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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学者袁枚《随园诗话》“江阴城之烈女”条记载说:“本朝开国时,江阴城最后降。有女子为兵卒所得,绐之曰:‘吾渴甚!幸取饮,可乎?’兵怜而许之。遂赴江死。时城中积尸满岸,秽不可闻。女子啮指血题诗云:‘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袁枚著,王英志批注《随园诗话》卷一,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两句诗虽短,但是留给文学史深远的影响。这是一次令汉人蒙羞的改朝换代,入关的清军所向披靡,摧枯拉朽,早已腐败透顶的明王朝顷刻瓦解。清兵的铁蹄在长城、黄河和淮河等地,几无遇到反抗,大半个中国很快沦亡,然而,江南的军民却给了不可一世的清兵以迎头痛击。发生在顺治二年(1645)五月的江陰军民保卫战,可歌可泣,这两句“大义凛然,英气逼人”(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诗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袁枚及其《随园诗话》在后世影响巨大,加以这则故事发生的背景又如此惨烈,故“江阴女子”及其诗句被多种野史笔记转载,而“江阴女子”也作为民族英雄式的人物得到后人景仰。清道光同治间,徐鼒撰写《小腆纪传》时,便把这个故事写了进来。民国间“隐善居士”编《中国历代巾帼传》将其收录,并为之作传云:“国朝江阴女子,不详其姓氏。当本朝开国之初,女子为兵卒所得,诡云:‘欲饮水。’遂投江而死。然城中尸横遍野,臭不可当,此女子曾题壁云:‘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此女子之克完大节,观于此诗中二语,亦可以见其志矣。”(《中国历代巾帼传》,上海读者书店1936年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界兴起编纂古诗文鉴赏辞典的热潮,郑光仪主编《中国历代才女诗歌鉴赏辞典》、丁炳贵编著《诗词名句鉴赏辞典》、张秉成和萧哲庵主编《清诗鉴赏辞典》、霍松林主编《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等,皆收录该诗,署名皆为“江阴女子”。各种辞典对于这两句诗作和“江阴女子”均给予了高度赞许,诚如赵家莹所言:“作者在深沉悼念烈士的同时,对那些虽生犹死,全无脊梁骨的人们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与无情的鞭挞。由于此诗所叙写的战斗,是以将士们的覆灭告终,故呈现出沉郁、肃穆的悲剧气氛,但其中所展示的江阴官民,为国家、为民族刚毅勇武、至死不屈的气概,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精神,又使诗歌显得刚健壮烈,而这样的诗篇出之于女子之手,又更令人敬佩作者的胆识。”(霍松林主编《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概而言之,这两句诗之所以能够名垂诗史,原因在于创造了巨大的矛盾逆折:一是落想之妙,“活人”与“死人”对比,具体而又抽象的“香”;二是出于女子之手,一个在战场从容赴死女子的遗诗,给读者强烈的性别震撼。
但是,袁枚《随园诗话》的记载也给后人留下了疑问空间。
清乾嘉年间,浙江山阴(今绍兴)学者俞梦蕉(号蕉轩)撰写《蕉轩摭录》一书,其中说:“《随园诗话》载:一女为兵掳至危崖处,绐之曰:‘我渴甚,盍为我取泉饮?’兵去,女咬指血书云:‘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遂投崖死。呜呼!其事与一香略同,而传史皆罕见,何也?”(俞梦蕉撰,孙顺霖校注《蕉轩摭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江阴女子”的故事感人至深,但是为什么只见诗话不见史传?俞梦蕉提出疑问后认为,所谓“江阴女子”的故事大概类似于宋代一香传说。一香故事是这样的:“宋末殉难者甚众。一女子年十四,与其父及母相率避难。行至一处,父曰:‘吾力竭矣!可若何?’母曰:‘安能使一处藏我身,勿死可矣!’女曰:‘我适检一处,可藏身且勿死,第父母勿能从之耳!’父起促之行,曰:‘姑从之去。’登一峻岭下,则万仞峭立焉。女指而笑曰:‘投此终身勿死矣!’父母大骇曰:‘果如此,粉骨碎身,命何能保?’女拍手大哭曰:‘殉难之身死,殉难之名越千秋而勿死矣!’声与身一齐投崖下,父母亦从之。后樵者于崖下见一女尸,领头绣小楷甚工,云:‘年十四,号一香。’”(《蕉轩摭录》)同是在民族危难、国破家亡的时代,同是柔弱的女子。一坠江死,一投崖亡;一题诗,一留字,情节何其相似!
