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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用高尚的时代精神和儒家优秀传统文化造就一代新儒商，已成时代发展的趋势。
古代的儒商
以儒家的思想道德观念指导经商，可以从孔子的大弟子子贡讲起，他经商致富，《史记》称他“富可倾国”。春秋末期的范蠡，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显赫的儒商。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兴国后，看出了勾践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将来定要谋杀功臣。便不辞而别，北上至齐国，定居在陶(今山东定陶)，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而致富。他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是供求关系的不足和有余所致，主张谷贱时政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出售。他的名声大噪，商人以他为榜样，提出“经营不让陶朱富”的口号。
但是，被史家称为儒商鼻祖的当推战国时的白圭。他不仅善于经商，而且形成了儒商的初步理论，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主张经商必须掌握时机，运用智谋，犹如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他认为谷成熟收进粮食，出售丝、漆；茧出产时收进帛、絮，出售粮食。
齐国的商业
春秋战国时期儒商的出现并非偶然，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史料记载，当时位于今山东的齐国，“通商积财”是人人乐道的事情。到齐国做买卖的人“归之若流水”。什么原因能使齐国吸引各地的商人呢?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打开关禁，降低关税，采取“五十而取一”的优惠政策。即其税率仅为2％，交了关税不再重复交其他税，小商小贩免税。齐国规定，带四匹马一辆车来的商人，免费吃饭；带十二匹马三辆车的商人，既免费吃饭又免费供给饲料；带二十匹马五辆车的，除上述优惠外，还专门配备五个服务员供使唤。为了发展商业，齐国又规定，每隔三十里设一驿站，供外来商贾歇脚休息。齐国把完善市场、管理市场作为繁荣商业的重要手段；把儒家倡导的诚信原则、公平交易看成是培育市场的根本途径。如果有人敢于在市场上缺斤少两，以劣充优，骗人钱财，罚款将高达百倍。
齐国不仅重视经营管理，还十分重视生产管理。一次齐王问大臣：“为什么官府的手工作坊制造的弓弩质量不高，射得不远?”大臣答道：“因为官府养的工匠干好干坏无所谓，照样坐吃俸禄，因此不思进取，质量自然不高。民间匠人多是猎人出身，要靠强弓硬弩来吃饭，自己也要射杀飞禽走兽，当然不会骗自己，制造的弓弩质量自然好。”一席古代的对话，对现代管理上“大锅饭”的弊端也有针对性。
清代的儒商
清代，儒商中的晋商、徽商和潮商三大帮派最为著名。
晋中是晋商的故里，其中乔、曹、渠和王姓四大家，鼎盛时期家家资产都在千万两白银以上。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不过七千万两白银。当时，这四大家成为海内首富，富可敌国。晋中平遥县的“日升昌”票号，是我国第一家专业金融机构，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现代银行的鼻祖。全盛时，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分号四十余处，存款额超过千万两白银。乔姓的“复盛公”号，其布匹、茶叶和丝绸等各类商行在包头就有十九个分号。包头市的商业繁荣与“复盛公”号密切相关，包头的老年人还在叨念“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晋商的经商和为人之道，即儒家的传统思想道德，如“和为贵”，引伸为“宁破钱财不结冤，童叟无欺善经商”。做买卖“以诚为本”，扶持和赞助生活困难的人。晋商的家规：乐善好施，与人为善，有钱不逞强争斗，不吸毒，不赌博，不酗酒，不寻花问柳，不娶小老婆，不虐待伙计。本分经商，不搞歪门邪道。凡号内员工一律不准听戏、赌博、抽大烟、吃馆子，更不能嫖妓和纳妾；做事出色，立即破格提升，违规按情节轻重处理。
从晋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营之道，可以推及徽商、潮商等儒商经营致富之道。举凡儒商都遵守“以义为上，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原则，这是他们诚信重义的文化背景和商业道德。他们深深懂得背离了诚、信、义，就会失去儒家倡导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会落下贪贾奸商的骂名，砸了字号丢了饭碗。
儒商文化在东南亚
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复兴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从思想文化根源来说，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现代文化的结晶。
日本的“工业之王”涩泽荣一以《论语》作为培训管理人员的教材，他的经济道德念一说，即“论语加算盘”的理论。日本学者村山孚的《论语新编》，是从经营管理角度研究《论语》的专著。中外学者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影响有三：一是群体精神为集团竞争增加了凝聚力，二是和谐的人际关系调动了雇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三是唯才是举的人才观为建立选拔人才机制提供了借鉴。
日本如此重视儒商结合，有其历史渊源。早在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德川幕府就把新儒学一宋明理学奉为“官学”，对明治维新起了积极的作用。至近代，儒学不但影响日本的学术思想，而且使儒家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国民道德的准绳和守则，诸如忠君爱国，对长辈恭顺服从，待人接物温文有礼等。美国学者赖肖尔说：“今天公开承认自己是孔孟之徒的日本人几乎没有，可是在某种意义上不言而喻，一亿多人都是孔孟之徒。”
