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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从未掉头的房车环球旅行。旅行不再是陈翰宾生活的一部分，而已经变成生活本身。
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是陈翰宾最欣赏的画家。旅行至墨西哥时，他特地去拜访了她的故居。在她的最后一幅作品中，有一堆西瓜，切开的、没切开的。最前面的那一牙儿西瓜上写着“Viva La Vida”（生命万岁）。“她在一生历经坎坷后表达出这样一句话让我感动。但她也在死的时候说过‘但愿离去是快乐的，并且我永世不愿再来’，弗里达对人生如此悲观，又如此热烈。”这句“Viva La Vida”后来被陈翰宾文在了身上。
“我不想等赚够三十年的钱，在五十岁时去实现一个大梦想，这对我没有意义。”抱着活得有些温度的渴望和决心，2012年5月19日，话剧导演、演员陈翰宾用卖掉房产和公司股份筹措的八百多万元旅行基金，共12人、两辆Fleetwood房车开始名为“不可掉头”的旅行。“对我来说，陆路才是真正的探险。”从一个国家的边境进入，穿越无人区、乡村、城镇，再到首都，系统地感受一个国家的不同地貌、民族、人文、艺术——这样的旅程似乎才够满足陈翰宾对这个世界的贪婪和好奇，“这才是我环球旅行的意义”。
最初，旅行期限设定在两年60个国家。当陈翰宾完成600天的旅行后——那时已走过东南亚、欧洲（差点在北角送了命），来到北美，由于人员减少，陈翰宾和团队卖掉了其中一辆房车，并决定：倾其所有资金无限期延长旅行。也许从那一刻起，他才真正踏上“不可掉头”的旅行。最终，这场房车环球历经4年4个月、1，588天、6大洲、113个国家，在2016年9月24日回到北京。
去建立你自己的世界观
陈翰宾从未想过给环球旅行这件事赋予所谓的意义——没有主旋律，没有环保旗号，更不为了世界和平，但这不妨碍他探访墨西哥的孤儿院、参与非洲动物保护组织的项目，“我不想聚焦到某一个问题上，如同不想戴着有色眼镜去了解这个世界。环球旅行就是个人梦想”。
在路上，他遇过无数险境，比如在挪威北角迷路，差点儿命丧荒野。在刚果金边境，他被荷枪实弹的士兵用上了膛的枪抵住腰间；他经历过绝望，在哈瓦那，他以为在庞大无边的垃圾山翻找丢失的护照是绝望的顶点，直到他见到在恶臭中拾荒的穷人；他也在一次次疯狂中，实践着文在头皮上的那句话“Live curious.Live no regrets”（活得好奇，活得没有遗憾）——在阿拉斯加，因为想要体验爱斯基摩人的生活，陈翰宾和队友用了三天时间在冰湖上盖出一间冰屋并留下字条。一周后，他的邮箱被几十封邮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路人与冰屋的合影塞满。素昧平生的人因此有了奇妙的关联。
旅行总在展示未知的同时，为你打开一扇理解他人生活的窗。在美国时，陈翰宾曾想体验真正的印第安人生活，但发现几乎已经绝迹。在新西兰毛利人文化村，他发现传统已变成表演，因为没有任何现代的毛利人愿意文面。“对于即将消失的文明，你会感到遗感。但只有去到那里才会了解，尽管你想看见原汁原味的东西，但是又有什么权利去要求他们还坚持过去的生活呢？想活得更好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非洲纳米比亚时，陈翰宾请当地向导带他去真实的红泥人村落。那里没有游客。他们带上面粉、肉、面包，跟村里人一起做饭，用破陶罐炖鸡，没有刀，生鸡肉就用手撕开，手上全是泥。部落的女人用牛油和紅泥给大家涂抹化妆。就这样陈翰宾跟红泥人一起生活了两天，一起跳舞、放羊。这一切如美国印第安文化一样，也许很快就会消失。他就拍下了一组照片，名为“Before they pass away”（在他们消失之前），“我想以自己的方式看看他们，记录他们”。
