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集益的小说被很多人称为是先锋性的写作，我知道这是非常高的褒奖，但我对先锋性一直保持审慎的态度，因为先锋性自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潮之后，逐渐变成了一个流行词，或者说成为了一顶廉价的高帽子，但凡要表扬一位作家或一篇作品有新意，马上就会送上“先锋性”的高帽子，而先锋性的内涵和意义则越来越空洞化，它往往演变为一个可怜的含义：与80年代新潮小说有相似之处。我不希望人们是这样来看陈集益的小说的。说实在的，粗读陈集益的小说，会发现作者追慕先锋文学的痕迹，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这不过是延续了80年代新潮小说的遗韵而已，那就真的是大谬也。不可否认，陈集益这一代作家的文学萌发期几乎都会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土壤，在主流现实文学的土壤中拌合进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土质，他们的文学种子从这种土壤中破土而出，长出来的就是带有异质的新苗。但是有一些年轻的作家止步于仿制先锋文学，并以为这就是先锋的文学。陈集益的审美趣味显然也是偏向于现代派的写作的，但他能够对仿制保持足够的警惕。或许陈集益之所以喜爱现代派小说，不过是因为他主张小说要有个别性而已。他希望从小说中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既包括读别人的小说，也包括自己写的小说。因此他并不在现代派技法上下功夫，甚至他的有些小说根本看不到现代派的技法，倒是像最老套的小说写法。比如这篇《驯牛记》。
　　《驯牛记》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篇农事小说。农事小说这个词是我现编的，所谓农事，不就是农业生产活动吗？但它偏能写成小说。这不奇怪，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事早就是文学的重要资源了，《诗经》三百首大多都是写农事的，农事诗在古代一直很发达。但奇怪的是，农业生产活动可以入诗，工业生产活动却难以入诗。后来兴起的工业题材文学，受到最普遍的批评就是，作家停留在写工业生产活动，没有写人。这样的批评理直气壮的，也被人们所认可。但和农事诗放在一起来讨论时就显得很奇怪了。农事诗写的就是农事，用直白的话说，写的就是农业生产活动，但有人批评过农事诗光写农业生产活动了吗？没有。为什么农事能入诗，“工事”就不能入诗呢？我曾想过这个问题。大概因为农事是人与自然最直接的接触，人在农事中与自然有情感的交流。这样想过以后，也就对“工事”不能入诗释然了。但再往深里想，就发现我们的文学批评也许犯了一个错误，文学批评凭什么就指责工业题材文学不能光写工业生产活动？工人们面对机器时应该也有情感交流，这是人类的一种新的情感交流方式，作家们需要做的恰恰是如何寻找到一种相应的文学叙述来传达出这种情感交流，但粗暴的批评阻止了作家们的探索。
　　在讨论陈集益的农事小说时，我情不自禁地要为文学批评作一番检讨。现在回归正传，继续谈《驯牛记》。读这篇小说时，我惊异于陈集益对于农事的娴熟，加上他再现真实的生动叙述，我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我曾有十年参与农事的经历，也曾接触过小说中所写的桀骜不驯的牛，还记得生产队里也有一头豁鼻牛，但它早被人类折磨得没有一点脾气了。我由此便想象陈集益笔下的这头豁鼻牛“包公”，它被卖掉后的命运恐怕也就是一点点消磨掉个性吧。陈集益的小说勾起了我的知青生活记忆，其实这种记忆里包含着太多的“农事”，我不知道没有这种“农事”经验的读者读到这种《驯牛记》的农事小说时会有什么样的阅读感受，至少不会有我的这种亲切感吧。不过没关系，亲切感不是阅读的唯一期待，陌生感、隔膜感，同样会产生有意味的审美效应。现在让我感到担心的倒是，还有多少作家能够像陈集益这样有着如此鲜活的农事经验，而且还能如此天才地将农事经验转化为小说资源。农事小说是我现编的词，看来它也就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一次，不可能存活下去。
