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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什么怕读鲁迅
鲁迅之子周海婴近日说：“我希望，青少年能逐步接触鲁迅的作品。过去政治上的需要，我们不去讨论。个别年轻人如果不喜欢（鲁迅），也没关系。”
今年年初，浙江绍兴鲁迅故里百草园举行了一场活动。会上，“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引起多方共鸣。学生为什么怕读鲁迅？鲁研专家说，在鲁迅小说教学中，老师在对其主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常会偏重阐发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而化之的主题，让学生自觉不自觉地疏远了鲁迅。
诚然，一谈起鲁迅的形象，立马想到怒目金刚、横眉冷对；一说起鲁迅的文章，立马想到“似投枪、如匕首“；一诠释鲁迅本人，就被刻意拨高，上升到无限的高度。显然，这不是完整的鲁迅，如周海婴所说，是“政治上的需要”的鲁迅。鲁迅之孙周令飞说：“鲁迅不单是个勇敢的战士，更是个风趣幽默、可亲可爱的长者。”鲁迅本来就是立体的、多元化的，教材偏偏把他描摹为平面的、单一的。比如，《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鲁文，原本很“单纯”、很温情也很温和，而授课者却把无数政治标签强加给鲁迅，让鲁迅变得生硬，让鲁迅的文章变得微言大义，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拒学生于千里之外，学生不爱读，当然是有原因的。
王石川（南京）
20年间被PK掉的词
20年间几个轮回。有些词一去不复返，有些词等待复活。那些在历史上曾留下辙痕的词，无论如何都值得纪念。
理想
被享乐和郁闷PK。80后嘲笑60代、70代的思想单一、高谈阔论，他们一只眼看课本、另一只眼盯美女。追求即时快乐成为新做派，所以一旦受挫，郁闷就在所难免。
信仰
被money（金钱）PK。消费前卫与政治后卫，文化断根造就了无信仰，或者，消费文化就是信仰。兜里揣着钞票，心里装着信仰，究竟哪个更踏实？
奋斗
被成功PK。20世纪80年代“女排精神”崇尚集体主义拼搏精神，而现在追求个人成名和成功，打造个人品牌。“成功学”成了中国一门显学。如果你20岁不反叛，就是没心；如果你30岁还没成功，就是没脑。
宿命
被八卦和星座PK。20世纪80年代教育人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不要宿命论。新世纪的年轻人不会感叹“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他们会找八卦师测度前程，或找本黄历算算哪天宜求职、哪天宜投资。
理解万岁
被“死磕”PK。“胡陈馒头案”、“韩白之争”、“娱记逼疯窦唯”及众多口水官词，均说明社会人群的某种分裂状态。20世纪80年代喊出的“理解万岁”，消弥了不少时代隔阂，但那时我们只有一个老师、一本辞典，现在老师和辞典都更新换代了，且种类繁多。结果就是喋喋不休地争吵。
同志
被师傅、先生、女士PK。这是个称谓乱伦的年代。现在中学英语课本上都没comrade了。曾经多么亲切的一个词，现在成为“断背山一族”的别称。同性恋婚姻法提案被搁置，网上就曾留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北京一家“文革”概念餐厅的店小二会对顾客大喊：“祝革命同志们进餐快乐！”
（据《新周刊》肖锋/文）
杰斐逊总统给孙子的忠告
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他在给孙子的忠告里，提到了以下10点生活的原则：
1.今天能做的事情绝对不要推到明天。
2.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要麻烦别人。
3.决不要花没有到手的钱。
4.决不要贪图便宜购买你不需要的东西。
5.绝对不要骄傲，那比饥饿和寒冷更有害。
6.不要贪食，吃的过少不会使人懊悔。
7.不要做勉强的事情，只有心甘情愿才能把事情做好。
8.对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要庸人自忧。
9.凡事要讲究方式方法。
10.当你气恼时，先数到10再说话，如果还是气恼，那就数到100。
（2006年第8期《财富人物》）
花木兰姓“朱”？
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在中华大地流传1000多年，可谓家喻户晓。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最近却语出惊人：花木兰其实不姓花，而是姓朱。对于这一“惊人”发现，媒体兴奋地称为“湖北专家为西汉女英雄正名”。
