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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寒冷和饥饿像一把尖刀，剜得张昭娣浑身上下刺骨地疼。微弱的火堆还在噼噼啪啪溅着火星，湿漉漉的衣服冒着水汽，芋头刚刚溢出香味……那本该是一个相对安全温暖的夜晚，大家昼伏夜出，绕过敌人重重封锁，终于走进那个没有人烟的小村庄，在长满荒草的庭院里，捡到一些芋头和一个煤油桶，才在天黑前躲进这个荒废的纸寮。他们当然知道炊烟的危险，所以火点得很小，尽量不让烟飘出。纸寮外，大雨瓢泼，夜色渐浓。以他们多年的游击经验，敌人在这样的天气也更愿意躲在炮楼烤火喝酒吧。直到枪声响起，直到倾盆大雨都盖不住纷至沓来的脚步，大家才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怎么办？只能拼命冲出去，拼命跑。
张昭娣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没命地奔跑，跑出那座小纸寮的？大山黑得像一个铁桶，一张网，一堵墙，无边无际，坚不可摧，就像这段日子大家的心，闭眼和睁眼是一样的黑。为什么红旗招展的苏区，转眼黯淡无光？为什么军歌嘹亮的队伍，被迫隐匿深山密林？为什么熊熊燃烧的革命之火，瞬间燃成灰烬？敌人步步紧逼，队友一个个倒下，就像这次纸寮突围，逃出来的只有8位。幸存的，还有一支手枪和一根火柴。
我不止一遍阅读张昭娣的回忆文章《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忆汀瑞游击队组建前后》。那是一段多么艰难的岁月啊，尤其是文中写到他们如何保护最后一根火柴，令人动容。它先由队长张开荆专门保管，用油布包住，藏在贴胸的衣服里，以免受潮。后来大家又找来一个火笼，把火柴埋进火笼里，由专人负责提这个火笼。尽管大家浑身湿漉漉的，火笼却遮得严严实实。住宿时，人睡差的地方，把最好的地方让给这个火笼，让给这根火柴。因为张昭娣他们一直觉得，这根火柴就像那些在断壁残垣上被涂抹的、尚能隐约见到的标语“红军一定会回来的”“红军必胜”一样的鼓舞人和给人希望。
二
张鼎丞返乡途中没有遇见张昭娣的这支仅剩8个人的队伍，但他沿途遇到的每一支零散的游击队，都和张昭娣他们一样，被饥饿寒冷残忍侵蚀，被死亡恐惧牢牢纠缠，他们居无定所，四处逃亡，从不敢在白天行动，没吃过一顿热饭，喝过一口开水，没有粮食没有盐巴，偶尔从被敌人摧毁的山村里捡到一些薯种、辣椒，煮起来，那就是佳肴了。
“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这位闽西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奠基人之一，曾经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牢记毛泽东的临别赠言。他从赣南出发，一路疾行，翻越几十里看不见天的原始森林，穿过一座座林立的碉堡炮台，终于抵达福建省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长汀四都。此时，省委书记万永诚依然沿袭“左”倾错误，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做毫无希望的阵地战。张鼎丞建议分散力量开展游击战，万永诚没有采纳，他只得申请回永定，省委虽然同意，但不给他一枪一弹，也没有任何职务。张鼎丞连忙把刘永生、陈茂辉、范乐春等几位老部下召集起来，到军区修械所找到8支旧枪和一些土造手榴弹、子弹，连夜出发。
张鼎丞的影响和作用，從他一脚踏进闽西大地就充分展现出来。此时，国民党8个正规师10万多人已将闽西苏区团团包围，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张鼎丞。张鼎丞凭着这8支旧枪、十来个人，避敌锋芒，神出鬼没，在高山密林与数百倍于己的敌人玩起捉迷藏，成功摆脱敌人追捕，回到永定。而沿途被打散的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见到风尘仆仆的老领导张鼎丞时，眼前一亮，就像擦亮最后那根火柴，心里顿时亮堂起来。
就这样，张鼎丞带着他的只有8条枪的小分队，一路重拾即将散失的信心，点燃可能熄灭的革命火种。他坚信，这些散落在闽西大山深处的星星点点微弱的火苗，在不久的将来，定将再一次成为燎原之势。
