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有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一大特点是：“红色经典”坚持“工农兵文艺”，它把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和蔑视的普通民众塑造成英雄，这区别于“五四”时的俯视和怜悯平民，平视加仰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
　　柳青、梁斌以及路遥，他们真正熟悉农民、热爱乡村生活，对土地的气息有着独特而又深沉的感受，由此，他们才能以那样的深情描绘出蛤蟆滩、千里堤、白洋淀、东山坞、石圪节的自然景色，在渲染时代风云之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农民朴实的精神追求和世俗的喜怒哀乐。
　　时代英雄的创业史
　　时至而今，红色经典所描绘的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几部公认的红色经典所描绘的年代，距离我们最近的也只有柳青的《创业史》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这两本书是“十七年”文学的代表，即从建国到文革的那段文学历程，具体描绘的是农业合作化那段历史。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提起柳青，他们可能会想起滴滴总裁，提起周立波，他们更多地会认为指的是那位著名的脱口秀艺人。至于《创业史》和《山乡巨变》，除去专业的研究人员，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很难耐下心去阅读那段略显陌生的历史。对我而言，我在初中时学过节选自创业史的《梁生宝买稻种》，《山乡巨变》没有入选我当时的教材，学习的是节选自《暴风骤雨》中的《分马》。完整的阅读是在大学时期完成的，阅读的动力一方面是由于课业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对那个火红年代的纯净、纯粹的生命状态产生了兴趣。
　　《创业史》所描绘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成过去，而以合作化为题材的《创业史》却并未失去其艺术魅力，因为其魅力并非源自具体政策，而产生于作品饱含的人伦挚情和创业激情，以及对人类善良品质的歌颂、对人类尊严的维护。这些内容超越了时代阈限，使今天的读者仍能受到感染和激励，陶冶和启迪。
　　《创业史》中至今仍不会使人感到隔膜的一种情感，是全书洋溢着的创业激情。这是人物热爱生活、生命力旺盛的表现。这种激情不仅表现在正面理想人物的身上，也同样表现于中间人物乃至“反面人物”身上，使得整部作品迥异于其他合作化题材小说。
　　读《创业史》我们可以发现，这部书里人物众多、立场身份各异，但主要人物在创业激情方面是比较一致的。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梁大老汉和儿子梁生禄、“铁人”郭庆喜，他们都是穷苦乡村的普通人，辛苦劳动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而作品对“劳动”的歌颂，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超意识形态成分。小说多次写到郭振山是农业劳动的一把好手，尽管对其只顾个人发家、不热心互助合作持批评态度，但写到其劳动时并不乏赞美之意。小说还写到土改时富裕中农郭世富精神受到刺激得了重病，“一个挺爱劳动的人，不知不觉要死了——郭振山觉得怪可惜”，而对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白占魁，作者则表现出相应的轻蔑，尽管他是个贫农，“革命性”也很强。
　　梁生宝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最先超越了个人发家创业的追求，这也使他不再是一个传统类型的农民，而成为了一个“新人”。蛤蟆滩另一个强人郭振山在庄稼人中也属出众人物，他的某些方面让人联想到《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比如他敢想敢干的魄力，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与强敌面对面争斗的勇气，与普通农民相比较远大的见识。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庄稼人，如作品所说，他是庄稼人郭振山和共产党员郭振山的合体。他没有更进一步的开拓精神，可以设想，这种类型的农民即使遇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未必能成为领先的农民企业家，至多在其他人创业成功后成为跟着起来的创业者。
　　梁生宝为什么放弃了个人的发家之路？从文本表层看，是因解放前那次发家创业失败，激情受挫所致。但文本的叙述“空隙”还昭示我们，这条路也并非根木走不通。例如，郭世富、梁大都是由贫农发展成了富裕中农。不过，他们的发家是由于偶然因素。凭生宝的干练机灵，也不是绝对不可能遇到并抓住类似的机遇，起码他可以像郭振山那样过上相对宽裕的日子。但他与郭世富、郭振山及梁大父子有重要区别。一是他作为更年轻一代的杰出者，善于接受新事物，能迅速适应并顺应时代的变化。二是他更善良，更有对别人的同情心，当遇到互助合作的大趋势时，他的这些天赋遇到了适当的气候和土壤，使其走在了时代前列。
　　平凡世界的普通人
　　这种创业精神在《平凡的世界》中得到了继承，路遥所塑造的孙少安成为了历史进程中的又一位创业者。
　　路遥把柳青称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在路遥心目中，是他在做人和创作上的可见可触可亲可爱的楷模，是他的精神导师。换言之，路遥对柳青的接受就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崇高继承。
　　路遥曾多次提到，在《平凡的世界》准备创作前，曾阅读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七次通读《创业史》，是准备阶段阅读次数最多的书籍，由此可见路遥对柳青的重视。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一文中写道：“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我们大家不一定都能采取柳青当年一模一样的方式，但已故作家这种顽强而非凡的追求，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
