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马克思反贫困思想贯穿于《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实现过程，对资本条件下贫困普遍化现象进行了伦理拷问及历史透析。伦理建构同历史演进的统一促使破解资本主义社会贫困之法真正形成，生产力的大力推进及生产关系的合理调节在发展中走向一致，这是社会贫困的伦理性和历史性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层面的高度结合。对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探究，将有力推进我国精准扶贫任务的开展，有助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价值旨归的实现。
关键词：反贫困;伦理批判;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A811;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3-106-007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最近二十年来我国极端贫困人口的急剧减少为世界扶贫与反贫困贡献了巨大力量，但我国贫困问题及形势仍然严峻，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提升空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强调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物的财富被剥夺以及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且产生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遵循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着力破解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坚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反贫困逻辑主线，有利于推动能力反贫困以促进我国反贫困实践取得新成效，保持脱贫攻坚的与时俱进与可持续发展。
一、贫困现象的双重维度分析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贫困现象隐含于始终，立足于这一现象，马克思说明了社会贫困的历史性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中造成贫困的基础，又从伦理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为反贫困在现代社会的实现寻求历史与伦理根基。
（一）贫困现象的伦理批判维度
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论》中的重要议题，也是资本家追求的最终目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1]（P384），但随着机器的使用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过分追求必然导致资本的快速积累与积聚，资本的积累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社会上必然出现两个极端：财富在资产阶级一边无限增长，贫困在无产阶级一边相应增加，这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2]财富与贫困的这种畸形与失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即生产产品的劳动者与占有产品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与人的关系以物的关系显现出来，人的本质掩盖在物的关系之下，这种非正常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作为廉价劳动力商品在社会化生活中极度贫困状态的必然反映。”[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致力于消灭分配不均的财富增长机制，而且从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本质角度探讨无产阶级贫困，无产阶级贫困不只是财富缺失，还得回归到人的本质规定性上。马克思不仅反对和抗议社会贫富的极度不平衡，还致力于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财富的均衡增长，因为，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增长与贫困的相应增加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产品生产者和占有者总是对立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在自己创造的产品和自己创造的财富中造成了自己的毁灭和贫困，贫困从劳动本质中产生出来，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导致的财富异化的直接结果，“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4]（P157）。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家的资本积累是一种不正当的财富积累，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劳动异化基础上非正义的财富积累。在经济伦理视域中，对贫困的批判还要从两个方面理解：财富的真实性和道德性。马克思从来不是单纯地就财富论贫困，而是将财富与人的本质结合起来，指出真正财富不是以物的形式外在于单个人存在、舍弃人的价值的存在，而是彰显单个人的本质、使人获得幸福感、满足感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中会形成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社会本质不是一种抽象的力量，而是一种体现单个现实的人本质的力量，表现单个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财富的力量。由此可见，实现反贫困的真正财富表现为单个现实的人在伦理道德范围内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也是在生产人的社会关系时合乎理性的过程。
（二）贫困现象的历史透析维度
贫困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具体地发生着的，马克思以人类文明进步为目的，或隐或显地说明了造成贫困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将贫困置身于整个人类历史中，发现不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贫困阶层，尤以资本主义社会最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点的“原始”积累或“预先积累”，它的基础是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首要原因，这种“原始”积累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同，前者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这种“原始”积累必然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一部分人积累财富，二是一部分人只有自己的生产力可以出卖，这就造成了历史上穷人与富人的出现，穷人无论怎样劳动，仍是只能达到维持自身生存的最低限度，富人早已不再劳动，财富却大幅度增长。在政治经济学家眼中所谓的田园诗式的“原始”积累其实是通过“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1]（P842）这些方法来实现的，“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1]（P842）不仅如此，甚而运用国家权力的血腥立法镇压被剥削者。这必然造成很大一部分人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生活状况一步一步退回到最接近原始的狀态，“无论哪一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5]（P592-593），“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1]（P97）。