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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里与门外：福建长篇小说的地域突围
杨少衡（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小说家）
我们所讨论的地域突围，无疑包含多方面重要内容，需要深入认识与思考。作为一个小说作者，理性分析与阐述我不擅长，只能更多地借助形象，着眼于自身感受，举例而言。
所谓“门里门外”的“门”指的是连绵于福建省西北至西南的那座山，也就是武夷山。这座山之东是咱们福建，也就是门里。门外则含义广阔，可以是邻省，可以是周边，可以是全国，也可以是全球。福建简称“闽”，门里一虫。据专家称这条虫其实是长虫，也就是蛇，它是湿热福建盛产之物，被古闽越人作为图腾。闽人常以这条蛇自嘲：“门里一条虫，门外一条龙。”说的是福建人在自家地盘上就是一条长虫，出了门才能成龙。福建长篇小说的地域突围，或也可类比为出门成龙。
在七八年前，初夏时节，我参加一个“走进红色岁月”采风活动到了湖南。那一行很紧凑很严谨，穿行红色圣地，经受风雨洗礼，活动结束时即让参与作家报选题，看各自写啥。那时我有些犯愁，因为我是临时参与，事前未有准备，采风行程中尽管多有感觉，毕竟蜻蜓点水，无论写韶山写花明楼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似乎都显吃力。活动组织者安慰我，说不必局限于本次采风地点，只要是红色内容即可。我顿时释然，即报了一个选题叫《地下党》。当时也就是兴之所至，并未详细考虑。却不料这一选题很快被直接排入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中，需要我认真以对了。
事实上这一题材在我心里琢磨已久，只是以往还没有一个动手契机。我曾因参与中共漳州组织史的编写，接触过新中国成立前的闽南党史，记住了一些故事与人物。我的母亲、岳父都是当年中共闽西南地下党人，他们都讲过不少故事，也让我早有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但是有朝一日要来动手，我发觉自己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资料搜集、故事设计、人物表现等等，我感觉其中最需要解决的是朝向问题：坐北朝南或者坐西朝东？这是调侃，实际问题就是该小说往哪个方向走。我知道描写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在全国早已汗牛充栋，即使在福建，涉及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也已经非常之多，其中不少成功之作颇具影响。我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小说有别于它们？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我是一个读者，我可以读到当年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重庆那些大地方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彩故事，我为什么要去关注闽南小地方的同类事情？闽南地下党，比之其他地方地下党有何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另外还有一个相关问题：我是一个生活在当下的读者，身边已经有很多东西足够我操心，我为什么要去关心远在半个多世纪之前那一群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与我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去阅读他们？
我觉得自己必须找到和表现一种特色，形成一个契合点，在这部小说里它们应当是一致的。我为自己确定的该特色与契合点是海峡因素，也就是台海关系。福建与台湾相向于窄窄的台湾海峡两侧，地理与历史因素让两省关系特别深，影响遍及方方面面，为其他省区无法相比。当年中共闽南地下党除了在闽南开展斗争，也在台湾开拓工作，其他地方的地下党受条件所限很少有这方面作为，这就是有别之处，或称特色。台湾问题延续至今，受到持续关注，不仅闽台人们关注，也吸引全国以及全球的目光。人们关心当下两岸问题，其历史由来同样也受到注意，这就形成了我所谓的“契合”点，无疑是一个可容发挥的表现空间。
我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创作这部小说，写了一个日本侵占台湾后渡海来到厦门的台籍家庭，两代人先后走上中共革命之旅，在闽南与台湾两地地下斗争中多人相继殉难，满门忠烈的故事。小说的故事虽属虚构，却有真实基础。当年闽南各地有许多渡海归来的台湾人，1925年在漳州成立的中共闽南特委开会地址就在一个台籍人的家中，著名的中共台籍重要干部翁泽生在闽南留下许多革命足迹。抗战胜利后，中共闽南特委派遣干部进入台湾，秘密发展组织，开展工作，历尽艰险。有一位抗战后活跃于台湾文坛，作品至今还常被台湾文学研究者说道的作家回到厦门，成为中共一支地下党组织的厦门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波折，终以福建省文联干部身份离休，过世时我曾受命代表省文联去参加他的葬礼。我的故事与人物就脱胎于这些史实。我安排自己笔下的革命者家庭住进我外祖父的房子，那是一幢用木柱木板钉成的两层木屋，位于厦门港的大学路上，我小时候曾在那里生活过，印象最深的是楼后的一口水井，以及木屋在台风呼啸中剧烈晃动，却始终坚忍不拔。那座木屋已在20世纪80年代被拆毁，其原址现为一处农贸市场，这不妨碍我把小说中的人物安排于旧木屋，让一部自台湾而来，将转送至山区地下党游击队处的电台藏匿于楼后的水井中，这似乎有助于建立作者与笔下人物的相通与亲近，期待它也能传递给读者。
