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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在想，追随圣雄甘地的脚步会是一段怎样的旅行？在过去一个世纪，他算得上印度最具特色的旅行者。青少年时期，他去了英格兰，后来又到过南非，回印度后领导了“丹地大游行”。在领导游行前，他花了一年时间搭乘火车游遍全国，默默地为自己之后在印度的政治生涯做补给。而后在余生的33年里，他除了1931年前往伦敦参加过圆桌会议，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南亚次大陆。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地方、任何风景能比印度铁路更能带给他给养，这足以让他忘记世界其他角落的存在。
我决定追随他，体验他走过的印度最棒的城市，从拉杰果德（Rajkot）到博尔本德尔（Porbandar），然后途经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阿拉巴哈德（Allahabad）、瓦拉纳西（Varanasi）、莫蒂哈里（Motihm-i），最终抵达加尔各答（Kolkata），这次火车之旅累计几千公里。
刚到博尔本德尔，惊喜便已在等我。甘地作为一个伟大的旧印度的反抗者，我从未想过原来他童年生活过的房子如此有特色。无论是博尔本德尔他出生以及幼年所居住的三层小楼，还是在拉杰果德度过青春期的Kaba Gandhi no Delo，都是当时最时兴的风格。
我搭乘的是从拉杰果德至博尔本德尔的19571号城际高速列车，耗时五小时，每张车票70卢比（￥7）。据观察，车上的乘客大多是商贩、农夫，以及两个城市之间走亲访友的人。在最初的三小时里，车窗外的景色是单调而熟悉的，肥沃的土地上整整齐齐地种满了甘蔗和芥菜。火车越靠近海岸线，地势起伏越明显，時不时能见到池塘和沟渠，还有长腿白鹭小心翼翼地穿过芦苇荡。我对面坐着几位相貌堂堂的老人，他们穿着无袖衬衫，裹着红头巾，面部线条像窗外土地一般经历过岁月的雕琢。他们有人在打瞌睡，有人盯着我出神，而我，显然是这个世界里的局外人。
我突然意识到，关于当地风土地貌的细节从未在甘地的旅行记录里出现过。或许与他脑子里所思索的这个世界相比，这些细枝末节都显得太过无聊。
几小时后，我抵达深藏小镇中的一处甘地家族的祖宅。完完整整的三层小楼，楼梯狭窄陡峭，栏杆用绳索结成；绿色的小窗户间仿佛有光线流动；空空的房间里摆放着华丽的金丝壁龛；最顶层的一个房间是甘地童年的阅读室，粗粝的、混着咸味的风从海上刮来，整个宅子透着魅力与沉稳。整晚，我在博尔本德尔造船厂里那些木板、船壳以及大框架之间游荡，一边呼吸着大海的气息，一边思索着在甘地青年时期的大胆游历中，西方世界到底给予了这个印度土生土长的青年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作为甘地1915年开始新生活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被我视作本次旅行中集感官、哲理以及智慧的结点。在19269号博尔本德尔至莫蒂哈里的城际快速列车上度过了九小时之后，我抵达了目的地。精致的历史遗产酒店The House ofMG曾是艾哈迈达巴德的Girdhardas家族的宅邸。在甘地1915年回到艾哈迈达巴德时，该家族的Mangaldas成为他的助手。甘地曾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他的房间如今已被改造成华丽的客房），之后便搬到了其他两处居所：Kochrab和更为著名的Sabarmati，后者依旧保存完好。作为一个务实的人，甘地用了十年的时间将这座城市作为与整个旧印度抗衡的试验田。在与旧制度的合作和对抗中，他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编织进主流的印度教文化和传统的种姓制度中。
清晨，我拿着酒店提供的指南去艾哈迈达巴德老城闲逛。在我眼中，艾哈迈达巴德不再是古吉拉特邦繁华了几百年的商业首府——它在19世纪时甚至还是整个国家的纺织中心，这个城市是14世纪古吉拉特邦的首都，也是特色鲜明的印度教建筑和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社区形式的中心。