因此，贫穷是人类社会历史形态演变的必然性所造成。 真正造成整个社会贫困的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它不仅侵蚀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将触角延伸至海外的殖民国家，使得工人的贫穷在全球蔓延开来，在资本主义前史中，即使存在雇佣现象，但被雇佣者并不是完全从属于雇佣者，被雇佣者本人还有一部分可支配的土地，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他甚至维持不了自身一天的生存，这就给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留下很多发挥空间，造成贫困现象的现实性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机器大生产使用的先进性。从一开始人作为动力、作为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到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成为偶然性，这时人类劳动的必然性被自然力代替，如水、风等，继而发展到由一个动力推动的多个工具一起劳作，这使得成年劳动力相比之前过剩，于是家庭劳动出现了，“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1]（P454）。剩余价值就不是来源于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了，而是来源于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因此，“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1]（P468）。由于雇佣劳动条件下，工人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机器的使用，导致工人失业普遍，劳动力市场饱和;“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协作发挥的劳动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工人阶级大多处于贫困状态。[1]（P387）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资本积累和积聚随之发展起来，由于资本积累是通过调节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与可变组成部分的比例实现，即使得不变组成部分增加，可变组成部分相应减少，这就出现了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的出现导致两个结果，为了维持基本生存，一部分人过度劳动，一部分人处于闲置状态，这恰恰是资本家快速增加财富的手段。在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资本导致的对工人的需求远远赶不上劳动供给。
对历史与伦理的批判旨在对现实进行批判和超越，历史批判和伦理批判水乳交融。历史批判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以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必然性为基点，历史而辩证地审视社会贫困、工人阶级贫困形成发展的过程。同时，伦理批判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历史批判中，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内在矛盾，又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为脉络指出资本阶级不是永恒存在的，它的制度必然导致非人性的异化，两者是水乳交融的，没有历史批判的道德批判，必然导致缺乏客观基础的主观臆想，没有道德批判的历史批判，必然存在一定的价值缺失。
二、反贫困思想的伦理机制构建
反贫困理论在经济伦理视域下有其内在的价值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具体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和平等与反贫困理论中的自由和平等背道而驰，因此通过对前者的价值性释义，提出了反贫困理论中的真正价值所在。
（一）反贫困思想的伦理向标
李嘉图认为要使社会摆脱贫困，就要把财富看成是用较少的价值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用更少的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与否，不能仅仅看它的财富积累程度，还要看社会劳动时间长短，社会劳动时间越长，属于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劳动者可支配的时间越少，社会越落后;相反，劳动时间越短，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可支配时间越多，说明社会越进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自由”不仅指生理层面的单个现实的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肉体用于娱乐休息，还指精神層面的发展自身智力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依附于自然，而是有能力改造自然。如果在社会财富或者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并没有伴随单个现实的人自由的相应增加，人就是一种工具性存在，仅仅作为动物的属性而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基于对资产阶级“自由”的批判阐述了反贫困理论中表现出来的真正财富自由。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自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有更大的自由选择自己的劳动方式，自己的雇主，也就是说“商品即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1]（P204）。但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只是一种自由贸易，自由买卖，是一种在表现资产阶级利益、个性基础上的狭隘的、自私的自由。资产阶级这种自由的实现以工人阶级的集体贫困为代价，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蕴含的“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更是社会的，不是少数个人的，而是每个人的，不应是片面的、工具性的存在，而应是全面的、目的性的存在，”[6]更是一种表现个人本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自由，是真正脱离贫困体现的一种自由，自由也正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只有立足于资产阶级自由的认识，才能找到反贫困的根源，为脱离贫困找到合适的路径。由此可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贫困思想已经蕴含着从“工具性”贫困到多维贫困的转变。
