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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鹰”爪
1978年3月，以色列总理贝京下令实施“利塔尼”行动，以期消灭以黎巴嫩南部为根据地，经常越境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巴解游击队。3月15日，以军占领黎南部纵深约10～20公里区域，建立“安全区”，扶植起以基督教民兵为主的“南黎巴嫩军”，借此减少巴解偷袭以色列本土的概率。
在“利塔尼”行动中，装备F-15的以空军第133中队主要负责在黎南部展开战斗巡逻，对以军地面部队和空军攻击机提供掩护。由于没有黎巴嫩或叙利亚战机拦截，F-15的空战性能并未得到实战验证。但以色列媒体对F-15首次参战给予高度关注，称其为以军在黎南部的“空中雷达站”。
1979年3月26日，埃以两国签署了《戴维营协议》，震惊了阿拉伯世界。随即利比亚宣布与埃及断交，阿拉伯联盟开除埃及会员资格，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联合约旦和叙利亚两国元首，成立“东方战线”，以填补埃及退出阿拉伯反以阵线后出现的军力空白。尽管“东方阵线”短期内尚难对以色列构成实质威胁，但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为显示其强硬立场，继续通过“战争边缘”措施向以色列施压。
从4月11日起，叙利亚空军开始频繁飞越黎巴嫩领空。当时，以军视黎巴嫩空域为自家“后院”，不容他人染指。对于不期而至的叙利亚战机，以空军视为“破坏现有秩序”，而时任叙利亚国防部长的穆斯塔法·塔拉斯则宣称：“对我们来说，挑战以色列空军是个艰难而又重要的决定。长久以来，以色列凭借制空权屠杀阿拉伯同胞，我们怎能按兵不动，让我们的战机在家睡大觉?我们英勇的飞行员们早就斗志昂扬，期待与以色列决一死战，尽管这可能给我们造成巨大损失，但英雄的叙利亚人民无所畏惧，时刻准备为伟大的阿拉伯民族事业献身!”
面对叙利亚的挑战，以色列空军起初采取“静观其变”的策略。据时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大卫·艾维里回忆：“叙利亚战机穿越黎巴嫩领空，最初无非是炫耀武力，只要它们不威胁到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我们就忽略不计。当然，我们军人是急盼教训一下叙利亚飞行员，但我们必须服从政府的指令。随着时间推移，叙利亚空军越来越具有攻击性，我们必须有所反应了。”
两个月后，叙利亚飞行员开始有意识地为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游击队提供掩护，并对空袭巴解目标的以色列战机进行拦截。凭借强大的电子情报网络，以色列空军完全掌握了叙军的每一项作战命令，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甚至对叙空军每天出勤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这使他们能提前判断出叙利亚人的意图。
针对叙军的拦截，以空军常在实施空袭时安排1～3架战斗机从事战斗护航，这些战斗机就起到伏兵的作用，能给叙军带来出其不意的打击。事实证明，在强大的情报网络支持下，这种战法对叙军威胁极大。在整个1979年，从事战斗护航的以军战机成为叙利亚米格战机的杀手，许多以色列飞行员因此成为空战王牌。当然，这些预设的“埋伏”只是以军空袭行动的“副产品”。换句话说，如果叙军战机无意干涉以军的空袭行动，他们自身也不会遭到以军战机的主动攻击。