的确，历史记载中是有个代父从军的“木兰”姓“朱”的，这不是什么“惊人”发现，此说早见于史书。而花木兰则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朱木兰，而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形象，出自明代文学家徐渭根据《木兰诗》编创的杂剧《雌木兰》（亦名《木兰女》或《代父从军》）。后来昆曲、京剧以及许多地方戏都加以移植，使得“花木兰”形象定格化。其中豫剧《花木兰》影响最大，人们一提起花木兰，便会与豫剧大师常香玉的舞台形象联系在一起。因此，所谓“正名”，其实是把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相混淆的结果。当然，她们之间是有渊源关系的，对其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历史上的“朱木兰”是艺术形象花木兰的原型。
（摘自《中华读书报》孙正龙/文）
晒太阳令人思维敏捷
白天太阳大，不少人怕伤眼睛，当阳光直晒进屋里时，都喜欢拉上窗帘。但是比利时列日大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让房间里多些阳光，不仅能使人打起精神，还能让思维敏捷，避免精神萎靡的状态。
研究人员解释，受光线影响的脑部区域是影响注意力和觉醒反应的区域，因此，多晒太阳可以刺激这一区域，帮助人保持清醒。不少人几乎一天到晚都呆在房间里，这样对身体不好，还容易犯困。应该鼓励人们多晒晒太阳，平日屋里也不要总是拉着窗帘。
（据《生命时报》林芸/文）
褒贬孩子要用黄金比例
教育专家认为，教育孩子既要有赞扬和肯定，也要有批评和分析，而且要尽可能掌握比例。黄金比例最合适，其比值约为0.618,即对孩子的表扬要占三分之二左右，对孩子的批评要占三分之一左右。
（据《济南时报》）
英国中小学开设个人理财课
新学年年始，英格兰中小学教材中新增添了个人理财单元，从2010年9月起，基础财务技能将成为初中毕业考试中数学考试的一个部分。其实，英国学校一直是比较重视理财教育的。在英国，但凡学校或班级举办一些重要的活动，例如举行圣诞节联欢会、复活节联欢会、集体旅游、毕业演出和庆典等，学生们都要自己去筹集一部分活动经费。办法靠学生自己去想，有做好联欢会抽奖彩票去大街上、公园里、居民家找大人推销的，有家长或孩子自己做好点心、面包、小吃在校园内外兜售的，有拿出自己或家人的旧货到跳蚤市场卖钱的，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通过各式各样的活动，孩子们不仅挣了钱，为自己的活动筹集到部分经费，更重要的是普遍体会到很多事没有经济基础是办不好的，而且挣每一分钱都需要动脑筋、出力的。对来之不易的有限经费当然要精打细算，花得值当。理财的初步观念就这样被潜移默化给了孩子们。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在对美国的教育进行研究后认为，个人理财教育可能使学生在35岁到49岁之间多出32000英镑的财富。美国有28个州从1957年起就把财经教育列为必修课，受理财教育的儿童长到35岁到49岁的时候，比未受理财教育者都多出了相当于一年收入的财富。研究人员认为，教给年轻人基本的个人理财知识，例如计算利率、家庭预算、房屋贷款等，有助于他们未来做出正确的理财决定，而不至于陷入债务困境。
（8月31日《光明日报〉）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未成年人护法（修订草案）》，教育专家孙云晓对此发了自己的看法——用什么样的“法”保护我们的孩子？
这次《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是借鉴了国外相关法律的，但还是很不够。我研究过6个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他们的法律都是成体系的——每一部法律都像一个操作手册，规定非常详细
比如美国的法律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逃学就是“身份犯罪”，就要被拘留。警察还要通知学生的监护人，如果没正当理由，监护人也要留。还有，美国的法各年龄段的孩子可做什么工作也都有详细定。比如，14岁-16岁的孩子可以做跑腿、零售、办公室秘书、模特等工作，但是不能在屠宰场、制造和保管爆炸物的工厂工作。
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只是一个基本法，它需要有母法、子法和更多的条例相配套，还要进一步细化。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总则中关于培养“有理相、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应该改成“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关键是把“有体力”这点提出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是我一直呼吁的问题。
近几年青少年的身体素质逐年下降，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中小学不敢组织学生到野外活动。我写《夏令营中的较量》是在13年前，那时候提出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日本学校从小学就开始组织大量的远足、探险、旅行等户外活动，相反，中国学生的体育锻炼、野外生存训练太少了！这和我国的法律环境、制度因素也是有关的。
（摘自《中国青年报》）
英美名校校长透露“选材经”