时隔四年多回到北京，从“游牧”生活回到定居，街上的人让陈翰宾有点儿无所适从。“好像特别急躁。”下一个计划已经在陈翰宾心里——开着房车去南极，完成最后一个大洲。但环球旅行不是终极梦想。“我的人生有无数个梦想，旅行、戏剧、摄影，或许还会发现其他热爱的事情，一个一个去实现吧。”
4年4个月，陈翰宾的记忆片段
2011年8月，正式签订卖房合同。那时的我，没有房车、行程，没有一个队友，也没有任何一张签证……除了一颗要出发的心。
2012年5月19日，出发。出发日期已经推迟了19天，但一切仿佛还没准备好，兴奋又慌张。后来我才意识到，永远没有万事俱备的那一天，如果等到全都准备好，就永远不会走出去。
2012年5月31日，出境。在广西东兴口岸（中越边境），我从老司机手里接过方向盘，第一次自己驾驶房车。车轮辗过国境线，一切像在做梦，不敢相信真的一路开到了异国土地上。这种感觉每到一个新国家就会再次出现。“我居然把车开到了印度”“我们居然开进了北极圈”……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南美——旅行的第三年。
2012年6月，泰国普吉，第一位队友离开。队友亚当驾驶着摩托车，撞到隔离带，车后座的周雨铭飞了出去。一辆大货车在距离他一米的地方急刹停下。这次车祸导致周雨铭右手骨折，他回国休养，后来阴差阳错没能再归队。我预想过会有人退出，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更没料到是第一个支持我并加入“不可掉头”，也最有可能一同完成全程的周雨铭。
2012年7月，穿越塔利班山区。在进入巴基斯坦前，有队友因各种问题相继离开。那时，“不可掉头”由12人减少到六个——我和前妻吴静一，以及四位摄影师，能驾驶房车的只有我和吴静一。两人、两辆行动迟缓的房车需要尽快穿越塔利班控制的巴基斯坦西部山区。我们听从当地人的劝告，拆下了车上的国旗和一切标志物。那些天的经历终身难忘：酷热、干燥、破败的路面、寸草不生的黄土、持枪的岗哨、上千公里不见一个人影，那些荒芜的大山中仿佛随时隐藏着杀机。
2012年8月20日，摄影师离开，进入欧洲。出发后三个月整，四位摄影师都因签证在土耳其止步。告别摄影师，我、吴静一，以及归队的中国台湾队友陈俊宏和法国队友亚当，四人踏上了欧洲，开始第二个大洲的旅程。 2012年9月底，抵达欧洲最北点。在徒步前往欧洲最北点——挪威北角的过程中迷路，我掉进了北冰洋，在寒冷黑暗的荒野中摸索了16小时。第一次感觉距离死亡那么近，那不是瞬间的危险以及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后怕，而是在当下就切实感觉到死亡的逼近。
2012年12月22日凌晨，抵达纽约。“玛丽皇后二号”邮轮沿着与“泰坦尼克号”一样的航路，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从英国南安普敦港口出发，穿越北大西洋，载着我们来到了美洲大陆。凌晨三点，我们被船长的广播叫醒，来到北风凛冽的甲板上。漆黑一片的大海和夜空中，在远方的海平面上出现了纽约的轮廓。邮轮缓慢地经过布鲁克林大桥驶向纽约港，左边是被照亮的自由女神像，右边是灯火辉煌的曼哈顿。边检人员在我的护照上盖了入境章，说了一句：“欢迎来到美国，生日快乐！”一天前，我正好在船上度过了29岁生日，那天也是传说中的“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世界没有毁灭，我们迎来了新的征程。