这部长篇小说于2011年出版。其后一段时间里，我常接到陌生电话，询问其版权情况，商讨改编电视剧事宜。该小说从影视角度受到的关注让我高兴，也很觉意外。由于小说出版前有协议，影视改编权已经一并给了出版方，因此所有问询我都转给出版方。出版方坚如磐石，打定主意自己做，絕不松口。我发觉所有有意者除了有感于书中故事，也都表示出对闽南特别是厦门这一地域的兴趣，小说故事中的台湾因素尤其引发注意。这让我感觉自己对小说方向的把握应当还算准确，与人们的关注点能够契合。有趣的是恰由于同样的原因，这部影视剧至今没有完成。该过程有些曲折：起初出版方约我改编，我写了一稿，觉得力不从心，建议他们另找专业编剧接续。他们找了一位金牌编剧，他接手后感觉没法干，因为对厦门不了解，对台湾问题把握也觉困难。如果还要他做，只能另起炉灶。而后他为出版方另写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去年于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影响相当大的《父亲的身份》。去年出版方另找一位金牌编剧来接手此剧，他已经三到厦门做功课，跟我谈笑说，该剧在圈内颇受关注，知道的人都说他接了个难做的活，很有挑战性。他感觉的难点一个也是闽南因素，其历史、人文、风土人情，外边人知之不多，了解比较皮毛。他谈起电视连续剧《悬崖》的东北林海雪原，问闽南该突出哪种可让人印象深刻而神往的景观。另一个难点也在台海问题，该问题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当前台湾的新情况无疑引发对这一问题更多的关注，本影视作品尽管只涉及历史上的台湾问题，是否也需要考虑当下的现实情况，在表现中调整侧重？我发觉他所遇到的问题恰与我为小说选择的朝向一致，说明该方向有其表现价值，也表明存在破解困难。显然我这部小说提供的东西还不充分，无论是闽南特色，或者是对两岸故事的认识与表达。解决这些问题或许就是实现地域突围，从本土而超越的一大要点。 回到所谓“门里门外”的话题。我感觉福建长篇小说作者对本省题材的重视与表现早有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代作家都在这块领域上耕耘，成果众多，但是能够有广泛的全国性影响的作品还不多，特别是当下。福建有很多特色题材天然地具有广泛的关注度，例如红色题材、海上丝绸之路题材、华侨题材，地方人文题材以及我提到的两岸题材等等。福建作家们相当努力，笔力亦不欠缺，所以才有近十数年来福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兴盛以及在全国文坛的广泛影响。为什么在长篇小说这个门类上表现不尽如人意？其中原因种种，已经屡见于各种讨论。我从自己的创作感受出发，尤其有感于视野。或许我们人在门里，题材在门里，视野则应当越过武夷，出于门外，从门外角度来看门里。这么说比较含糊，不如还以那部长篇为例：我不能只从本土角度审视该题材，必须从国家、历史大背景上，找出该本土题材与外边的不同与特色，突出表现之。我感觉这部长篇得于此，失可能也在于这一意识尚不足，如果更自觉地从国家民族命运高度、人性伦理深度去演绎这一本土故事，应当更有助于破门而出。
我自知如此述说缺乏概念的精准，聊为一谈，或能为其他作者提供参考。
向心灵困境的深处不断掘进：
近年福建小说读后
陈舒劼（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要从近些年的福建小说中找出地域文化的因素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林那北的《锦衣玉食》《我的唐山》《浦之上》《剑问》、陈希我的《大势》、李师江的《福州传奇》《福寿春》、须一瓜的《白口罩》，这些小说提供了足够多的细节来呈现自身的区域文化色彩。有研究指出，“区域文化在福建当代小说创作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福建小说‘福建性’‘本土性’‘历史感’和‘当代性’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也成为福建当代小说建构独特美学的重要历史要素”。
讨论“福建小说”可以始于地域文化，但问题的重心不应停留在“什么样的小说算是福建小说”“福建小说体现了哪些独特的地域风情”等对“地域性”符号的纠缠，而应转向对福建小说独特的美学气质的思考，即福建小说究竟为当代的文学与文化提供了什么宝贵的质素，并以此丰富对福建小说“地域性”的理解。从福建小说中看出“写福建”并不难，更有分量的或许是福建小说“不一定写的是福建，但可以看出是福建作家写的”。必须承认，由于阅读范围的局限和讨论方式所需的取舍，这样的探讨将集中于某些特定的文本身上，它们远非当代福建小说的全部。
近年来福建小说的崛起自然有很多原因，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理解并表达当代的重大问题，应该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什么是当代中国的重量级问题？文学以怎样的美学方式进入这些问题？如何面对这些问题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近年来的福建小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
林那北的《锦衣玉食》《息肉》《龙舟》《唇红齿白》，须一瓜的《白口罩》《太阳黑子》《老闺蜜》《淡绿色的月亮》，陈希我的《大势》《冒犯书》等等，这些小说的共同点就是对大变革时代的心灵状况的聚焦。小说无力直接拉动GDP，无力助推经济结构转型，无力强军强国，但直面人心却是它的强项和责任。日常生活场景成为这批小说叙事的主要舞台，更准确地说，小说的主人公们所活跃的日常空间，大体上已经告别生存问题、进入衣食富足阶段。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批小说恰似做出反驳——物质充足并不必然导致心灵问题的解决，众多的心灵危机潜伏在日常生活的呼吸之中，伺机从那些被熟视无睹的角落一跃而出，咬住主人公们灵魂的咽喉。
“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以四部中篇环环相扣而成的《锦衣玉食》通过主人公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互动抛出了这个看似平常却又令人沉默的问题；“我们多大程度上生活在假象中？”《冒犯书》指出日常生活的眼见耳听手触足履都可能是幻境之中的盲动；“没有人清楚真相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自己能真正信赖什么”，这是《白口罩》借重大突发事件的演绎所逼问出的茫然和无力；“爱是否应该接受道德的诘问与实验？”是《淡绿色的月亮》展示了一场情感悲剧之后留下的疑问。
