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8年，冯雪峰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他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所接触的人和事。他谈到了一些今天人们感兴趣之事，如斯诺到延安。对众说纷纭的鲁迅托其送毛泽东金华火腿等食物的经过等等，谈了他亲自办理的经过，可谓权威之言。
冯雪峰（1903年-1976年）是浙江义乌人，是现代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为发起人之一。曾与鲁迅等4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参加发起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1934年任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参加长征，任红九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调至陕北党校工作。1936年参加东征，任地方工作组组长，被中央派到上海工作，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代表党中央主持鲁迅治丧委员会。
1949年6月，冯雪峰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为华东代表团团长，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常务委员。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为政协第一届委员。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冯雪峰1950年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兼任《文艺创作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任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1951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1952年 兼任《文艺报》主编。
与特务对打，虎口脱险
1933年12月，组织上把冯雪峰从上海调到中央苏区瑞金去工作。6月起冯雪峰在江苏省委做宣传部长，10月底11月初之间，省委宣传部干部曾一凡被捕。冯雪峰回忆道：“我第二天还不知道他已被捕，到他住处去找他，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追到路口抓住。我同特务对打跑掉。”当时省委怕冯雪峰影响到整个省委，决定暂时停止他的工作，让他待在家里不要出门。不久，冯雪峰得到通知，说中央局（上海局）认为他在上海工作不安全，决定要将他调到别处去工作，叫他在家里等待。大约一个月后，有同志来同他谈，说中央苏区要人，决定把冯雪峰调到中央苏区去，问他自己意见怎样，冯雪峰表示同意，并准备离开上海。
从上海到福建上杭地界是由一个专门走这条路的交通员带送的，同行的还有贾拓夫。冯雪峰从上海坐轮船到汕头，从汕头坐火车到潮州改坐帆船到大浦过去的某处上岸，走了一二十里就到了上杭地界的秘密交通站。当晚就由四五个带武器的同志护送冯雪峰等人爬了五十里高山，于天亮前到了游击区，冯雪峰到瑞金已经是12月下旬了。
冯雪峰到瑞金后，张闻天同他谈话说：“调你来要你做党校的教务主任。”这样冯雪峰就在党校做教务主任，当时党校校长就是张闻天，副校长是董必武同志。从1934年四五月起，改由李维汉任校长，董老调去任最高法院院长，由冯雪峰任副校长，罗明来任教务主任。
主任潘汉年
冯雪峰回忆，1930年左右，潘汉年调到中央军委去工作，直到1933年下半年离开上海时为止，他大概都在军委工作;这期间他同文化系统没有工作上的联系。
1933年12月底，冯雪峰到瑞金时，听说潘已到瑞金，那时他正到“福建人民政府“去做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他回到瑞金，1934年10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派潘汉年到莫斯科去取得联系——这是冯雪峰后来才知道的。冯雪峰说：“他从红军中出来到莫斯科的途中是否经过上海，我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我也不清楚。根据我现在估计，他从莫斯科回到香港时大概是1936年4至5月间，我从上海到香港去同他取得联系是在1936年6月间，他从香港到上海，随即到陕北中央去是在同年7月上旬，他从陕北回到上海是在1936年7月底前后，他回上海后即成立上海办事处，以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为重。他是主任，我是副主任。此后至1937年，他都在上海，我于1937年9月离开上海办事处，于12月间离开上海，那时潘仍在上海负责辦事处工作。”
潘汉年曾叫冯雪峰到南面郊区一个很静僻的某某园（地名已忘记，内有冷饮处和高尔夫球场）去见张学良，向张学良借用飞机，但没有借成。冯雪峰说：“潘汉年要借飞机做什么用，我总追忆不起来，他当时就没有明白告诉我。”
董健吾二三事
冯雪峰回忆说，1936年4月中央派他到上海，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统战和情报，其次是同上海地下党员和党组织及文艺界取得联系，中央直接领导他的是周总理，当时用的化名是“李允生”。
冯雪峰于1936年4月中旬从瓦窑堡动身，4月20日左右到达西安，同董健吾联系上，并同他一起乘火车到上海。到上海后，冯雪峰也由于董健吾的关系同徐强（老金，当时是党员，原上海情报系统留下的情报人员，他当时还联系有几个情报关系和情报工作的党员）取得了联系。