2013年2月，佛罗里达遭遇车祸。在坦帕的十字路口，确定了直行车辆全部通过后，我开始了左转弯，忽然对面车道闪出一辆墨绿色小轿车。一声巨响，我感受到车身巨大的晃动，柜门、抽屉全部被震开，东西七零八落。小轿车撞上房车中部，幸好车内的老奶奶只是受到惊吓。再仔細检查才惊出冷汗，轿车差点儿撞上房车燃气罐，否则我们早被轰上了天。这是全程最严重的一次车祸，耗费了大量时间和修理费用。
2013年6月，卖掉房车“小黑”。美国旅行接近尾声，由于人员的减少，犹豫再三，在不舍中卖掉了“小黑”。比我更不舍的是一年多来一直生活、驾驶着“小黑”的台湾队友陈俊宏。卖掉车的那天，我们一起把“小黑”上的东西转移到白车上，记下里程表，合影，关上车门，算是生别。
2013年9月，洛杉矶，决定无限期延长旅行。在洛杉矶的三个月，中南美国家签证异常顺利，卖掉“小黑”后旅行预算也更加充裕，此时我们已对旅行“中毒”，不再满足于原计划：两年完成60个国家。经过集体商议决定：无限期延长旅行，去尽可能多的国家，感受世界。我不想带省下来的几百万元回北京，既然不可掉头地出发了，就不可掉头地走下去。
2013年12月，哈瓦那，护照被偷。古巴是我们屈指可数没有驾车旅行的国家。当时古巴和美国尚未恢复外交，我们的美国车牌房车驶入古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爱古巴的神秘和独特，但就在离开哈瓦那的前一晚，护照在酒吧门外被偷。在经过96小时，与警察、移民局、平民、流浪汉、妓女、小偷、地痞流氓的纠缠后，依然没能寻回护照。行程计划被打乱，我们被迫返回洛杉矶重新办理十几个中南美洲国家签证，两名队员因此离开。
2014年6月，抵达“世界尽头”。我们抵达了世界上最南的城市——阿根廷乌斯怀亚。相对于中国，这里已是我能开车到达的最遥远之地。“在这个星球上，我已经不可能开得再远了。”在给朋友的明信片中，我写下了这句话。
2014年7月，玻利维亚乌尤尼盐湖。陆路旅行很难满足在每个目的地都遇上最好的季节，我们抵达乌尤尼盐湖时便是如此。七月是南美洲的旱季。乌尤尼没有一望无际的镜子般的湖面，只剩下白花花的盐壳。但没想到跟着当地向导，我们找到了盐湖中唯一一块有积水的地方。我们在盐湖上安营扎寨，度过了奇妙的三天。整个世界被映在湖面上，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倒影。当夜晚来临后，整个银河都倒影在水中，目所能及的天空、水面，尽是耀眼的繁星。
2014年9月，台湾队友陈俊宏离开。房车在秘鲁利马的港口装箱上船，等待我们的是漫长的55天船期。同行两年的陈俊宏暂时离队回家探亲，但回到台湾后得知父亲一年多前就重病卧床。为了照顾父亲，他选择了离队。
2015年6月，抵达非洲。旅行三年多后，我们终于踏上了非洲大地。三年的磨合没能让我和吴静一在一起。至此，一起出发的12人只剩我还在路上，从出发第一天到最后，没有掉头。
2015年9月，抑郁症。吴静一走后，身边的一切都变得空洞起来。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抑郁症，每天只是开车、睡觉、穿越国境……此外，从非洲中部到北部，战乱、路况、签证、车况问题都让人沮丧，还经常撞到羚羊、牛、狗。幸好有新队员和老队员，陪我度过旅行中最难熬的时间。
2015年10月，登顶乞力马扎罗山。乞力马扎罗是我征服的第一座七大洲最高峰。登顶那天，我看到了赤道上的雪。海拔5，895米顶峰的日出让我泪流满面，也从此开始了我的“7+2”。