　　该说说《驯牛记》的主角了。主角是一头牛。这头牛从它出生起就不一般。牛的额头上有一块白斑，这让爱动脑筋的人类费猜疑：这块白斑暗示了什么呢？是吉还是凶？小说写了这头牛与合养这头牛的四家人相处的故事，牛对人来说是农事的工具，最终是要被驯服来干农活的，这头牛顽强地抵制驯服，它在驯服中给人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四家人不得不服输，其结果就是将这头牛牵到牛市上去卖了。作者将这头被称作“包公”的牛写得活灵活现，完全够得上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它让我想起了一幅著名的国画《五牛图》。《五牛图》是唐代画家韩滉的作品，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如今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想必不少人都见识过。有人曾问韩滉为什么要画《五牛图》，他回答说：“农事为天下之本，而耕牛则为农家之宝。”如此看来，农事小说绝对不应该缺少牛的形象。《五牛图》画的是一个传统文人眼中的牛，这五头牛虽然姿势各异，但都是憨厚木讷的神态，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真的是农家之宝。陈集益的《驯牛记》不妨看作是对《五牛图》的接续，他以小说的笔法画了第六头牛，但这头牛是不可能出现在韩滉的彩墨之中的，因为这是一头充满着现代意识的牛，它不愿意像前辈那样做一头勤勤恳恳为农事而服务终身的牛，它要追求自己的自由和解放。
　　第六头牛就让我们认识到陈集益的先锋性在哪里。陈集益的先锋性并不在于结构、叙述、手法等这些表层的东西，他不在面相上做成现代派的样子。他的先锋性在于他从现代派那里学习到了一种反主流、反时尚、反定规的思维方式。他为牛画像，所以画出来就与《五牛图》里的牛绝对不一样。也就是说，陈集益写农事小说，却采取的是反农事的叙途方式。农事的本质是什么？韩滉说得好，家事为天下之本。而天下乃帝王的天下。在《五牛图》的页面上，有一首清代皇帝乾隆的题诗，诗曰：“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清想象间”。第一句描述了画中五牛的神态，其中有一头昂首阔步，很得意的模样，其余的四头则是悠闲的模样。这一句也是暗指韩滉的情景，韩滉有五兄弟，只有他一人在朝为官。乾隆的意思很清楚，牛代表了官宦的形象，帝王有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好牛，这个天下也就太平了。我不知道陈集益在写作《驯牛记》时是否也联想起《五牛图》，但无论他想没想起，他在小说中所写的第六头牛，明显地颠覆了乾隆的思想。所以我说陈集益的小说是反农事的叙述。虽然《驯牛记》不能说是一篇象征小说，因为小说的叙事性非常突出，我们也被作者超强的叙事功力所征服。但陈集益并不是一个满足于客观叙述的作家，他会在叙事中隐曲委婉地表达他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比如他在写“包公”这头桀骜不驯的牛时，或许将他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规训史的认知和感慨寄托在叙述之中。关于这一点似乎可以详细展开分析讨论，因为有不少的细节会引发人们的联想。但我宁愿将这种联想留给读者们，我只说我感触特别深刻的一点。人们驯“包公”的种种举措都失败了，反而增强了“包公”的抵抗性。就在这时，最会驯牛的爷爷回来了，爷爷驯牛的方法果然不一样，他采取的是让牛饿肚子的方法。接连几天不喂牛吃东西，它不得不听从人的使唤了。接下来作者感叹道：“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它并不害怕恐吓、牵制、抽打，也不屈服于红布条制造的黑暗，但是伴随疲惫与饥饿，它表现出了无奈、妥协与软弱。他在疲惫与饥饿甚或绝望的多重折磨下，慢慢习惯被命令，一点点接受人的指挥，最终斗志丧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哞哞地叫着。”我觉得这段话仿佛是直接针对中国知识分子处境而说的。我们常常责怪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屈服，就俯首贴耳于权力，其实权力不就是对知识分子采取饿肚子的方法吗？如果一个社会剥夺了知识分子所有的生存空间，他不听话，就要饿肚子，那么哪怕他曾经是桀骜不驯的“包公”，最终也只会成为“斗志丧失”的“包公”的。当然这也许仅仅是我的联想，但不可否认，陈集益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无限想象的可能性。
　　我牢牢记住了《驯牛记》里的第六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