1935年2月，费时3个月，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张鼎丞终于回到永定县西溪乡赤寨村，这是红军长征后永定溪南苏区仅存的一个村。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张鼎丞是第一个到达的人。
三
今天的永定金砂镇大道通衢，欣欣向荣，金砂红色旧址群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张鼎丞当年领导的“永定暴动”旧址，亲手成立的“溪南苏维埃”旧址，还有他的只剩一堵残墙的故居都在这里。我们却转入一条不太显眼的小路，朝另一个毗邻的小村庄——赤寨进发。
寂寞的村落、荒芜的田野、荒废厂房……时光像在不断倒流，只有大山，如影随形，像朋友，又像敌人，是屏障，也是阻隔。阳光被挡在密密麻麻的枝丫外，落下斑驳的树影，山外的喧嚣与精彩被一点一点过滤掉，时间仿佛回到那个黑白年代。
86年前，同样是这条路，有一群人，如万涓溪流赴大海，义无反顾奔向赤寨。他们走得如此艰难危险，又充满光明和希望。他们的到来，让这个偏远的小山村悄然欣喜，让黑暗迷茫的心灵闪烁光芒，让陷入低谷的闽西革命，置之死地而后生。
回到赤寨的张鼎丞紧锣密鼓开展工作，他将几支地方游击队和上杭独立团的干部集中整训，进行形势教育，并派永定县委书记郭义为到龙岩寻找红八团、红九团，以便集中力量互相配合，做好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红八团和红九团是红军长征前中央军委成立的最精锐重要的两支部队。一个在漳岩公路沿线开展游击战争，一个在永安、宁洋、漳平、连城之间活动，两个团分别控制从福建东边通往中央苏区的两条要道。红军长征之后，他们和上级失去联系，在敌人步步紧逼之下，不得不隐匿在莽莽大山之中，处境十分艰难。1935年3月中旬，一南一北两支精锐部队终于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重重关卡，与张鼎丞率领的部队在永定月流胜利会师。从此不再群龙无首，不再孤军奋战。正如张鼎丞在月流会师中所说：“天不会塌下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仍然存在，我们大家同心合力，在南方共同把一角天撑起来。”
月流会师之后，几支部队朝赤寨转移，为即将到来的更加残酷艰难的游击战做准备。
四
4月的赤寨，和闽西很多村庄一样，被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装点得流光溢彩，清新迷人，它在等待最后一批人的到来。
1935年的春天，长汀县濯田镇小径村不知道，被密集枪声打破宁静的清晨，将载入共和国的史册，几个熠熠发光的名字，足以让这个小村庄不再平凡。年逾花甲的何叔衡、重病在身的瞿秋白……脚步纷乱，杀声震天，死亡露出狰狞的面目。当地反动武装钟绍葵部在这里对这支有重要领导人的突围小分队进行包围袭击。瞿秋白被俘入狱，写下著名的《多余的话》，数月后于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何叔衡在突围中身负重伤，跳崖牺牲。邓子恢从山坡滚落到一个山谷中，满身衣服都成了碎布片，脸上和手脚被树枝划出一道道血痕。他带领仅剩的几位战士，凭一挺机枪和几杆步枪，最终突围生还。这位与张鼎丞一起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迎接朱毛红军入闽的革命者，一生戎马生涯，百炼成钢，唯独这个小村庄，成为他终生的痛惜和遗憾。 邓子恢在返回长汀四都途中，遇到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和谭震林带领的突围部队，于是随他们再次出发，重返闽西。强渡汀江、突围河田、转战涂坊，一路被围追堵截。经过半个多月艰难跋涉，终于到达永定大阜山与张鼎丞会合。只是喘息未定，又遭敌人重兵包围，许多指战员牺牲，陈潭秋头部受重伤，幸亏刘永生率部赶到，才转危为安。队伍撤到赤寨村休整。
从长汀到永定，四五百里，五六天的路程，他们走了半个多月，500多人的隊伍，到达赤寨时不足200人。
五