我们在导游萨义德（Sajved）的带领下穿过传统老城的小街小巷，他博学有趣，虽然有些絮叨。他告诉我们每个社区都相对独立，但又互相支持，紧密地形成铁板一块。几乎在每个十字路口都可以看到那些异常精美的观鸟亭，又或者是鸟食台，这是人类希望增强与自然界联系的一个标志。
最后，我们来到了Kacharasa ni khadki。这条街非常偏僻，曾是处理垃圾的地方。萨义德毫不讳言：“这里的居民都以清理垃圾为生，他们通常也让人觉得脏兮兮的。”这番充满偏见的言论让我的心为之一沉。萨义德继续说：“但是垃圾到底是谁产生的呢？产生垃圾的人是否应该认为自己也是脏兮兮的呢？不幸的是，我们还不能正确地认识到劳动分工不同的真正意义。”
萨义德是我遇到的最具甘地风格的人之一，他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自信地将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形成新的认识。
回到酒店的屋顶餐厅Agashive，对于印度传统膳食的健康和平衡问题的关注又让我们转移到一个新的话题：食物。整个用餐期间我都在给自己提难题。我们吃饭的速度是否太快？真有必要吃那么饱？是否应该独自用餐，以免受到他人影响？饥饿真的不好吗？（甘地可不这么想。）
整个旅行中，我下决定试试不吃肉、不喝酒。古吉拉特邦以素食为主，但之后很长一段路要穿过印度主要的养牛区域，奶制品不可避免。我偶尔放纵了下，在博尔本德尔买了一支牛奶坚果冰激凌，在Agashiye吃了一次味道浓郁的Chhaach（一种咸味酸奶），但最好吃的，是在瓦拉纳西的Godowlia旧城区喝到的Thandai（一种奶制品饮料，没有加大麻）。
从艾哈迈达巴德到阿拉哈巴德，是整个旅途中最漫长的一次火车之行，需要26小时。火车抵达古吉拉特邦的时候我睡着了，到了中央邦（Madhya Pmdesh）才醒过来。窗外乌云盖顶，但整个城市看上去依旧很美，不过田间耕作的农夫肯定不这么想。
一整天我都在火车的不同车厢和包厢里游荡，并试着与所有愿意与我眼神交流的人交谈：一个比哈尔邦的木匠在离家一年后终于踏上了归乡之路；一位穿着印度传统棉质服装和尼赫鲁夹克的讲究男士原来是一位尼泊尔政治家，他坐着火车环游印度看亲戚，现在要去往拉克绍尔（Raxaul）的边境；一位同样衣冠楚楚、穿着印度传统服装的男士，对印度教侃侃而谈。同样，他们也喜欢听我的故事。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甘地，当他发现这样的谈话如此有趣并且能从中得益时，那就根本没可能不继续下去。 我将这段经历写到本上，并且想起我在甘地博物馆里买到的甘地笔记首页上的一句话：“一旦你下定决心，就永远不要放弃写日记。”在那间博物馆里陈列着他旅行时的随身物件——非常简朴，但很实用：一支芦苇笔、一把水果刀，还有一个开椰子的工具。在阿拉哈巴德的阿南德庄园（Anand Bhavan）——曾经是尼赫鲁家族的宅邸，我见到了作为甘地最亲密战友的旅行用品：一支打火机、一个迷你旅行电熨斗，还有一个电动剃须刀。
后来，在瓦拉纳西，站在波光粼粼的恒河岸边的杜勒西河坛（Tulsi Ghat）前，我读着印度伟大的诗人卡比尔（Kabir）为这个城市的忠实信徒写就的诗歌。这些华丽的诗歌与在恒河举行的壮观宗教仪式相呼应。而甘地所思考的问题是在1915年拜访了湿婆神庙（Kashi Vishwanath）之后产生的，繁复的宗教仪式到底有多重要，让人不惜以自我为代价？
在瓦拉纳西，事实证明，恒河在当前印度教文化里起到的精神作用出乎意料得强大。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你都能在河岸边看到这个城市最壮观的一幕：神圣的长柄勺、牵动人心的水葬、火化尸体的火光、寺庙的钟声、圣人的咒语。尽管甘地在1915年就提出过质疑，但直至今日，那场面还是极为诱人，并且一切看上去顺理成章。