世界名校到底青睐什么样的人才？有意留学名校的中国学生又应该作何准备？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剑桥大学副校长伊安·莱斯利透露了他们的“选材经”。
伊安·莱斯利（剑桥大学副校长）：每年录取本科生要花2万小时面试
“你可以暂时表现不行，面试中回答不出问题也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感觉到，你有解答这个问题的潜力。”剑桥大学副校长伊安·莱斯利透露，剑桥大学在录取学生时，最看重的是学生的潜力，“我们会在面试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定学生是否有潜力。”莱斯利说，剑桥每年录取本科生要花2万个小时的时间来对学生进行面试。莱斯利坦言，在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把握相对牢固，“因此中国学生在国内的在校成绩，也将被列为选择时的重要标准。”“我们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同时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良好稳定的环境，以便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对于有意去剑桥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伊安·莱斯利还给出特别“忠告”：“剑桥大学录取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程序有所不同，研究生能否被录取，最关键要看导师，最好能够先明确你准备跟哪个导师，他认为你适合他的团队，才是最重要的。”
约翰·亨尼斯（斯坦福大学校长）：不断为自己目标努力的学生最受欢
如何获得美国大学的青睐？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向中国学生“支招”。“我们坚持谁的能力最强就选谁的标准。”亨尼斯介绍说，斯坦福大学对留学生的录取，习惯从多方面进行考核。“除了传统的文化课笔试以外，还会设置一些团队合作任务让学生在其中发挥自己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包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包括团队中角色扮演。”亨尼斯也表示，选择的专业对口以及学生自身的天赋或特长也是选材的重要标准。“聪明、有创造力，能够不断为自己的目标努力，这样的学生我们最欢迎。”亨尼斯还透露，斯坦福大学录取学生时，十分注重学生在高中阶段的表现，因为那些成绩和表现可以体现一个学生的学习个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因此，他表示，学校或者专家的推荐信也很重要，“我们可以从中知道你都干过些什么，有些什么样的能力”。
（《新闻晨报》2006年7月17日）
汉语等级考试应该慎行
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的语言文字规范《汉字应用水平等级及测试大纲》近日发布，并将从2007年2月1日起试行。《中小学生规范汉字书写等级和考核办法》也正在制定中。
在英语四、六级考试风靡天下，而汉语在国际学术交流场合成为科学“看客”的背景下，实行汉语考级的消息，很可能会令捍卫母语的国人欢呼雀跃。不过，我的担忧在于，汉语考级显然没有走出“考级万能”的误区。英语四、六级考试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一本被念歪了的经，汉语考级难免重蹈覆辙——开始轰轰烈烈，最后却只得在难堪中狼狈收场。
一国语言文化的弘扬，不是靠考试，特别是像考级这种考试所能担当的。科举考试当属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语言考核，最终的结果不仅将考生变成人格残缺的考试机器，也令汉语愈益僵化直至索然无味。主张汉语考级的人们也许会辩驳说，科举考试毕竟是遴选封建官员的考试，汉语考级则属于语言水平测试。为了避免汉语考级成为新科举，完全可以在题型设计上更科学更人文一些。恕我直言，这种观点带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当前，我们已经有比等级考试更精确的汉语考试——语文高考。但是，这些年语文高考的反响又怎样呢？王蒙先生曾做过一份高考语文试卷，评分下来却不到60分。高考尚且如此，我们又能指望什么汉语等级考试尽善尽美呢?
诚然，一个人汉语水平的高低，总应该有考查的手段，而考查就离不开测试。但是，测试并不一定要分级，这不仅在于语言运用本身难以分级，更在于语言分级往往会让考生把级次当成目的，而忽视了语言本身是活的，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考试。我们已经有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语文考试，有了全国通行的普通话考试，再加上个汉语考级，这不是强行要把每个中国人变成母语的考试机器吗?汉语考级如果发展成为英语四、六级考试那样声势浩大的“考试经济”，得益者除了相关书籍和复习资料的出版发行者，还会有谁呢?