针对反贫困的财富道德品质，马克思在谈到对未来社会设想时提到：“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4]（P709-710）。马克思在这里讲到平等是未来社会的必要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问题与自由相类似，是一种表面上的平等，是一种仅仅存在于经济交换领域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劳动者只有在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生存资料来维持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这种生存资料的获得是以一定的生命威胁为代价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1]（P204），在等价交换的背后隐藏着对工人阶级的专制和奴役。“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1]（P457）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一贯术语。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不平等导致的贫困是人类历史经济社会形态发展必然性的副产品，它同时造成劳动者没有尊严，被异化的社会现象。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造成工人阶级整体贫困的平等是一种狭隘的、有一定限制的、只存在于交换领域的平等，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主张平等是可以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地位的平等，现实关系的平等，每一领域的全面的平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自由与平等的正确释义，有助于为我国反贫困提供理论基础，为新时代脱贫攻坚实现路径指明方向。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仍然是发展的一大难题，除了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外，还要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注重单个人自由和平等的发展，使得劳动人民不仅获得真正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也相应增长，真正实现全面富裕。
（二）反贫困思想的至善之境
自由与平等正是在创造财富过程中反贫困的经济伦理要求，正是因为这两种品质存在，才构成完整的人的实现条件。在反贫困过程中，真正财富不仅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更发展人类支配历史条件下自然的能力;在这种财富生产过程中，不仅创造人类某一方面的能力，更创造一切旧有尺度都无法衡量的那种使人的一切方面充分发展的能力，在这种真正财富生产过程中所造就的不是单纯的特殊方面的人的再生产，而是全面的、完整的人的再生产。马克思在这里已经隐含了摆脱贫困就要发展个人的“可行性能力”，阿马蒂亚·森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贫困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能力贫困理论。
要实现单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要将经济伦理与道德标准结合起来，既注重每个人的经济发展需求，又要将财富的增长控制在伦理和道德范围内。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要将脱贫攻坚、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与经济伦理的要求有机结合，争取早日实现每个人有尊严、有价值的满足自身的美好生活愿望。反贫困是马克思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价值旨归，也是目前社会主义本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社会，人是手段，物是目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物是手段，人是目的。
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条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它充分体现了真理与价值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真理性就是规律性，价值性就是目的性，只有真理性没有目的性，追求真理就失去了意义，只有目的性没有真理性，人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合乎规律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合规律性就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合乎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合乎反贫困的历史发展条件;合目的性就是合乎人类文明进步的选择性，合乎以人民为本的发展要求，合乎反贫困的经济伦理要求。在《资本论》第一卷创作时期，正是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无政府状态导致的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破坏的基础上仍然发展生产力，是不合规律性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的积聚，一极是劳动生产者的贫困化，这是不合价值性的，因此，资本主义的不合规律性和不合价值性必然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在这一社会制度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P53-54）。任何事物或对象的本质特征只有一个，但本质属性或本质要求则有多种表达形式，如和谐社会、中国梦，新时代等都是本质属性的多种展开。归根到底，要实现真正的反贫困目标，就要将财富均衡增长与财富正义的历史发展要求与伦理价值相统一，做到精准扶贫，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把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提升人民的财富道德品质，净化社会财富增长的环境，使之朝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将反贫困逐步上升到现代化、全球化的道路上来。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不合规律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性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因此，我们要在坚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奋斗目标基础上，着重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不合规律性，但这一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长期奋斗，而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就是反贫困在新时期中国最终实现的实实在在的步伐。将反贫困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联系起来，有利于为新时代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指明方向，有利于指导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实践。
（三）历史与价值相统一的反贫困协同机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揭示人的异化根源，揭示无产阶级的贫困根源，并且提出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整个社会的剥削制度才能完全解放自身，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与本质的分析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马克思贫困理论中實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事实上的平等与充分发挥劳动主体的可行性能力对当前我国精准扶贫等反贫困实践、生产力发展的伦理判断、劳动主体自主脱贫能力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针对我国目前脱贫参与主体单一、贫困识别不精确及反贫政策不匹配、扶贫机制短效性、贫困主体地位缺失等问题，反贫困实践要坚持人民性的基本立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注重政府、社会与人民力量的协同推进，为贫困主体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土壤。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仅要加强科技创新等生产力的反贫困必要条件，也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念，真正实现历史与价值相统一的反贫困协同机制，实现可持续性脱贫。