2015年10月，马拉河畔角马迁徙。如果不亲临现场感受这场生与死的较量，永远不能真正体会其震撼。在我们到达前三日，多达数十万的角马大军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马拉河一号渡口过河。万马奔腾的轰隆声和死伤角马的惨叫声混杂在一起，一时间仿佛地动山摇。这场天国之渡持续了四五个小时，血水染红了整个河谷，留下近三千具角马尸体。草原上的食腐动物总能提前嗅到死亡的气息。它们在高处静静看着准备渡河的角马们，仿佛死神。
2016年9月，来到土库曼斯坦“地狱之门”。1971年，苏联科研人员在勘探天然气时发生塌方，留下直径近百米的大坑。因为担心有害气体泄漏，他们决定放把火把天然气烧光，于是，这把火至今烧了四十多年。在黄昏的沙漠里，这个圆形的大坑让我激动万分，但窜出的热浪和火舌真让人觉得这是通往地狱的大门。为了前往“地狱之门”，我们也几乎经历了同等痛苦的过程。土库曼斯坦几乎是世界上最难去的国家之一，选择一是参加既定行程的旅游团，选择二是和我—样拿过境签证。过境时，官员给你的文件中间有一小块地图，规定了出入境的路线和时间，不可偏离。“地狱之门”其实并不在路线当中，但对我们太有吸引力了。我们躲在当地车辆的后座和后备箱里行驶四百多公里，逃避检查站，才最终到达“地狱之门”，切实体验了一把“偷渡”的感觉。“地狱之门”没有让我们失望，而前往“地狱之门”的过程也是终身难忘。
2016年9月22日，中蒙边境，回国。那晚，我将车停靠在蒙古和中国的边境，前方几百米就是中国的领土，依稀可见边境那边的灯光。那天晚上车外很安静，早已习惯了在嘈杂环境中熟睡的我却失眠了。在这次“不可掉头”的旅行中，我第一次有了想掉头的想法。4年4个月，旅行对于我来说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已经变成了我的生活。要告别它，就像告别一段人生。不舍。问自己，是否后悔？不，五年前做的决定，直至今天从未后悔。9月23日跨国边境，看着迎接我的家人、朋友，心情复杂。我最喜欢的是周雨铭在边境拉起的横幅：“他，活着回来了！”
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是陈翰宾最欣赏的画家。旅行至墨西哥时，他特地去拜访了她的故居。在她的最后一幅作品中，有一堆西瓜，切开的、没切开的。最前面的那一牙儿西瓜上写着“Viva La Vida”（生命万岁）。“她在一生历经坎坷后表达出这样一句话让我感动。但她也在死的时候说过‘但愿离去是快乐的，并且我永世不愿再来’，弗里达对人生如此悲观，又如此热烈。”这句“Viva La Vida”后来被陈翰宾文在了身上。
“我不想等赚够三十年的钱，在五十岁时去实现一个大梦想，这对我没有意义。”抱着活得有些温度的渴望和决心，2012年5月19日，话剧导演、演员陈翰宾用卖掉房产和公司股份筹措的八百多万元旅行基金，共12人、两辆Fleetwood房车开始名为“不可掉头”的旅行。“对我来说，陆路才是真正的探险。”从一个国家的边境进入，穿越无人区、乡村、城镇，再到首都，系统地感受一个国家的不同地貌、民族、人文、艺术——这样的旅程似乎才够满足陈翰宾对这个世界的贪婪和好奇，“这才是我环球旅行的意义”。
最初，旅行期限设定在两年60个国家。当陈翰宾完成600天的旅行后——那时已走过东南亚、欧洲（差点在北角送了命），来到北美，由于人员减少，陈翰宾和团队卖掉了其中一辆房车，并决定：倾其所有资金无限期延长旅行。也许从那一刻起，他才真正踏上“不可掉头”的旅行。最终，这场房车环球历经4年4个月、1，588天、6大洲、113个国家，在2016年9月24日回到北京。
去建立你自己的世界观
陈翰宾从未想过给环球旅行这件事赋予所谓的意义——没有主旋律，没有环保旗号，更不为了世界和平，但这不妨碍他探访墨西哥的孤儿院、参与非洲动物保护组织的项目，“我不想聚焦到某一个问题上，如同不想戴着有色眼镜去了解这个世界。环球旅行就是个人梦想”。