到了1979年6月27日，以军的F-15战斗机终于迎来了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当时，以空军对黎巴嫩沿海的巴解目标进行打击，装备F-15战斗机的第133中队承担战斗护航任务。带队出击的是中队长本尼·京克尔，其僚机是以色列飞行学院训练中队指挥官摩西·梅尼克，他是以“应急飞行员”(EP)的身份被委派到第133中队。担任战斗护航后备队的是尤勒姆·佩雷德(时任第133中队第二副中队长)和约尔-费尔德绍，此外还有2架“幼狮”战斗机进行策应。以空军之所以要“混合搭配”，是希望充分利用F-15战斗机上的高性能雷达提前探知敌机方位，据此引导所有战斗小组(高性能战机搭配低性能战机)进入战斗位置。
11时7分，以色列空军获悉叙利亚3个编队的米格-21沿黎巴嫩海岸线移动。11时20分，叙利亚空军再次派出大批米格21实施拦截。1分钟后，以色列空军开始对叙利亚通信系统实施干扰，切断了叙利亚地面控制雷达站(GCI)与空中米格-21战斗机编队的联系。当时的情况是，叙利亚地面雷达站清楚显示4架F-15正从低空高速接近米格-21，但他们只能干着急，却无法将情报及时传达给叙利亚飞行员。
担任前锋的京克尔和梅尼克最先抵达战斗位置，并用机载雷达牢牢锁定叙空军的米格-21机群。当他们与叙机编队的距离进入到超视距攻击范围时，便迫不及待地发射了1枚AIM-7F“麻雀”中距空空导弹，但是这枚“麻雀”并未击中叙机。此时，这两名以色列飞行员完全能目视到米格-21机群了，因此京克尔和梅尼克决定实施视距内攻击(WVR)。
梅尼克所在的位置比较有利，于是他率先发射1枚“怪蛇”3格斗导弹。在晴朗的天空中，他亲眼看到“怪蛇”3离开发射轨之后高速划出一道优美的曲线，旋即击中一架叙利亚米格-21战斗机的左机身。“怪蛇”3的破片式杀伤战斗部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这架米格-21当即就在空中解体。虽然梅尼克早就是战功卓著的王牌飞行员，但对于驾驶F-15击落敌机，他还是有些喜出望外，以致于忘记了还有1架叙利亚战机正朝自己冲来。幸运的是，长机京克尔还保持冷静，他迅速占领有利的掩护位置，向那架偷袭的叙机发射了1枚AIM-7F“麻雀”空空导弹，将其击落。
就在京克尔编队与叙机交火的当口，处在大约50公里外的尤勒姆·佩雷德编队也从无线电里听到消息。尤勒姆·佩雷德知道，凭借F-15的综合优势，京克尔等人用不了几分钟就能结束战斗，“如果我们还呆在原地无动于衷，我们就连汤都喝不上了”。事实上，尤勒姆·佩雷德领导的战斗护航后备队完全可以在超视距条件下发射AIM-7F“麻雀”中距空空导弹，但佩雷德担心可靠性不高的AIM-7F导弹会误伤友军，于是他决定让大家用格斗型空空导弹和机炮解决战斗。很快，他们在己方地面雷达的引导下，截住叙利亚第二批米格-21编队，在近乎理想的俯冲攻击下，2架F-15战斗机用AIM-9G“响尾蛇”格斗导弹和6管20毫米“火神”机炮击落2架叙利亚空军米格-21战斗机，而配合行动的“幼狮”战斗机飞行员沙伊·埃谢尔也用“怪蛇”3格斗导弹击落了另一架米格-21。这场一边倒的“狗斗”仅持续了60秒，正如尤勒姆·佩雷德回忆的那样：“那一刻，我们就像在进行10米气手枪点射。”
6月27日这一天，叙利亚空军共丢掉了5架战机，其中4架是被以空军的F-15击落。这在以色列空军中引起空前的反响，大家都把F-15看作“超级战机”，因为任何一款新加入以空军的战机的“投名状”都没有F-15这样丰厚。
尽管6月27日的空战令叙利亚空军损失惨重，但叙空军不仅没有退缩，反而 增加了在黎巴嫩上空的活动频率，同时还拿出了很少在空中露面的王牌战斗机米格-23。事实证明，米格-23的确身手不凡，在其第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就击落一架以色列空军的RE-4E侦察机。以色列空军当然不甘心吃这个亏，于是在9月24日再次策划对叙机进行“伏击”。具体技术是由京克尔率2架F-15作为“诱饵”，前去轰炸黎巴嫩的巴解目标，而其副手纳沃则率中队主力作为“伏兵”。结果叙利亚人又中计了，他们派出2架米格-21拦截京克尔，另派4架作为增援。
