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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白话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晚清白话运动培养了一批熟悉白话的学者，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白话的理论主张。晚清时期白话报刊、白话教材，白话小说等涌现出来，在社会上形成白话热潮，受到大众的欢迎。这些都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关键词】：晚晴；白话文运动；五四；文学革命；联系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晚清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白话文热潮。其中既有黄遵宪“言文一致”说、梁启超“俗语文体”说、裘廷梁“白话文为本”说等专门性理论的提出，又有新文体的广泛应用，白话报的大量发行实践，另外，还出现了白话文告、白话教材、白话小说等多种形式，形成了一个晚晴白话文运动。晚晴的白话文运动是清末一次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四文学革命是1917年初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段时期里发生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白话文自此才成为文学上的正宗。晚清白话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都涉及到白话运动，两者之间到底又怎样的渊源呢？
一、晚清白话运动为五四文学革命培养和锻炼了人才
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主将都是参加过晚清白话运动，参与过晚清白话报的工作。陈独秀1902年接办了《芜湖白话报》，后又在1904年3月创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在主编期间，发表了很多通俗易懂的文章。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发表过《文学革命论》，提倡白话文，提出“三大主义”。胡适1906年主编《竞业旬报》，后来他后来回忆道：“这几十期《竟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个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工人。”钱玄同，萧公权，周作人也受到了晚清白话文兴起的影响，锻炼了他们的能力，为五四文学革命培养了人才。
晚清期间，白话教科书逐渐流行起来。1897年《蒙学读本初编辑大意》提倡教科书要“演以通俗文字”。陈荣衮是提倡报刊宜改用浅说的主将，也是他于 1900 年在澳门组织“教育学会”（后改“蒙学会”），废止初级学生读四书五经，而使用改良的白话文课文。他编印了《妇孺三字书》、《妇孺四字书》、《妇孺五字经》以通俗白话文体取代传统的启蒙《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等。此外，还有上海彪蒙书局、江楚编译官书局等编印了大量的白话教科书。不仅地方书局编印白话教材，官方也开始注重白话教材的作用。白话教科书有利于促进新式教育的普及，有利于儿童、民众的大众教育的接受，有利于系统地介绍语言文字、普及知识。白话教材的出现也为五四文学革命预备了白话文运动的人才和接受对象。
二、晚清白话运动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理论的借鉴
晚清白话运动虽然没有像五四时期那样明确树起革命的大旗，但是已经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些理论主张有黄遵宪提出的“言文一致”说，梁启超提出的“俗语文体”说，裘廷梁提出的“白话为本”说和陈荣衮提出的报章宜改用说。这些理论都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主张提供了指引，为五四时期奠定了基础。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卷中提到他对中国文体、字体改革的主张。首先，他指出中国书面语言和口语脱节的原因。其次，他指出言文分离的弊处。他认为应该做到言文合一，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新文体，这样“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达到文化普及。 白话文写作虽未立刻提倡，但其言文合一的理论已对时人产生一定的影响，黄遵宪不仅是对梁启超、裘廷梁等人改革文体、走向白话文道路的指引，也是对五四时期胡适提出文学进化论观点、倡导新诗运动的启迪。
1898年8月，裘廷梁的名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在“百日维新”的高潮中发表，白话文作为变法事业成功的根本途径之一，得到了维新派充分、明确的肯定。文中详细列举了白话的八大益处，同时即为文言的八大害处，并考证中国古代成周时及泰西、日本“用白话之效”，得出“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白话行而后实学兴”的结论，旗帜鲜明地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 裘文全面阐述了维新派的白话文理论，成为这一运动的指导纲领。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文学改良八事”。这与晚清时期裘廷梁和黄遵宪的主张有一脉相承之处。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白话文的提倡者继承和发展了晚清时期的白话文思想，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其内在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文学革命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并且对白话文进一步概念化和系统化。胡适，陈独秀等五四领导者将白话文推广到了更加广阔的领域，白话文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经过五四时期的不断发展，白话文动摇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成为了文学领域的正宗。
三、晚清白话运动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群众基础
五四以前，文言文一直处于正统地位，没有其它语言形式对其产生威胁。虽然晚清白话运动并没有动摇文言文的正统地位，但是白话文终于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晚清时期，社会危机四伏。器物改革的失败让更多的有识之士把目光集中在文化启蒙上。他们兴办近代教育，翻译西方著作，普及基础文化教育等等，但是在开民智的活动中遇到了语言、文字的阻碍。老百姓既听不懂也看不懂文言文，启蒙民众受到了阻碍。因此，白话文开始成为开民智的重要途径。无论是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都欲利用白话为工具启蒙民众，让民众认识到列强侵略带来的民族危机，向他们宣传变法图存的道理。广大民众也的确从白话报，白话公告，白话教科书和白话小说中接受到了新鲜的知识。晚清的白话运动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知识，而且提高了民众的思想觉悟，促进了观念的改變。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晚清白话运动积累下来的群众基础为白话文的通行斩除了前进道路上的荆棘，使得白话文的推广变得更加便捷。
晚清白话运动对五四文学革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五四文学革命是对晚清白话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促进了文学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黄振萍.晚清白话问题研究纲要[J].清华大学学报.1999（1）.
[2]刘茉琳.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作考察综论[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6）.
[3]胡全章.白话文运动：既有晚清，何必‘五四’？[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2）.