当时冯雪峰对于董健吾，一方面相当相信他，一方面也有警惕。他回忆道：“他是青浦人，高大身材，1936年时大概40多岁。我到上海后的两个月时间，他是起过作用的。例如我经过他联上徐强（老金）的关系，我也从他那里了解到上海和其他方面的某些情况，也利用过他的社会关系（如四马路某古董馆）做临时联系和谈话的地点，他也做过交通和联系的工作。但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我都不了解。据说他在抗战期间做了汉奸，我是在解放后听说的，以后下落不知。”
从1936年下半年起，随着形势的发展，董健吾已逐渐不起作用，冯雪峰同他联系也逐渐减少。到1937年四五月间，形势已大不相同，他更不起什么作用，也没有适当工作可给他做，即使有工作可给他做，他一家的费用负担也无法给他解决。冯雪峰回忆：“他时常伸手要钱，我们既不能经常给他钱，同时也觉得很难应付。因此，当时潘汉年认为没有再同他敷衍的必要，决定由我同他明白地谈一次话，告诉他我们不能再给他钱，并且给的一点钱也不能解决他的需要，叫他自己设法找职业，我们有事情再同他去联系。从那次同他谈话以后，我就没有同他去联系了。”冯雪峰记得当时除了他常要钱和没有什么作用之外，也并未怀疑他别的什么。在同他断绝关系之后至抗战开始之间，据冯雪峰所知，他并未有过破坏的事情，以后潘汉年大概也没有去找过他。
电料行老板蔡叔厚
1929年前后，冯雪峰的党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曾到蔡叔厚开的绍敦电料行（位于虹口）的楼上参加过几次党内会议——是借用他的地方，由此与蔡叔厚相识。冯雪峰回忆，是什么性质的会议已记不清楚，记得不是平常的小组会，也不是支部大会，可能是为了某个运动或（飞行集会）动员会一类。参加会议的人大都是文艺界的党员，每次人数大概在10人左右。在冯雪峰印象里，当时住在闸北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文艺界一些党员差不多都认识或知道蔡叔厚。冯雪峰说：“我知道他是绍兴人，据说同夏衍是很早就相熟的朋友，至于他们是不是亲戚，我到现在也不了解，借他那里开会，大概也是夏衍关系。蔡叔厚当时是不是党员，我也不清楚，在他那里开会时，他都没有参加，只在楼下照顾和应付环境，在我一向的印象里他当时是一个同情者。1936年我到上海后，我同他没有联系，在我取得了联系的当时上海党员和党组织关系中也没有蔡叔厚的关系。”
史沫特莱“撮合”斯诺访问陕北
冯雪峰还谈到了埃德加·斯诺（美国记者，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访问陕甘宁边区前的一些细节。
1936年5月，冯雪峰在鲁迅家见到史沫特莱（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密苏里州人，1929年作为外国驻华记者来到中国）。她同冯雪峰在鲁迅家三楼，曾谈了三个下午，谈了毛主席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等，她还要求冯雪峰作为亲历者谈一谈长征。
冯雪峰回忆道：“我们当时都相信她，未对她有过怀疑;现在在我也认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觉得她当时对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确实有高度热情的，她写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一些通讯报导和文章，在国际上起过有相当影响的宣传作用。”
冯雪峰说自己知道史沫特莱的事情不多，但同鲁迅及当时左联有关的几件事情是知道的。如1930年鲁迅50岁寿辰（当时左联是作为一个运动舉行的）就是她设法借荷兰菜馆而开成的。当时鲁迅的活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等情况，她曾竭力介绍和宣传到外国去。1936年初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报，是她设法送到陕北的。1936年5月下旬鲁迅病重，她非常着急，由她同宋庆龄请了当时认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专科医生去给鲁迅诊视。
1936年6月左右，史沫特莱向冯雪峰提出“斯诺想到陕北去采访”，冯雪峰请示中央同意之后，负责相关事宜的安排。斯诺打算从北平动身到西安，冯雪峰从上海派董健吾（因他会说英语）到西安，协助斯诺联系上了西安联络站。
离奇“消失”的金华火腿
冯雪峰曾由交通送一只金华火腿（鲁迅送给毛主席的），三五罐白锡包香烟（冯雪峰送给毛主席的），一二十条围巾（冯雪峰为中央领导同志买的）到西安转延安。但后来冯雪峰自己到了延安，才知道火腿和纸烟都没有送到，只有围巾是送到的。张闻天对冯雪峰说，火腿和纸烟都给西安他们吃掉了，围巾是送到的。冯雪峰见到毛主席时，主席只说他知晓鲁迅送火腿的事情……
担任过上海-延安间的交通工作的徐彬如同志说，鲁迅送两只火腿给主席，带到西安被办事处吃掉一只，只有一只送到了，说鲁迅在火腿中藏着一封给主席的信，可是没有找到。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联的情况
冯雪峰还提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联情况：1936年初（左联等团体解散后）成立的“临委”原来属于文委系统的当时文化界尚未失去关系的党员，估计大概有50多人。冯雪峰说，他记得名字的有周扬、夏衍、钱俊瑞、邓洁、胡乔木、李凡夫、夏征农、梅益、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钱亦石、沙汀、任白戈、周立波、何家槐、陈荒煤、吕骥、张庚、于伶等。文艺界中有一部分党员（大概10多个人）是同周扬对立的。据在1936年初，左联等团体解散后他们就同原文委和1936年初成立的“临委”都没有联系，他们自己也没有另外的组织，只是分散存在，相互间有来往。这些人中，冯雪峰记得名字的有周文、何谷天、王尧山、路丁、沙可夫、聂绀弩、叶紫、舒群、罗烽、吴奚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