在路上，他遇过无数险境，比如在挪威北角迷路，差点儿命丧荒野。在刚果金边境，他被荷枪实弹的士兵用上了膛的枪抵住腰间；他经历过绝望，在哈瓦那，他以为在庞大无边的垃圾山翻找丢失的护照是绝望的顶点，直到他见到在恶臭中拾荒的穷人；他也在一次次疯狂中，实践着文在头皮上的那句话“Live curious.Live no regrets”（活得好奇，活得没有遗憾）——在阿拉斯加，因为想要体验爱斯基摩人的生活，陈翰宾和队友用了三天时间在冰湖上盖出一间冰屋并留下字条。一周后，他的邮箱被几十封邮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路人与冰屋的合影塞满。素昧平生的人因此有了奇妙的关联。
旅行总在展示未知的同时，为你打开一扇理解他人生活的窗。在美国时，陈翰宾曾想体验真正的印第安人生活，但发现几乎已经绝迹。在新西兰毛利人文化村，他发现传统已变成表演，因为没有任何现代的毛利人愿意文面。“对于即将消失的文明，你会感到遗感。但只有去到那里才会了解，尽管你想看见原汁原味的东西，但是又有什么权利去要求他们还坚持过去的生活呢？想活得更好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非洲纳米比亚时，陈翰宾请当地向导带他去真实的红泥人村落。那里没有游客。他们带上面粉、肉、面包，跟村里人一起做饭，用破陶罐炖鸡，没有刀，生鸡肉就用手撕开，手上全是泥。部落的女人用牛油和紅泥给大家涂抹化妆。就这样陈翰宾跟红泥人一起生活了两天，一起跳舞、放羊。这一切如美国印第安文化一样，也许很快就会消失。他就拍下了一组照片，名为“Before they pass away”（在他们消失之前），“我想以自己的方式看看他们，记录他们”。
时隔四年多回到北京，从“游牧”生活回到定居，街上的人让陈翰宾有点儿无所适从。“好像特别急躁。”下一个计划已经在陈翰宾心里——开着房车去南极，完成最后一个大洲。但环球旅行不是终极梦想。“我的人生有无数个梦想，旅行、戏剧、摄影，或许还会发现其他热爱的事情，一个一个去实现吧。”
4年4个月，陈翰宾的记忆片段
2011年8月，正式签订卖房合同。那时的我，没有房车、行程，没有一个队友，也没有任何一张签证……除了一颗要出发的心。
2012年5月19日，出发。出发日期已经推迟了19天，但一切仿佛还没准备好，兴奋又慌张。后来我才意识到，永远没有万事俱备的那一天，如果等到全都准备好，就永远不会走出去。
2012年5月31日，出境。在广西东兴口岸（中越边境），我从老司机手里接过方向盘，第一次自己驾驶房车。车轮辗过国境线，一切像在做梦，不敢相信真的一路开到了异国土地上。这种感觉每到一个新国家就会再次出现。“我居然把车开到了印度”“我们居然开进了北极圈”……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南美——旅行的第三年。
2012年6月，泰国普吉，第一位队友离开。队友亚当驾驶着摩托车，撞到隔离带，车后座的周雨铭飞了出去。一辆大货车在距离他一米的地方急刹停下。这次车祸导致周雨铭右手骨折，他回国休养，后来阴差阳错没能再归队。我预想过会有人退出，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更没料到是第一个支持我并加入“不可掉头”，也最有可能一同完成全程的周雨铭。
2012年7月，穿越塔利班山区。在进入巴基斯坦前，有队友因各种问题相继离开。那时，“不可掉头”由12人减少到六个——我和前妻吴静一，以及四位摄影师，能驾驶房车的只有我和吴静一。两人、两辆行动迟缓的房车需要尽快穿越塔利班控制的巴基斯坦西部山区。我们听从当地人的劝告，拆下了车上的国旗和一切标志物。那些天的经历终身难忘：酷热、干燥、破败的路面、寸草不生的黄土、持枪的岗哨、上千公里不见一个人影，那些荒芜的大山中仿佛随时隐藏着杀机。