一个人对与生俱来的母语的掌握，也要像外语学习那样分级考试，我以为这是母语的悲哀。就弘扬祖国语言文化而言，与其强令公民进行母语考级，远不如在提高汉语影响力和改进汉语教学方式上多做些反省和尝试。
(摘自《山西晚报》)
鲁迅之子周海婴近日说：“我希望，青少年能逐步接触鲁迅的作品。过去政治上的需要，我们不去讨论。个别年轻人如果不喜欢（鲁迅），也没关系。”
今年年初，浙江绍兴鲁迅故里百草园举行了一场活动。会上，“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引起多方共鸣。学生为什么怕读鲁迅？鲁研专家说，在鲁迅小说教学中，老师在对其主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常会偏重阐发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而化之的主题，让学生自觉不自觉地疏远了鲁迅。
诚然，一谈起鲁迅的形象，立马想到怒目金刚、横眉冷对；一说起鲁迅的文章，立马想到“似投枪、如匕首“；一诠释鲁迅本人，就被刻意拨高，上升到无限的高度。显然，这不是完整的鲁迅，如周海婴所说，是“政治上的需要”的鲁迅。鲁迅之孙周令飞说：“鲁迅不单是个勇敢的战士，更是个风趣幽默、可亲可爱的长者。”鲁迅本来就是立体的、多元化的，教材偏偏把他描摹为平面的、单一的。比如，《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鲁文，原本很“单纯”、很温情也很温和，而授课者却把无数政治标签强加给鲁迅，让鲁迅变得生硬，让鲁迅的文章变得微言大义，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拒学生于千里之外，学生不爱读，当然是有原因的。
王石川（南京）
20年间被PK掉的词
20年间几个轮回。有些词一去不复返，有些词等待复活。那些在历史上曾留下辙痕的词，无论如何都值得纪念。
理想
被享乐和郁闷PK。80后嘲笑60代、70代的思想单一、高谈阔论，他们一只眼看课本、另一只眼盯美女。追求即时快乐成为新做派，所以一旦受挫，郁闷就在所难免。
信仰
被money（金钱）PK。消费前卫与政治后卫，文化断根造就了无信仰，或者，消费文化就是信仰。兜里揣着钞票，心里装着信仰，究竟哪个更踏实？
奋斗
被成功PK。20世纪80年代“女排精神”崇尚集体主义拼搏精神，而现在追求个人成名和成功，打造个人品牌。“成功学”成了中国一门显学。如果你20岁不反叛，就是没心；如果你30岁还没成功，就是没脑。
宿命
被八卦和星座PK。20世纪80年代教育人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不要宿命论。新世纪的年轻人不会感叹“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他们会找八卦师测度前程，或找本黄历算算哪天宜求职、哪天宜投资。
理解万岁
被“死磕”PK。“胡陈馒头案”、“韩白之争”、“娱记逼疯窦唯”及众多口水官词，均说明社会人群的某种分裂状态。20世纪80年代喊出的“理解万岁”，消弥了不少时代隔阂，但那时我们只有一个老师、一本辞典，现在老师和辞典都更新换代了，且种类繁多。结果就是喋喋不休地争吵。
同志
被师傅、先生、女士PK。这是个称谓乱伦的年代。现在中学英语课本上都没comrade了。曾经多么亲切的一个词，现在成为“断背山一族”的别称。同性恋婚姻法提案被搁置，网上就曾留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北京一家“文革”概念餐厅的店小二会对顾客大喊：“祝革命同志们进餐快乐！”
（据《新周刊》肖锋/文）
杰斐逊总统给孙子的忠告
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他在给孙子的忠告里，提到了以下10点生活的原则：
1.今天能做的事情绝对不要推到明天。
2.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要麻烦别人。
3.决不要花没有到手的钱。
4.决不要贪图便宜购买你不需要的东西。
5.绝对不要骄傲，那比饥饿和寒冷更有害。
6.不要贪食，吃的过少不会使人懊悔。
7.不要做勉强的事情，只有心甘情愿才能把事情做好。
8.对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要庸人自忧。
9.凡事要讲究方式方法。
10.当你气恼时，先数到10再说话，如果还是气恼，那就数到100。
（2006年第8期《财富人物》）
花木兰姓“朱”？
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在中华大地流传1000多年，可谓家喻户晓。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最近却语出惊人：花木兰其实不姓花，而是姓朱。对于这一“惊人”发现，媒体兴奋地称为“湖北专家为西汉女英雄正名”。
的确，历史记载中是有个代父从军的“木兰”姓“朱”的，这不是什么“惊人”发现，此说早见于史书。而花木兰则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朱木兰，而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形象，出自明代文学家徐渭根据《木兰诗》编创的杂剧《雌木兰》（亦名《木兰女》或《代父从军》）。后来昆曲、京剧以及许多地方戏都加以移植，使得“花木兰”形象定格化。其中豫剧《花木兰》影响最大，人们一提起花木兰，便会与豫剧大师常香玉的舞台形象联系在一起。因此，所谓“正名”，其实是把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相混淆的结果。当然，她们之间是有渊源关系的，对其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历史上的“朱木兰”是艺术形象花木兰的原型。