三、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重要意义和启示
贫困与反贫困是一对无法割裂的学术命题，同时也是关系我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反贫困的实现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脱贫的具体实践，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后富，共赴富裕路”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衍生了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因此，注重脱贫工作的经济伦理要求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隐性标准。现代扶贫的主要内容是“以精准扶贫为核心，以内源扶贫为根本”，针对西部地区突出的深度贫困，需要实施对这部分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综合性的帮扶措施，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下提高扶贫的效率和效果。
（一）破解资本主义贫困，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揭露的贫困现象下工人的生存境遇、资本意志下的劳动异化，衍生了整个工人阶级的价值认知与价值定位，为反贫困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可行性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是雇佣劳动下的“工具性”贫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贫困呈现超越“工具性”贫困的多维贫困走势，两种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研究贫困问题，超越资本逻辑的束缚，立足于整体的视角分析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根源，剩余价值生产则使得贫困积累。同时，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并运用历史与逻辑的方法剖析资本主义贫困问题，认为贫困问题是有阶段性的，要具体地、历史地看待贫困问题。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时的立场、方法、伦理向标与至善之境对贫困根源、贫困破解方法具有一般指导意义。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根本破解之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语境中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之上，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生产力发展低下，由此可见，两者在生产力起点上有显著差别。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贫困的最大国情即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固守单一的公有制模式必然不能合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构成我国反贫困实践的制度前提。在这一前提下，要合理引导利用资本主义生产的建设作用，形成以劳动为本位，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格局，避免由市场经济中资本扩张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与劳动者致贫问题，均衡调节劳资关系，调动一切经济主体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 （二）激发精准扶贫可持续战略，坚持生产力反贫困
不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反贫困实践的核心要素。生产力贫困贯穿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贫困思想中，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资本积累的同时是劳动者的绝对与相对贫困的增加。马克思预设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一切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共有的条件下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而生产。习近平同志也指出：“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7]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构成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对我国反贫困实践的最大启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遵循和指南。生产力的贫困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它造成社会经济与生产关系的双重贫困。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启示我们不仅要注重生产力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也要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共享与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合理分配生产与生活资料，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财产权力与财富分配不均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使贫困、落后地区的支付转移力度加大，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推进了现代扶贫的精准性和持续性，民生得到改善。
（三）应对内源扶贫内生路径，坚持能力的反贫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为起点研究贫困问题，除生产力贫困问题以外，还论及能力方面的贫困，即资本家对劳动工人唯一的劳动能力的剥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任领导人的反贫困主张皆立足于人民，只是各有侧重。毛泽东主张反贫困与土地紧密结合，邓小平主张反贫困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为核心，江泽民倾向于关注农民温饱问题，胡锦涛则由关注温饱问题转向推动科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贫困的重要论述是对历任领导人反贫困主张与举措的继承发展，以人民性为出发点，立基于农村、农民的贫困问题，坚持脱贫的精准性，坚持扶贫工作的持续性，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组织作用，把反贫困实践再次同整个社会的伦理认知结合起来。能力反贫困既是《资本论》第一卷反贫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显著发展，为分配正义、社会正义等反贫困措施提供了立论依据。能力反贫困需要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保障作为依托，扩大个人自由选择的能力。[8]我国能力反贫困的主要实践是加大教育脱贫、科技脱贫的力度，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实现充分发展个人能力的“造血式”扶贫，而不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输血式”扶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教育扶持，科技创新，保证社会成员基础能力，发展社会成员多元能力，激励他们自主脱贫，实现“用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9]的社会正义，这正是实现反贫困的伦理价值旨归。
參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267.
