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卫生设施匮乏，传染疾病流行，民众健康水平低下。改变这种卫生事业发展落后的状况，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成为当时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1952年春，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发动细菌战，毛泽东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同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主任。在保家卫国的浪潮中，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发动全国广大人民开展了一场爱国卫生运动，将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推向高潮。

投身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主席王昆仑在1955年至1966年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协助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分管文化衛生工作。这12年，正是爱国卫生运动内容不断扩展，水平不断提高的时期，以除四害为中心掀起了一轮新高潮，解决了大批社会卫生问题。
　　王昆仑上任伊始，就抱定决心从看病入手，解决卫生战线上所存在的问题，他按照北京市人大决议，到一线调研，提出“分级分工医疗”的具体办法，让群众就近就医，大病再到大医院，显著缓解了挂号、候诊、取药时间长、诊治时间短的问题。为了解决急重病人的困难，他指示卫生局成立急救站，并督促建设，为测试运行服务效果，还亲自躺在急救车里感受行车时的颠簸程度。
　　此时，中共中央就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吹响了这一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号角”。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天花和性病”“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1958年1月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重的爱国卫生运动”。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把“达到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的”作为除四害、讲卫生的根本要求。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继续开展除四害运动的决定》，指出“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是增强人民体质、保护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的一项重要措施”，号召全国医药卫生人员和除四害、讲卫生的积极分子，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号召，再接再厉，为根除四害、消灭疾病而坚决斗争。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当时的历史认知，把麻雀归为“四害”之一。实际上，麻雀的主要食物不是粮食，而且它们在繁殖期间衔虫喂雏，秋冬季节又能消灭大量杂草种子，应该说是益大于害的。
　　在北京市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过程中，王昆仑领导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总结制定了一套户户有人负责、条条块块相结合、突击扫除与经常保洁相结合的推进群众卫生工作的有效办法。
　　1958年1月31日，在《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发布的当月，作为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王昆仑在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动员北京市民把除四害、讲卫生运动进一步推进。
　　1958年年初，首都群众举行捕鼠日活动，王昆仑为表达对除四害的决心，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七律诗：“前年携药从东北，去岁东单试点初。腊尽千家迹渐灭，春回万户害应除。跳梁窃黍安容尔？清野犁庭可待吾！卷地风雪何历迅，定教丑类伏全诛。”此外，除了单纯的除四害，北京市还借此机会开展了全面的环境整治，处理垃圾死角，掏挖厕所、清除蝇蛹蛆虫，清扫尘土，还将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与农业生产活动相结合，大力支援积肥运动。

人工湖与马粪兜

　　为了从根本上提升北京市的整体卫生环境，降低人们患病的风险，减少滋生老鼠、蚊蝇的环境，王昆仑倡议“以民办公助的方式把近郊大中型臭水坑分期疏浚，改造成人工湖”。他发动群众，通过义务劳动与政府大力资助相结合的方式，将一批恶臭难闻的脏水坑变成了北京市的一个个新景观，“团结湖”“八一湖”“青年湖”……相继出现。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主要还是靠马车、骡车等承担运输任务，而马、骡等牲畜沿街随地遗粪便，容易招引蚊蝇，有碍环境卫生，影响市容，群众意见颇大。
　　这一问题引起了王昆仑的关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在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上提出，对马车加强管理，规定凡大车进城的牲畜必须戴上马粪兜，以防沿街遗落马粪，同时还要求车把式随时清扫保洁，维护市容卫生。
　　“怎样才能保证大车的牲畜不沿街遗落粪便”成为王昆仑当时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他梳理出上述问题的几项主要原因：一是虽然许多大车有粪兜，但是车把式嫌麻烦、怕脏，不给牲畜戴；二是粪兜质量不好、不耐用、易腐烂，有的生产队怕增加开支而不再补充；三是马粪兜太贵，有时还会出现缺货的情况，不易购买。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王昆仑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入手。首先是从主观入手，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北京市加强马车进城管理规定》等文件，并成立了北京市车辆管理指挥部，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依照相关规定严格加强对马车的管理。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加强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学习，依法进行管理。客观上，王昆仑设身处地帮助车把式们解决马粪兜的供应问题。他与主管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专做马粪兜的布料，并加工制作一批马粪兜供应市场。为保证市场的供应和平易近人的价格，马粪兜的制作和销售不追求利润，由商业局、市代销合作社直接送到以马车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农村生产大队，并在一些城区关厢增设马粪兜销售点或代销点，方便车把式随时购买。这样多措并举，解决了北京城的“马粪困扰”。
　　在王昆仑的努力下，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市的大街小巷环境整洁、蚊蝇极少，卫生面貌焕然一新，一度被外国来访者赞誉为无蝇城，受到了国务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