这次空战结果又是一边倒——经过77秒钟的战斗，以军F-15击落6架叙机中的4架。具体交战过程为：纳沃首先用“怪蛇”3格斗导弹击落第1架米格-21；戴迪·罗森塔尔用AIM-7F“麻雀”中距空空导弹击落第2架；莱里克·沙菲尔用AIM-9G“响尾蛇”格斗导弹击落第3架；纳沃最后用20毫米“火神”机炮击落第4架。对以色列空军第133中队而言，此战可谓战果丰硕，而纳沃也由此成为以色列空军历史上第一位驾驶F-15战斗机在一次空战中击落2架敌机的飞行员。
“鹰”捕“狐蝠”
在看到1979年米格机与F-15两次交手惨败的结果之后，飞行员出身的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马上意识到自己空军在战斗机性能方面与以色列空军的差距实在太大，于是他急忙从苏联引进更多的米格-23战斗机(包括MS和MF型)，以替代米格-21作为主力战斗机。但是这个举措没有取得太大效果，一是米格-23价格远远超过米格-21，叙利亚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大批量采购；二是米格-23的性能也比不上以色列空军的F-15，依然无法消除叙利亚空军中存在的“恐鹰症”。
为了提振士气，叙利亚空军采取一种新策略，就是重点打击以色列空军装备的侦察机，因为这些飞机空战性能比较弱。客观地说，叙军的这种新策略在初期起到过一定效果，如曾击落过以军的RF-4E侦察机。但是没过多久，叙军的策略被以色列空军识破了，于是后者主要通过提高RF-4E的飞行高度便轻易破解了叙军的拦截行动。这是因为叙空军装备量最大的米格-21战斗机无法爬升到与RF-4E相同的飞行高度，因此也就无法在视距内发射格斗空空导弹。即便是叙军出动较先进的米格-23，也仅能勉强捕捉到高空飞行的RF-4E，但难以对其实施有效拦截。
军事对抗向来是呈螺旋式上升的。阿萨德看到米格-21／23的能力不足以压制RF-4E，便向苏联提出采购米格-25“狐蝠”高空高速战斗机。对于阿萨德的采购请求，苏联人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这也使得叙利亚在1979年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口米格-25的国家。在阿萨德看来，有了米格-25，至少打掉以色列空军的RF-4E不成问题。但是，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采购米格-25非常关注，他们决心以一场大规模的伏击来“欢迎”米格-25参战。以色列空军司令大卫·艾维里钦点第133中队指挥官京克尔负责具体指挥。
1981年2月13日，天气异常糟糕，以致于以色列空军第133中队的飞行员们都认为叙利亚空军不会出动，因为叙空军的米格机普遍缺乏超视距作战能力。但就在第133中队的飞行员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升空后不久，突然在他们的机载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叙利亚战机。据京克尔回忆：“叙利亚战机的飞行速度非常快。很明显，这绝不是米格-21，而是米格-23MS或米格-25。”此时，正飞越加利利湖的第133中队F-15机群的飞行高度为9144米，与叙机的距离大约为110公里。在飞抵基利亚特·什姆纳镇上空时，京克尔命令编队迅速爬升至15240米并开始减速，准备进行空战。
当叙机距以色列空军编队还有40公里时，京克尔发射了第1枚AIM-7F“麻雀”中距空空导弹。在与叙机对头接近到34公里时，京克尔又发射了1枚“麻雀”。当京克尔准备第3次发射空空导弹时，突然迟疑了片刻。因为他发现前方的叙机已然爆炸，大量飞机碎片如雪花般散落。这时，京克尔发觉自己已经闯进了叙利亚领空，于是赶忙调转航向，率编队西撤。由于当时距离较远，京克尔不能确定自己击落的叙利亚战机到底是什么型号，但从敌机的飞行速度和推重比来分析，绝对不会是米格-21。两周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证实，被京克尔击落的叙利亚战机就是神奇的米格-25!
