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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兴胜：习仲勋真心实意为人民办实事
林兴胜广东揭西人，1931年9月出生。曾任中共揭阳县安乐区区委书记，中共揭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汕头地委农办副主任、汕头专署农业局长，中共澄海县委书记等。1975年，任潮安县委副书记、书记。1981年任中共汕头地委副书记，1983年8月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1993年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采访时间 ：2011年4月26日
采访地点：汕头市星河大厦8楼
采访人：陈宪宇王莹 师春苗
陈：林主席您好！习老到广东主政3个月后，就到粤东视察，您当时担任潮安县委书记，习老到潮安时，曾到基层的枫溪陶瓷公司、潮安县黄厝尾大队等基层单位视察、座谈。我们想请您谈谈习老到潮安视察的情况和习老离开广东到北京工作后，您调任汕头地委副书记，1983年9月地市合并后，您担任汕头市委书记以后，习老关心汕头的有关情况。
林：1978年7月24日至8月4日，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到汕头地区检查工作。他是从梅县地区过来的，在汕头地区视察一共10天，恰巧赶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1周年，他是广东省“八一”拥军慰问团团长，开始两天是慰问基层官兵，出席军政座谈会和联欢晚会。从第三天开始，在地委书记刘俊杰的陪同下，到汕头地区各市县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座谈。
7月28日上午，他到潮安县，当时我是潮安县委书记，在潮安县招待所我向习书记汇报了一个多小时，具体汇报了潮安县的基本情况，着重谈到潮安怎么发展经济，汇报后接着座谈；下午他到潮安县枫溪陶瓷公司、潮安县黄厝尾大队等基层单位视察、座谈。
我首先汇报说：习书记你到广东来，群众很欢迎，给予厚望。
他说：是吗？为什么？
我回答道：广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各项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几乎停滞不前，经济不行，思想混乱，各种问题千头万绪，群众希望你来了改变一下这种状况。
他说：是不是这样啊。
当时陪同的省委常委杜瑞芝说：是啊，老林说的对。
我说：“潮安县的特点是人多地少，有平原区也有山区，平原区群众农业产生经验丰富，是高产地区，这几年水利搞得很好；集中全县力量开发山区，办了个5万亩的林场，造林，种树，种水果；另外还划出一块丘陵山区，让平原的公社、大队组织力量上山开发。”我谈到这些，他非常高兴插话说：“你们这样抓得很好。农业要学大寨，学大寨大干快上，学大寨主要学大寨的艰苦创业的精神，具体怎么干要结合当地的实际，不能照搬，不能从形式上学。”我汇报说：“潮安工业有个地方特色，就是有枫溪陶瓷，现在正逐步恢复发展。”他说：“又有农业，又有工业，真好。”
下午习仲勋来到黄厝尾大队，黄厝尾是潮汕平原有名的稳产、高产大队。大队支部书记陈玩为详细向他汇报了科学种田。他也问了很多，当他听到这个大队去年粮食亩产达到2600多斤，今年春收作物增产，早稻亩产又可增产40多斤，计划亩产要达到2800斤时，习仲勋非常高兴，连声称好，说：“你们大队是潮汕平原的一面旗帜，全县、全地区、全省都要向你们学习！你们这么高产，不要自满不要骄傲啊，还能不能再增产呢？”
陈玩为说：还要增产，不会自满，人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番薯产量比不上揭阳县的三担大队，小麦亩产在潮安全县才排第五名。我们这最高的是2800多斤，但全大队平均才2000多斤，还有潜力可挖，还有努力的方向。习书记高兴地说：“先进单位能看到自己的差距就能继续前进。”
习书记强调在抓好平原的同时要抓好山区建设。我汇报开发山区主要采取两条做法：“一是组织平原社队参加山区开发；二是注意政策，不要对群众卡得太死。”习仲勋说：“这两条好！靠山公社要把山地划分好，规划好，规划很重要，提出开发要给群众留利。平原公社可组织专业队，划出一些山头给他们，让他们参加开发山区。这里面的政策问题，可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让群众开点荒，目的是为了开发山区，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目前不要卡得太死，当然要加强领导。”