繁华滋润的物质生活反而络绎不绝地带出了令人手忙脚乱、欲哭无泪的痛苦不安，这正是革命时代不曾出现的、独属于这个被视为“现代性”“智能性”“发展性”的时代所特有的心灵危机。然而，在认识自我、理解他人、实践价值认同的意义层面上的心灵危机如此真实、如此深刻、如此与当代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认真的读者显然已经无法扭过脸去，将这些小说留下的问号等同于和时代社会结构脱钩的自娱自乐。实际上，这批小说还隐藏了与读者对话的空间和进一步的追问：如果读者在某一时刻遭遇到与主人公们相似困境，是否有能力做得更好？
从小说所展示的精神之疾的烈度来看，答案恐怕不是太乐观。一些细节锐利而堅硬，撬动了原先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的地基。陈希我的《补肾》写道，为满足“补肾”的潜在市场，被判处死刑的黑社会头目“本拉登”的肾就被盗取以供食用，因为他活着的时候蛮横霸道，他的肾就被认为是“吃什么补什么”的“绝对生猛”的补肾良方。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丈夫死于交通意外的信息直至数年之后才抵达苦苦寻觅的妻子那里，“失踪的死讯”带来的漫长的心理折磨和纷纭的生活变故，却是由许多人各自漫不经心的一些“工作不到位”所造成的，他们对此微感歉意但内心依旧不以为然。的确，很难找到具体的个人来为“补肾”和“失踪的死讯”负责，但这同时意味着与每个人的息息相关。街头巷尾流传了不知道多长时间的“吃什么补什么”，包藏着的不仅仅是可笑的迷信，更有走向极致的利己倾向——但有所需，拿来便是。谁会在意“补”的伦理冲击呢？谁会在意那个被“拿来”的对象呢？尽管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是“被取者”。鲁迅留下的“人血馒头”的警示，从革命时代贯穿到了市场时代。同样的逻辑也贯穿于“失踪的死讯”之中，每个相关者都做了该做的工作，却只是差一点坚持到底——这通常不被认为有多严重，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因此，饱受内心折磨且被视为放纵不羁的受难者的妻子后来开着洒水车冲入大海，在这群旁观者看来不过是略显无奈的遗憾而已，绝对不会将她的死亡与自己的过失相挂钩。应有的善恶是非已然天翻地覆，身处其中之人却仍漠然不觉，又怎么跳出这心灵的困境并反观自身呢？ 揭示心灵困境的深度，必然展示困境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通。相比于《补肾》中普遍默认的日常观念之恶和《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普遍性的责任感缺失，林那北的《锦衣玉食》、须一瓜的《白口罩》、陈希我的《大势》等作品更鲜明地借由个体心灵困境的特殊性生成过程——即个体心灵问题的产生、变化、运动、影响，来演绎、分析、探测可能出现的共同性心灵困境，并反思心灵的自我完善与控制的能力。
林那北的《燕式平衡》就是个极有趣味的例子。站在余致素的角度看，她的人生悲剧几乎就是个命定的小概率事件：如果没有在少年时遇上窥淫癖童世林，那她的心理阴影何来？薛定兵与周丹两人及其家族的恩恩怨怨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摆在薛定兵和她面前的不就还是平常夫妻的柴米油盐吗？可一旦抛开余致素的个人视角，就会发现《燕式平衡》所揭开的心灵困境远非如此单薄。年少时的离奇遭遇导致了余致素的心理暗疾，但具体的诱因却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逐步淡化，转变为某种自我压抑、自我扭曲、自我封闭的心理机制。从具体事件的感受演化为对待自我与他人的认知方式和价值立场，并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一步发酵、扩散、升级，这才是心理暗疾普遍性的演变和生产。余致素的心理痼疾或隐或现、若即若离地出入于日常生活，长年累月之后已经完成了自我的合法化，逃离了主体的自省和反思，催生了更多的心灵困境和生活悲剧。当她的心理扭曲与自我封闭撞上了薛定兵、周丹、童世林们各自不同的难言之隐，还有心灵对话和理解的空间吗？在心灵痼疾的隐蔽性演变、自我合法化、不断再生产的意义上，余致素抛开了少年的阴影，揭示了某种普遍性的心灵困境。这篇小说无疑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心灵阴影？如何走出自我的心灵暗疾？是否有走出的可能？
须一瓜的《白口罩》则将叙事主线从个体经历与体验转向个体的社会性思考。记者小麦、官员向京、民间救援队队长康朝、医生苗博，他们代表了重大公共性危机爆发时不同的介入力量。然而，每个人所知道的都仅仅是真相或幻象的一部分，每种叙述背后都存在特定的意图，每种意图背后都存在着对世道人心的理解判断。真相是什么、谁有权力∕能力知道真相、怎样说出真相、如何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这些都是萦绕心头难以驱散的问题。
如同须一瓜其他的一些小说一样，《白口罩》中四处都是“陌生人”——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意义上的“陌生人”。那么，面对重大的公共危机时，共同生存的信任底线在哪里？很大程度上，信任的建构总是逃离不了与权力的瓜葛。权力亦即一种关系。陈希我的《大势》让主人公王中国以偏执甚至是变态的方式不断逼问：无论是国家、种族、性别，都是强者支配弱者，那么弱者如何自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弱势是否必然带来心灵的困窘？怎样使心灵免疫于无所不在的权力压迫？从这批小说中蹦出的问题千姿百态，但总指向一个核心，指向繁盛时代中四处潜伏却又被熟视无睹地忽略的心灵困境。
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能相信什么，不知道自己能改变什么。心灵困境具有强烈的矛盾感、偏执感、痛苦感，又似乎无法摆脱。用《燕式平衡》中余致素的话说，就是“由不得自己”。向心灵困境的深处不断掘进的同时，近年来的许多福建小说也力图提供某种价值关怀，对“由不得自己”做出回应。林那北的《黑皮黑肉》里说，“爱是需要能力的”，这令人想起二十多年前北村的《玛卓的爱情》。“爱是人的一种主动的能力，是一种突破使人与人分离的那些屏障的能力，一种把他和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这种价值认同的表述，无疑是深处困境中的心灵所需的。