在从阿拉哈巴德到瓦拉纳西，再到比哈尔邦的火车之旅中，我发现了新主角：印度的牛。在我们经过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比哈尔邦的每个村子里，牛的重要性甚至大过田地里的农作物。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牛拴在门外，牛仿佛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踏上旅途仅仅十天，我感觉到过去逐渐远离。貌似我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旅行，一个是火车，另一个则是时间。尽管每天有新的场景和遭遇取代之前的兴奋，但我还是努力地享受每一个当下。
在比哈尔邦，发生了这段旅途中最难忘的一刻。经过比哈尔邦北部的莫蒂哈里和贝特蒂亚（Bettiah）时，我们听说附近的沃林达文（Vfindavan）村有一个甘地纪念碑，但无人知晓其确切位置。于是我们去相关部门打听。门后突然出现了一位矮小黑瘦的老人，告诉我找对人了。老人叫Bannu Bhagat，是纪念碑的看护人。汽车在他的指引人沿着—条小径穿过田野，然后在一处空地前停下，他将基座上的布扯下。眼前立著的是甘地的塑像：那是中老年时期的甘地，留着黑色的小胡子，拿着一本《博伽梵歌》放在胸口，他的腰布褶皱中露出一块手表。
“甘地1938年在沃林达文（Vfindavan）待了八天，我的祖父Mathum Bhagat当时就随侍左右。”Bannu说道，“当时他们三个人来到这里，人们把他们视作神明，直至今日。”“三个人？”我问道，“是甘地、他的妻子Kasturba，或者还有一个国会议员？”“什么国会议员？是山羊！”Bannu对我的无知简直感到惊讶，“他到哪儿都带着它呀，这样他就能喝到新鲜的羊奶啦。等一下，我到树上摘点儿花，你可以献给他。”
我把他摘的花放在了圣雄的脚下。与这两周我拜访过的所有甘地博物馆和纪念馆不同的是，这尊甘地雕塑就那么毫无遮挡地暴露在大自然中。一处毫不起眼的农田里，刚刚收获的粮食就堆放在农夫茅屋不远处的一个小小的圆形粮仓中，门外堆着金黄色的麦秸秆，拴着一头牛，孩子们在一旁的树荫下玩着牛粪蛋。这样的场景足以让甘地感到喜悦——这是印度农民的世界，虽然贫苦，但自给自足。
两天之后，我在加尔各答结束了这场由西至东的旅行。我把从博尔本德尔海滩上捡来的一个光滑的石头扔进巴拉克普尔（Barrackpom）的甘地陵（Gandhi Ghat）旁的胡格利河（Hooghly River）里。是时候让我跟甘地说再见了，同时也是我生命新里程的开始——三天后是我的35周岁生日——作为一个信奉甘地主义的人，我应该将这条路从这短短一段铁路上的旅途，一直走向21世纪的地平线。
我决定追随他，体验他走过的印度最棒的城市，从拉杰果德（Rajkot）到博尔本德尔（Porbandar），然后途经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阿拉巴哈德（Allahabad）、瓦拉纳西（Varanasi）、莫蒂哈里（Motihm-i），最终抵达加尔各答（Kolkata），这次火车之旅累计几千公里。
刚到博尔本德尔，惊喜便已在等我。甘地作为一个伟大的旧印度的反抗者，我从未想过原来他童年生活过的房子如此有特色。无论是博尔本德尔他出生以及幼年所居住的三层小楼，还是在拉杰果德度过青春期的Kaba Gandhi no Delo，都是当时最时兴的风格。
我搭乘的是从拉杰果德至博尔本德尔的19571号城际高速列车，耗时五小时，每张车票70卢比（￥7）。据观察，车上的乘客大多是商贩、农夫，以及两个城市之间走亲访友的人。在最初的三小时里，车窗外的景色是单调而熟悉的，肥沃的土地上整整齐齐地种满了甘蔗和芥菜。火车越靠近海岸线，地势起伏越明显，時不时能见到池塘和沟渠，还有长腿白鹭小心翼翼地穿过芦苇荡。我对面坐着几位相貌堂堂的老人，他们穿着无袖衬衫，裹着红头巾，面部线条像窗外土地一般经历过岁月的雕琢。他们有人在打瞌睡，有人盯着我出神，而我，显然是这个世界里的局外人。
我突然意识到，关于当地风土地貌的细节从未在甘地的旅行记录里出现过。或许与他脑子里所思索的这个世界相比，这些细枝末节都显得太过无聊。