俞梦蕉之后,继续有人对袁枚说法提出质疑。清代江阴本地学者缪楷不但找到了完整的诗作,而且查明了诗作的出处,其《经余随笔》引用《五里亭》说:“乙酉城破,有女子自缢于亭,尸腐,逸其姓名。或题诗哀之曰:‘三月孤城未肯降,裙笄腐骨枕江乡。寄语道傍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这首名为《五里亭》的诗是这样的:“无名氏,一女郎。殉国难,骨尚香。亭五里,诗两行。拟配飨,露筋旁。彼女子,知纲常。”(缪幸龙主编《江阴东兴缪氏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清初的那场江阴保卫战持续81天,诗作称“三月孤城”与史合;“寄语行人休掩鼻”诗句当隐括《五里亭》而来,观两诗叙事,所言有据。不过,缪楷直言“本随园而误也”,称“或题诗哀之”,则可知题诗者并非“裙笄腐骨”的“江阴女子”。
那么,这首诗的真正作者是谁呢?
笔者翻阅《民国江阴县续志》,该书卷二十六《杂识》记载说:“袁枚《随园诗话》云:本朝开国时,江阴城最后降。有女子为兵卒得,绐之曰:‘吾渴甚,幸取饮,可乎?’兵怜而许之,遂赴江死。时城中积尸满岸,秽不可闻,女子啮齿题诗曰:‘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案,赵氏曦明《明末守城始末》所附阎公遗文有《七里庙题壁七绝》一首,下二句与此同,其上二句云:‘腐胔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袁以为女子作,岂传闻之误耶?”(陈思修,缪荃孙纂《江阴县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6册)
《民国江阴县续志》记载有误,所谓赵曦明《明末守城始末》一书,应为《江上孤忠录》,该书卷末确有阎应元一段遗文:“阎公遗笔《题七里庙壁(七月九日入城主盟,经此)》云:‘露胔白骨满疆场,万死孤臣未肯降。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城破日,书东城角堞楼:‘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明都司任典史阎应元强圉赤奋若秋日笔。’”(赵曦明《江上孤忠录》,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按,赵曦明(1706—1788),字敬夫,号瞰江山人。初名大润,易名肃。清江阴人。诸生。幼孤贫力学,刻苦自励,恒忍饥闭户读。性刚直,不从俗。赵氏治学严谨,大学者卢文弨称“余有所述作,必取正于山人”(原文出自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十九《瞰江山人传》,此处转载杨峰、张伟《清代经学学术编年》,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赵曦明比袁枚(1716—1798)早生10年,亦早10年谢世,赵氏为江阴本地人,对于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历史,了解自当比袁枚更为真切,因此,《江上孤忠录》的记载自应比《随园诗话》更为可信。 江阴军民抗清战争始于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初一日,在典史陈明遇的率领下,江阴民众组织起顽强的抵抗,无奈陈明遇缺乏军事经验,坚持了一个多月后,力请前典史阎应元出面指挥。七月初九日,阎应元带领江阴城祝塘少年六百人,执械入城,从此,惨烈的抗清大剧愈演愈烈。阎应元于入城之日写下了这首名为《题七里庙壁》的诗,以此激励士气,鼓舞斗志,亦表达视死如归,不愿苟生之念。尤其是阎应元书于城角堞楼的对联,与诗作相辉映,可知其具有深厚的学养,创作这样震烁人心的诗作,绝非平凡之辈所能。此外,陈捷延编《过客吟》也收录阎应元诗一首:“八旗狼师过大江,孤城寓客布铁防。九九如一死坚守,要令胡骑寸进难。”(陈捷延《过客吟:捷延咏史诗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创作背景也是江阴保卫战,阎氏指挥江阴军民誓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早在战争开始就坚定下来了,与《题七里庙壁》异曲同工。至此,作者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
但是,袁枚《随园诗话》为什么会把如此凄美的诗句归于“江阴女子”呢?究其原因约在三方面。
一是《随园诗话》“宁滥毋遗”的选诗标准。袁枚为杭州人,一生主要生活在江宁随园,大部分时光致力于诗文创作,与赵翼、蒋士铨合称“江右三大家”。他生活随性,放浪不羁,这一性格亦体现在《随园诗话》的编选中。《随园诗话》是清诗话中较为著名的一种,选录了大量的诗作,袁枚自称:“采诗如散赈也,宁滥毋遗。然其诗未刻稿者,宁失之滥,已刻稿者,不妨于遗。”(《随园诗话补遗》卷八)所选诗的作者有诗坛高手、公卿将军、布衣寒士、青衣童子、僧尼道士、命妇闺秀、妓女歌姬甚至无名小卒,遍布各个阶层。袁枚还称“余闻人佳句,即录入《诗话》,并不知是谁何之作”(《随园诗话补遗》卷七),可以说选诗非常随意,在他看来,只要有名篇佳句皆可以诗存人,至于真正作者是谁并不重要。