[3] 阮 瑶.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经济伦理特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实现[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 （01）.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刑盘洲.马克思经济伦理方法论及其当代思考[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04）.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
[8] 宁亚芳.从道德化贫困到能力贫困：论西方贫困观的演变与发展[J].学习与实践，2014（07）.
[9]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
关键词：反贫困;伦理批判;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A811;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3-106-007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最近二十年来我国极端贫困人口的急剧减少为世界扶贫与反贫困贡献了巨大力量，但我国贫困问题及形势仍然严峻，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提升空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强调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物的财富被剥夺以及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且产生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遵循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着力破解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坚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反贫困逻辑主线，有利于推动能力反贫困以促进我国反贫困实践取得新成效，保持脱贫攻坚的与时俱进与可持续发展。
一、贫困现象的双重维度分析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贫困现象隐含于始终，立足于这一现象，马克思说明了社会贫困的历史性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中造成贫困的基础，又从伦理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为反贫困在现代社会的实现寻求历史与伦理根基。
（一）贫困现象的伦理批判维度
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论》中的重要议题，也是资本家追求的最终目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1]（P384），但随着机器的使用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过分追求必然导致资本的快速积累与积聚，资本的积累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社会上必然出现两个极端：财富在资产阶级一边无限增长，贫困在无产阶级一边相应增加，这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2]财富与贫困的这种畸形与失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即生产产品的劳动者与占有产品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与人的关系以物的关系显现出来，人的本质掩盖在物的关系之下，这种非正常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作为廉价劳动力商品在社会化生活中极度贫困状态的必然反映。”[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致力于消灭分配不均的财富增长机制，而且从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本质角度探讨无产阶级贫困，无产阶级贫困不只是财富缺失，还得回归到人的本质规定性上。马克思不仅反对和抗议社会贫富的极度不平衡，还致力于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财富的均衡增长，因为，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增长与贫困的相应增加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产品生产者和占有者总是对立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在自己创造的产品和自己创造的财富中造成了自己的毁灭和贫困，贫困从劳动本质中产生出来，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导致的财富异化的直接结果，“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4]（P157）。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家的资本积累是一种不正当的财富积累，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劳动异化基础上非正义的财富积累。在经济伦理视域中，对贫困的批判还要从两个方面理解：财富的真实性和道德性。马克思从来不是单纯地就财富论贫困，而是将财富与人的本质结合起来，指出真正财富不是以物的形式外在于单个人存在、舍弃人的价值的存在，而是彰显单个人的本质、使人获得幸福感、满足感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中会形成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社会本质不是一种抽象的力量，而是一种体现单个现实的人本质的力量，表现单个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财富的力量。由此可见，实现反贫困的真正财富表现为单个现实的人在伦理道德范围内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也是在生产人的社会关系时合乎理性的过程。
（二）贫困现象的历史透析维度
贫困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具体地发生着的，马克思以人类文明进步为目的，或隐或显地说明了造成贫困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将贫困置身于整个人类历史中，发现不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贫困阶层，尤以资本主义社会最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点的“原始”积累或“预先积累”，它的基础是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首要原因，这种“原始”积累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同，前者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这种“原始”积累必然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一部分人积累财富，二是一部分人只有自己的生产力可以出卖，这就造成了历史上穷人与富人的出现，穷人无论怎样劳动，仍是只能达到维持自身生存的最低限度，富人早已不再劳动，财富却大幅度增长。在政治经济学家眼中所谓的田园诗式的“原始”积累其实是通过“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1]（P842）这些方法来实现的，“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1]（P842）不仅如此，甚而运用国家权力的血腥立法镇压被剥削者。这必然造成很大一部分人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生活状况一步一步退回到最接近原始的狀态，“无论哪一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5]（P592-593），“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1]（P97）。因此，贫穷是人类社会历史形态演变的必然性所造成。 