“战隼”来搭档
前面提到过，美国卡特政府在批准向以色列提供15架F-15C／D的“和平之狐”计划第二阶段法案时，还同意向以色列出售75架F-16A／B“战隼”式战斗机，这个项目的代号为“和平大理石”。按照美国空军的编队模式，昂贵的F-15重型战斗机搭配较为便宜的F-16轻型战斗机无疑是最佳组合。
1980年7月2日，首批F-16A／B战斗机(包括2架F-16A和2架F-16B)抵达以色列。到1981年底，以色列空军已经接收了两个中队(第110“北方骑士”和第117“第一喷气”中队)的F-16。
在以色列引进F-16之前，F-15一直是以色列空军唯一的第三代战斗机。与以军其他喷气战机比起来，F-15享有巨大的技术优势。所以在战术演练中，F-15往往找不到能够与之交战的对手，从而也就很难达到应有的训练目的。例如在1977年2月的一次训练科目中，一名“幻影”III战斗机的王牌飞行员仅在20秒钟内就被驾驶F-15的“菜鸟”飞行员“击落”，令这位王牌忿忿不平。为尽量弥补性能差距，在多数空战识别训练(DACT)中，以色列空军常用“数量优势”来缩小“性能优势”。例如，2两架高性能的F-15对阵3架“低性能”战机。但即便如此，F-15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胜利者。
F-16的引进总算为F-15找到同等级的对手，以色列飞行员们急切盼望两种最新机型的“对决”，第110、117中队更是期待与第133中队的F-15较量一番，以此证明轻型化的F-16能力并不弱。然而同为第三代战机，两者之间在和平时期的任何“对决”都是极其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机毁人亡，对于以军方来说，两者之间损失任何一方都是无法承受的。因此，以色列官方严禁二者之间进行任何“决斗”。
但凡事皆有例外，出于检验新战机性能的目的，当F-16抵达以色列后不久，6架F-15就秘密飞抵“战隼之家”——拉马特·戴维基地，并带来大批经验丰富的F-15飞行员。在该基地，以色列空军秘密进行了六次“一对一”和一次“二对二”的格斗演练。
尤勒姆-佩雷德参与了其中一次“一对一”演练，与他对阵的第110中队长阿米尔·纳胡米上校驾驶的是F-16B。由于纳胡米经验老到，尤勒姆驾驶的F-15A无论采取何种规避动作，都逃不脱F-16B的“咬尾”。在尤勒姆·佩雷德看来，F-16A／B虽然缺乏F-15那样的超视距空战能力，但卓越的机动性能使其具备极佳的格斗能力，这方面甚至超过了F-15，可算是世界上格斗空战中的“难以战胜的王牌战斗机”。
为了持续保持空中优势，以色列空军在F-16刚刚到手就将其投入到实战中，一般都是采用F-15与F-16“高低搭配”的编队模式。在1981年与叙利亚空军进行的“空中摩擦”中，F-15的战绩为击落2架，而F-16的战绩竟为击落3架。
1978年3月，以色列总理贝京下令实施“利塔尼”行动，以期消灭以黎巴嫩南部为根据地，经常越境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巴解游击队。3月15日，以军占领黎南部纵深约10～20公里区域，建立“安全区”，扶植起以基督教民兵为主的“南黎巴嫩军”，借此减少巴解偷袭以色列本土的概率。
在“利塔尼”行动中，装备F-15的以空军第133中队主要负责在黎南部展开战斗巡逻，对以军地面部队和空军攻击机提供掩护。由于没有黎巴嫩或叙利亚战机拦截，F-15的空战性能并未得到实战验证。但以色列媒体对F-15首次参战给予高度关注，称其为以军在黎南部的“空中雷达站”。
1979年3月26日，埃以两国签署了《戴维营协议》，震惊了阿拉伯世界。随即利比亚宣布与埃及断交，阿拉伯联盟开除埃及会员资格，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联合约旦和叙利亚两国元首，成立“东方战线”，以填补埃及退出阿拉伯反以阵线后出现的军力空白。尽管“东方阵线”短期内尚难对以色列构成实质威胁，但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为显示其强硬立场，继续通过“战争边缘”措施向以色列施压。
从4月11日起，叙利亚空军开始频繁飞越黎巴嫩领空。当时，以军视黎巴嫩空域为自家“后院”，不容他人染指。对于不期而至的叙利亚战机，以空军视为“破坏现有秩序”，而时任叙利亚国防部长的穆斯塔法·塔拉斯则宣称：“对我们来说，挑战以色列空军是个艰难而又重要的决定。长久以来，以色列凭借制空权屠杀阿拉伯同胞，我们怎能按兵不动，让我们的战机在家睡大觉?我们英勇的飞行员们早就斗志昂扬，期待与以色列决一死战，尽管这可能给我们造成巨大损失，但英雄的叙利亚人民无所畏惧，时刻准备为伟大的阿拉伯民族事业献身!”
