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德国文化界卷起一股“中国热”，布莱希特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接触到了中国古典哲学。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布氏开始了15年的流亡生涯，期间始终随身携带《社会伦理学家墨子及其门生的哲学著述》，并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墨翟/变易之书》。布氏借助理想化的社会批判者墨翟来讨论了法西斯统治下的时政，可以说是“用中国瓶装德国酒”。这本散文集不仅具有文学性，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布氏在书中强调了“大法”，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意义：只有辩证思维才能破除被掌控和歪曲的概念网，运用真理进行反抗。
　　福柯曾在《权力与规训》中引用過塞尔万的话：“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真正的政治家则用思想链条约束他们……帝国不可动摇的基础建立在大脑软纤维组织上”。希特勒执政年间，法西斯鼓动语言、沙文主义语言及狂热非理性语言充斥德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连基督教思想都被称为“非德意志的”。一整套法西斯语言模式囊括了形式与内容，制造出没有狱长把守的思想洞穴。权力寄生于语言，通过充满激情的概念进行强制性输入，抹杀了个体的独立性，粗暴地干涉和虚构着真实。语言沦为了政治统治的工具，协助完成了福柯所说的“规训”。布莱希特在书中，用极大的篇幅揭露和批判当时被滥用的概念，试图为语言消毒。
　　希特勒以所谓的“为优秀的雅利安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要求“阳光下的领土”来操纵舆论。在布氏看来，二战前的德国人需要的不是更多土地，而是更优质的土地，即肥料、机械和资本。国家需要是更好的领导人和社会制度。希特勒渴求的并非“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而是“侵略空间”。而义务、正义、公共利益、人民等词汇中包含的人为统一性假象使它们充满了高尚意韵，光辉可以辐射到与其串连的词组，它们仅用以自上而下地限制被统治阶级，是不可靠的、被强加的。善良和“显得善良”也是有区别的：原谅饥饿者入室偷窃的人也能获得善良的头衔。布氏以此讽刺了那些对法西斯姑息纵容却仍自封为“世界和平使者”的绥靖主义以及在唯唯诺诺的“图伊”或“脑力劳动者”：“在运转糟糕的国家里，脑力劳动者是最有用的，那里需要他们的艺术来将荒诞的原则解释为最好的。”这些文人的“艺术”是操弄语言、出租智慧，根据统治者的需要来颠倒黑白、粉饰太平。正是这些拥有知识和理性的、最有可能认识到真相的、本该承担起反法西斯社会使命的知识分子，在德国建立了隐形的“真理部”。“图伊”即是将“知识分子”的德语音节进行了翻转，也是布氏的文字游戏。布氏以《过去男人的典范》这个略带戏谑之意和无奈的标题，写下了自己对时代洪流中知识分子的期待：“当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头颅，你要保住它；如果所有人都怀疑你，你要相信自己；能够等待却不疲于等待；听谎言却不参与炮制谎言”。作为一个有公共良知的知识分子，布氏早已敏感地觉察到法西斯的欺骗。他不与法西斯政府麾下的文人同流合污，还写下大量反法西斯作品，并向民众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寻找真理和变革的方法——大法。
　　布氏解析了认识概念的过程，他写道：“当我们讨论某一个概念时，许多经验都会被统一进同一个范畴。”所有概念同处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上，其中存在持续的变化、重组、互文、断裂和消失。使用大概念例如自由、国家时，人们必须小心谨慎甚至吹毛求疵。理解概念第一步需要把它从网络中剥离出来，寻求原始的所指。在《概念目录》中布氏详细分析了“自然”。农夫、水手、蜘蛛、城市人都热爱着、需要着自然，这句话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把四个主语单独拎出，会发现每一个“自然”的核心却大相径庭。布氏也指出，剥离无法完美，总是会有粘连在概念上的“轻浮的东西”，如背后的目的、附加条件等，使概念在使用时能指和所指永远是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认识概念一方面需要人们去尽可能地接近“完美的剥离”，同时认识到“不可能有完美的剥离”更为重要。用布氏的话来说，事物中不存在安宁，“平静只是冲突的边缘事件”。处于“历史档案”里的概念总是处于流动状态，功能因时因地而异，无法重演。使用词汇却不对其进行准确限定、不将它放入历史语境、不追问其背后操纵者的利益与组成，则毫无意义。这种布莱希特式辩证法精神，他将其称为“大法”，它促使人们主动地去追问概念的附加物。布氏反对盲目地听从经验和权威以及构建过于完整的世界观。作为给出意见的一方，不应给出专横的忠告和无法持续有效的经验，谨慎做法是“让我的朋友相信自己，而不是我”，正如布莱希特本人对《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戏剧结局的改编处理，他不想向观众宣扬那种“善恶有报”“天道好轮回”的刻板语调或成为观众眼中经验权威。开放的结局启发了观众的思考：世界改变了吗？应该由谁来改变？应该如何改变？作为受众，重要的是怀疑精神，要克服身处群体招致的懒惰和对习俗的依赖。墨翟在书中被称为是有“怀疑瘾”的人，他则无不骄傲地说，正是对大秩序的怀疑成为了自己身为大秩序信仰者的明证。有了怀疑之后还要思考，人们应当学会在错综复杂的思路之花中，抓住“花蕊”，即矛盾之所在。
　　布氏这样定义他的辩证法：“伟大方法是一种实践教义……对变化的利用和对变化的依赖……伟大的方法使得在事物内部认识过程并利用这些过程成为可能。它教我们提出能够激发行动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个概念、事物都是充满元素的整体，元素都处在变化之中。它们互相依赖又具有独立性，并对彼此及整体产生影响。人们应当认识到事物内部的结构，寻找存在于国家机构中的重重矛盾，利用这种矛盾来激发变革和颠覆的动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当希特勒为德国的民众提供了两种选择，或是加强对民众的剥削或是发动战争来剥削其他民族时，民众选择了战争。假如他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是在军事企业里进行劳作、上前线打仗、还是直接受到来自统治者的压迫，这三种“选择”带来的结果都是让自己被逼迫和剥削这一关键点的话，独裁政权才可能被推翻，德国才可能走向大秩序。
　　纳粹统治对文化造成了空前浩劫，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同盟等左翼文化组织先后遭到灭顶之灾。漂泊无依的流亡生活未使他沉沦，而是把失落情绪化为壮志未酬的高歌，展现对命运和未来勇于承担的自负和自许，写下《诗人的流亡》，以古往今来伟大诗人的经历，来抚慰和超脱心灵的苦难。他始终怀抱着这样的美学观点写下了众多现实题材的作品，即：文学乃至所有艺术都不仅有责任阐释世界、为其合理性辩解，更应为存在的东西找出不合理之处，不仅要能认识世界，还要能改造世界。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