[4]梁志明，卢湘文.试论晚清白话文—兼谈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系[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4）.
作者简介：裴剑平（1992—），女，汉族，河北衡水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关键词】：晚晴；白话文运动；五四；文学革命；联系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晚清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白话文热潮。其中既有黄遵宪“言文一致”说、梁启超“俗语文体”说、裘廷梁“白话文为本”说等专门性理论的提出，又有新文体的广泛应用，白话报的大量发行实践，另外，还出现了白话文告、白话教材、白话小说等多种形式，形成了一个晚晴白话文运动。晚晴的白话文运动是清末一次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四文学革命是1917年初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段时期里发生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白话文自此才成为文学上的正宗。晚清白话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都涉及到白话运动，两者之间到底又怎样的渊源呢？
一、晚清白话运动为五四文学革命培养和锻炼了人才
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主将都是参加过晚清白话运动，参与过晚清白话报的工作。陈独秀1902年接办了《芜湖白话报》，后又在1904年3月创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在主编期间，发表了很多通俗易懂的文章。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发表过《文学革命论》，提倡白话文，提出“三大主义”。胡适1906年主编《竞业旬报》，后来他后来回忆道：“这几十期《竟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个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工人。”钱玄同，萧公权，周作人也受到了晚清白话文兴起的影响，锻炼了他们的能力，为五四文学革命培养了人才。
晚清期间，白话教科书逐渐流行起来。1897年《蒙学读本初编辑大意》提倡教科书要“演以通俗文字”。陈荣衮是提倡报刊宜改用浅说的主将，也是他于 1900 年在澳门组织“教育学会”（后改“蒙学会”），废止初级学生读四书五经，而使用改良的白话文课文。他编印了《妇孺三字书》、《妇孺四字书》、《妇孺五字经》以通俗白话文体取代传统的启蒙《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等。此外，还有上海彪蒙书局、江楚编译官书局等编印了大量的白话教科书。不仅地方书局编印白话教材，官方也开始注重白话教材的作用。白话教科书有利于促进新式教育的普及，有利于儿童、民众的大众教育的接受，有利于系统地介绍语言文字、普及知识。白话教材的出现也为五四文学革命预备了白话文运动的人才和接受对象。
二、晚清白话运动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理论的借鉴
晚清白话运动虽然没有像五四时期那样明确树起革命的大旗，但是已经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些理论主张有黄遵宪提出的“言文一致”说，梁启超提出的“俗语文体”说，裘廷梁提出的“白话为本”说和陈荣衮提出的报章宜改用说。这些理论都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主张提供了指引，为五四时期奠定了基础。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卷中提到他对中国文体、字体改革的主张。首先，他指出中国书面语言和口语脱节的原因。其次，他指出言文分离的弊处。他认为应该做到言文合一，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新文体，这样“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达到文化普及。 白话文写作虽未立刻提倡，但其言文合一的理论已对时人产生一定的影响，黄遵宪不仅是对梁启超、裘廷梁等人改革文体、走向白话文道路的指引，也是对五四时期胡适提出文学进化论观点、倡导新诗运动的启迪。
1898年8月，裘廷梁的名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在“百日维新”的高潮中发表，白话文作为变法事业成功的根本途径之一，得到了维新派充分、明确的肯定。文中详细列举了白话的八大益处，同时即为文言的八大害处，并考证中国古代成周时及泰西、日本“用白话之效”，得出“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白话行而后实学兴”的结论，旗帜鲜明地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 裘文全面阐述了维新派的白话文理论，成为这一运动的指导纲领。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文学改良八事”。这与晚清时期裘廷梁和黄遵宪的主张有一脉相承之处。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白话文的提倡者继承和发展了晚清时期的白话文思想，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其内在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文学革命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并且对白话文进一步概念化和系统化。胡适，陈独秀等五四领导者将白话文推广到了更加广阔的领域，白话文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经过五四时期的不断发展，白话文动摇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成为了文学领域的正宗。
三、晚清白话运动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群众基础
五四以前，文言文一直处于正统地位，没有其它语言形式对其产生威胁。虽然晚清白话运动并没有动摇文言文的正统地位，但是白话文终于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晚清时期，社会危机四伏。器物改革的失败让更多的有识之士把目光集中在文化启蒙上。他们兴办近代教育，翻译西方著作，普及基础文化教育等等，但是在开民智的活动中遇到了语言、文字的阻碍。老百姓既听不懂也看不懂文言文，启蒙民众受到了阻碍。因此，白话文开始成为开民智的重要途径。无论是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都欲利用白话为工具启蒙民众，让民众认识到列强侵略带来的民族危机，向他们宣传变法图存的道理。广大民众也的确从白话报，白话公告，白话教科书和白话小说中接受到了新鲜的知识。晚清的白话运动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知识，而且提高了民众的思想觉悟，促进了观念的改變。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晚清白话运动积累下来的群众基础为白话文的通行斩除了前进道路上的荆棘，使得白话文的推广变得更加便捷。
晚清白话运动对五四文学革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五四文学革命是对晚清白话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促进了文学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黄振萍.晚清白话问题研究纲要[J].清华大学学报.1999（1）.
[2]刘茉琳.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作考察综论[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6）.
[3]胡全章.白话文运动：既有晚清，何必‘五四’？[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2）.
[4]梁志明，卢湘文.试论晚清白话文—兼谈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系[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4）.
作者简介：裴剑平（1992—），女，汉族，河北衡水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