2012年8月20日，摄影师离开，进入欧洲。出发后三个月整，四位摄影师都因签证在土耳其止步。告别摄影师，我、吴静一，以及归队的中国台湾队友陈俊宏和法国队友亚当，四人踏上了欧洲，开始第二个大洲的旅程。 2012年9月底，抵达欧洲最北点。在徒步前往欧洲最北点——挪威北角的过程中迷路，我掉进了北冰洋，在寒冷黑暗的荒野中摸索了16小时。第一次感觉距离死亡那么近，那不是瞬间的危险以及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后怕，而是在当下就切实感觉到死亡的逼近。
2012年12月22日凌晨，抵达纽约。“玛丽皇后二号”邮轮沿着与“泰坦尼克号”一样的航路，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从英国南安普敦港口出发，穿越北大西洋，载着我们来到了美洲大陆。凌晨三点，我们被船长的广播叫醒，来到北风凛冽的甲板上。漆黑一片的大海和夜空中，在远方的海平面上出现了纽约的轮廓。邮轮缓慢地经过布鲁克林大桥驶向纽约港，左边是被照亮的自由女神像，右边是灯火辉煌的曼哈顿。边检人员在我的护照上盖了入境章，说了一句：“欢迎来到美国，生日快乐！”一天前，我正好在船上度过了29岁生日，那天也是传说中的“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世界没有毁灭，我们迎来了新的征程。
2013年2月，佛罗里达遭遇车祸。在坦帕的十字路口，确定了直行车辆全部通过后，我开始了左转弯，忽然对面车道闪出一辆墨绿色小轿车。一声巨响，我感受到车身巨大的晃动，柜门、抽屉全部被震开，东西七零八落。小轿车撞上房车中部，幸好车内的老奶奶只是受到惊吓。再仔細检查才惊出冷汗，轿车差点儿撞上房车燃气罐，否则我们早被轰上了天。这是全程最严重的一次车祸，耗费了大量时间和修理费用。
2013年6月，卖掉房车“小黑”。美国旅行接近尾声，由于人员的减少，犹豫再三，在不舍中卖掉了“小黑”。比我更不舍的是一年多来一直生活、驾驶着“小黑”的台湾队友陈俊宏。卖掉车的那天，我们一起把“小黑”上的东西转移到白车上，记下里程表，合影，关上车门，算是生别。
2013年9月，洛杉矶，决定无限期延长旅行。在洛杉矶的三个月，中南美国家签证异常顺利，卖掉“小黑”后旅行预算也更加充裕，此时我们已对旅行“中毒”，不再满足于原计划：两年完成60个国家。经过集体商议决定：无限期延长旅行，去尽可能多的国家，感受世界。我不想带省下来的几百万元回北京，既然不可掉头地出发了，就不可掉头地走下去。
2013年12月，哈瓦那，护照被偷。古巴是我们屈指可数没有驾车旅行的国家。当时古巴和美国尚未恢复外交，我们的美国车牌房车驶入古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爱古巴的神秘和独特，但就在离开哈瓦那的前一晚，护照在酒吧门外被偷。在经过96小时，与警察、移民局、平民、流浪汉、妓女、小偷、地痞流氓的纠缠后，依然没能寻回护照。行程计划被打乱，我们被迫返回洛杉矶重新办理十几个中南美洲国家签证，两名队员因此离开。
2014年6月，抵达“世界尽头”。我们抵达了世界上最南的城市——阿根廷乌斯怀亚。相对于中国，这里已是我能开车到达的最遥远之地。“在这个星球上，我已经不可能开得再远了。”在给朋友的明信片中，我写下了这句话。