面对叙利亚的挑战，以色列空军起初采取“静观其变”的策略。据时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大卫·艾维里回忆：“叙利亚战机穿越黎巴嫩领空，最初无非是炫耀武力，只要它们不威胁到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我们就忽略不计。当然，我们军人是急盼教训一下叙利亚飞行员，但我们必须服从政府的指令。随着时间推移，叙利亚空军越来越具有攻击性，我们必须有所反应了。”
两个月后，叙利亚飞行员开始有意识地为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游击队提供掩护，并对空袭巴解目标的以色列战机进行拦截。凭借强大的电子情报网络，以色列空军完全掌握了叙军的每一项作战命令，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甚至对叙空军每天出勤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这使他们能提前判断出叙利亚人的意图。
针对叙军的拦截，以空军常在实施空袭时安排1～3架战斗机从事战斗护航，这些战斗机就起到伏兵的作用，能给叙军带来出其不意的打击。事实证明，在强大的情报网络支持下，这种战法对叙军威胁极大。在整个1979年，从事战斗护航的以军战机成为叙利亚米格战机的杀手，许多以色列飞行员因此成为空战王牌。当然，这些预设的“埋伏”只是以军空袭行动的“副产品”。换句话说，如果叙军战机无意干涉以军的空袭行动，他们自身也不会遭到以军战机的主动攻击。
到了1979年6月27日，以军的F-15战斗机终于迎来了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当时，以空军对黎巴嫩沿海的巴解目标进行打击，装备F-15战斗机的第133中队承担战斗护航任务。带队出击的是中队长本尼·京克尔，其僚机是以色列飞行学院训练中队指挥官摩西·梅尼克，他是以“应急飞行员”(EP)的身份被委派到第133中队。担任战斗护航后备队的是尤勒姆·佩雷德(时任第133中队第二副中队长)和约尔-费尔德绍，此外还有2架“幼狮”战斗机进行策应。以空军之所以要“混合搭配”，是希望充分利用F-15战斗机上的高性能雷达提前探知敌机方位，据此引导所有战斗小组(高性能战机搭配低性能战机)进入战斗位置。
11时7分，以色列空军获悉叙利亚3个编队的米格-21沿黎巴嫩海岸线移动。11时20分，叙利亚空军再次派出大批米格21实施拦截。1分钟后，以色列空军开始对叙利亚通信系统实施干扰，切断了叙利亚地面控制雷达站(GCI)与空中米格-21战斗机编队的联系。当时的情况是，叙利亚地面雷达站清楚显示4架F-15正从低空高速接近米格-21，但他们只能干着急，却无法将情报及时传达给叙利亚飞行员。
担任前锋的京克尔和梅尼克最先抵达战斗位置，并用机载雷达牢牢锁定叙空军的米格-21机群。当他们与叙机编队的距离进入到超视距攻击范围时，便迫不及待地发射了1枚AIM-7F“麻雀”中距空空导弹，但是这枚“麻雀”并未击中叙机。此时，这两名以色列飞行员完全能目视到米格-21机群了，因此京克尔和梅尼克决定实施视距内攻击(WVR)。
梅尼克所在的位置比较有利，于是他率先发射1枚“怪蛇”3格斗导弹。在晴朗的天空中，他亲眼看到“怪蛇”3离开发射轨之后高速划出一道优美的曲线，旋即击中一架叙利亚米格-21战斗机的左机身。“怪蛇”3的破片式杀伤战斗部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这架米格-21当即就在空中解体。虽然梅尼克早就是战功卓著的王牌飞行员，但对于驾驶F-15击落敌机，他还是有些喜出望外，以致于忘记了还有1架叙利亚战机正朝自己冲来。幸运的是，长机京克尔还保持冷静，他迅速占领有利的掩护位置，向那架偷袭的叙机发射了1枚AIM-7F“麻雀”空空导弹，将其击落。