今天，我们从龙岩市区出发，到达永定赤寨，车程一个半小时。今天的赤寨建起一座赭红色的亭子，由王直将军题写的“军政亭”三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亭子前方立有一碑，是由伍洪祥题写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赤寨会议纪念碑”。曾经开会的瓦窑被修缮起来，建成赤寨会议展览馆……这里的人们没有忘记这个会议，没有忘记这群拼了命赶来开会的人。
1935年4月12日，这群从四面八方，历经千难万险赶来的革命者，终于聚在一起开会了。而就在两天前，也就是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司令员龙腾云在武平会昌交界的梅子坝大山中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随后毛泽覃、吴必先在突围中也壮烈牺牲，苏区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军区机关及所属部队全部解体。
此时的赤寨，仿若世外桃源，被敌人烧毁的瓦窑很破，连屋顶都没有，所幸天空澄澈，春风和煦，大家在断墙残壁中坐的坐，站的站，有的衣服还留着血迹，有的身上缠着绷带，脸上的尘土尚未洗净，心中的困惑久久缠绕，他们都在静静地聆听陈潭秋转达中央分局从遵义发来的“万万火急”的指示。这位中共一大代表，曾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的革命者，强忍头部伤痛，面色凝重，迫不及待地提出闽西南当前的任务：“紧密依靠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调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向外撤退，同时从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上作战。”
会议开了整整两天一夜。大家热烈讨论，忘了时间，一年多的困惑、痛苦、迷茫，压在心头的沉重的石头，蒙住双眼的无边黑暗，全部在这个小村庄得以纾解、擦亮。夜空下，星星点点的灯火在闪烁，热烈的讨论此起彼伏，悠扬的山歌响彻山谷：
日头落山心莫慌，
夜里没日有月光。
月光没了有星子，
星子没了天大光。
不怕雨来不怕风，
不怕天寒地又冻。
待到梅花报春讯，
深山树木尽退冬。
赤寨会议具有开创性的成就，它是中央红军长征后，闽西苏区沦陷之后，张鼎丞、邓子恢、陈潭秋、谭震林等革命者们第一次集合起来，独立召开的会议，是他们用信念、鲜血和生命将革命的火种小心呵护，勇敢保存下来的会议，它扭转了一度失去上级领导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避免了被敌分割各个击破的危险，是闽西革命斗争重要转折点，是闽西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开始。
小小的赤寨张开双臂，拥抱这群流浪的孩子，流浪的孩子们擦亮火柴、点燃火把，将生的希望和胜利的光明洒向闽西的山山水水。
六
张昭娣、张开荆所在的游击队是赤寨会议召开两年多之后，也就是1937年秋天才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取得联系。在这之前，他们一直独自辗转苦战在汀瑞大山，逐渐与钟德胜的瑞金游击队、刘国兴的武阳游击队会合，队伍由8个人壮大到100多人，组成汀瑞游击队，在大山纵横驰骋，神出鬼没，令敌人惊恐万分。那根差点被淋湿的火柴，重新被点燃起来。
就在这三年时间里，参加赤寨会议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们分头行动，率领各自的游击队一次又一次粉碎敌人的“清剿”，取得闽西革命的全面胜利。红军游击队发展到3000多人，地方党的组织发展到上杭、永定、龙岩、南靖、平和、大埔、漳平、宁洋、连城等县，建立了8个县委、56个区委，党员3000多人。
1937年秋，张开荆亲自赶赴龙岩会见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在这之前，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已在双髻山召开，这群执火者将带领不断壮大的红军游击队，走出大山，走向光明，把理想与信念、热血与青春置于民族大义面前，置于阳光之下。