韩国经济学家韩东基以研究儒学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价值而知名，他的“企业在于人”的观点源于孔子的“为政在人”的思想。
儒家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新加坡影响很深。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认为：“西方价值观涌入新加坡后，新加坡的华人依然保留强烈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做人必须谦让、勤劳、节俭、孝顺、效忠和守法。”
儒商文化的延续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荣德生、宋裴卿、黄炎培等曾大力提倡和实行传统文化精义，特别是“儒工”、“儒商”的做人之道和管理之道，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信条融进他们的经营原则，曾获得极大的成功。
我国的一些老字号工商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就是从创业之始到后来经营始终提倡儒家的道德精神。北京“同仁堂”的创始人岳显扬提出：“可以济世，可以养生者，唯医药为最”。他以儒家济世养生的道德准则作为企业的宗旨，对顾客-视同仁，童叟无欺。制药谁也看不见，但要以良心对待制药，要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道德来衡量。王遂今在《宁波帮怎样经营致富》一书中，总结“宁波帮”的商业道德为：“立志为先，诚信为本，勤俭传家，敬业爱国，凝聚有力”。这是“宁波帮的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将中国儒家学说和佛法融于企业文化中，他说：“东方智慧如一股巨大的磁力吸引了人们，使人们顿悟，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人群、为众生、为社会。这种人生取向，最终会把自己融入社会、融入大自然，在为社会服务、为人群服务中达到忘我的境界”。
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儒商文化，如同儒学一样，不可避免有精华与糟粕。取其精华去其槽粕，才能更好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当前，中外学者和企业家都在深入探讨，如何将儒家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江西的学术、文化界人士和一些企业家也在南昌市召开了首届市场经济与儒商文化座谈会，正在酝酿成立江西省市场经济与儒商文化研究中心。可以预计，今后的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而且也是一个文化体系，企业将从中获得永续的原动力，一代新儒商将脱颖而出。
(责任编辑／丰 霖)
古代的儒商
以儒家的思想道德观念指导经商，可以从孔子的大弟子子贡讲起，他经商致富，《史记》称他“富可倾国”。春秋末期的范蠡，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显赫的儒商。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兴国后，看出了勾践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将来定要谋杀功臣。便不辞而别，北上至齐国，定居在陶(今山东定陶)，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而致富。他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是供求关系的不足和有余所致，主张谷贱时政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出售。他的名声大噪，商人以他为榜样，提出“经营不让陶朱富”的口号。
但是，被史家称为儒商鼻祖的当推战国时的白圭。他不仅善于经商，而且形成了儒商的初步理论，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主张经商必须掌握时机，运用智谋，犹如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他认为谷成熟收进粮食，出售丝、漆；茧出产时收进帛、絮，出售粮食。
齐国的商业
春秋战国时期儒商的出现并非偶然，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史料记载，当时位于今山东的齐国，“通商积财”是人人乐道的事情。到齐国做买卖的人“归之若流水”。什么原因能使齐国吸引各地的商人呢?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打开关禁，降低关税，采取“五十而取一”的优惠政策。即其税率仅为2％，交了关税不再重复交其他税，小商小贩免税。齐国规定，带四匹马一辆车来的商人，免费吃饭；带十二匹马三辆车的商人，既免费吃饭又免费供给饲料；带二十匹马五辆车的，除上述优惠外，还专门配备五个服务员供使唤。为了发展商业，齐国又规定，每隔三十里设一驿站，供外来商贾歇脚休息。齐国把完善市场、管理市场作为繁荣商业的重要手段；把儒家倡导的诚信原则、公平交易看成是培育市场的根本途径。如果有人敢于在市场上缺斤少两，以劣充优，骗人钱财，罚款将高达百倍。
齐国不仅重视经营管理，还十分重视生产管理。一次齐王问大臣：“为什么官府的手工作坊制造的弓弩质量不高，射得不远?”大臣答道：“因为官府养的工匠干好干坏无所谓，照样坐吃俸禄，因此不思进取，质量自然不高。民间匠人多是猎人出身，要靠强弓硬弩来吃饭，自己也要射杀飞禽走兽，当然不会骗自己，制造的弓弩质量自然好。”一席古代的对话，对现代管理上“大锅饭”的弊端也有针对性。
清代的儒商
清代，儒商中的晋商、徽商和潮商三大帮派最为著名。