真正造成整个社会贫困的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它不仅侵蚀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将触角延伸至海外的殖民国家，使得工人的贫穷在全球蔓延开来，在资本主义前史中，即使存在雇佣现象，但被雇佣者并不是完全从属于雇佣者，被雇佣者本人还有一部分可支配的土地，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他甚至维持不了自身一天的生存，这就给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留下很多发挥空间，造成贫困现象的现实性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机器大生产使用的先进性。从一开始人作为动力、作为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到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成为偶然性，这时人类劳动的必然性被自然力代替，如水、风等，继而发展到由一个动力推动的多个工具一起劳作，这使得成年劳动力相比之前过剩，于是家庭劳动出现了，“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1]（P454）。剩余价值就不是来源于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了，而是来源于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因此，“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1]（P468）。由于雇佣劳动条件下，工人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机器的使用，导致工人失业普遍，劳动力市场饱和;“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协作发挥的劳动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工人阶级大多处于贫困状态。[1]（P387）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资本积累和积聚随之发展起来，由于资本积累是通过调节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与可变组成部分的比例实现，即使得不变组成部分增加，可变组成部分相应减少，这就出现了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的出现导致两个结果，为了维持基本生存，一部分人过度劳动，一部分人处于闲置状态，这恰恰是资本家快速增加财富的手段。在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资本导致的对工人的需求远远赶不上劳动供给。
对历史与伦理的批判旨在对现实进行批判和超越，历史批判和伦理批判水乳交融。历史批判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以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必然性为基点，历史而辩证地审视社会贫困、工人阶级贫困形成发展的过程。同时，伦理批判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历史批判中，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内在矛盾，又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为脉络指出资本阶级不是永恒存在的，它的制度必然导致非人性的异化，两者是水乳交融的，没有历史批判的道德批判，必然导致缺乏客观基础的主观臆想，没有道德批判的历史批判，必然存在一定的价值缺失。
二、反贫困思想的伦理机制构建
反贫困理论在经济伦理视域下有其内在的价值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具体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和平等与反贫困理论中的自由和平等背道而驰，因此通过对前者的价值性释义，提出了反贫困理论中的真正价值所在。
（一）反贫困思想的伦理向标
李嘉图认为要使社会摆脱贫困，就要把财富看成是用较少的价值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用更少的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与否，不能仅仅看它的财富积累程度，还要看社会劳动时间长短，社会劳动时间越长，属于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劳动者可支配的时间越少，社会越落后;相反，劳动时间越短，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可支配时间越多，说明社会越进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自由”不仅指生理层面的单个现实的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肉体用于娱乐休息，还指精神層面的发展自身智力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依附于自然，而是有能力改造自然。如果在社会财富或者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并没有伴随单个现实的人自由的相应增加，人就是一种工具性存在，仅仅作为动物的属性而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基于对资产阶级“自由”的批判阐述了反贫困理论中表现出来的真正财富自由。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自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有更大的自由选择自己的劳动方式，自己的雇主，也就是说“商品即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1]（P204）。但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只是一种自由贸易，自由买卖，是一种在表现资产阶级利益、个性基础上的狭隘的、自私的自由。资产阶级这种自由的实现以工人阶级的集体贫困为代价，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蕴含的“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更是社会的，不是少数个人的，而是每个人的，不应是片面的、工具性的存在，而应是全面的、目的性的存在，”[6]更是一种表现个人本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自由，是真正脱离贫困体现的一种自由，自由也正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只有立足于资产阶级自由的认识，才能找到反贫困的根源，为脱离贫困找到合适的路径。由此可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贫困思想已经蕴含着从“工具性”贫困到多维贫困的转变。
针对反贫困的财富道德品质，马克思在谈到对未来社会设想时提到：“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4]（P709-710）。马克思在这里讲到平等是未来社会的必要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问题与自由相类似，是一种表面上的平等，是一种仅仅存在于经济交换领域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劳动者只有在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生存资料来维持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这种生存资料的获得是以一定的生命威胁为代价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1]（P204），在等价交换的背后隐藏着对工人阶级的专制和奴役。“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1]（P457）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一贯术语。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不平等导致的贫困是人类历史经济社会形态发展必然性的副产品，它同时造成劳动者没有尊严，被异化的社会现象。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造成工人阶级整体贫困的平等是一种狭隘的、有一定限制的、只存在于交换领域的平等，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主张平等是可以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地位的平等，现实关系的平等，每一领域的全面的平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自由与平等的正确释义，有助于为我国反贫困提供理论基础，为新时代脱贫攻坚实现路径指明方向。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仍然是发展的一大难题，除了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外，还要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注重单个人自由和平等的发展，使得劳动人民不仅获得真正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也相应增长，真正实现全面富裕。