林那北的《息肉》和《龙舟》，须一瓜的《老闺蜜》和《白口罩》，实际上都在解析人心之时呼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宽容、理解、爱是走出心灵困境的重要资源。《息肉》的结尾处，拆迁钉子户朱成民终于对社区干部何光辉缓缓地打开了大门。放弃物质中心主义掩盖之下的精致的利己思想，努力理解彼此的困境和期盼，这是共同生存的必经之途。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产生悲悯和自我救赎。《前面是五凤派出所》就是这样的一例。
小說的深度不是来自于阅读的难度，不是隐蔽叙事情感、放弃情节线索、淡化人物形象、堆积细枝末节、炫耀叙述技术的成果。小说的深度来自朝心灵困境深处的不断掘进，以及在揭示精神暗疾时对宽容、理解和爱等价值观念的吁求。正是在此意义上，近些年来的福建小说跨出了地域美学的浅表层，赋予区域文学强烈的超越性色彩，或许也恰是因此，福建小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热切的目光。
网上与网下：
福建网络小说的地缘、他乡与回望
尚光一（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
时钟不停，薪火不绝，文学形式的演进从来有其自身的脉络可循。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概莫如是，无非是彼时彼境的人生百态、社会风貌，在文学“镜与灯”的幻化中产生的曲折映射形式。今天，随着经济发展的晨曦弥散在俗世生活的天空，新的文学曙光再一次华彩绽放，网络文学喷薄而出，刚健而炽热地普照着梨花体诗歌、鸡汤散文、手机小说等不断萌生的文学体式。在这一文学谱系中，福建网络小说清晰而明快地映射出非主流审美的灼灼光芒，从而成为福建小说创作地域突围时不应忽视的一支突起异军。
在福建网络小说界看来，“本土与超越”从来就是一个在曲折前行、兜兜转转中无法绕开的话题。就本土性而言，福建地处沿海，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受到痞子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等网络小说的影响，福建网络小说一开始就得风气之先，属于我国网络小说最早发轫的地区，为我国网络小说发展起到了拓荒和奠基的作用。或许，当时传统文艺批评界的视野对此并不曾有过惊鸿一瞥，但诸如真邪的《陆扣青传奇》等网络武侠小说，却曾使业界在20世纪90年代惊呼福建网络小说的风靡。流风所及，《诛仙》《绯色大陆》《冰块巧克力》等一批优秀福建网络小说作品随之如雨后春笋般茁壮而生。
就超越性而言，福建网络作家的创作题材早已引领潮头，言情、都市、玄幻、异界、奇幻、热血、历史、架空、东方、穿越等，三十年来以天马行空的姿态在中国网络文学界纵横已久。绯雨翔尘、树下野狐、半只青蛙、千幻冰云、莫争、踏雪真人、大肥羊、羽民、恩赐解脱、真邪、豆苗、衣冠胜雪、善文君子、端木赐、文心、牛凳、远征士兵、浮生、放下键盘、狗狍子、水安然、泣风尘、我吃大老虎禾早、天地知我心，等等，数百知名作家、数千职业写手以及近万名后备待起的网络写作后援力量，早已使福建网络文学军团在全国范围内声名鹊起、山呼海啸。甚至，一些网络作家早已走出“闽”门、由虫变龙了！例如南征深圳、影响广东作协的米西亚，在四川执掌大旗、开宗立派的萧鼎，都是福建土地培育、全国开枝散叶的奇花异卉。 不过，与“地域突围”相向而行的是，近年来在福建网络小说中，又出现了对福建本土文化抒写的回流，表达出福建网络作家对厚重瑰丽的八闽文化的朝拜与致敬。例如，绯雨翔尘近年来在网络小说创作中，着力突出朱子的伟岸形象，将其理学学说幻化为功夫招式、武林门派，融化进小说情节的铺叙之中，使“闽学”“朱熹”成为热议焦点，以一种另类姿态和“杀马特”般的表现手法，犀利地推动着福建文化大步走出去。与绯雨翔尘的做法如出一辙，衣冠胜雪的玄幻小说，泛东流的仙侠小说，乱的网游小说，踏雪真人、苦涩的甜咖啡的玄幻小说，皇家牛凳的历史小说，端木赐的都市小说，blue安琪儿的女频小说等，也都将福建文化的厚重感与八闽新生代的乡梓眷恋融入文中、汇聚笔下。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福建网络小说跳出了传统“文学创作——纸质出版”的包围圈，翻出了“网络点击量”的紧箍咒，推翻了刊载平台的五行山，将战火由“网上”延烧至“网下”。那些在文学延伸领域斩将破关的“大神”，将“闽派网络小说”的阵容扩大为囊括动漫、影视、网游等文学延伸形态的“闽派集团军”。其中，“真邪”的仙侠小说《劫修传》火爆网络，同名手游和影视版权已售罄；“恩赐解脱”的《百炼成神》，仅在“安卓书城”的点击量就达到五千多万，获得2016年中国作协扶持基金，并改编为同名手游、漫画（点击已过十五亿）和有声读物。
作为福建网络小说的旗帜，萧鼎的《诛仙》被业内誉为最成功的网络小说之一，由该作品所改编的电视剧《青云记》、游戏《诛仙》等，获得了巨大成功，而树下野狐的《搜神记》《仙楚》《蛮荒记》等，更被称为是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顶级网络小说。在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开展的“2015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活动”最终上榜的二十一部作品中，由福建网文平台中文书刊网推荐的《萧家媳妇》（萧炳正）、《郭公传奇》（邱德昌）、《黄道周》（林跃奇）三部作品榜上有名，在最终上榜的二十一部作品中，福建作品占到七分之一，体现了福建网络文学大省的创作实力。同时，作者千幻冰云作为福建省作协代表团的网络作家代表，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些“突围”行动中，福建网络小说的旗帜一直猎猎飞舞于中国网络文学的原野，成为最醒目的一抹亮色。
当然，荒原在长出奇花异卉的同时，也往往会有杂草乱藤在偷偷地蔓延。特别是随着移动阅读平台的勃兴，为了迎合大众阅读和快餐阅读，一些福建网络作家偏重于情节发展的叙述，对写作技巧则漠然轻视。甚至个别“大神级”网络作家也沉溺于每天的点击率和更新量，导致文字缺乏雕琢、语言粗糙重复。另有一些福建网络小说缺乏深度，描写暧昧，刻意迎合读者的隐秘欲望，例如《霸道总裁惹娇妻》《豪门缘，撞见邻居是总裁》《总裁的隐婚新娘》等“总裁文”，拉低了闽派文艺的美学维度。此外，在主流文学界，福建网络小说依然被边缘化，批评界对福建网络小说缺乏关注、带有偏见。甚至，大多数闽派文艺评论家至今没有真正完整閱读过一部福建网络小说，对其中的优秀作品也缺乏了解。