晋中是晋商的故里，其中乔、曹、渠和王姓四大家，鼎盛时期家家资产都在千万两白银以上。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不过七千万两白银。当时，这四大家成为海内首富，富可敌国。晋中平遥县的“日升昌”票号，是我国第一家专业金融机构，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现代银行的鼻祖。全盛时，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分号四十余处，存款额超过千万两白银。乔姓的“复盛公”号，其布匹、茶叶和丝绸等各类商行在包头就有十九个分号。包头市的商业繁荣与“复盛公”号密切相关，包头的老年人还在叨念“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晋商的经商和为人之道，即儒家的传统思想道德，如“和为贵”，引伸为“宁破钱财不结冤，童叟无欺善经商”。做买卖“以诚为本”，扶持和赞助生活困难的人。晋商的家规：乐善好施，与人为善，有钱不逞强争斗，不吸毒，不赌博，不酗酒，不寻花问柳，不娶小老婆，不虐待伙计。本分经商，不搞歪门邪道。凡号内员工一律不准听戏、赌博、抽大烟、吃馆子，更不能嫖妓和纳妾；做事出色，立即破格提升，违规按情节轻重处理。
从晋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营之道，可以推及徽商、潮商等儒商经营致富之道。举凡儒商都遵守“以义为上，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原则，这是他们诚信重义的文化背景和商业道德。他们深深懂得背离了诚、信、义，就会失去儒家倡导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会落下贪贾奸商的骂名，砸了字号丢了饭碗。
儒商文化在东南亚
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复兴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从思想文化根源来说，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现代文化的结晶。
日本的“工业之王”涩泽荣一以《论语》作为培训管理人员的教材，他的经济道德念一说，即“论语加算盘”的理论。日本学者村山孚的《论语新编》，是从经营管理角度研究《论语》的专著。中外学者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影响有三：一是群体精神为集团竞争增加了凝聚力，二是和谐的人际关系调动了雇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三是唯才是举的人才观为建立选拔人才机制提供了借鉴。
日本如此重视儒商结合，有其历史渊源。早在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德川幕府就把新儒学一宋明理学奉为“官学”，对明治维新起了积极的作用。至近代，儒学不但影响日本的学术思想，而且使儒家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国民道德的准绳和守则，诸如忠君爱国，对长辈恭顺服从，待人接物温文有礼等。美国学者赖肖尔说：“今天公开承认自己是孔孟之徒的日本人几乎没有，可是在某种意义上不言而喻，一亿多人都是孔孟之徒。”
韩国经济学家韩东基以研究儒学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价值而知名，他的“企业在于人”的观点源于孔子的“为政在人”的思想。
儒家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新加坡影响很深。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认为：“西方价值观涌入新加坡后，新加坡的华人依然保留强烈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做人必须谦让、勤劳、节俭、孝顺、效忠和守法。”
儒商文化的延续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荣德生、宋裴卿、黄炎培等曾大力提倡和实行传统文化精义，特别是“儒工”、“儒商”的做人之道和管理之道，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信条融进他们的经营原则，曾获得极大的成功。
我国的一些老字号工商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就是从创业之始到后来经营始终提倡儒家的道德精神。北京“同仁堂”的创始人岳显扬提出：“可以济世，可以养生者，唯医药为最”。他以儒家济世养生的道德准则作为企业的宗旨，对顾客-视同仁，童叟无欺。制药谁也看不见，但要以良心对待制药，要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道德来衡量。王遂今在《宁波帮怎样经营致富》一书中，总结“宁波帮”的商业道德为：“立志为先，诚信为本，勤俭传家，敬业爱国，凝聚有力”。这是“宁波帮的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将中国儒家学说和佛法融于企业文化中，他说：“东方智慧如一股巨大的磁力吸引了人们，使人们顿悟，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人群、为众生、为社会。这种人生取向，最终会把自己融入社会、融入大自然，在为社会服务、为人群服务中达到忘我的境界”。
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儒商文化，如同儒学一样，不可避免有精华与糟粕。取其精华去其槽粕，才能更好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当前，中外学者和企业家都在深入探讨，如何将儒家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江西的学术、文化界人士和一些企业家也在南昌市召开了首届市场经济与儒商文化座谈会，正在酝酿成立江西省市场经济与儒商文化研究中心。可以预计，今后的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而且也是一个文化体系，企业将从中获得永续的原动力，一代新儒商将脱颖而出。
(责任编辑／丰 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