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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因子在中国的区域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所谓兴衰系于政策。目前中部地区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开端。政策的推动将会极大地促进这一地区发展的步伐。
中国围棋有句术语,叫做“金角、银边、草肚皮”:边角容易控制,而棋盘上中部“天元”之位难以经营,因而弈棋者通常先从边角处投子,天元乃最后落子之地,也是最终的决战之地。如果以此来解释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在中国政府相继提出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系列区域方略之后,“中部崛起”进入高层视野,也许正是决战的开始。
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看来,中国特殊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表明,中部地区要实现崛起,首先应该“填平政策洼地”。
金角、银边、草肚皮
中部素有中国的“脊梁”之称,具有“承东启西、联结南北”的区位优势,从地理位置上,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从资源禀赋看,中部是中国的粮仓聚集地,也是重要的工业和矿产资源基地。中部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0.7%,生产总值占22.5%,人口占四分之一还多。
然而,曾经是中国富庶之地的中部地区,在20多年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思路中,却始终没有机会成为国家的战略重点。张军扩说,政策因子在中国的区域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所谓兴衰系于政策。今天在中部地区占有优势地位的国有经济基础,大多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重点扶持起来的。像中部重镇武汉,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借国家财政之力,打造了“武钢”、“武船”、“武重”、“武锅”等一批响当当的“武”字头企业品牌,使“武汉制造”威名远扬。1957年“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等,使武汉成了计划经济的“宠儿”。
在中国政府提出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之后,中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落差越来越大。随着国家区域战略发展的调整,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重大战略的提出,中部更沦为政策洼地,发展速度也明显不及其他区域。
张军扩说,地区政策从优先发展到均衡发展,中国政府走了20多年的时间。现在,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期,而东部地区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前提下,出现产业转移趋势。对于具有工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的中部地区来说,面临着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恰当的区域政策和有效的发展战略对推动中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加速发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促进中部崛起不仅是中部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
目前张军扩正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积极参与的“中部崛起”课题组中,就“中部崛起”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据悉有关研究成果将在今年年中完成并上报中央政府,其中将提出一系列既符合中部发展需要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填平政策鸿沟
张军扩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区域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根据各地区特定的产业状况、要素禀赋等,有针对性的制定区域政策,是中国区域政策的新走向。他说,新形势下的区域政策,将体现几个重要的原则。首先是有利于消除地区之间在政策待遇上的差别,创造地区之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是有利于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保护,创造要素顺畅和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再次是有利于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之间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共同发展;最后是体现经济强势地区对弱势地区、工业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反哺、扶持、帮助和带动,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基于这样一些原则,张军扩所在的“中部崛起”课题组在初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要点:
首先,加大对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力度,并且针对中部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开发问题,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重点支持污染严重的河流、湖泊以及煤炭、有色金属等资源开采地区环境的综合治理,特别是塌陷区与尾矿堆积区的治理。
其次,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完善中央支持农业的各项政策。张军扩认为,未来中部地区可以扮演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试验田的角色。重点围绕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农产品流通、劳动力流动、跨省区户口迁移等深层次问题,在中部地区率先进行改革试点,探索和形成城乡协调发展新机制。另外对产粮大省可进行重点财政倾斜和补贴。新增农业综合开发基金可集中投到产粮大省,提高粮食安全系数;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减轻粮食主产区财政负担;加大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地方税收减收部分的补助力度,促进各地区加快取消农业税进程。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中央政府也完全可以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政策、开发区政策、行政区划优化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培育若干具有较强带动和辐射能力的城市群。
张军扩还强调,将已经明确的政策尽快落实,其实是迅速缩小区域之间政策差距的捷径。比如“振兴与改造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本来就包括了除东北地区以外的其他老工业基地地区,但目前在其他地区基本没有落实。目前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试行的增值税转型政策也还没有推向全国。现在,完全可以考虑率先在中部地区推行,以帮助中部地区的企业降低流转税负担,对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部分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给予适当补助。
中部具有后发优势
通过对中部六省的初步调研,张军扩认为,目前中部地区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开端。政策的推动将会极大地促进这一地区发展的步伐。
张军扩认为,应该辨证和动态地看待中部的优势和劣势。中部既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基地,也是资源富集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在开放条件下,过去是优势的因素可能成为发展的包袱,而过去是不利的因素反而可能成为发展的潜力和财富。他认为,在中部今后的发展中,将不同于珠三角的外贸加工带动型,也不同于长三角等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在中部,主动承接东部的企业转移、引进外资与推进中部地区国有企业的重组与变革同样重要。有专家对中部发展提出了先“搭车”后“追赶”的方式。即从寻求比较优势出发,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区域一体化相匹配,而后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
中部崛起中具有投资开发的巨大机遇,沿海资本、国际资本大举向中部挺进的事实,也正说明了中部的“后发”吸引力。在张军扩对中部地区的考察中,清晰地看到了这一潮流的转移趋势。“虽然目前,资金流向中部是来自低成本的吸引。未来,在政策的扶持下,中部的人才和资源优势将逐渐显现,成为资金流入的理由。”
张军扩认为,中部后发中还有着汲取东部经验、少走发展弯路的优势。而且在中国政府重视三农,强调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下,这一地区也许可以实现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三业并举,走出与沿海相区别的全面发展的模式。
张军扩简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自1985年6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历任经济综合研究部副部长,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并于1996年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主要著作有《面对增长之波》、《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和《中国经济实况分析:1989-199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