责任编辑 石华鹏
杨少衡（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小说家）
我们所讨论的地域突围，无疑包含多方面重要内容，需要深入认识与思考。作为一个小说作者，理性分析与阐述我不擅长，只能更多地借助形象，着眼于自身感受，举例而言。
所谓“门里门外”的“门”指的是连绵于福建省西北至西南的那座山，也就是武夷山。这座山之东是咱们福建，也就是门里。门外则含义广阔，可以是邻省，可以是周边，可以是全国，也可以是全球。福建简称“闽”，门里一虫。据专家称这条虫其实是长虫，也就是蛇，它是湿热福建盛产之物，被古闽越人作为图腾。闽人常以这条蛇自嘲：“门里一条虫，门外一条龙。”说的是福建人在自家地盘上就是一条长虫，出了门才能成龙。福建长篇小说的地域突围，或也可类比为出门成龙。
在七八年前，初夏时节，我参加一个“走进红色岁月”采风活动到了湖南。那一行很紧凑很严谨，穿行红色圣地，经受风雨洗礼，活动结束时即让参与作家报选题，看各自写啥。那时我有些犯愁，因为我是临时参与，事前未有准备，采风行程中尽管多有感觉，毕竟蜻蜓点水，无论写韶山写花明楼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似乎都显吃力。活动组织者安慰我，说不必局限于本次采风地点，只要是红色内容即可。我顿时释然，即报了一个选题叫《地下党》。当时也就是兴之所至，并未详细考虑。却不料这一选题很快被直接排入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中，需要我认真以对了。
事实上这一题材在我心里琢磨已久，只是以往还没有一个动手契机。我曾因参与中共漳州组织史的编写，接触过新中国成立前的闽南党史，记住了一些故事与人物。我的母亲、岳父都是当年中共闽西南地下党人，他们都讲过不少故事，也让我早有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但是有朝一日要来动手，我发觉自己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资料搜集、故事设计、人物表现等等，我感觉其中最需要解决的是朝向问题：坐北朝南或者坐西朝东？这是调侃，实际问题就是该小说往哪个方向走。我知道描写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在全国早已汗牛充栋，即使在福建，涉及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也已经非常之多，其中不少成功之作颇具影响。我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小说有别于它们？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我是一个读者，我可以读到当年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重庆那些大地方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彩故事，我为什么要去关注闽南小地方的同类事情？闽南地下党，比之其他地方地下党有何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另外还有一个相关问题：我是一个生活在当下的读者，身边已经有很多东西足够我操心，我为什么要去关心远在半个多世纪之前那一群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与我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去阅读他们？
我觉得自己必须找到和表现一种特色，形成一个契合点，在这部小说里它们应当是一致的。我为自己确定的该特色与契合点是海峡因素，也就是台海关系。福建与台湾相向于窄窄的台湾海峡两侧，地理与历史因素让两省关系特别深，影响遍及方方面面，为其他省区无法相比。当年中共闽南地下党除了在闽南开展斗争，也在台湾开拓工作，其他地方的地下党受条件所限很少有这方面作为，这就是有别之处，或称特色。台湾问题延续至今，受到持续关注，不仅闽台人们关注，也吸引全国以及全球的目光。人们关心当下两岸问题，其历史由来同样也受到注意，这就形成了我所谓的“契合”点，无疑是一个可容发挥的表现空间。
我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创作这部小说，写了一个日本侵占台湾后渡海来到厦门的台籍家庭，两代人先后走上中共革命之旅，在闽南与台湾两地地下斗争中多人相继殉难，满门忠烈的故事。小说的故事虽属虚构，却有真实基础。当年闽南各地有许多渡海归来的台湾人，1925年在漳州成立的中共闽南特委开会地址就在一个台籍人的家中，著名的中共台籍重要干部翁泽生在闽南留下许多革命足迹。抗战胜利后，中共闽南特委派遣干部进入台湾，秘密发展组织，开展工作，历尽艰险。有一位抗战后活跃于台湾文坛，作品至今还常被台湾文学研究者说道的作家回到厦门，成为中共一支地下党组织的厦门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波折，终以福建省文联干部身份离休，过世时我曾受命代表省文联去参加他的葬礼。我的故事与人物就脱胎于这些史实。我安排自己笔下的革命者家庭住进我外祖父的房子，那是一幢用木柱木板钉成的两层木屋，位于厦门港的大学路上，我小时候曾在那里生活过，印象最深的是楼后的一口水井，以及木屋在台风呼啸中剧烈晃动，却始终坚忍不拔。那座木屋已在20世纪80年代被拆毁，其原址现为一处农贸市场，这不妨碍我把小说中的人物安排于旧木屋，让一部自台湾而来，将转送至山区地下党游击队处的电台藏匿于楼后的水井中，这似乎有助于建立作者与笔下人物的相通与亲近，期待它也能传递给读者。