1938年3月1日，沉寂了十年的东肖再一次沸腾起来。这里正在举行新四军第二支队抗日誓师大会，随后即由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和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率队北上抗日。汀瑞游击队也汇入这股抗日洪流，与2000多名闽西南子弟兵一道奔赴苏皖抗日前线。张昭娣和游击队的其他20多个女队员因为革命需要，全部留在瑞金和闽西坚持斗争。其实不止这些女队员，还有很多人都留下来了，如魏金水、伍洪祥等，他们将再次肩负起守护南方革命根据地的重担。
东肖是邓子恢的故乡，他亲自领导的东肖后田暴动，是闽西四大暴动的首个暴动，是闽西革命出发的地方。从1927年的后田暴动到1938年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对邓子恢来说，是风云激荡、是非起落的十年，也是闽西革命艰苦卓绝、磨砺成熟的十年。闽西革命从与国民党的斗争到汇入为民族大义、为国家利益而斗争的抗日洪流，是从一个起点走向新的起点。
如果说汀瑞游击队像呵护那根仅剩的火柴一样呵护革命的火种，由当初的8个人发展到100多人，这点火光已经成为闽西革命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那么张鼎丞仅凭8条旧枪，转战三年，不断壮大，最终战胜十万国民党大军，不是神话。由他和邓子恢、陈潭秋、谭震林等人领导成立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星散各地的革命火种汇聚起来，形成整个闽西革命力量，影响就更大了。
火光的力量有大有小，在无数革命者的坚持呵护下，这些火从未熄灭过。当它们分散各处时，是隐蔽的，等待时机的星星之火;当它们聚拢在一起时，就形成燎原之势，绽放无比巨大的威力。正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执火者，无论职务大小、地位高低，用生命呵护微弱的火苗，用信仰高举燃烧的火把，才最终保护住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果实。
责任编辑 陈美者
寒冷和饥饿像一把尖刀，剜得张昭娣浑身上下刺骨地疼。微弱的火堆还在噼噼啪啪溅着火星，湿漉漉的衣服冒着水汽，芋头刚刚溢出香味……那本该是一个相对安全温暖的夜晚，大家昼伏夜出，绕过敌人重重封锁，终于走进那个没有人烟的小村庄，在长满荒草的庭院里，捡到一些芋头和一个煤油桶，才在天黑前躲进这个荒废的纸寮。他们当然知道炊烟的危险，所以火点得很小，尽量不让烟飘出。纸寮外，大雨瓢泼，夜色渐浓。以他们多年的游击经验，敌人在这样的天气也更愿意躲在炮楼烤火喝酒吧。直到枪声响起，直到倾盆大雨都盖不住纷至沓来的脚步，大家才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怎么办？只能拼命冲出去，拼命跑。
张昭娣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没命地奔跑，跑出那座小纸寮的？大山黑得像一个铁桶，一张网，一堵墙，无边无际，坚不可摧，就像这段日子大家的心，闭眼和睁眼是一样的黑。为什么红旗招展的苏区，转眼黯淡无光？为什么军歌嘹亮的队伍，被迫隐匿深山密林？为什么熊熊燃烧的革命之火，瞬间燃成灰烬？敌人步步紧逼，队友一个个倒下，就像这次纸寮突围，逃出来的只有8位。幸存的，还有一支手枪和一根火柴。
我不止一遍阅读张昭娣的回忆文章《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忆汀瑞游击队组建前后》。那是一段多么艰难的岁月啊，尤其是文中写到他们如何保护最后一根火柴，令人动容。它先由队长张开荆专门保管，用油布包住，藏在贴胸的衣服里，以免受潮。后来大家又找来一个火笼，把火柴埋进火笼里，由专人负责提这个火笼。尽管大家浑身湿漉漉的，火笼却遮得严严实实。住宿时，人睡差的地方，把最好的地方让给这个火笼，让给这根火柴。因为张昭娣他们一直觉得，这根火柴就像那些在断壁残垣上被涂抹的、尚能隐约见到的标语“红军一定会回来的”“红军必胜”一样的鼓舞人和给人希望。
二
张鼎丞返乡途中没有遇见张昭娣的这支仅剩8个人的队伍，但他沿途遇到的每一支零散的游击队，都和张昭娣他们一样，被饥饿寒冷残忍侵蚀，被死亡恐惧牢牢纠缠，他们居无定所，四处逃亡，从不敢在白天行动，没吃过一顿热饭，喝过一口开水，没有粮食没有盐巴，偶尔从被敌人摧毁的山村里捡到一些薯种、辣椒，煮起来，那就是佳肴了。