二是袁枚对女性诗作独有偏爱。袁枚广收女弟子,因此大量采录女弟子之作予以鼓吹,是自然而然的。他说:“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针黹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叹无人唱和而表章之,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袁枚对女子的態度总的来说是开明的,这一态度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较大的突破,故在给诗作署名时,他更倾向于这句“活人不及死人香”的诗作为女子所作。
三是史上不乏名诗作者张冠李戴给女性的例子。如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此诗一名《述亡国诗》,千百年来传唱不绝,清人薛雪《一瓢诗话》给以“何等气魄?何等忠愤?当令普天下须眉一时俯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的赞誉,清乾隆时编《全唐诗》,该诗作被收在卷七百九十八。然而,就是这样一首流传千年的佳作,原作者并非才貌双全的花蕊夫人,而是前蜀文士王仁裕所为(见陈尚君《“更无一个是男儿”考辨》,《上海书评》2013年9月25日)。
“‘活人不及死人香’这有悖于生活常理的诗句,表面看来是矛盾的,但凝眸沉思,会体味到这‘矛盾’表象后面所蕴含着的真谛的。”(谭汝为《古典诗歌的修辞和语言问题》,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几百年来,众多读者受袁枚《随园诗话》影响,所关注的是这两句诗的“真谛”,被其强烈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从而忽视了诗作的真正作者。但是,文学研究的使命在于研究文学发展的进程和演变的规律,因此要正本清源,对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客观叙述和分析,从而建立科学的命题,以科学的方法寻找解决的途径,还文学以历史的真相。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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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白全集校注》
《李太白全集校注》(精装全八册)是李白研究大家郁贤皓教授毕生治学经验之结晶。在前贤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上,郁教授用“竭泽而渔”的方法搜集资料,以认真审慎的态度,通过实证研究的工夫,对李白的全部诗文重新整理编集,删除伪作,补入遗诗逸文,并进行校勘、注释、评笺,从而为学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李白全集校注本,堪称当代李白研究的最新总结。这个总结建立在版本、考据、义理之上,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献意义,将对开创李白研究、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提供极大便利和裨益。
《李太白全集校注》,精装16开,全8册,凤凰出版社2018年6月版,定价980元。
袁枚及其《随园诗话》在后世影响巨大,加以这则故事发生的背景又如此惨烈,故“江阴女子”及其诗句被多种野史笔记转载,而“江阴女子”也作为民族英雄式的人物得到后人景仰。清道光同治间,徐鼒撰写《小腆纪传》时,便把这个故事写了进来。民国间“隐善居士”编《中国历代巾帼传》将其收录,并为之作传云:“国朝江阴女子,不详其姓氏。当本朝开国之初,女子为兵卒所得,诡云:‘欲饮水。’遂投江而死。然城中尸横遍野,臭不可当,此女子曾题壁云:‘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此女子之克完大节,观于此诗中二语,亦可以见其志矣。”(《中国历代巾帼传》,上海读者书店1936年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界兴起编纂古诗文鉴赏辞典的热潮,郑光仪主编《中国历代才女诗歌鉴赏辞典》、丁炳贵编著《诗词名句鉴赏辞典》、张秉成和萧哲庵主编《清诗鉴赏辞典》、霍松林主编《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等,皆收录该诗,署名皆为“江阴女子”。各种辞典对于这两句诗作和“江阴女子”均给予了高度赞许,诚如赵家莹所言:“作者在深沉悼念烈士的同时,对那些虽生犹死,全无脊梁骨的人们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与无情的鞭挞。由于此诗所叙写的战斗,是以将士们的覆灭告终,故呈现出沉郁、肃穆的悲剧气氛,但其中所展示的江阴官民,为国家、为民族刚毅勇武、至死不屈的气概,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精神,又使诗歌显得刚健壮烈,而这样的诗篇出之于女子之手,又更令人敬佩作者的胆识。”(霍松林主编《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概而言之,这两句诗之所以能够名垂诗史,原因在于创造了巨大的矛盾逆折:一是落想之妙,“活人”与“死人”对比,具体而又抽象的“香”;二是出于女子之手,一个在战场从容赴死女子的遗诗,给读者强烈的性别震撼。
