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从《史记》中“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游侠，到金庸笔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侠，锄强扶弱、行侠仗义，一直都是这些名目繁多的侠客们应该具备的素质。他们，爱管闲事，替天行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侠客们在小说中，扮演着虽然违法乱纪，却又能重铸秩序的重要角色，彰显了广大读者群众，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仇视，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因此，即使奸人作恶惹得侠客出手相助的老套情节一再上演，但是在读者心中，仍是很有市场。一直到今天，“吾徒不是空门客，要削人间事不平”的鲁智深，以及“马蹄到处无关破，霜刃磨来杀不平”的林冲，一直都是读者喜爱的艺术形象。

侠义：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

　　如果我们将武侠这两个字拆开，然后提问：武和侠，到底哪一种才是武侠小说的本质？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会选择侠。中国文学自古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无论文体如何，题材怎样，文章必须要言之有物。因此，武是一层外衣，而侠才是武侠这种文学形式的框架。这一点，当代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说得最清楚：
　　我以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
　　当然，真的完全摒除武的部分，未必还能吸引读者，也未必还能保持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特有的魅力。持此论调，是希望能够中和武侠小说中着力渲染的暴力，让武力的这匹野马不至于脱缰狂奔。于是，“武中见侠”或者“借武写侠”，成为了武侠小说中最为常见的模式。
　　习武者即便身怀绝技，天下无敌，如果不能替天行道，反而自矜自傲，以武谋私，那么便不能算作为真正的侠客。也就是司马迁说的“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真正的侠客不应只是炫耀武力恃强凌弱，不是弱肉强食的森林霸主。武的落脚点，最终都会指向侠。这里的“侠”，内涵并不确定，不过功能是明确的，那就是如何使得武侠中的“武”合法化、合理化，甚至是道德化，宗教化。
　　梁羽生《云海玉弓缘》中孟神通与谷之华父女发生矛盾，前者认为“世间只有强存弱亡，哪有是非黑白”，后者则争论“世间岂有只凭武功便能横行天下”，结局当然是邪派高手孟神通死于非命。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人道主义滋长，人文精神愈发彰明。单纯炫耀武力或动辄杀人，不过是戾气的宣泄，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情感共鸣中，都非上策。因此，武侠小说家的首要任务是，设置情节让主角有学得上层武功的动机和途径，然后将拥有这身本事的侠客的行为合理化。例如，先是矢志不渝为报父仇而后为国为民的郭靖，一身江湖义气的令狐冲。主角武功无论如何，但是人品道德都是上佳，即便是杨过这般偏激促狭，但那也是瑕不掩瑜，在大是大非上都是无可挑剔之人。
　　实际上，自从唐人李德裕将“侠”和“义”绑在一起，“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侠义这两个字便再也分不开了。从司马迁《刺客游侠列传》以降，到唐《传奇》，到宋话本，以至于明清的小说，血亲复仇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这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也是能够使武合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武侠小说的演进过程中，复仇的主题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出现谢逊、萧远山这样的人物。冤冤相报何时了，也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那么，大批武侠小说家，便将眼光放到了另外一个领域：锄强扶弱。

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三侠五义》作为中国最早讲述江湖武林的小说，其中各类惩惡除奸、锄强扶弱的故事在今天依然能找到情感共鸣，其十三回所表述的任侠远则，也被广泛肯定：
　　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
　　为立功或为了报仇而卧薪尝胆地惩奸除恶，当然也是大丈夫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比起来，若是萍水相逢、事不关己，仍要为公义出头，只为一个道义，后者明显在境界和层次上略胜一筹。所以，削不平，也就是锄强，便成为了武侠中长盛不衰的主题。
　　金庸射雕三部曲中，最厉害的武学当属《九阴真经》了，经书第一句便是“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并在郭靖和欧阳克的比试中，反复通过两人之口宣之于众，为广大读者熟悉。其实，这一句出自《老子》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这一句作为《九阴真经》的首句，可见作者也是暗藏深意于。
　　其中。人之道，“损不足，奉有余”，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大部分时期，阶级之间都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便是武侠小说中“锄强”的理论基础。有压迫，便会有反抗。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和动力来反抗。于是，寄希望于天，希望善恶有报，寄希望于侠客，希望他们能够替天行道，能够锄强。武侠小说，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如同成年人的童话一般。是非曲直，都是那样清清楚楚，不用顾念杂物，可以快意恩仇，可以惩恶扬善。