“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这位闽西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奠基人之一，曾经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牢记毛泽东的临别赠言。他从赣南出发，一路疾行，翻越几十里看不见天的原始森林，穿过一座座林立的碉堡炮台，终于抵达福建省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长汀四都。此时，省委书记万永诚依然沿袭“左”倾错误，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做毫无希望的阵地战。张鼎丞建议分散力量开展游击战，万永诚没有采纳，他只得申请回永定，省委虽然同意，但不给他一枪一弹，也没有任何职务。张鼎丞连忙把刘永生、陈茂辉、范乐春等几位老部下召集起来，到军区修械所找到8支旧枪和一些土造手榴弹、子弹，连夜出发。
张鼎丞的影响和作用，從他一脚踏进闽西大地就充分展现出来。此时，国民党8个正规师10万多人已将闽西苏区团团包围，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张鼎丞。张鼎丞凭着这8支旧枪、十来个人，避敌锋芒，神出鬼没，在高山密林与数百倍于己的敌人玩起捉迷藏，成功摆脱敌人追捕，回到永定。而沿途被打散的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见到风尘仆仆的老领导张鼎丞时，眼前一亮，就像擦亮最后那根火柴，心里顿时亮堂起来。
就这样，张鼎丞带着他的只有8条枪的小分队，一路重拾即将散失的信心，点燃可能熄灭的革命火种。他坚信，这些散落在闽西大山深处的星星点点微弱的火苗，在不久的将来，定将再一次成为燎原之势。
1935年2月，费时3个月，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张鼎丞终于回到永定县西溪乡赤寨村，这是红军长征后永定溪南苏区仅存的一个村。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张鼎丞是第一个到达的人。
三
今天的永定金砂镇大道通衢，欣欣向荣，金砂红色旧址群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张鼎丞当年领导的“永定暴动”旧址，亲手成立的“溪南苏维埃”旧址，还有他的只剩一堵残墙的故居都在这里。我们却转入一条不太显眼的小路，朝另一个毗邻的小村庄——赤寨进发。
寂寞的村落、荒芜的田野、荒废厂房……时光像在不断倒流，只有大山，如影随形，像朋友，又像敌人，是屏障，也是阻隔。阳光被挡在密密麻麻的枝丫外，落下斑驳的树影，山外的喧嚣与精彩被一点一点过滤掉，时间仿佛回到那个黑白年代。
86年前，同样是这条路，有一群人，如万涓溪流赴大海，义无反顾奔向赤寨。他们走得如此艰难危险，又充满光明和希望。他们的到来，让这个偏远的小山村悄然欣喜，让黑暗迷茫的心灵闪烁光芒，让陷入低谷的闽西革命，置之死地而后生。
回到赤寨的张鼎丞紧锣密鼓开展工作，他将几支地方游击队和上杭独立团的干部集中整训，进行形势教育，并派永定县委书记郭义为到龙岩寻找红八团、红九团，以便集中力量互相配合，做好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红八团和红九团是红军长征前中央军委成立的最精锐重要的两支部队。一个在漳岩公路沿线开展游击战争，一个在永安、宁洋、漳平、连城之间活动，两个团分别控制从福建东边通往中央苏区的两条要道。红军长征之后，他们和上级失去联系，在敌人步步紧逼之下，不得不隐匿在莽莽大山之中，处境十分艰难。1935年3月中旬，一南一北两支精锐部队终于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重重关卡，与张鼎丞率领的部队在永定月流胜利会师。从此不再群龙无首，不再孤军奋战。正如张鼎丞在月流会师中所说：“天不会塌下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仍然存在，我们大家同心合力，在南方共同把一角天撑起来。”