就在京克尔编队与叙机交火的当口，处在大约50公里外的尤勒姆·佩雷德编队也从无线电里听到消息。尤勒姆·佩雷德知道，凭借F-15的综合优势，京克尔等人用不了几分钟就能结束战斗，“如果我们还呆在原地无动于衷，我们就连汤都喝不上了”。事实上，尤勒姆·佩雷德领导的战斗护航后备队完全可以在超视距条件下发射AIM-7F“麻雀”中距空空导弹，但佩雷德担心可靠性不高的AIM-7F导弹会误伤友军，于是他决定让大家用格斗型空空导弹和机炮解决战斗。很快，他们在己方地面雷达的引导下，截住叙利亚第二批米格-21编队，在近乎理想的俯冲攻击下，2架F-15战斗机用AIM-9G“响尾蛇”格斗导弹和6管20毫米“火神”机炮击落2架叙利亚空军米格-21战斗机，而配合行动的“幼狮”战斗机飞行员沙伊·埃谢尔也用“怪蛇”3格斗导弹击落了另一架米格-21。这场一边倒的“狗斗”仅持续了60秒，正如尤勒姆·佩雷德回忆的那样：“那一刻，我们就像在进行10米气手枪点射。”
6月27日这一天，叙利亚空军共丢掉了5架战机，其中4架是被以空军的F-15击落。这在以色列空军中引起空前的反响，大家都把F-15看作“超级战机”，因为任何一款新加入以空军的战机的“投名状”都没有F-15这样丰厚。
尽管6月27日的空战令叙利亚空军损失惨重，但叙空军不仅没有退缩，反而 增加了在黎巴嫩上空的活动频率，同时还拿出了很少在空中露面的王牌战斗机米格-23。事实证明，米格-23的确身手不凡，在其第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就击落一架以色列空军的RE-4E侦察机。以色列空军当然不甘心吃这个亏，于是在9月24日再次策划对叙机进行“伏击”。具体技术是由京克尔率2架F-15作为“诱饵”，前去轰炸黎巴嫩的巴解目标，而其副手纳沃则率中队主力作为“伏兵”。结果叙利亚人又中计了，他们派出2架米格-21拦截京克尔，另派4架作为增援。
这次空战结果又是一边倒——经过77秒钟的战斗，以军F-15击落6架叙机中的4架。具体交战过程为：纳沃首先用“怪蛇”3格斗导弹击落第1架米格-21；戴迪·罗森塔尔用AIM-7F“麻雀”中距空空导弹击落第2架；莱里克·沙菲尔用AIM-9G“响尾蛇”格斗导弹击落第3架；纳沃最后用20毫米“火神”机炮击落第4架。对以色列空军第133中队而言，此战可谓战果丰硕，而纳沃也由此成为以色列空军历史上第一位驾驶F-15战斗机在一次空战中击落2架敌机的飞行员。
“鹰”捕“狐蝠”
在看到1979年米格机与F-15两次交手惨败的结果之后，飞行员出身的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马上意识到自己空军在战斗机性能方面与以色列空军的差距实在太大，于是他急忙从苏联引进更多的米格-23战斗机(包括MS和MF型)，以替代米格-21作为主力战斗机。但是这个举措没有取得太大效果，一是米格-23价格远远超过米格-21，叙利亚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大批量采购；二是米格-23的性能也比不上以色列空军的F-15，依然无法消除叙利亚空军中存在的“恐鹰症”。
为了提振士气，叙利亚空军采取一种新策略，就是重点打击以色列空军装备的侦察机，因为这些飞机空战性能比较弱。客观地说，叙军的这种新策略在初期起到过一定效果，如曾击落过以军的RF-4E侦察机。但是没过多久，叙军的策略被以色列空军识破了，于是后者主要通过提高RF-4E的飞行高度便轻易破解了叙军的拦截行动。这是因为叙空军装备量最大的米格-21战斗机无法爬升到与RF-4E相同的飞行高度，因此也就无法在视距内发射格斗空空导弹。即便是叙军出动较先进的米格-23，也仅能勉强捕捉到高空飞行的RF-4E，但难以对其实施有效拦截。
军事对抗向来是呈螺旋式上升的。阿萨德看到米格-21／23的能力不足以压制RF-4E，便向苏联提出采购米格-25“狐蝠”高空高速战斗机。对于阿萨德的采购请求，苏联人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这也使得叙利亚在1979年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口米格-25的国家。在阿萨德看来，有了米格-25，至少打掉以色列空军的RF-4E不成问题。但是，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采购米格-25非常关注，他们决心以一场大规模的伏击来“欢迎”米格-25参战。以色列空军司令大卫·艾维里钦点第133中队指挥官京克尔负责具体指挥。