但是,袁枚《随园诗话》的记载也给后人留下了疑问空间。
清乾嘉年间,浙江山阴(今绍兴)学者俞梦蕉(号蕉轩)撰写《蕉轩摭录》一书,其中说:“《随园诗话》载:一女为兵掳至危崖处,绐之曰:‘我渴甚,盍为我取泉饮?’兵去,女咬指血书云:‘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遂投崖死。呜呼!其事与一香略同,而传史皆罕见,何也?”(俞梦蕉撰,孙顺霖校注《蕉轩摭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江阴女子”的故事感人至深,但是为什么只见诗话不见史传?俞梦蕉提出疑问后认为,所谓“江阴女子”的故事大概类似于宋代一香传说。一香故事是这样的:“宋末殉难者甚众。一女子年十四,与其父及母相率避难。行至一处,父曰:‘吾力竭矣!可若何?’母曰:‘安能使一处藏我身,勿死可矣!’女曰:‘我适检一处,可藏身且勿死,第父母勿能从之耳!’父起促之行,曰:‘姑从之去。’登一峻岭下,则万仞峭立焉。女指而笑曰:‘投此终身勿死矣!’父母大骇曰:‘果如此,粉骨碎身,命何能保?’女拍手大哭曰:‘殉难之身死,殉难之名越千秋而勿死矣!’声与身一齐投崖下,父母亦从之。后樵者于崖下见一女尸,领头绣小楷甚工,云:‘年十四,号一香。’”(《蕉轩摭录》)同是在民族危难、国破家亡的时代,同是柔弱的女子。一坠江死,一投崖亡;一题诗,一留字,情节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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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首诗的真正作者是谁呢?
笔者翻阅《民国江阴县续志》,该书卷二十六《杂识》记载说:“袁枚《随园诗话》云:本朝开国时,江阴城最后降。有女子为兵卒得,绐之曰:‘吾渴甚,幸取饮,可乎?’兵怜而许之,遂赴江死。时城中积尸满岸,秽不可闻,女子啮齿题诗曰:‘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案,赵氏曦明《明末守城始末》所附阎公遗文有《七里庙题壁七绝》一首,下二句与此同,其上二句云:‘腐胔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袁以为女子作,岂传闻之误耶?”(陈思修,缪荃孙纂《江阴县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6册)
《民国江阴县续志》记载有误,所谓赵曦明《明末守城始末》一书,应为《江上孤忠录》,该书卷末确有阎应元一段遗文:“阎公遗笔《题七里庙壁(七月九日入城主盟,经此)》云:‘露胔白骨满疆场,万死孤臣未肯降。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城破日,书东城角堞楼:‘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明都司任典史阎应元强圉赤奋若秋日笔。’”(赵曦明《江上孤忠录》,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按,赵曦明(1706—1788),字敬夫,号瞰江山人。初名大润,易名肃。清江阴人。诸生。幼孤贫力学,刻苦自励,恒忍饥闭户读。性刚直,不从俗。赵氏治学严谨,大学者卢文弨称“余有所述作,必取正于山人”(原文出自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十九《瞰江山人传》,此处转载杨峰、张伟《清代经学学术编年》,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赵曦明比袁枚(1716—1798)早生10年,亦早10年谢世,赵氏为江阴本地人,对于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历史,了解自当比袁枚更为真切,因此,《江上孤忠录》的记载自应比《随园诗话》更为可信。 江阴军民抗清战争始于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初一日,在典史陈明遇的率领下,江阴民众组织起顽强的抵抗,无奈陈明遇缺乏军事经验,坚持了一个多月后,力请前典史阎应元出面指挥。七月初九日,阎应元带领江阴城祝塘少年六百人,执械入城,从此,惨烈的抗清大剧愈演愈烈。阎应元于入城之日写下了这首名为《题七里庙壁》的诗,以此激励士气,鼓舞斗志,亦表达视死如归,不愿苟生之念。尤其是阎应元书于城角堞楼的对联,与诗作相辉映,可知其具有深厚的学养,创作这样震烁人心的诗作,绝非平凡之辈所能。此外,陈捷延编《过客吟》也收录阎应元诗一首:“八旗狼师过大江,孤城寓客布铁防。九九如一死坚守,要令胡骑寸进难。”(陈捷延《过客吟:捷延咏史诗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创作背景也是江阴保卫战,阎氏指挥江阴军民誓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早在战争开始就坚定下来了,与《题七里庙壁》异曲同工。至此,作者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