月流会师之后，几支部队朝赤寨转移，为即将到来的更加残酷艰难的游击战做准备。
四
4月的赤寨，和闽西很多村庄一样，被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装点得流光溢彩，清新迷人，它在等待最后一批人的到来。
1935年的春天，长汀县濯田镇小径村不知道，被密集枪声打破宁静的清晨，将载入共和国的史册，几个熠熠发光的名字，足以让这个小村庄不再平凡。年逾花甲的何叔衡、重病在身的瞿秋白……脚步纷乱，杀声震天，死亡露出狰狞的面目。当地反动武装钟绍葵部在这里对这支有重要领导人的突围小分队进行包围袭击。瞿秋白被俘入狱，写下著名的《多余的话》，数月后于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何叔衡在突围中身负重伤，跳崖牺牲。邓子恢从山坡滚落到一个山谷中，满身衣服都成了碎布片，脸上和手脚被树枝划出一道道血痕。他带领仅剩的几位战士，凭一挺机枪和几杆步枪，最终突围生还。这位与张鼎丞一起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迎接朱毛红军入闽的革命者，一生戎马生涯，百炼成钢，唯独这个小村庄，成为他终生的痛惜和遗憾。 邓子恢在返回长汀四都途中，遇到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和谭震林带领的突围部队，于是随他们再次出发，重返闽西。强渡汀江、突围河田、转战涂坊，一路被围追堵截。经过半个多月艰难跋涉，终于到达永定大阜山与张鼎丞会合。只是喘息未定，又遭敌人重兵包围，许多指战员牺牲，陈潭秋头部受重伤，幸亏刘永生率部赶到，才转危为安。队伍撤到赤寨村休整。
从长汀到永定，四五百里，五六天的路程，他们走了半个多月，500多人的隊伍，到达赤寨时不足200人。
五
今天，我们从龙岩市区出发，到达永定赤寨，车程一个半小时。今天的赤寨建起一座赭红色的亭子，由王直将军题写的“军政亭”三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亭子前方立有一碑，是由伍洪祥题写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赤寨会议纪念碑”。曾经开会的瓦窑被修缮起来，建成赤寨会议展览馆……这里的人们没有忘记这个会议，没有忘记这群拼了命赶来开会的人。
1935年4月12日，这群从四面八方，历经千难万险赶来的革命者，终于聚在一起开会了。而就在两天前，也就是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司令员龙腾云在武平会昌交界的梅子坝大山中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随后毛泽覃、吴必先在突围中也壮烈牺牲，苏区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军区机关及所属部队全部解体。
此时的赤寨，仿若世外桃源，被敌人烧毁的瓦窑很破，连屋顶都没有，所幸天空澄澈，春风和煦，大家在断墙残壁中坐的坐，站的站，有的衣服还留着血迹，有的身上缠着绷带，脸上的尘土尚未洗净，心中的困惑久久缠绕，他们都在静静地聆听陈潭秋转达中央分局从遵义发来的“万万火急”的指示。这位中共一大代表，曾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的革命者，强忍头部伤痛，面色凝重，迫不及待地提出闽西南当前的任务：“紧密依靠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调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向外撤退，同时从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上作战。”
会议开了整整两天一夜。大家热烈讨论，忘了时间，一年多的困惑、痛苦、迷茫，压在心头的沉重的石头，蒙住双眼的无边黑暗，全部在这个小村庄得以纾解、擦亮。夜空下，星星点点的灯火在闪烁，热烈的讨论此起彼伏，悠扬的山歌响彻山谷：
日头落山心莫慌，
夜里没日有月光。
月光没了有星子，
星子没了天大光。
不怕雨来不怕风，
不怕天寒地又冻。
待到梅花报春讯，
深山树木尽退冬。