习书记还询问沼气搞得怎么样，他说：“沼气是第二能源，汕头地区燃料紧张，更应该大搞。农村要搞，城市也要搞。沼气可以点灯、烧饭、发电。还可以提高肥效，又清洁卫生。”
他还强调“畜牧业要有个大的发展，汕头地区粮食紧张，要千方百计发展养猪。猪多肥多粮多。肥料多了，粮食的发展才有保证。”
接下来去看了枫溪陶瓷，习书记以前没有来过潮安，但听汇报说枫溪的工艺瓷非常丰富，他非常高兴，他和枫溪陶瓷的领导、工艺师交谈，问得很多，同时鼓励他们、表扬他们。
习书记给我们大家的感觉是平易近人，交谈讲话非常亲切，提问题、讨论问题都是平等商量的态度，既有长者的风度，又有平易近人、平等商量问题的优良作风，可亲可敬，和他交谈，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和顾虑，非常亲切。他离开汕头后，我看到他在地委的讲话，他第一次到潮汕，一路听、看、交谈，使人感到他是真正在做调查研究的，他看得很仔细、听得很仔细，而且深入到基层。来的时间虽很短，但对潮汕地区情况了解透彻，讲话中把潮汕地区的特点概括得非常准确。比如潮汕人多地少，人均才4分地，山区又是地多人少，要注重开发山区，讲到黄厝尾，认为总结黄厝尾的经验非常重要，既要总结经验，更重要的是推广他的经验，学大寨关键是学大寨艰苦创业的精神，具体做法则要结合当地实际才行。
习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是谆谆教导，对应该怎么样做领导，应该怎样发现干部、爱护干部、培养干部，他都格外重视。他语重心长地说：“提拔干部不要只提拔听话的干部，假如一个干部只是是是是，对对对，往往是不动脑筋的懒汉，不会有大的作为。要重视提拔提不同意见的干部，假如一个领导干部身边有几个敢提不同意见的好朋友，很有好处，能促进我们当好领导，避免犯错误。”他的讲话对我们是很好的教益。
当时，潮安非常重视习书记在地委的讲话，县委组织学习，做计划落实习仲勋的讲话，计划非常具体，把计划还上报给地委，地委还转到了省委习书记那儿。
习仲勋离开广东到北京后，汕头市有两件事和他有关，在我印象中非常深刻。
1981年8月，我调任汕头地委副书记，1983年9月地市合并后我任汕头市委书记。1984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莅临汕头视察，我陪同到潮安等地视察并参观已年久失修又经“文革”破坏而成为民办工厂的“潮州韩文公祠”旧址，总书记指示重修。汕头市委决定同时兴建韩祠碑林，汕头市委派刘麒子同志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征请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和名家题词作书，刘麒子因此前陪同有关名家赴北京等地学术交流，曾受到习书记的接见。这次，习书记又热情接见了他，他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一工作并呈上广东省政府、汕头市委、市政府的公函和请柬。习书记认为重修“潮州韩文公祠”和兴建“韩祠碑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是一个大政治家、诗人，亦是潮州著名的历史人物，这一举措对弘扬地方文化，提高地方知名度和发展旅游事业都有好处。习书记约请文化部长朱穆之、副部长周而复等到中南海商量这件事。在和有关领导和名家谈话时说：“韩愈很了不起，他为官清正，在潮州任职仅8个月，关心百姓疾苦，重视民瘼，历史上祭鳄鱼实际是兴修水利，把鳄鱼驱走，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潮州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山改名韩山，江改名韩江，山水都姓韩。我们共产党人要学习韩愈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精神。我到广东工作时间虽短，但比韩愈长，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够，今年初耀邦同志到广东检查工作时，指示汕头重修潮州韩文公祠，纪念韩愈，光扬文化，汕头的同志来京，请有关领导和名家为重修韩祠和建碑林题词作书，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不会写毛笔字，请大家来写，（他风趣地说），我可以给大家磨磨墨。”周而复副部长亦风趣地说：现在科技进步有好墨汁，不要磨墨了。后来，习书记还亲自写了一幅字。