（摘自《中华读书报》孙正龙/文）
晒太阳令人思维敏捷
白天太阳大，不少人怕伤眼睛，当阳光直晒进屋里时，都喜欢拉上窗帘。但是比利时列日大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让房间里多些阳光，不仅能使人打起精神，还能让思维敏捷，避免精神萎靡的状态。
研究人员解释，受光线影响的脑部区域是影响注意力和觉醒反应的区域，因此，多晒太阳可以刺激这一区域，帮助人保持清醒。不少人几乎一天到晚都呆在房间里，这样对身体不好，还容易犯困。应该鼓励人们多晒晒太阳，平日屋里也不要总是拉着窗帘。
（据《生命时报》林芸/文）
褒贬孩子要用黄金比例
教育专家认为，教育孩子既要有赞扬和肯定，也要有批评和分析，而且要尽可能掌握比例。黄金比例最合适，其比值约为0.618,即对孩子的表扬要占三分之二左右，对孩子的批评要占三分之一左右。
（据《济南时报》）
英国中小学开设个人理财课
新学年年始，英格兰中小学教材中新增添了个人理财单元，从2010年9月起，基础财务技能将成为初中毕业考试中数学考试的一个部分。其实，英国学校一直是比较重视理财教育的。在英国，但凡学校或班级举办一些重要的活动，例如举行圣诞节联欢会、复活节联欢会、集体旅游、毕业演出和庆典等，学生们都要自己去筹集一部分活动经费。办法靠学生自己去想，有做好联欢会抽奖彩票去大街上、公园里、居民家找大人推销的，有家长或孩子自己做好点心、面包、小吃在校园内外兜售的，有拿出自己或家人的旧货到跳蚤市场卖钱的，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通过各式各样的活动，孩子们不仅挣了钱，为自己的活动筹集到部分经费，更重要的是普遍体会到很多事没有经济基础是办不好的，而且挣每一分钱都需要动脑筋、出力的。对来之不易的有限经费当然要精打细算，花得值当。理财的初步观念就这样被潜移默化给了孩子们。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在对美国的教育进行研究后认为，个人理财教育可能使学生在35岁到49岁之间多出32000英镑的财富。美国有28个州从1957年起就把财经教育列为必修课，受理财教育的儿童长到35岁到49岁的时候，比未受理财教育者都多出了相当于一年收入的财富。研究人员认为，教给年轻人基本的个人理财知识，例如计算利率、家庭预算、房屋贷款等，有助于他们未来做出正确的理财决定，而不至于陷入债务困境。
（8月31日《光明日报〉）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未成年人护法（修订草案）》，教育专家孙云晓对此发了自己的看法——用什么样的“法”保护我们的孩子？
这次《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是借鉴了国外相关法律的，但还是很不够。我研究过6个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他们的法律都是成体系的——每一部法律都像一个操作手册，规定非常详细
比如美国的法律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逃学就是“身份犯罪”，就要被拘留。警察还要通知学生的监护人，如果没正当理由，监护人也要留。还有，美国的法各年龄段的孩子可做什么工作也都有详细定。比如，14岁-16岁的孩子可以做跑腿、零售、办公室秘书、模特等工作，但是不能在屠宰场、制造和保管爆炸物的工厂工作。
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只是一个基本法，它需要有母法、子法和更多的条例相配套，还要进一步细化。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总则中关于培养“有理相、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应该改成“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关键是把“有体力”这点提出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是我一直呼吁的问题。
近几年青少年的身体素质逐年下降，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中小学不敢组织学生到野外活动。我写《夏令营中的较量》是在13年前，那时候提出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日本学校从小学就开始组织大量的远足、探险、旅行等户外活动，相反，中国学生的体育锻炼、野外生存训练太少了！这和我国的法律环境、制度因素也是有关的。
（摘自《中国青年报》）
英美名校校长透露“选材经”
世界名校到底青睐什么样的人才？有意留学名校的中国学生又应该作何准备？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剑桥大学副校长伊安·莱斯利透露了他们的“选材经”。
