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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杂文家吴非先生说：“跑了不知多少历史名校，发现校史陈列室内‘陈列’的能够真正称得上名人，并能够为学校撑足台面的，居然大多是民国时期培养的文化教育精英！”人们不禁要问：民国时期何以能培养那么多的文化教育精英？
1912年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这就在法律上赋予国民以各种自由和权利，从而使言论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有利于促进文化发展的各种活动合法化，为文化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外，那时的教育管理体制先进，是真正的教授治校，某些著名高校实质上都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政府官员出面欲干涉也都被当面骂回去，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的，是真正的搞学术，这也是为什么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等成就学术高峰的原因。
西方民主、科学文化思潮的侵入使民国时期的文化发展融入了新的血液。中西文化的交汇渗透与发展，融合与创新导致了文化繁荣的空前盛况。尤其是五四前后，西方近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主思潮传入中国，构成了学术的多元化，文化的繁荣。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先进的西方文化结合，相辅相成，激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正式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此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纷纷著文，大声疾呼提倡民主、科学、平等、思想自由。对于民主，不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他们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才是真正的民主。又比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奖励实业的政策，蔡元培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以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等都是中西文化结合与创新的结果。尤其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道德上的发展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性也为这时期文化的繁荣增添了新的力量，这表现在儒学其实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隐性的力量。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等口号，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切。综观其行动的实质来看，它的矛头其实指向的是将儒学当作落后的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还有“三纲五常”，女性不平等等落后的不民主的违背现代精神文明的诟病。陈独秀、胡适等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致力于民族独立等为国为民的传统儒家心志，是儒家思想在运动中所表现的隐性的力量。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性为民国时期的文化繁荣增添了新的力量，否定一切儒学文化其实是不明智，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民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有似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但又不同于春秋战国。相同的是国内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同的是国外还有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族，有着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所想，无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很少关注个人的名利得失。他们有着高尚的情操，远大的抱负，只要是能强国富民的，他们都全力以赴。这样的一群人，怎能不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化教育精英？相比之下，当今的“士”族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盛世里，满眼都是歌舞声色，遍地都是黄金桂冠，“享受生活”之不暇，捞取名利之不暇，哪有时间去想怎样培育一代精英？
民国时期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与解放的时代。“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那个时代的“士”族，没有统考的压力，没有分数和评价，没有受到“智慧型”教育管理的约束，大都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个教师，只要有真才实学，即使少有学生喜欢、甚至一个学生都不喜欢，也可以成为“名师”。而今“教育管理”成为时尚，“数字化”成为管理的法宝，分数不但是学生的命根，也是教师的命根，更重要的是官吏的命根。整个教育界都成了熙熙攘攘的名利场，怎么能培育出教育文化精英？
民国时期的教育非常重视读书，大多文化教育精英都是自己读书读出来的，而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今的图书馆、阅览室全成了摆设，除了个别教师要写“论文”，比深山古道的小桥还寂寞，热闹的只有教辅书市。教师忙于应付备课检查，学生忙于应考训练，谁有时间自由地读书？
“士可杀而不可辱。”民国时期的“士”族，多有着方孝儒式的硬气。就说那个敢于拍桌子骂蒋介石的刘文典吧，他曾经面对蒋介石拍桌大骂：“你就是个新军阀！”并直起脑壳，撞向蒋介石。而今之“士”族中，这样的人可有？称教育局长为“某局”“局座”，称特级教师为“某特”。——听听“士”族的这些称呼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一群人，拿什么培养文化教育精英？
21世纪之中国，是个造星的时代。科技界造人造卫星，数十年只能以个计，教育界培养名师、名校长，数年即可以万计。大师的成长需要深厚而肥沃的泥土，民国时期的“士”族大都有着甘做泥土的奉献精神。而今之“士”族，都想做明珠、明星，谁愿意做泥土呀！失却了泥土，营养钵里怎么能培养出文化教育精英？
教育是根的事业，根的成长在地下，短时间内是看不见的。而今的教育却是孵豆芽一般，一味地追求短期效益。无论什么种子，都被学校孵成了菜芽，拿到市场上兜售。这样的时代，还能够培养出文化教育精英吗？
中国历史上有个奇怪的现象：大批涌现文化教育精英的多是动乱时代，越是盛世，越少精英，唯有汉、唐、宋数代例外。——而汉、唐、宋时代的教育环境都是相当宽松的。难道我们不能像汉代、唐代、宋代一样给教育创造相当宽松的环境，而非等到下一个动乱的时代再大批地培养文化教育精英吗？