1981年2月13日，天气异常糟糕，以致于以色列空军第133中队的飞行员们都认为叙利亚空军不会出动，因为叙空军的米格机普遍缺乏超视距作战能力。但就在第133中队的飞行员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升空后不久，突然在他们的机载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叙利亚战机。据京克尔回忆：“叙利亚战机的飞行速度非常快。很明显，这绝不是米格-21，而是米格-23MS或米格-25。”此时，正飞越加利利湖的第133中队F-15机群的飞行高度为9144米，与叙机的距离大约为110公里。在飞抵基利亚特·什姆纳镇上空时，京克尔命令编队迅速爬升至15240米并开始减速，准备进行空战。
当叙机距以色列空军编队还有40公里时，京克尔发射了第1枚AIM-7F“麻雀”中距空空导弹。在与叙机对头接近到34公里时，京克尔又发射了1枚“麻雀”。当京克尔准备第3次发射空空导弹时，突然迟疑了片刻。因为他发现前方的叙机已然爆炸，大量飞机碎片如雪花般散落。这时，京克尔发觉自己已经闯进了叙利亚领空，于是赶忙调转航向，率编队西撤。由于当时距离较远，京克尔不能确定自己击落的叙利亚战机到底是什么型号，但从敌机的飞行速度和推重比来分析，绝对不会是米格-21。两周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证实，被京克尔击落的叙利亚战机就是神奇的米格-25!
“战隼”来搭档
前面提到过，美国卡特政府在批准向以色列提供15架F-15C／D的“和平之狐”计划第二阶段法案时，还同意向以色列出售75架F-16A／B“战隼”式战斗机，这个项目的代号为“和平大理石”。按照美国空军的编队模式，昂贵的F-15重型战斗机搭配较为便宜的F-16轻型战斗机无疑是最佳组合。
1980年7月2日，首批F-16A／B战斗机(包括2架F-16A和2架F-16B)抵达以色列。到1981年底，以色列空军已经接收了两个中队(第110“北方骑士”和第117“第一喷气”中队)的F-16。
在以色列引进F-16之前，F-15一直是以色列空军唯一的第三代战斗机。与以军其他喷气战机比起来，F-15享有巨大的技术优势。所以在战术演练中，F-15往往找不到能够与之交战的对手，从而也就很难达到应有的训练目的。例如在1977年2月的一次训练科目中，一名“幻影”III战斗机的王牌飞行员仅在20秒钟内就被驾驶F-15的“菜鸟”飞行员“击落”，令这位王牌忿忿不平。为尽量弥补性能差距，在多数空战识别训练(DACT)中，以色列空军常用“数量优势”来缩小“性能优势”。例如，2两架高性能的F-15对阵3架“低性能”战机。但即便如此，F-15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胜利者。
F-16的引进总算为F-15找到同等级的对手，以色列飞行员们急切盼望两种最新机型的“对决”，第110、117中队更是期待与第133中队的F-15较量一番，以此证明轻型化的F-16能力并不弱。然而同为第三代战机，两者之间在和平时期的任何“对决”都是极其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机毁人亡，对于以军方来说，两者之间损失任何一方都是无法承受的。因此，以色列官方严禁二者之间进行任何“决斗”。
但凡事皆有例外，出于检验新战机性能的目的，当F-16抵达以色列后不久，6架F-15就秘密飞抵“战隼之家”——拉马特·戴维基地，并带来大批经验丰富的F-15飞行员。在该基地，以色列空军秘密进行了六次“一对一”和一次“二对二”的格斗演练。
尤勒姆-佩雷德参与了其中一次“一对一”演练，与他对阵的第110中队长阿米尔·纳胡米上校驾驶的是F-16B。由于纳胡米经验老到，尤勒姆驾驶的F-15A无论采取何种规避动作，都逃不脱F-16B的“咬尾”。在尤勒姆·佩雷德看来，F-16A／B虽然缺乏F-15那样的超视距空战能力，但卓越的机动性能使其具备极佳的格斗能力，这方面甚至超过了F-15，可算是世界上格斗空战中的“难以战胜的王牌战斗机”。
为了持续保持空中优势，以色列空军在F-16刚刚到手就将其投入到实战中，一般都是采用F-15与F-16“高低搭配”的编队模式。在1981年与叙利亚空军进行的“空中摩擦”中，F-15的战绩为击落2架，而F-16的战绩竟为击落3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