（二）反贫困思想的至善之境
自由与平等正是在创造财富过程中反贫困的经济伦理要求，正是因为这两种品质存在，才构成完整的人的实现条件。在反贫困过程中，真正财富不仅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更发展人类支配历史条件下自然的能力;在这种财富生产过程中，不仅创造人类某一方面的能力，更创造一切旧有尺度都无法衡量的那种使人的一切方面充分发展的能力，在这种真正财富生产过程中所造就的不是单纯的特殊方面的人的再生产，而是全面的、完整的人的再生产。马克思在这里已经隐含了摆脱贫困就要发展个人的“可行性能力”，阿马蒂亚·森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贫困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能力贫困理论。
要实现单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要将经济伦理与道德标准结合起来，既注重每个人的经济发展需求，又要将财富的增长控制在伦理和道德范围内。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要将脱贫攻坚、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与经济伦理的要求有机结合，争取早日实现每个人有尊严、有价值的满足自身的美好生活愿望。反贫困是马克思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价值旨归，也是目前社会主义本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社会，人是手段，物是目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物是手段，人是目的。
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条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它充分体现了真理与价值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真理性就是规律性，价值性就是目的性，只有真理性没有目的性，追求真理就失去了意义，只有目的性没有真理性，人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合乎规律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合规律性就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合乎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合乎反贫困的历史发展条件;合目的性就是合乎人类文明进步的选择性，合乎以人民为本的发展要求，合乎反贫困的经济伦理要求。在《资本论》第一卷创作时期，正是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无政府状态导致的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破坏的基础上仍然发展生产力，是不合规律性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的积聚，一极是劳动生产者的贫困化，这是不合价值性的，因此，资本主义的不合规律性和不合价值性必然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在这一社会制度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P53-54）。任何事物或对象的本质特征只有一个，但本质属性或本质要求则有多种表达形式，如和谐社会、中国梦，新时代等都是本质属性的多种展开。归根到底，要实现真正的反贫困目标，就要将财富均衡增长与财富正义的历史发展要求与伦理价值相统一，做到精准扶贫，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把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提升人民的财富道德品质，净化社会财富增长的环境，使之朝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将反贫困逐步上升到现代化、全球化的道路上来。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不合规律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性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因此，我们要在坚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奋斗目标基础上，着重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不合规律性，但这一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长期奋斗，而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就是反贫困在新时期中国最终实现的实实在在的步伐。将反贫困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联系起来，有利于为新时代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指明方向，有利于指导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实践。
（三）历史与价值相统一的反贫困协同机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揭示人的异化根源，揭示无产阶级的贫困根源，并且提出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整个社会的剥削制度才能完全解放自身，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与本质的分析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马克思贫困理论中實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事实上的平等与充分发挥劳动主体的可行性能力对当前我国精准扶贫等反贫困实践、生产力发展的伦理判断、劳动主体自主脱贫能力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针对我国目前脱贫参与主体单一、贫困识别不精确及反贫政策不匹配、扶贫机制短效性、贫困主体地位缺失等问题，反贫困实践要坚持人民性的基本立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注重政府、社会与人民力量的协同推进，为贫困主体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土壤。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仅要加强科技创新等生产力的反贫困必要条件，也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念，真正实现历史与价值相统一的反贫困协同机制，实现可持续性脱贫。
三、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重要意义和启示
贫困与反贫困是一对无法割裂的学术命题，同时也是关系我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反贫困的实现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脱贫的具体实践，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后富，共赴富裕路”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衍生了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因此，注重脱贫工作的经济伦理要求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隐性标准。现代扶贫的主要内容是“以精准扶贫为核心，以内源扶贫为根本”，针对西部地区突出的深度贫困，需要实施对这部分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综合性的帮扶措施，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下提高扶贫的效率和效果。