民国时期何以能培养那么多的文化教育精英，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1912年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这就在法律上赋予国民以各种自由和权利，从而使言论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有利于促进文化发展的各种活动合法化，为文化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外，那时的教育管理体制先进，是真正的教授治校，某些著名高校实质上都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政府官员出面欲干涉也都被当面骂回去，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的，是真正的搞学术，这也是为什么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等成就学术高峰的原因。
西方民主、科学文化思潮的侵入使民国时期的文化发展融入了新的血液。中西文化的交汇渗透与发展，融合与创新导致了文化繁荣的空前盛况。尤其是五四前后，西方近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主思潮传入中国，构成了学术的多元化，文化的繁荣。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先进的西方文化结合，相辅相成，激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正式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此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纷纷著文，大声疾呼提倡民主、科学、平等、思想自由。对于民主，不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他们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才是真正的民主。又比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奖励实业的政策，蔡元培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以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等都是中西文化结合与创新的结果。尤其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道德上的发展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性也为这时期文化的繁荣增添了新的力量，这表现在儒学其实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隐性的力量。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等口号，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切。综观其行动的实质来看，它的矛头其实指向的是将儒学当作落后的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还有“三纲五常”，女性不平等等落后的不民主的违背现代精神文明的诟病。陈独秀、胡适等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致力于民族独立等为国为民的传统儒家心志，是儒家思想在运动中所表现的隐性的力量。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性为民国时期的文化繁荣增添了新的力量，否定一切儒学文化其实是不明智，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民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有似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但又不同于春秋战国。相同的是国内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同的是国外还有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族，有着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所想，无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很少关注个人的名利得失。他们有着高尚的情操，远大的抱负，只要是能强国富民的，他们都全力以赴。这样的一群人，怎能不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化教育精英？相比之下，当今的“士”族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盛世里，满眼都是歌舞声色，遍地都是黄金桂冠，“享受生活”之不暇，捞取名利之不暇，哪有时间去想怎样培育一代精英？
民国时期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与解放的时代。“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那个时代的“士”族，没有统考的压力，没有分数和评价，没有受到“智慧型”教育管理的约束，大都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个教师，只要有真才实学，即使少有学生喜欢、甚至一个学生都不喜欢，也可以成为“名师”。而今“教育管理”成为时尚，“数字化”成为管理的法宝，分数不但是学生的命根，也是教师的命根，更重要的是官吏的命根。整个教育界都成了熙熙攘攘的名利场，怎么能培育出教育文化精英？
民国时期的教育非常重视读书，大多文化教育精英都是自己读书读出来的，而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今的图书馆、阅览室全成了摆设，除了个别教师要写“论文”，比深山古道的小桥还寂寞，热闹的只有教辅书市。教师忙于应付备课检查，学生忙于应考训练，谁有时间自由地读书？
“士可杀而不可辱。”民国时期的“士”族，多有着方孝儒式的硬气。就说那个敢于拍桌子骂蒋介石的刘文典吧，他曾经面对蒋介石拍桌大骂：“你就是个新军阀！”并直起脑壳，撞向蒋介石。而今之“士”族中，这样的人可有？称教育局长为“某局”“局座”，称特级教师为“某特”。——听听“士”族的这些称呼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一群人，拿什么培养文化教育精英？
21世纪之中国，是个造星的时代。科技界造人造卫星，数十年只能以个计，教育界培养名师、名校长，数年即可以万计。大师的成长需要深厚而肥沃的泥土，民国时期的“士”族大都有着甘做泥土的奉献精神。而今之“士”族，都想做明珠、明星，谁愿意做泥土呀！失却了泥土，营养钵里怎么能培养出文化教育精英？
教育是根的事业，根的成长在地下，短时间内是看不见的。而今的教育却是孵豆芽一般，一味地追求短期效益。无论什么种子，都被学校孵成了菜芽，拿到市场上兜售。这样的时代，还能够培养出文化教育精英吗？
中国历史上有个奇怪的现象：大批涌现文化教育精英的多是动乱时代，越是盛世，越少精英，唯有汉、唐、宋数代例外。——而汉、唐、宋时代的教育环境都是相当宽松的。难道我们不能像汉代、唐代、宋代一样给教育创造相当宽松的环境，而非等到下一个动乱的时代再大批地培养文化教育精英吗？
民国时期何以能培养那么多的文化教育精英，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