　　人之一生，总有波折坎坷，是人之所时有，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在四周一片黑暗之时，人们总会想方设法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东西，那些锄强扶弱的侠客，此时便带着神性的光辉，在人们心中点亮了火光。总有侠客可以在书中做到我们在现实中做不到的事情，就如同《七剑十三侠》中的侠客那般：
　　这班剑客侠士，来去不定，出没无迹，吃饱了自己的饭，专替别人家干事。或代人报仇，或劫富济贫，或诛奸除暴，或矬恶扶良。别人并不去请他，他却自来迁就；当真去求他，又无处可寻。
　　如此理想的侠客，自然是寄托了芸芸众生“被拯救”的幻想，寄托了公平正义的幻想。所以著名武侠作家王度庐说：“人间侠士之不可无。”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大加赞扬那些“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游侠。因此，伦理上、情感共鸣上，锄强扶弱都是武侠文学中一块重要的阵地。

远离庙堂的化外之规

　　《墨子》中说：“侠以武犯禁。”武侠小说，也完美地继承了这一特色。无论是在历史背景下，还是纯粹架空历史，大部分武侠小说总是有意虚化朝廷律法的作用。江湖成为了远离庙堂的化外之地。因此，在乔峰在聚贤庄杀了那么多人后，仍可以在大江南北畅行无阻，随便在街上喝酒。而且，律法对于武侠中各位侠士的约束力，远远不及江湖道义和自己定下的约定。就连一身正直的黄蓉，也曾伤及过口出恶语的村妇，杨过也曾做过鸡鸣狗盗的勾当。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人与人的相处过程中，总会试图建立一系列的规范。律法，更多时候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所以，在维护弱者权益上，律法并不承担道德上的义务。甚至一些恶法，还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们剥削弱者的工具。因此，在庙堂靠不住的大背景之下，人们很自然便寄希望与天生于庙堂不和的江湖。人们希望在这里，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点。
　　武侠作家们，适逢其会，在童话故事中，又找到了“锄强扶弱”这只金天鹅。将武侠中的“侠”字发扬光大，将中国人心中的道德观念，一股脑融入到侠中。自此，侠之一义，使得武侠小说的伦理基础得以完备。

　　庙堂、江湖，原本就不是可以用两分法简单做区隔的。晚清侠义小说中，甚至出现了一种以侠助庙堂的风气。与郭靖驻守襄阳不同，这些原本混迹江湖的桀骜侠士，被改造成循规蹈矩的忠臣，为上官马首是瞻。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到：
　　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
　　鲁迅批判《三侠五义》、《施公案》这类公案小说，认为这类小说扼杀了豪俊的生命力，是奴才的文学。然而，在晚清的背景之下，这一类小说的出现也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在当时的环境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上升为民族矛盾。江湖与庙堂之间所代表的阶级矛盾，在共同的敌人之下已经缓和。社会早已无力内斗虚耗。在此背景下，绿林的好汉和庙堂的名臣通力合作，廓清环宇。这时，锄强扶弱便是社会重建秩序、共体时艰的应有之义了。
　　锄强扶弱，不光是一种伦理价值观的选择，在艺术架构上也是颇有讲究。每当侠客在锄强扶弱之前，强者往往坏事做尽、趾高气扬，而弱者孤苦无依，走投无路。当有能力改变现实的侠客出现后，马上就会发生反转。锄强扶弱的反转，一方面使读者获得价值上的情感共鸣。与此同时，前后反差所带来的阅读体验，也是一种快感。正所谓“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

　　锄强扶弱，也并非是一剂百试百灵的良药。正所谓事无巨细，过犹不及。锄强扶弱中的强弱，所蕴含的话外之音，往往会被有心人曲解。而且，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在成为一种道德准则后，经过不断滑坡、熵变，便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强弱从一种包含道德判断的概念，滑坡为简单的社会经济等级的判断。有心人用道德去绑架强者，又以道德的虚荣感去施舍弱者。这便是当今社会中不得不警惕的一种现象。
　　武侠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实质上是提倡以暴制暴，不过仅仅流于这一层面，总归是肤浅。所以，小说家往往在侠客的暴力中，赋予许多道德文化上的合理性。便好像，辟邪劍法生来就是一门阴邪的武功，九阳神功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一门正大光明的功夫。他们赋予武功不同的道德属性，他们赋予厮杀不同的正当动机。锄强扶弱，便是在此种环境中被历史和文化选中了。当然，还有我们广大读者的美好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