赤寨会议具有开创性的成就，它是中央红军长征后，闽西苏区沦陷之后，张鼎丞、邓子恢、陈潭秋、谭震林等革命者们第一次集合起来，独立召开的会议，是他们用信念、鲜血和生命将革命的火种小心呵护，勇敢保存下来的会议，它扭转了一度失去上级领导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避免了被敌分割各个击破的危险，是闽西革命斗争重要转折点，是闽西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开始。
小小的赤寨张开双臂，拥抱这群流浪的孩子，流浪的孩子们擦亮火柴、点燃火把，将生的希望和胜利的光明洒向闽西的山山水水。
六
张昭娣、张开荆所在的游击队是赤寨会议召开两年多之后，也就是1937年秋天才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取得联系。在这之前，他们一直独自辗转苦战在汀瑞大山，逐渐与钟德胜的瑞金游击队、刘国兴的武阳游击队会合，队伍由8个人壮大到100多人，组成汀瑞游击队，在大山纵横驰骋，神出鬼没，令敌人惊恐万分。那根差点被淋湿的火柴，重新被点燃起来。
就在这三年时间里，参加赤寨会议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们分头行动，率领各自的游击队一次又一次粉碎敌人的“清剿”，取得闽西革命的全面胜利。红军游击队发展到3000多人，地方党的组织发展到上杭、永定、龙岩、南靖、平和、大埔、漳平、宁洋、连城等县，建立了8个县委、56个区委，党员3000多人。
1937年秋，张开荆亲自赶赴龙岩会见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在这之前，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已在双髻山召开，这群执火者将带领不断壮大的红军游击队，走出大山，走向光明，把理想与信念、热血与青春置于民族大义面前，置于阳光之下。
1938年3月1日，沉寂了十年的东肖再一次沸腾起来。这里正在举行新四军第二支队抗日誓师大会，随后即由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和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率队北上抗日。汀瑞游击队也汇入这股抗日洪流，与2000多名闽西南子弟兵一道奔赴苏皖抗日前线。张昭娣和游击队的其他20多个女队员因为革命需要，全部留在瑞金和闽西坚持斗争。其实不止这些女队员，还有很多人都留下来了，如魏金水、伍洪祥等，他们将再次肩负起守护南方革命根据地的重担。
东肖是邓子恢的故乡，他亲自领导的东肖后田暴动，是闽西四大暴动的首个暴动，是闽西革命出发的地方。从1927年的后田暴动到1938年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对邓子恢来说，是风云激荡、是非起落的十年，也是闽西革命艰苦卓绝、磨砺成熟的十年。闽西革命从与国民党的斗争到汇入为民族大义、为国家利益而斗争的抗日洪流，是从一个起点走向新的起点。
如果说汀瑞游击队像呵护那根仅剩的火柴一样呵护革命的火种，由当初的8个人发展到100多人，这点火光已经成为闽西革命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那么张鼎丞仅凭8条旧枪，转战三年，不断壮大，最终战胜十万国民党大军，不是神话。由他和邓子恢、陈潭秋、谭震林等人领导成立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星散各地的革命火种汇聚起来，形成整个闽西革命力量，影响就更大了。
火光的力量有大有小，在无数革命者的坚持呵护下，这些火从未熄灭过。当它们分散各处时，是隐蔽的，等待时机的星星之火;当它们聚拢在一起时，就形成燎原之势，绽放无比巨大的威力。正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执火者，无论职务大小、地位高低，用生命呵护微弱的火苗，用信仰高举燃烧的火把，才最终保护住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果实。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