2014年7月，玻利维亚乌尤尼盐湖。陆路旅行很难满足在每个目的地都遇上最好的季节，我们抵达乌尤尼盐湖时便是如此。七月是南美洲的旱季。乌尤尼没有一望无际的镜子般的湖面，只剩下白花花的盐壳。但没想到跟着当地向导，我们找到了盐湖中唯一一块有积水的地方。我们在盐湖上安营扎寨，度过了奇妙的三天。整个世界被映在湖面上，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倒影。当夜晚来临后，整个银河都倒影在水中，目所能及的天空、水面，尽是耀眼的繁星。
2014年9月，台湾队友陈俊宏离开。房车在秘鲁利马的港口装箱上船，等待我们的是漫长的55天船期。同行两年的陈俊宏暂时离队回家探亲，但回到台湾后得知父亲一年多前就重病卧床。为了照顾父亲，他选择了离队。
2015年6月，抵达非洲。旅行三年多后，我们终于踏上了非洲大地。三年的磨合没能让我和吴静一在一起。至此，一起出发的12人只剩我还在路上，从出发第一天到最后，没有掉头。
2015年9月，抑郁症。吴静一走后，身边的一切都变得空洞起来。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抑郁症，每天只是开车、睡觉、穿越国境……此外，从非洲中部到北部，战乱、路况、签证、车况问题都让人沮丧，还经常撞到羚羊、牛、狗。幸好有新队员和老队员，陪我度过旅行中最难熬的时间。
2015年10月，登顶乞力马扎罗山。乞力马扎罗是我征服的第一座七大洲最高峰。登顶那天，我看到了赤道上的雪。海拔5，895米顶峰的日出让我泪流满面，也从此开始了我的“7+2”。
2015年10月，马拉河畔角马迁徙。如果不亲临现场感受这场生与死的较量，永远不能真正体会其震撼。在我们到达前三日，多达数十万的角马大军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马拉河一号渡口过河。万马奔腾的轰隆声和死伤角马的惨叫声混杂在一起，一时间仿佛地动山摇。这场天国之渡持续了四五个小时，血水染红了整个河谷，留下近三千具角马尸体。草原上的食腐动物总能提前嗅到死亡的气息。它们在高处静静看着准备渡河的角马们，仿佛死神。
2016年9月，来到土库曼斯坦“地狱之门”。1971年，苏联科研人员在勘探天然气时发生塌方，留下直径近百米的大坑。因为担心有害气体泄漏，他们决定放把火把天然气烧光，于是，这把火至今烧了四十多年。在黄昏的沙漠里，这个圆形的大坑让我激动万分，但窜出的热浪和火舌真让人觉得这是通往地狱的大门。为了前往“地狱之门”，我们也几乎经历了同等痛苦的过程。土库曼斯坦几乎是世界上最难去的国家之一，选择一是参加既定行程的旅游团，选择二是和我—样拿过境签证。过境时，官员给你的文件中间有一小块地图，规定了出入境的路线和时间，不可偏离。“地狱之门”其实并不在路线当中，但对我们太有吸引力了。我们躲在当地车辆的后座和后备箱里行驶四百多公里，逃避检查站，才最终到达“地狱之门”，切实体验了一把“偷渡”的感觉。“地狱之门”没有让我们失望，而前往“地狱之门”的过程也是终身难忘。
2016年9月22日，中蒙边境，回国。那晚，我将车停靠在蒙古和中国的边境，前方几百米就是中国的领土，依稀可见边境那边的灯光。那天晚上车外很安静，早已习惯了在嘈杂环境中熟睡的我却失眠了。在这次“不可掉头”的旅行中，我第一次有了想掉头的想法。4年4个月，旅行对于我来说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已经变成了我的生活。要告别它，就像告别一段人生。不舍。问自己，是否后悔？不，五年前做的决定，直至今天从未后悔。9月23日跨国边境，看着迎接我的家人、朋友，心情复杂。我最喜欢的是周雨铭在边境拉起的横幅：“他，活着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