这部长篇小说于2011年出版。其后一段时间里，我常接到陌生电话，询问其版权情况，商讨改编电视剧事宜。该小说从影视角度受到的关注让我高兴，也很觉意外。由于小说出版前有协议，影视改编权已经一并给了出版方，因此所有问询我都转给出版方。出版方坚如磐石，打定主意自己做，絕不松口。我发觉所有有意者除了有感于书中故事，也都表示出对闽南特别是厦门这一地域的兴趣，小说故事中的台湾因素尤其引发注意。这让我感觉自己对小说方向的把握应当还算准确，与人们的关注点能够契合。有趣的是恰由于同样的原因，这部影视剧至今没有完成。该过程有些曲折：起初出版方约我改编，我写了一稿，觉得力不从心，建议他们另找专业编剧接续。他们找了一位金牌编剧，他接手后感觉没法干，因为对厦门不了解，对台湾问题把握也觉困难。如果还要他做，只能另起炉灶。而后他为出版方另写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去年于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影响相当大的《父亲的身份》。去年出版方另找一位金牌编剧来接手此剧，他已经三到厦门做功课，跟我谈笑说，该剧在圈内颇受关注，知道的人都说他接了个难做的活，很有挑战性。他感觉的难点一个也是闽南因素，其历史、人文、风土人情，外边人知之不多，了解比较皮毛。他谈起电视连续剧《悬崖》的东北林海雪原，问闽南该突出哪种可让人印象深刻而神往的景观。另一个难点也在台海问题，该问题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当前台湾的新情况无疑引发对这一问题更多的关注，本影视作品尽管只涉及历史上的台湾问题，是否也需要考虑当下的现实情况，在表现中调整侧重？我发觉他所遇到的问题恰与我为小说选择的朝向一致，说明该方向有其表现价值，也表明存在破解困难。显然我这部小说提供的东西还不充分，无论是闽南特色，或者是对两岸故事的认识与表达。解决这些问题或许就是实现地域突围，从本土而超越的一大要点。 回到所谓“门里门外”的话题。我感觉福建长篇小说作者对本省题材的重视与表现早有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代作家都在这块领域上耕耘，成果众多，但是能够有广泛的全国性影响的作品还不多，特别是当下。福建有很多特色题材天然地具有广泛的关注度，例如红色题材、海上丝绸之路题材、华侨题材，地方人文题材以及我提到的两岸题材等等。福建作家们相当努力，笔力亦不欠缺，所以才有近十数年来福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兴盛以及在全国文坛的广泛影响。为什么在长篇小说这个门类上表现不尽如人意？其中原因种种，已经屡见于各种讨论。我从自己的创作感受出发，尤其有感于视野。或许我们人在门里，题材在门里，视野则应当越过武夷，出于门外，从门外角度来看门里。这么说比较含糊，不如还以那部长篇为例：我不能只从本土角度审视该题材，必须从国家、历史大背景上，找出该本土题材与外边的不同与特色，突出表现之。我感觉这部长篇得于此，失可能也在于这一意识尚不足，如果更自觉地从国家民族命运高度、人性伦理深度去演绎这一本土故事，应当更有助于破门而出。
我自知如此述说缺乏概念的精准，聊为一谈，或能为其他作者提供参考。
向心灵困境的深处不断掘进：
近年福建小说读后
陈舒劼（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要从近些年的福建小说中找出地域文化的因素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林那北的《锦衣玉食》《我的唐山》《浦之上》《剑问》、陈希我的《大势》、李师江的《福州传奇》《福寿春》、须一瓜的《白口罩》，这些小说提供了足够多的细节来呈现自身的区域文化色彩。有研究指出，“区域文化在福建当代小说创作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福建小说‘福建性’‘本土性’‘历史感’和‘当代性’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也成为福建当代小说建构独特美学的重要历史要素”。
讨论“福建小说”可以始于地域文化，但问题的重心不应停留在“什么样的小说算是福建小说”“福建小说体现了哪些独特的地域风情”等对“地域性”符号的纠缠，而应转向对福建小说独特的美学气质的思考，即福建小说究竟为当代的文学与文化提供了什么宝贵的质素，并以此丰富对福建小说“地域性”的理解。从福建小说中看出“写福建”并不难，更有分量的或许是福建小说“不一定写的是福建，但可以看出是福建作家写的”。必须承认，由于阅读范围的局限和讨论方式所需的取舍，这样的探讨将集中于某些特定的文本身上，它们远非当代福建小说的全部。
近年来福建小说的崛起自然有很多原因，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理解并表达当代的重大问题，应该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什么是当代中国的重量级问题？文学以怎样的美学方式进入这些问题？如何面对这些问题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近年来的福建小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
林那北的《锦衣玉食》《息肉》《龙舟》《唇红齿白》，须一瓜的《白口罩》《太阳黑子》《老闺蜜》《淡绿色的月亮》，陈希我的《大势》《冒犯书》等等，这些小说的共同点就是对大变革时代的心灵状况的聚焦。小说无力直接拉动GDP，无力助推经济结构转型，无力强军强国，但直面人心却是它的强项和责任。日常生活场景成为这批小说叙事的主要舞台，更准确地说，小说的主人公们所活跃的日常空间，大体上已经告别生存问题、进入衣食富足阶段。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批小说恰似做出反驳——物质充足并不必然导致心灵问题的解决，众多的心灵危机潜伏在日常生活的呼吸之中，伺机从那些被熟视无睹的角落一跃而出，咬住主人公们灵魂的咽喉。
“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以四部中篇环环相扣而成的《锦衣玉食》通过主人公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互动抛出了这个看似平常却又令人沉默的问题；“我们多大程度上生活在假象中？”《冒犯书》指出日常生活的眼见耳听手触足履都可能是幻境之中的盲动；“没有人清楚真相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自己能真正信赖什么”，这是《白口罩》借重大突发事件的演绎所逼问出的茫然和无力；“爱是否应该接受道德的诘问与实验？”是《淡绿色的月亮》展示了一场情感悲剧之后留下的疑问。
繁华滋润的物质生活反而络绎不绝地带出了令人手忙脚乱、欲哭无泪的痛苦不安，这正是革命时代不曾出现的、独属于这个被视为“现代性”“智能性”“发展性”的时代所特有的心灵危机。然而，在认识自我、理解他人、实践价值认同的意义层面上的心灵危机如此真实、如此深刻、如此与当代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认真的读者显然已经无法扭过脸去，将这些小说留下的问号等同于和时代社会结构脱钩的自娱自乐。实际上，这批小说还隐藏了与读者对话的空间和进一步的追问：如果读者在某一时刻遭遇到与主人公们相似困境，是否有能力做得更好？