伊安·莱斯利（剑桥大学副校长）：每年录取本科生要花2万小时面试
“你可以暂时表现不行，面试中回答不出问题也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感觉到，你有解答这个问题的潜力。”剑桥大学副校长伊安·莱斯利透露，剑桥大学在录取学生时，最看重的是学生的潜力，“我们会在面试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定学生是否有潜力。”莱斯利说，剑桥每年录取本科生要花2万个小时的时间来对学生进行面试。莱斯利坦言，在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把握相对牢固，“因此中国学生在国内的在校成绩，也将被列为选择时的重要标准。”“我们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同时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良好稳定的环境，以便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对于有意去剑桥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伊安·莱斯利还给出特别“忠告”：“剑桥大学录取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程序有所不同，研究生能否被录取，最关键要看导师，最好能够先明确你准备跟哪个导师，他认为你适合他的团队，才是最重要的。”
约翰·亨尼斯（斯坦福大学校长）：不断为自己目标努力的学生最受欢
如何获得美国大学的青睐？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向中国学生“支招”。“我们坚持谁的能力最强就选谁的标准。”亨尼斯介绍说，斯坦福大学对留学生的录取，习惯从多方面进行考核。“除了传统的文化课笔试以外，还会设置一些团队合作任务让学生在其中发挥自己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包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包括团队中角色扮演。”亨尼斯也表示，选择的专业对口以及学生自身的天赋或特长也是选材的重要标准。“聪明、有创造力，能够不断为自己的目标努力，这样的学生我们最欢迎。”亨尼斯还透露，斯坦福大学录取学生时，十分注重学生在高中阶段的表现，因为那些成绩和表现可以体现一个学生的学习个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因此，他表示，学校或者专家的推荐信也很重要，“我们可以从中知道你都干过些什么，有些什么样的能力”。
（《新闻晨报》2006年7月17日）
汉语等级考试应该慎行
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的语言文字规范《汉字应用水平等级及测试大纲》近日发布，并将从2007年2月1日起试行。《中小学生规范汉字书写等级和考核办法》也正在制定中。
在英语四、六级考试风靡天下，而汉语在国际学术交流场合成为科学“看客”的背景下，实行汉语考级的消息，很可能会令捍卫母语的国人欢呼雀跃。不过，我的担忧在于，汉语考级显然没有走出“考级万能”的误区。英语四、六级考试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一本被念歪了的经，汉语考级难免重蹈覆辙——开始轰轰烈烈，最后却只得在难堪中狼狈收场。
一国语言文化的弘扬，不是靠考试，特别是像考级这种考试所能担当的。科举考试当属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语言考核，最终的结果不仅将考生变成人格残缺的考试机器，也令汉语愈益僵化直至索然无味。主张汉语考级的人们也许会辩驳说，科举考试毕竟是遴选封建官员的考试，汉语考级则属于语言水平测试。为了避免汉语考级成为新科举，完全可以在题型设计上更科学更人文一些。恕我直言，这种观点带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当前，我们已经有比等级考试更精确的汉语考试——语文高考。但是，这些年语文高考的反响又怎样呢？王蒙先生曾做过一份高考语文试卷，评分下来却不到60分。高考尚且如此，我们又能指望什么汉语等级考试尽善尽美呢?
诚然，一个人汉语水平的高低，总应该有考查的手段，而考查就离不开测试。但是，测试并不一定要分级，这不仅在于语言运用本身难以分级，更在于语言分级往往会让考生把级次当成目的，而忽视了语言本身是活的，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考试。我们已经有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语文考试，有了全国通行的普通话考试，再加上个汉语考级，这不是强行要把每个中国人变成母语的考试机器吗?汉语考级如果发展成为英语四、六级考试那样声势浩大的“考试经济”，得益者除了相关书籍和复习资料的出版发行者，还会有谁呢?
一个人对与生俱来的母语的掌握，也要像外语学习那样分级考试，我以为这是母语的悲哀。就弘扬祖国语言文化而言，与其强令公民进行母语考级，远不如在提高汉语影响力和改进汉语教学方式上多做些反省和尝试。
(摘自《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