（一）破解资本主义贫困，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揭露的贫困现象下工人的生存境遇、资本意志下的劳动异化，衍生了整个工人阶级的价值认知与价值定位，为反贫困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可行性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是雇佣劳动下的“工具性”贫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贫困呈现超越“工具性”贫困的多维贫困走势，两种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研究贫困问题，超越资本逻辑的束缚，立足于整体的视角分析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根源，剩余价值生产则使得贫困积累。同时，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并运用历史与逻辑的方法剖析资本主义贫困问题，认为贫困问题是有阶段性的，要具体地、历史地看待贫困问题。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时的立场、方法、伦理向标与至善之境对贫困根源、贫困破解方法具有一般指导意义。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根本破解之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语境中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之上，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生产力发展低下，由此可见，两者在生产力起点上有显著差别。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贫困的最大国情即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固守单一的公有制模式必然不能合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构成我国反贫困实践的制度前提。在这一前提下，要合理引导利用资本主义生产的建设作用，形成以劳动为本位，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格局，避免由市场经济中资本扩张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与劳动者致贫问题，均衡调节劳资关系，调动一切经济主体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 （二）激发精准扶贫可持续战略，坚持生产力反贫困
不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反贫困实践的核心要素。生产力贫困贯穿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贫困思想中，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资本积累的同时是劳动者的绝对与相对贫困的增加。马克思预设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一切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共有的条件下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而生产。习近平同志也指出：“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7]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构成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对我国反贫困实践的最大启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遵循和指南。生产力的贫困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它造成社会经济与生产关系的双重贫困。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启示我们不仅要注重生产力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也要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共享与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合理分配生产与生活资料，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财产权力与财富分配不均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使贫困、落后地区的支付转移力度加大，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推进了现代扶贫的精准性和持续性，民生得到改善。
（三）应对内源扶贫内生路径，坚持能力的反贫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为起点研究贫困问题，除生产力贫困问题以外，还论及能力方面的贫困，即资本家对劳动工人唯一的劳动能力的剥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任领导人的反贫困主张皆立足于人民，只是各有侧重。毛泽东主张反贫困与土地紧密结合，邓小平主张反贫困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为核心，江泽民倾向于关注农民温饱问题，胡锦涛则由关注温饱问题转向推动科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贫困的重要论述是对历任领导人反贫困主张与举措的继承发展，以人民性为出发点，立基于农村、农民的贫困问题，坚持脱贫的精准性，坚持扶贫工作的持续性，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组织作用，把反贫困实践再次同整个社会的伦理认知结合起来。能力反贫困既是《资本论》第一卷反贫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显著发展，为分配正义、社会正义等反贫困措施提供了立论依据。能力反贫困需要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保障作为依托，扩大个人自由选择的能力。[8]我国能力反贫困的主要实践是加大教育脱贫、科技脱贫的力度，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实现充分发展个人能力的“造血式”扶贫，而不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输血式”扶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教育扶持，科技创新，保证社会成员基础能力，发展社会成员多元能力，激励他们自主脱贫，实现“用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9]的社会正义，这正是实现反贫困的伦理价值旨归。
參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267.
[3] 阮 瑶.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经济伦理特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实现[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 （01）.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刑盘洲.马克思经济伦理方法论及其当代思考[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04）.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
[8] 宁亚芳.从道德化贫困到能力贫困：论西方贫困观的演变与发展[J].学习与实践，2014（07）.
[9]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