从小说所展示的精神之疾的烈度来看，答案恐怕不是太乐观。一些细节锐利而堅硬，撬动了原先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的地基。陈希我的《补肾》写道，为满足“补肾”的潜在市场，被判处死刑的黑社会头目“本拉登”的肾就被盗取以供食用，因为他活着的时候蛮横霸道，他的肾就被认为是“吃什么补什么”的“绝对生猛”的补肾良方。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丈夫死于交通意外的信息直至数年之后才抵达苦苦寻觅的妻子那里，“失踪的死讯”带来的漫长的心理折磨和纷纭的生活变故，却是由许多人各自漫不经心的一些“工作不到位”所造成的，他们对此微感歉意但内心依旧不以为然。的确，很难找到具体的个人来为“补肾”和“失踪的死讯”负责，但这同时意味着与每个人的息息相关。街头巷尾流传了不知道多长时间的“吃什么补什么”，包藏着的不仅仅是可笑的迷信，更有走向极致的利己倾向——但有所需，拿来便是。谁会在意“补”的伦理冲击呢？谁会在意那个被“拿来”的对象呢？尽管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是“被取者”。鲁迅留下的“人血馒头”的警示，从革命时代贯穿到了市场时代。同样的逻辑也贯穿于“失踪的死讯”之中，每个相关者都做了该做的工作，却只是差一点坚持到底——这通常不被认为有多严重，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因此，饱受内心折磨且被视为放纵不羁的受难者的妻子后来开着洒水车冲入大海，在这群旁观者看来不过是略显无奈的遗憾而已，绝对不会将她的死亡与自己的过失相挂钩。应有的善恶是非已然天翻地覆，身处其中之人却仍漠然不觉，又怎么跳出这心灵的困境并反观自身呢？ 揭示心灵困境的深度，必然展示困境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通。相比于《补肾》中普遍默认的日常观念之恶和《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普遍性的责任感缺失，林那北的《锦衣玉食》、须一瓜的《白口罩》、陈希我的《大势》等作品更鲜明地借由个体心灵困境的特殊性生成过程——即个体心灵问题的产生、变化、运动、影响，来演绎、分析、探测可能出现的共同性心灵困境，并反思心灵的自我完善与控制的能力。
林那北的《燕式平衡》就是个极有趣味的例子。站在余致素的角度看，她的人生悲剧几乎就是个命定的小概率事件：如果没有在少年时遇上窥淫癖童世林，那她的心理阴影何来？薛定兵与周丹两人及其家族的恩恩怨怨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摆在薛定兵和她面前的不就还是平常夫妻的柴米油盐吗？可一旦抛开余致素的个人视角，就会发现《燕式平衡》所揭开的心灵困境远非如此单薄。年少时的离奇遭遇导致了余致素的心理暗疾，但具体的诱因却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逐步淡化，转变为某种自我压抑、自我扭曲、自我封闭的心理机制。从具体事件的感受演化为对待自我与他人的认知方式和价值立场，并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一步发酵、扩散、升级，这才是心理暗疾普遍性的演变和生产。余致素的心理痼疾或隐或现、若即若离地出入于日常生活，长年累月之后已经完成了自我的合法化，逃离了主体的自省和反思，催生了更多的心灵困境和生活悲剧。当她的心理扭曲与自我封闭撞上了薛定兵、周丹、童世林们各自不同的难言之隐，还有心灵对话和理解的空间吗？在心灵痼疾的隐蔽性演变、自我合法化、不断再生产的意义上，余致素抛开了少年的阴影，揭示了某种普遍性的心灵困境。这篇小说无疑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心灵阴影？如何走出自我的心灵暗疾？是否有走出的可能？
须一瓜的《白口罩》则将叙事主线从个体经历与体验转向个体的社会性思考。记者小麦、官员向京、民间救援队队长康朝、医生苗博，他们代表了重大公共性危机爆发时不同的介入力量。然而，每个人所知道的都仅仅是真相或幻象的一部分，每种叙述背后都存在特定的意图，每种意图背后都存在着对世道人心的理解判断。真相是什么、谁有权力∕能力知道真相、怎样说出真相、如何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这些都是萦绕心头难以驱散的问题。
如同须一瓜其他的一些小说一样，《白口罩》中四处都是“陌生人”——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意义上的“陌生人”。那么，面对重大的公共危机时，共同生存的信任底线在哪里？很大程度上，信任的建构总是逃离不了与权力的瓜葛。权力亦即一种关系。陈希我的《大势》让主人公王中国以偏执甚至是变态的方式不断逼问：无论是国家、种族、性别，都是强者支配弱者，那么弱者如何自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弱势是否必然带来心灵的困窘？怎样使心灵免疫于无所不在的权力压迫？从这批小说中蹦出的问题千姿百态，但总指向一个核心，指向繁盛时代中四处潜伏却又被熟视无睹地忽略的心灵困境。
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能相信什么，不知道自己能改变什么。心灵困境具有强烈的矛盾感、偏执感、痛苦感，又似乎无法摆脱。用《燕式平衡》中余致素的话说，就是“由不得自己”。向心灵困境的深处不断掘进的同时，近年来的许多福建小说也力图提供某种价值关怀，对“由不得自己”做出回应。林那北的《黑皮黑肉》里说，“爱是需要能力的”，这令人想起二十多年前北村的《玛卓的爱情》。“爱是人的一种主动的能力，是一种突破使人与人分离的那些屏障的能力，一种把他和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这种价值认同的表述，无疑是深处困境中的心灵所需的。