第二件事是1984年年10月，揭阳县经好几年的努力和省工艺进出口公司合资办了3万纱锭揭阳纺织厂，作为供应潮汕地区传统抽纱生产棉纱线原料基地。揭阳本来没有什么大工业，办这个棉纺厂很不容易，工厂刚建成，却因抽纱在国际市场已不景气，潮汕抽纱出口销售阻滞，眼看工厂就要面临破产倒闭，1300多名工人要下岗，工厂投资的钱是向银行借贷的，形势很严峻。而当时市场热销涤纶棉产品，揭阳县委、县政府经认真多番研究并报汕头市委、市政府同意决定转产缝纫机用涤纶线，技术上没问题，关键是原材料涤纶棉的进口是中央管制的，必须中央批准。揭阳县委、县政府上报汕头市委、市政府同意并转报广东省政府同意，由汕头市委、市政府派刘麒子同志和揭阳县政府、揭阳外贸局、工业局负责同志一同上京，要求国家计委、国家经贸部、国家纺织工业部拨给进口涤纶棉2500吨以解燃眉之急。到京后，刘麒子向习书记汇报这件事情，习书记好像有点生气地说：刘麒子，你是文人，怎么管起这些事！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汕头市的干部，揭阳是汕头管辖的县，揭阳有困难报经汕头市和广东省政府批准，然后上报中央有关部门，汕头市委、市政府派我和揭阳的同志一同来京办理此事。广东、汕头、揭阳期盼向您反映实际情况并得到您的关怀和帮助。”习书记听后想了想，说：“被您说服了，揭阳筹建3万纱锭厂的事我也知道，这家厂建起来不容易，不能让它跨了。”习书记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办事要有长远打算，争取国家一次性拨指标只能解一时之渴，争取每年国家给生产配额的额度指标，要细水长流才能保证生产不受影响。”他当场就给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打电话请她支持，吴文英说：“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涉及到国家计委、国家经贸部等部门的同意。”习仲勋又给谷牧等同志打电话并指示刘麒子到京西宾馆找正在开会的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和省长梁灵光等同志签字，刘麒子按程序逐级上报到国家计委、国家经贸部暨基地局提意见，又经纺织工业部何正璋副部长转吴文英部长审批，最后吴批示中说：“涤纶棉是国家管制的进口原料，汕头的情况应该大力支持，同意每年拨给600—1000吨涤棉进口指标额度。”当时，每吨涤纶棉市场差价10000多元，1000吨不得了，真正给揭阳棉纺厂解了燃眉之急。汕头、揭阳两级政府都很高兴。
通过这两件事，说明习书记真心实意为基层排忧解难、办实事，真是我党一位真正关心基层的好领导。
黎子流：习仲勋勇于支持新生事物
黎子流广东顺德人, 1932年2月出生。参加工作后，先后担任顺德县大洲乡土改队小组长、龙山乡乡长、七区区委书记、勒流公社党委书记、县农村战线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74年4月后任顺德县委副书记、书记、佛山地委委员。1983年4月任江门市委书记。1989年12月任省经济特区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0年5月至1996年8月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和广州市代市长、市长。
采访时间：2011年5月8日上午
采访地点：广州黎子流同志家
采访人：陈宪宇 谢涛
陈：黎市长，您好，我们主要想请您谈一谈习仲勋同志在主政广东及作为中央领导人视察广东期间，您作为顺德县委书记和江门市委书记时与他的接触和对他的了解。
黎：我跟习老的接触有一些，加上我对习老的了解，以及从他那里所受的教育，我想主要谈一谈这几个方面。
我记得习老是1978年4月来的广东，先是担任第二书记。我们开会，开到县委书记这一级，有过接触，但不多。我记得很深刻的一次是1978年10月1日，他轻车简从来，到我们顺德县的沙滘公社（现在改为乐从镇）视察。那时我们县委在那里举办“大办沼气”的试点，取得一定成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搞是对的。每家每户养畜、养猪，还有那些垃圾，把它搜集起来，然后，就搞小型发电，供各家各户照明、做饭使用。因为那个地方是缺少燃料的地方。这样，就在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生活、环境保护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当时，群众的积极性很大，我们就通过这个公社慢慢地传播到其它地方，在全县有计划地进行推广。习老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事情，就下来视察了。当然，现在办沼气也是符合科学的，但情况不同了，再不能家家户户地搞，没有养猪啦，相当多的是工业化，城市化。但很多东西，比如，垃圾发电，变成沼气使用，现在都还是有的。所以，他很有眼光，认为哪怕只有那么一点，都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所以，1978年那次，他就亲自下来了。当时我接到电话，他说，你们县委不要来人。直接去公社，了解大办沼气的情况，很集中，其他不研究。我记得，他们来了一个上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听完汇报就回来了。报纸当时没有转载，就是我们的公社书记陈建设在那里向他介绍，陪他参观。后来，《南方日报》10月4日报道了，还配了“关于大办沼气”的评论。这是当时的文字记录了。后来，83年我就到了江门了。佛山、江门分为两个市，佛山那时候是地区，江门先是五邑，后是两阳，阳江、阳春那时都归江门管。我于83年5月担任江门第一书记，组建新的班子。到了江门以后呢，接触习老呢，就稍微多一点。