但是,袁枚《随园诗话》为什么会把如此凄美的诗句归于“江阴女子”呢?究其原因约在三方面。
一是《随园诗话》“宁滥毋遗”的选诗标准。袁枚为杭州人,一生主要生活在江宁随园,大部分时光致力于诗文创作,与赵翼、蒋士铨合称“江右三大家”。他生活随性,放浪不羁,这一性格亦体现在《随园诗话》的编选中。《随园诗话》是清诗话中较为著名的一种,选录了大量的诗作,袁枚自称:“采诗如散赈也,宁滥毋遗。然其诗未刻稿者,宁失之滥,已刻稿者,不妨于遗。”(《随园诗话补遗》卷八)所选诗的作者有诗坛高手、公卿将军、布衣寒士、青衣童子、僧尼道士、命妇闺秀、妓女歌姬甚至无名小卒,遍布各个阶层。袁枚还称“余闻人佳句,即录入《诗话》,并不知是谁何之作”(《随园诗话补遗》卷七),可以说选诗非常随意,在他看来,只要有名篇佳句皆可以诗存人,至于真正作者是谁并不重要。
二是袁枚对女性诗作独有偏爱。袁枚广收女弟子,因此大量采录女弟子之作予以鼓吹,是自然而然的。他说:“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针黹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叹无人唱和而表章之,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袁枚对女子的態度总的来说是开明的,这一态度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较大的突破,故在给诗作署名时,他更倾向于这句“活人不及死人香”的诗作为女子所作。
三是史上不乏名诗作者张冠李戴给女性的例子。如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此诗一名《述亡国诗》,千百年来传唱不绝,清人薛雪《一瓢诗话》给以“何等气魄?何等忠愤?当令普天下须眉一时俯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的赞誉,清乾隆时编《全唐诗》,该诗作被收在卷七百九十八。然而,就是这样一首流传千年的佳作,原作者并非才貌双全的花蕊夫人,而是前蜀文士王仁裕所为(见陈尚君《“更无一个是男儿”考辨》,《上海书评》2013年9月25日)。
“‘活人不及死人香’这有悖于生活常理的诗句,表面看来是矛盾的,但凝眸沉思,会体味到这‘矛盾’表象后面所蕴含着的真谛的。”(谭汝为《古典诗歌的修辞和语言问题》,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几百年来,众多读者受袁枚《随园诗话》影响,所关注的是这两句诗的“真谛”,被其强烈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从而忽视了诗作的真正作者。但是,文学研究的使命在于研究文学发展的进程和演变的规律,因此要正本清源,对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客观叙述和分析,从而建立科学的命题,以科学的方法寻找解决的途径,还文学以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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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白全集校注》(精装全八册)是李白研究大家郁贤皓教授毕生治学经验之结晶。在前贤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上,郁教授用“竭泽而渔”的方法搜集资料,以认真审慎的态度,通过实证研究的工夫,对李白的全部诗文重新整理编集,删除伪作,补入遗诗逸文,并进行校勘、注释、评笺,从而为学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李白全集校注本,堪称当代李白研究的最新总结。这个总结建立在版本、考据、义理之上,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献意义,将对开创李白研究、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提供极大便利和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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