林那北的《息肉》和《龙舟》，须一瓜的《老闺蜜》和《白口罩》，实际上都在解析人心之时呼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宽容、理解、爱是走出心灵困境的重要资源。《息肉》的结尾处，拆迁钉子户朱成民终于对社区干部何光辉缓缓地打开了大门。放弃物质中心主义掩盖之下的精致的利己思想，努力理解彼此的困境和期盼，这是共同生存的必经之途。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产生悲悯和自我救赎。《前面是五凤派出所》就是这样的一例。
小說的深度不是来自于阅读的难度，不是隐蔽叙事情感、放弃情节线索、淡化人物形象、堆积细枝末节、炫耀叙述技术的成果。小说的深度来自朝心灵困境深处的不断掘进，以及在揭示精神暗疾时对宽容、理解和爱等价值观念的吁求。正是在此意义上，近些年来的福建小说跨出了地域美学的浅表层，赋予区域文学强烈的超越性色彩，或许也恰是因此，福建小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热切的目光。
网上与网下：
福建网络小说的地缘、他乡与回望
尚光一（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
时钟不停，薪火不绝，文学形式的演进从来有其自身的脉络可循。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概莫如是，无非是彼时彼境的人生百态、社会风貌，在文学“镜与灯”的幻化中产生的曲折映射形式。今天，随着经济发展的晨曦弥散在俗世生活的天空，新的文学曙光再一次华彩绽放，网络文学喷薄而出，刚健而炽热地普照着梨花体诗歌、鸡汤散文、手机小说等不断萌生的文学体式。在这一文学谱系中，福建网络小说清晰而明快地映射出非主流审美的灼灼光芒，从而成为福建小说创作地域突围时不应忽视的一支突起异军。
在福建网络小说界看来，“本土与超越”从来就是一个在曲折前行、兜兜转转中无法绕开的话题。就本土性而言，福建地处沿海，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受到痞子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等网络小说的影响，福建网络小说一开始就得风气之先，属于我国网络小说最早发轫的地区，为我国网络小说发展起到了拓荒和奠基的作用。或许，当时传统文艺批评界的视野对此并不曾有过惊鸿一瞥，但诸如真邪的《陆扣青传奇》等网络武侠小说，却曾使业界在20世纪90年代惊呼福建网络小说的风靡。流风所及，《诛仙》《绯色大陆》《冰块巧克力》等一批优秀福建网络小说作品随之如雨后春笋般茁壮而生。
就超越性而言，福建网络作家的创作题材早已引领潮头，言情、都市、玄幻、异界、奇幻、热血、历史、架空、东方、穿越等，三十年来以天马行空的姿态在中国网络文学界纵横已久。绯雨翔尘、树下野狐、半只青蛙、千幻冰云、莫争、踏雪真人、大肥羊、羽民、恩赐解脱、真邪、豆苗、衣冠胜雪、善文君子、端木赐、文心、牛凳、远征士兵、浮生、放下键盘、狗狍子、水安然、泣风尘、我吃大老虎禾早、天地知我心，等等，数百知名作家、数千职业写手以及近万名后备待起的网络写作后援力量，早已使福建网络文学军团在全国范围内声名鹊起、山呼海啸。甚至，一些网络作家早已走出“闽”门、由虫变龙了！例如南征深圳、影响广东作协的米西亚，在四川执掌大旗、开宗立派的萧鼎，都是福建土地培育、全国开枝散叶的奇花异卉。 不过，与“地域突围”相向而行的是，近年来在福建网络小说中，又出现了对福建本土文化抒写的回流，表达出福建网络作家对厚重瑰丽的八闽文化的朝拜与致敬。例如，绯雨翔尘近年来在网络小说创作中，着力突出朱子的伟岸形象，将其理学学说幻化为功夫招式、武林门派，融化进小说情节的铺叙之中，使“闽学”“朱熹”成为热议焦点，以一种另类姿态和“杀马特”般的表现手法，犀利地推动着福建文化大步走出去。与绯雨翔尘的做法如出一辙，衣冠胜雪的玄幻小说，泛东流的仙侠小说，乱的网游小说，踏雪真人、苦涩的甜咖啡的玄幻小说，皇家牛凳的历史小说，端木赐的都市小说，blue安琪儿的女频小说等，也都将福建文化的厚重感与八闽新生代的乡梓眷恋融入文中、汇聚笔下。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福建网络小说跳出了传统“文学创作——纸质出版”的包围圈，翻出了“网络点击量”的紧箍咒，推翻了刊载平台的五行山，将战火由“网上”延烧至“网下”。那些在文学延伸领域斩将破关的“大神”，将“闽派网络小说”的阵容扩大为囊括动漫、影视、网游等文学延伸形态的“闽派集团军”。其中，“真邪”的仙侠小说《劫修传》火爆网络，同名手游和影视版权已售罄；“恩赐解脱”的《百炼成神》，仅在“安卓书城”的点击量就达到五千多万，获得2016年中国作协扶持基金，并改编为同名手游、漫画（点击已过十五亿）和有声读物。
作为福建网络小说的旗帜，萧鼎的《诛仙》被业内誉为最成功的网络小说之一，由该作品所改编的电视剧《青云记》、游戏《诛仙》等，获得了巨大成功，而树下野狐的《搜神记》《仙楚》《蛮荒记》等，更被称为是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顶级网络小说。在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开展的“2015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活动”最终上榜的二十一部作品中，由福建网文平台中文书刊网推荐的《萧家媳妇》（萧炳正）、《郭公传奇》（邱德昌）、《黄道周》（林跃奇）三部作品榜上有名，在最终上榜的二十一部作品中，福建作品占到七分之一，体现了福建网络文学大省的创作实力。同时，作者千幻冰云作为福建省作协代表团的网络作家代表，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些“突围”行动中，福建网络小说的旗帜一直猎猎飞舞于中国网络文学的原野，成为最醒目的一抹亮色。
当然，荒原在长出奇花异卉的同时，也往往会有杂草乱藤在偷偷地蔓延。特别是随着移动阅读平台的勃兴，为了迎合大众阅读和快餐阅读，一些福建网络作家偏重于情节发展的叙述，对写作技巧则漠然轻视。甚至个别“大神级”网络作家也沉溺于每天的点击率和更新量，导致文字缺乏雕琢、语言粗糙重复。另有一些福建网络小说缺乏深度，描写暧昧，刻意迎合读者的隐秘欲望，例如《霸道总裁惹娇妻》《豪门缘，撞见邻居是总裁》《总裁的隐婚新娘》等“总裁文”，拉低了闽派文艺的美学维度。此外，在主流文学界，福建网络小说依然被边缘化，批评界对福建网络小说缺乏关注、带有偏见。甚至，大多数闽派文艺评论家至今没有真正完整閱读过一部福建网络小说，对其中的优秀作品也缺乏了解。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