我记得是1987年2月份，习老当时的党内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从广西到湛江再过来江门的。来江门的时候呢，我记得市委就到招待所向他汇报。当时许士杰同志陪同过来的，轻车简从、风尘仆仆，一坐下来就开始座谈。他性格很爽朗。我开始汇报江门市的情况，大概汇报了不到一个小时。
我汇报的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江门是个侨乡。虽然它当时包括了两阳，但主要还是个侨乡，像开平、恩平、台山、新会、鹤山（都是侨乡）。我举例说明，台山，在家的80万人，在国外的120万人。两个台山，国外一个，国内一个，国外那个比国内这个还大。所以，江门的华侨工作很重要。江门建市以后，开始按照改革开放的要求大力落实华侨政策，但是，有些华侨还是不敢回来，不愿意回来。为什么呢？因为政策还不够落实。比如，房子被没收，还没有还给他。有的房子还是买在广州的。这就伤了他们的心，伤了他们的感情。其实，他们内心还是关心家乡，热爱家乡的，关键是要落实政策，归还他的房子，划分他的成分。有些人的亲人被批斗过（相当一部分还是扩大化了，少数有命案的，大部分是工商业地主，在海外经营），要平反。当时，江门市，下面的县，到生产大队、小队，除新会、开平好一点，其他地方经济都不行，阳江、阳春是山区，更差。不像现在，都发展起来了。我想，要是加紧把政策落实好了，把海外和海内两个积极性都能调动起来，江门发展就有望了。
第二，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佛山相比，江门的经济差距很大。但是，江门的条件还是很好的，资源丰富，别的不说，江门市区也好，整个江门的大面积也好，光是森林就有600多万（亩）。资源很丰富，不论土地资源，环境资源，各方面都好。所以我提出，江门要学习珠三角、特区，因地制宜地发展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我们江门基础薄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还向他汇报了带队向珠江三角洲、特区学习可取经验，回来解放思想的情况。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重点，还是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呢，就是更新观念，清除旧的观念。怎么对待华侨，怎么对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一些旧的观念清除。怎么清除法呢？不是靠过去的老方法，而是靠自我启发，自我教育，典型教育。出外参观，对照自己，总结自己有什么好经验，好办法，才能调动干部积极性，千军万马。我对江门也不熟悉，我也是一个人，只带了一个秘书去，什么人也没带。给他汇报了这个情况，他也蛮高兴。
第三，发展经济，要以交通建设为主，所谓路通财通。江门是个半岛，到佛山要过海，到中山也要过海，让人望而止步。大雾锁江的时候，晚上八点从江门出发，凌晨五点才回得了顺德，慢慢摆渡，过了江也是雾蒙蒙的，加上公路又是泥沙路，只能慢慢挪动。这样的交通，怎么发展经济呢。华侨也好，商人也好，想来投资也没有办法。与珠江三角洲中部的顺德、南海啊这些地方一比，差得远了。所以，我在汇报的时候就讲，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狠抓基础建设，其中第一个事情就是抓交通、抓电力。抓交通呢，就以外海大桥为例。外海大桥，从外海到古镇，全长1770米，净空高度为22米，洪水来的时候，可以运输多少吨船都算计过了。17米宽，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是按现在的眼光来搞的，但桥的质量也很好。当我向他汇报，我们这个桥全部是用外资来搞的时候，他很高兴。外海大桥是百分百的外资，我们没有出一分钱，我看，这在当时全广东是首例。整个工程全长1770米，17米宽，有13个桥墩，它的工艺很先进的。这个外海大桥，确实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它的寿命保障是200年。它的很多技术，在当时都是很突出的，国内技术很难解决。当然，现在是什么都可以做了。而且，全部2500万美元，都由投资方来出，我们一个也不出。我们只是负责一些具体工作，配合他，但是工程分包是我们。