几小时后，我抵达深藏小镇中的一处甘地家族的祖宅。完完整整的三层小楼，楼梯狭窄陡峭，栏杆用绳索结成；绿色的小窗户间仿佛有光线流动；空空的房间里摆放着华丽的金丝壁龛；最顶层的一个房间是甘地童年的阅读室，粗粝的、混着咸味的风从海上刮来，整个宅子透着魅力与沉稳。整晚，我在博尔本德尔造船厂里那些木板、船壳以及大框架之间游荡，一边呼吸着大海的气息，一边思索着在甘地青年时期的大胆游历中，西方世界到底给予了这个印度土生土长的青年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作为甘地1915年开始新生活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被我视作本次旅行中集感官、哲理以及智慧的结点。在19269号博尔本德尔至莫蒂哈里的城际快速列车上度过了九小时之后，我抵达了目的地。精致的历史遗产酒店The House ofMG曾是艾哈迈达巴德的Girdhardas家族的宅邸。在甘地1915年回到艾哈迈达巴德时，该家族的Mangaldas成为他的助手。甘地曾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他的房间如今已被改造成华丽的客房），之后便搬到了其他两处居所：Kochrab和更为著名的Sabarmati，后者依旧保存完好。作为一个务实的人，甘地用了十年的时间将这座城市作为与整个旧印度抗衡的试验田。在与旧制度的合作和对抗中，他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编织进主流的印度教文化和传统的种姓制度中。
清晨，我拿着酒店提供的指南去艾哈迈达巴德老城闲逛。在我眼中，艾哈迈达巴德不再是古吉拉特邦繁华了几百年的商业首府——它在19世纪时甚至还是整个国家的纺织中心，这个城市是14世纪古吉拉特邦的首都，也是特色鲜明的印度教建筑和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社区形式的中心。
我们在导游萨义德（Sajved）的带领下穿过传统老城的小街小巷，他博学有趣，虽然有些絮叨。他告诉我们每个社区都相对独立，但又互相支持，紧密地形成铁板一块。几乎在每个十字路口都可以看到那些异常精美的观鸟亭，又或者是鸟食台，这是人类希望增强与自然界联系的一个标志。
最后，我们来到了Kacharasa ni khadki。这条街非常偏僻，曾是处理垃圾的地方。萨义德毫不讳言：“这里的居民都以清理垃圾为生，他们通常也让人觉得脏兮兮的。”这番充满偏见的言论让我的心为之一沉。萨义德继续说：“但是垃圾到底是谁产生的呢？产生垃圾的人是否应该认为自己也是脏兮兮的呢？不幸的是，我们还不能正确地认识到劳动分工不同的真正意义。”
萨义德是我遇到的最具甘地风格的人之一，他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自信地将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形成新的认识。
回到酒店的屋顶餐厅Agashive，对于印度传统膳食的健康和平衡问题的关注又让我们转移到一个新的话题：食物。整个用餐期间我都在给自己提难题。我们吃饭的速度是否太快？真有必要吃那么饱？是否应该独自用餐，以免受到他人影响？饥饿真的不好吗？（甘地可不这么想。）
整个旅行中，我下决定试试不吃肉、不喝酒。古吉拉特邦以素食为主，但之后很长一段路要穿过印度主要的养牛区域，奶制品不可避免。我偶尔放纵了下，在博尔本德尔买了一支牛奶坚果冰激凌，在Agashiye吃了一次味道浓郁的Chhaach（一种咸味酸奶），但最好吃的，是在瓦拉纳西的Godowlia旧城区喝到的Thandai（一种奶制品饮料，没有加大麻）。
从艾哈迈达巴德到阿拉哈巴德，是整个旅途中最漫长的一次火车之行，需要26小时。火车抵达古吉拉特邦的时候我睡着了，到了中央邦（Madhya Pmdesh）才醒过来。窗外乌云盖顶，但整个城市看上去依旧很美，不过田间耕作的农夫肯定不这么想。
