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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末年，孟称舜的《娇红记》叙写申纯与娇娘的爱情故事，不同于传统的男女主人公历经一番波折终成眷属的才子佳人型故事，作品无论是在情节设置亦或是人物的塑造上，都贯穿了悲剧的创作思想。
【关键词】：悲剧；娇红记；王娇娘
《娇红记》是明末清初戏曲家孟称舜的代表作，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北宋宣和年间的真人真事，在民间早有流传。明清两代戏剧作品“十部传奇九相思”[1]，作者创作时往往倾向于大团圆式的故事结局。《娇红记》作为明清传奇中悲剧的代表作品，从故事到人物，最后深入主题，读来都让人觉得悲从中来。《娇红记》的悲剧性是作品的最大特点，下文意在分析和解读作为悲剧作品的《娇红记》。
首先，申生与娇娘的悲剧倾向在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就埋下了伏笔。
故事发生于申纯赴试不第，到母舅家眉州通判王文端府中散心，与表妹王娇娘偶然相见，彼此心生爱慕之情，私订婚约并许下生死盟誓。之前王文端已以“内兄弟不许成婚”[2]为由拒绝了申家的求亲。而申纯再赴试，喜得高中。再次求亲，本以为二人能终成眷属，但帅太尉之子因贪慕美色前来求亲，王文端迫于情势答应了婚事。娇娘誓死抗婚，绝食而亡。申纯践行前盟，亦自缢而亡。两人死后同葬濯锦江边，最终仙圆于天上。
女主人公娇娘虽出生于封建官宦家庭，但她却不拘泥于封建礼教。娇娘从一个“庄重不可犯”的大家闺秀，升华到勇敢追求真爱的热情女子，其中的转变凸显了主角的形象。但她缺乏冲破封建制度的大胆与勇气，至死不敢对父母明言自己对申生的感情，将自己的命运悲剧归咎于“前生命悭，今生命凶”[3]的宿命论，折射出与娇娘性格中的懦弱与妥协。
而申生的“一往情深”也是促成这段真挚情感的重要条件。申生认为婚姻与仕途并重，甚至某种程度上更看重爱情与婚姻，他说“我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一世虚”[4]。《娇红记》全剧共五十出，近一半的内容展示了爱情从萌芽到发展，到最终成熟的历程。《晚绣》、《题花》、《和诗》、《分烬》、《拥炉》、《断袖》，两人从互相试探到倾心相爱、私自结合，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是，申生性格的懦弱与胆怯，对父母之命的唯唯诺诺，面对外力阻碍却以宿命论为由来逃避现实，最终加速了爱情以悲剧落幕。因此，申纯和娇娘的人生悲剧不仅有家庭和社会的阻碍，还与二人在传统礼教影响下形成的性格中的弱点有关。申生、娇娘追求爱情时的自觉与执着和他们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消极与懦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其次，从故事情节来看，申生与娇娘的悲剧根源是美好愿望与残酷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背后是“同心”爱情观与传统婚姻观念的强烈冲突。
娇娘愿意自择良偶，虽死不恨；她所追求的是专一、至死不渝的恋爱理想：“但得个同心子，死共穴，生同舍，便做连枝共冢，共冢我也心欢悦。”[5]《絮鞋》、《诘词》的爱情风波过后，申生和娇娘的感情真正发展为“死共穴，生同舍”的知己之爱。娇娘的“同心”爱情观摆脱了除爱情以外的附加因素，强调选择婚恋对象的自主与自由，但是这样的思想恰恰是为当时社会所不容许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传统的婚恋观念是讲求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主要择偶方式。这段悲剧中顽固封建势力的代表是娇娘父亲王文端，门当户对是他选择女婿的首要标准，门第观念和攀附权势的风气取代了对人性的尊重和对真情的理解。这段爱情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与封建制度对人造成的禁锢，自由婚恋在当时是根本不被允许的。因此，申生与娇娘的个人悲剧本质上是社会悲剧，自由恋爱与封建婚姻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是古代社会封建制度和难以打破的封建等级观念酿成了这场悲剧。
最后，从结局和故事主题上来看，孟称舜借悲剧故事来抒写现实意义。
申生和娇娘现实中不得团圆，作者企图以弥补的形式来完成人们心中对爱情悲剧的缺憾，最后一出借助仙圆来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反倒更显其悲。天上重圆的虚幻性作为现实悲剧的对立，加深了悲剧在读者心中的悲剧体验。天上二人的悲戚与人间亲人祭扫时的哀伤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完整统一的悲剧画面。申生与娇娘以死来解决问题，说明这是一个活着时无法逾越的现实问题。他们的殉情看似是进行了决绝的斗争，实际上还是向封建礼教制度低头了，封建制度下人们追求自由婚恋的真正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作品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封建制度及其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世人无法理解他们的爱情，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最终只能以死来做最后的反抗。
