM）都是以牺牲主权为条件换取贷款的。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致力建立一个财政联盟，联盟将有更多的权力来监督债务国。
德国要求欧盟的“货币事务专员”必须拥有否决债务国国家预算的大权。此条件不仅债务国，连很多债权国都不一定能接受。但是，德国坚持己见，事实上允许“隐含”债务股份化，通过份额为7500亿欧元的纾困负债来完成。而且德国已经允许欧洲央行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大至欧元区GDP的32%，甚至开始“无限”地从“中海俱乐部”进行债券购买。这其中包括1万亿欧元给银行的贷款，以及2000亿欧元的债券购买。因此，德国被瑞士评级机构I-CV剥夺其AAA评级——德国最终选择了2万亿欧元的负债策略。
在债务问题上，德国已经陷得很深，很明显，通过牺牲财政利益，来争取更大的货币问题话语权。
希腊极左联盟政党只是陪衬
话语权是与绝对实力挂钩的。相比德国，希腊的情况就悲剧很多。在大选中，希腊的左翼联盟Syriza领导人说，国家将违约，并预测执政的联合政府将考虑回到使用国家的旧货币。当时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们认为，任何与IMF和欧盟的进一步交易“本质上是用一根更长的绳子栓住自己”。虽然大选失败，但是毕竟极左联盟拥有很大一部分民意基础。最后一次选举中，Syriza党的得票差距只有3%。
然而，希腊2012年的GDP比2011年缩水了20%，类似于2001年的阿根廷，有随时出现系统性崩溃和全面违约的可能，而且该国的税收系统已经失灵。所以最终当选的领导人选择屈服于德国，而Syriza的态度也在逐渐软化。
银行欺诈的常态化
首先得谈LIBOR欺诈问题。在LIBOR的呈报体系中，如果一家银行谎报1%，10家银行用了该计算结果，最终影响到的LIBOR水平是0.1%。如果长期谎报，则会对市场产生巨大冲击。比如1万亿美元的3个月合约被影响1BP，那么只会影响银行2500万美元。但如果他们在连续90天操纵市场，3个月LIBOR上的每笔交易都会受到影响，算起来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银行谎报的幅度更大，而且时间足够长，而期间借款人或者头寸持有人可以申请赔偿，银行的潜在损失则更加巨大。
2012年中，除LIBOR操纵丑闻之外，还有操纵利润的伎俩被揭穿。摩根大通的季度财报滥用会计手段，在不良贷款率上升的情况下仍然削减了坏账准备金。正常情况下坏账率上升和削减准备金不会同时发生。
从2010年三季度开始，该银行无论是坏账准备金的绝对数额，还是其相对总贷款的比例都在稳步下滑。而坏账总额在2011年第四季度见底之后，于2012年开始有了反弹的迹象。
而美国金融管理局局长托马斯·加里则警告运用财务手段的这些银行，和注销坏账比起来，匹配更少的坏账准备金虽然能在短期增加银行利润，但会给银行形成长期压力，这明摆着是要把风险之球踢给整个金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