一整天我都在火车的不同车厢和包厢里游荡，并试着与所有愿意与我眼神交流的人交谈：一个比哈尔邦的木匠在离家一年后终于踏上了归乡之路；一位穿着印度传统棉质服装和尼赫鲁夹克的讲究男士原来是一位尼泊尔政治家，他坐着火车环游印度看亲戚，现在要去往拉克绍尔（Raxaul）的边境；一位同样衣冠楚楚、穿着印度传统服装的男士，对印度教侃侃而谈。同样，他们也喜欢听我的故事。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甘地，当他发现这样的谈话如此有趣并且能从中得益时，那就根本没可能不继续下去。 我将这段经历写到本上，并且想起我在甘地博物馆里买到的甘地笔记首页上的一句话：“一旦你下定决心，就永远不要放弃写日记。”在那间博物馆里陈列着他旅行时的随身物件——非常简朴，但很实用：一支芦苇笔、一把水果刀，还有一个开椰子的工具。在阿拉哈巴德的阿南德庄园（Anand Bhavan）——曾经是尼赫鲁家族的宅邸，我见到了作为甘地最亲密战友的旅行用品：一支打火机、一个迷你旅行电熨斗，还有一个电动剃须刀。
后来，在瓦拉纳西，站在波光粼粼的恒河岸边的杜勒西河坛（Tulsi Ghat）前，我读着印度伟大的诗人卡比尔（Kabir）为这个城市的忠实信徒写就的诗歌。这些华丽的诗歌与在恒河举行的壮观宗教仪式相呼应。而甘地所思考的问题是在1915年拜访了湿婆神庙（Kashi Vishwanath）之后产生的，繁复的宗教仪式到底有多重要，让人不惜以自我为代价？
在瓦拉纳西，事实证明，恒河在当前印度教文化里起到的精神作用出乎意料得强大。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你都能在河岸边看到这个城市最壮观的一幕：神圣的长柄勺、牵动人心的水葬、火化尸体的火光、寺庙的钟声、圣人的咒语。尽管甘地在1915年就提出过质疑，但直至今日，那场面还是极为诱人，并且一切看上去顺理成章。
在从阿拉哈巴德到瓦拉纳西，再到比哈尔邦的火车之旅中，我发现了新主角：印度的牛。在我们经过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比哈尔邦的每个村子里，牛的重要性甚至大过田地里的农作物。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牛拴在门外，牛仿佛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踏上旅途仅仅十天，我感觉到过去逐渐远离。貌似我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旅行，一个是火车，另一个则是时间。尽管每天有新的场景和遭遇取代之前的兴奋，但我还是努力地享受每一个当下。
在比哈尔邦，发生了这段旅途中最难忘的一刻。经过比哈尔邦北部的莫蒂哈里和贝特蒂亚（Bettiah）时，我们听说附近的沃林达文（Vfindavan）村有一个甘地纪念碑，但无人知晓其确切位置。于是我们去相关部门打听。门后突然出现了一位矮小黑瘦的老人，告诉我找对人了。老人叫Bannu Bhagat，是纪念碑的看护人。汽车在他的指引人沿着—条小径穿过田野，然后在一处空地前停下，他将基座上的布扯下。眼前立著的是甘地的塑像：那是中老年时期的甘地，留着黑色的小胡子，拿着一本《博伽梵歌》放在胸口，他的腰布褶皱中露出一块手表。
“甘地1938年在沃林达文（Vfindavan）待了八天，我的祖父Mathum Bhagat当时就随侍左右。”Bannu说道，“当时他们三个人来到这里，人们把他们视作神明，直至今日。”“三个人？”我问道，“是甘地、他的妻子Kasturba，或者还有一个国会议员？”“什么国会议员？是山羊！”Bannu对我的无知简直感到惊讶，“他到哪儿都带着它呀，这样他就能喝到新鲜的羊奶啦。等一下，我到树上摘点儿花，你可以献给他。”
我把他摘的花放在了圣雄的脚下。与这两周我拜访过的所有甘地博物馆和纪念馆不同的是，这尊甘地雕塑就那么毫无遮挡地暴露在大自然中。一处毫不起眼的农田里，刚刚收获的粮食就堆放在农夫茅屋不远处的一个小小的圆形粮仓中，门外堆着金黄色的麦秸秆，拴着一头牛，孩子们在一旁的树荫下玩着牛粪蛋。这样的场景足以让甘地感到喜悦——这是印度农民的世界，虽然贫苦，但自给自足。
两天之后，我在加尔各答结束了这场由西至东的旅行。我把从博尔本德尔海滩上捡来的一个光滑的石头扔进巴拉克普尔（Barrackpom）的甘地陵（Gandhi Ghat）旁的胡格利河（Hooghly River）里。是时候让我跟甘地说再见了，同时也是我生命新里程的开始——三天后是我的35周岁生日——作为一个信奉甘地主义的人，我应该将这条路从这短短一段铁路上的旅途，一直走向21世纪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