在解读作品时，我们要将作者创作意图与时代背景結合起来。《娇红记》创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正值明朝末世。阳明心学的提出促使追求性灵和真情的风气形成，理学的影响逐渐减弱。孟称舜是临川派后期作家，一方面继承了汤显祖的重情主张，同时也受到晚明尊情思潮和主体意识觉醒的影响，《娇红记》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真情思想。他歌颂申生与娇娘二人建立在相互了解和共同思想基础之上的“至情”，肯定了他们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来维护自己同生共死的诺言。但是另一方面孟称舜始终把他们的行为定义为“节义”，正如《娇红记》一书的全名是《节义鸳鸯冢娇红记》，是因为“两人皆从一而终，至于没身而不悔者也”[6]。《娇红记》中的“从一而终”是指男女双方互相终于彼此，矢志不渝。所以在孟称舜看来，“节义”不再是过去封建礼教用于约束女子的重重束缚，而是赞扬和肯定申生与娇娘至真至爱的感情。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这也是对勇于突破礼教束缚的青年男女的鼓励。孟称舜改造了“节义”，试图融合和统一情与理的矛盾，他的探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对理学的厌弃与反抗。“仙圆”结局的安排，符合了中华民族潜在的期盼团圆、向往和谐的审美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作品中的清理冲突。因此虽然作者还是借助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情节，但《娇红记》突破了明末清初大量出现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大团圆故事，是一出纯粹的悲剧故事。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7]也许在爱情方面最大的悲剧是人们拥有自由的追求和美好的理想，但却又无法超越时代和社会的局限来让爱情得到圆满结局。悲剧意在表现人生最大的痛苦和悲哀，但却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达到精神的愉悦。这是因为悲剧是以美的毁灭的形式来达到肯定美、否定丑的目的，是用悲的方式来激起人们对美的追求，能使人在悲痛之中由情感的巨大震荡而达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从而提高精神境界，得到美的愉悦。陈洪绶称《娇红记》是“古今一部怨谱”，在书写悲剧方面，《娇红记》确实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注释：
[1][清]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页。
[2][明]孟称舜著，欧阳光注释，《娇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07页。
[3]同上，第215页。
[4]同上，第172页。
[5]同上，第19页
[6][明]孟称舜著，欧阳光注释，附录《题词》，《娇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71页。
[7]鲁迅 著 《鲁迅全集》第一卷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第203页
参考文献：
[1]、孟称舜.欧阳光注释.《娇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3]、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 中华书局 2015.
[4]、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关键词】：悲剧；娇红记；王娇娘
《娇红记》是明末清初戏曲家孟称舜的代表作，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北宋宣和年间的真人真事，在民间早有流传。明清两代戏剧作品“十部传奇九相思”[1]，作者创作时往往倾向于大团圆式的故事结局。《娇红记》作为明清传奇中悲剧的代表作品，从故事到人物，最后深入主题，读来都让人觉得悲从中来。《娇红记》的悲剧性是作品的最大特点，下文意在分析和解读作为悲剧作品的《娇红记》。
首先，申生与娇娘的悲剧倾向在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就埋下了伏笔。
故事发生于申纯赴试不第，到母舅家眉州通判王文端府中散心，与表妹王娇娘偶然相见，彼此心生爱慕之情，私订婚约并许下生死盟誓。之前王文端已以“内兄弟不许成婚”[2]为由拒绝了申家的求亲。而申纯再赴试，喜得高中。再次求亲，本以为二人能终成眷属，但帅太尉之子因贪慕美色前来求亲，王文端迫于情势答应了婚事。娇娘誓死抗婚，绝食而亡。申纯践行前盟，亦自缢而亡。两人死后同葬濯锦江边，最终仙圆于天上。
女主人公娇娘虽出生于封建官宦家庭，但她却不拘泥于封建礼教。娇娘从一个“庄重不可犯”的大家闺秀，升华到勇敢追求真爱的热情女子，其中的转变凸显了主角的形象。但她缺乏冲破封建制度的大胆与勇气，至死不敢对父母明言自己对申生的感情，将自己的命运悲剧归咎于“前生命悭，今生命凶”[3]的宿命论，折射出与娇娘性格中的懦弱与妥协。
而申生的“一往情深”也是促成这段真挚情感的重要条件。申生认为婚姻与仕途并重，甚至某种程度上更看重爱情与婚姻，他说“我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一世虚”[4]。《娇红记》全剧共五十出，近一半的内容展示了爱情从萌芽到发展，到最终成熟的历程。《晚绣》、《题花》、《和诗》、《分烬》、《拥炉》、《断袖》，两人从互相试探到倾心相爱、私自结合，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是，申生性格的懦弱与胆怯，对父母之命的唯唯诺诺，面对外力阻碍却以宿命论为由来逃避现实，最终加速了爱情以悲剧落幕。因此，申纯和娇娘的人生悲剧不仅有家庭和社会的阻碍，还与二人在传统礼教影响下形成的性格中的弱点有关。申生、娇娘追求爱情时的自觉与执着和他们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消极与懦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其次，从故事情节来看，申生与娇娘的悲剧根源是美好愿望与残酷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背后是“同心”爱情观与传统婚姻观念的强烈冲突。