　　路遥用自己的行动继承了柳青的文学传统，也刷新了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路遥完成《平》第二部时，面临他的是生命危机与完成作品之间的艰难选择，如果停笔调养，可能像柳青一样会留下一部残缺的《创业史》而死不瞑目；如果选择继续完成创作，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路遥最后选择了继续完成创作，在关键的时刻，他冲过了终点，最后长眠于这个他热爱着的世界。他比柳青幸运的是他可以作出选择，避免了前辈的悲剧，却也留下了无限的悲怆与遗憾。
　　《平凡的世界》讲述的是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此时的社会风气是——奋斗改变命运，个体得到尊重，个体户增多，创业者增多，个体的力量与国家顶层设计相得益彰。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从13岁就开始支撑他的家，为了弟弟妹妹能够上学，为了祖母父母能够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他拼命干活，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换来的却是一个面临崩溃的家庭。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这片古老的黄土地，给他送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他的壮志雄心有了用武之地。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他把一个即将崩溃的家庭发展成了原西县数一数二的大户，他白手起家，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大脑成为原西县杰出的企业家。 　　在书的开头，作者是这样描述他的家庭：“少平知道：家里的光景现在已临近崩溃，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升入公社初中，吃穿用都增加了，姐姐又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经常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
　　而在结尾却这样写道：“没过多少日子，孙少安所承包的石圪节砖瓦厂就开始盈利了……。孙少安从双水村走向了石圪节公社，就一个农民而言，这等于说他‘冲出了亚洲’，至少目前他已成为全乡经济的首脑人物……。”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改革开放给了他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他自身的创业素质也是成功的必备因素。
　　红色经典的时代意义
　　从《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革命叙事色彩被逐渐淡化，集体主义被个体奋斗精神所取代，这是时代与文学规律的自然演化，红色经典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获得的文学经验和成果已经构成了当今文学的基因与传统。
　　红色经典突出集体主义精神。“五四”对“个人”的发现，其积极意义巨大，个体生命和个人权利被尊重是现代性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关注个人、尊重个人并不等于个人利益至上、不讲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如今的语境中也可转译为团队精神。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个体价值被重视是前提，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超越。
　　红色经典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它传导出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红岩》里的英雄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不是其非凡的武功或智谋，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超强意志力。
　　在红色经典中，将人民大众作为文学的主人是时代文学的追求，这种对社会历史必然要求的回应，是时代文学的进步。在表现人民大众追求理想生活的乐观精神、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友爱互助的奉献精神时，红色经典也表现出作者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当年红色经典追求和创造的超越一己之利的高远艺术境界，是那个时代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是当今的文学写作缺乏的，需要学习和汲取。
　　当代生活景象无疑极其丰富而复杂。与人们所称的红色经典所产生的那个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与战争年代比较，当代中国虽属和平发展，却也在发生着深刻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史所罕见。中国走出近代史上贫穷、落后、屈辱的境地，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发展奇迹，社会形态也在迅速转型。發展与转型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各种问题与压力，新形势下的国际环境既提供机遇，也充满挑战。中国人民正在以自己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直面挑战，向着实现“中国梦”的方向前行。这样一种生活景象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资源，也提供了巨大的表现空间。
　　事实上，当今活跃在文艺创作一线的作家、艺术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过红色经典的影响，尤其是50后、60后的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已经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传统和资源之一。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也许会逐渐淡出，但是，作为精神镜像和文化遗产的红色经典，会长久地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