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國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历史峰值，此后即一路下滑。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高储蓄、高投资和高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其直接的影响就是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从高速平台下沉到中速平台。
　　对应于人口红利时代结束后经济潜在增长平台的下沉，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增速也必然呈现出趋势下滑的态势，其结果就是在储蓄率一定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增速下降以及在企业收入、利润率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和定期存款增速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比增速从2011年的13%左右持续下降到2017年的8%左右；与此同时，2017年城镇居民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7%左右。这两个指标都大大低于11%左右的名义GDP增速。就企业部门而言，以工业企业为例，2010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最高达30%左右，此后持续下降到2015年的3%左右。2016年三季度后，随着我国名义GDP的V型反转，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开始反弹，但最高也只有14%，且从2017年二季度后又进入滑落通道。
　　人口红利时代结束的第二个重大影响是储蓄率的下降，这是导致居民储蓄存款增速趋势性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我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居民储蓄/居民可支配收入）在2010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顶点，随后不断下降。由于居民储蓄是国民储蓄的主体部分，整个国民储蓄率也自2010年趋势性下降。在金融层面，居民储蓄率下降的结果就是居民储蓄存款增速的下降，国民储蓄率下降的结果则是全部存款增速的下降——存款增速已经是1998年以来的最低值。在储蓄率和存款增速下降的过程中，近期居民部门表现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从2016年三季度以来，居民新增贷款超过新增存款，在流量上居民部门已经变成一个赤字部门。与此同时，我国居民部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主要发达的和新兴的经济体。储蓄率下降、过度借贷和分配差距扩大是美国次贷危机前的三大典型宏观现象，对此，我们不得不警惕。
　　人口红利时代结束的第三个重大影响是投资率的下降。继2010年储蓄率从峰值回落后，我国的投资率也于2011年达到顶点。投资率的下滑是储蓄率下滑和经济增长平台下沉的自然结果，因为储蓄决定了投资的可贷资金来源，而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则决定了投资的资本边际报酬。从月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数据看，整体的增速以及扣除房地产投资的增速都已经下降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细分行业看，虽然ICT行业（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投资增速显著快于其他行业，但由于其占比依然很低，因而无法扭转投资下滑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