娇娘愿意自择良偶，虽死不恨；她所追求的是专一、至死不渝的恋爱理想：“但得个同心子，死共穴，生同舍，便做连枝共冢，共冢我也心欢悦。”[5]《絮鞋》、《诘词》的爱情风波过后，申生和娇娘的感情真正发展为“死共穴，生同舍”的知己之爱。娇娘的“同心”爱情观摆脱了除爱情以外的附加因素，强调选择婚恋对象的自主与自由，但是这样的思想恰恰是为当时社会所不容许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传统的婚恋观念是讲求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主要择偶方式。这段悲剧中顽固封建势力的代表是娇娘父亲王文端，门当户对是他选择女婿的首要标准，门第观念和攀附权势的风气取代了对人性的尊重和对真情的理解。这段爱情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与封建制度对人造成的禁锢，自由婚恋在当时是根本不被允许的。因此，申生与娇娘的个人悲剧本质上是社会悲剧，自由恋爱与封建婚姻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是古代社会封建制度和难以打破的封建等级观念酿成了这场悲剧。
最后，从结局和故事主题上来看，孟称舜借悲剧故事来抒写现实意义。
申生和娇娘现实中不得团圆，作者企图以弥补的形式来完成人们心中对爱情悲剧的缺憾，最后一出借助仙圆来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反倒更显其悲。天上重圆的虚幻性作为现实悲剧的对立，加深了悲剧在读者心中的悲剧体验。天上二人的悲戚与人间亲人祭扫时的哀伤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完整统一的悲剧画面。申生与娇娘以死来解决问题，说明这是一个活着时无法逾越的现实问题。他们的殉情看似是进行了决绝的斗争，实际上还是向封建礼教制度低头了，封建制度下人们追求自由婚恋的真正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作品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封建制度及其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世人无法理解他们的爱情，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最终只能以死来做最后的反抗。
在解读作品时，我们要将作者创作意图与时代背景結合起来。《娇红记》创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正值明朝末世。阳明心学的提出促使追求性灵和真情的风气形成，理学的影响逐渐减弱。孟称舜是临川派后期作家，一方面继承了汤显祖的重情主张，同时也受到晚明尊情思潮和主体意识觉醒的影响，《娇红记》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真情思想。他歌颂申生与娇娘二人建立在相互了解和共同思想基础之上的“至情”，肯定了他们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来维护自己同生共死的诺言。但是另一方面孟称舜始终把他们的行为定义为“节义”，正如《娇红记》一书的全名是《节义鸳鸯冢娇红记》，是因为“两人皆从一而终，至于没身而不悔者也”[6]。《娇红记》中的“从一而终”是指男女双方互相终于彼此，矢志不渝。所以在孟称舜看来，“节义”不再是过去封建礼教用于约束女子的重重束缚，而是赞扬和肯定申生与娇娘至真至爱的感情。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这也是对勇于突破礼教束缚的青年男女的鼓励。孟称舜改造了“节义”，试图融合和统一情与理的矛盾，他的探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对理学的厌弃与反抗。“仙圆”结局的安排，符合了中华民族潜在的期盼团圆、向往和谐的审美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作品中的清理冲突。因此虽然作者还是借助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情节，但《娇红记》突破了明末清初大量出现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大团圆故事，是一出纯粹的悲剧故事。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7]也许在爱情方面最大的悲剧是人们拥有自由的追求和美好的理想，但却又无法超越时代和社会的局限来让爱情得到圆满结局。悲剧意在表现人生最大的痛苦和悲哀，但却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达到精神的愉悦。这是因为悲剧是以美的毁灭的形式来达到肯定美、否定丑的目的，是用悲的方式来激起人们对美的追求，能使人在悲痛之中由情感的巨大震荡而达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从而提高精神境界，得到美的愉悦。陈洪绶称《娇红记》是“古今一部怨谱”，在书写悲剧方面，《娇红记》确实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注释：
[1][清]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页。
[2][明]孟称舜著，欧阳光注释，《娇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07页。
[3]同上，第215页。
[4]同上，第172页。
[5]同上，第19页
[6][明]孟称舜著，欧阳光注释，附录《题词》，《娇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71页。
[7]鲁迅 著 《鲁迅全集》第一卷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第203页
参考文献：
[1]、孟称舜.欧阳光注释.《娇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3]、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 中华书局 2015.
[4]、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