很简单，2500万美元工程，两年工期，提前一天，奖励5000美元，拖欠一天，就（罚）5000美元，验收由我们当地政府有关机构来验收。外海大桥，沟通了粤西直到深圳、珠海。第二个事情就是建了个五邑大学。这是应华侨要求而建的。整个江门，五邑两阳，500万人口，没有一所高等院校。那时办大学很难。我们既没人才，又没钱财。但是考虑到江门发展经济，搞改革开放，急需各方面的人才，还是决定要办起来。老省长刘田夫对我们办大学很支持，他亲自出马，为我们推荐了一个科委主任，要我们去北航寻找人才，以他们为主。当时，北航的副校长是叶家康。他一来江门就15年，大学办起，他功不可没。具体的我不懂，但是我深知学校、人才的重要性。我对叶家康说你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找党委。他找我们的时候，能够解决的，当场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现场研究，既有时间，又有效率。学校很快就建起来了，1985年筹备，86年就初步开始招生了。时间过去20多年了，培养了4万多人才。这是一所民办公助的大学，华侨捐赠了很多钱。具体捐了多少钱，我也记不清了，起码4个亿。
我向习老汇报了关于解放思想、侨乡特点、落实政策、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外海大桥和五邑大学这些情况。因为时间很紧，我也没说多少，大概接近50分钟。汇报完了以后，习老很高兴，肯定了我们的工作，要我们谦虚谨慎，特别是要讲求班子团结，要认认真真拿出实际成绩来为人民服务，要虚心向先进地区学习。
听完汇报以后，我陪同他到已经开学且正在完善的五邑大学和正在建设中的外海大桥视察。在外海大桥的工地，他边问工程人员边回答具体问题。他还问到经费从哪里来，怎么还？我说2500万美元外资分十年来还，它不能一下子还，要逐年逐年还，利率是几厘，这些都是有规定的，而且是由广东省国投担保的。他听了很高兴，说你们这是创新，解放思想啊。他说，要团结，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只有班子团结，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班子本身要雷厉风行，要身先士卒，要严格要求。见他很高兴，我就想，外海大桥开通时能不能请他来剪彩。因为剪彩时有很多华侨代表要来，到时就不单纯只是个剪彩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对这种解放思想，创新做法进行肯定的问题了。他很爽快地说：可以。
到了1988年6月13日的时候他真的来了。来了一天，住了一个晚上才走。我跟他坐一个车。其间，他提了很多好的意见。他说：你们前段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来日方长，你们绝对不能有骄傲自满的心理，半点都要不得。他又说，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如果你们把它认真搞好了，那情况就会大大不同了。他可能是在做省委书记的时候，看到当年偷渡的情况有感。我说，现在江门的很多华侨回来了，带回20个亿，变成了两个江门共同来建设一个江门，威力就很大了。他们不止是捐赠，从捐赠，办学校开始，慢慢进来投资，引来世界先进商业，引进世界一些有名的大企业。江门市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
那时天气很热，6月份，车上没空调，扇扇子，他都满身大汗。我为什么印象很深呢？因为在剪彩的时候我要讲话。当时我是不太懂讲普通话的，因为华侨多，我的普通话又没有认真学习过，怎么讲呢？习老说：黎子流，你一定要讲普通话。既然领导作了要求，那天我就用普通话发了言。至于讲得好不好，就不管了，那些华侨有些听懂了，有些没有听懂，我也不知道。那一天，他很高兴，对我们鼓励很大。他说，你们要继续努力，侨乡是大有前途的。我感觉到他很和蔼可亲，也很爽朗。
在江门期间，和习老接触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向他汇报侨乡的情况，另一个就是到外海大桥视察。他年纪虽高，但是精神状态很好，说话算数，让我们很感动。
回过头来看，虽然我与习老接触不是很多，但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第一，他是一个非常忠诚于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共产党员。经历过长期的考验，风风雨雨，波波折折。他用本身的实际行动来做。如他的思想作风，他的为人的坚定性。比如他在广东主政时期说：广东要是一个王国就好了。这是向中央要权，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才有了广东后来的改革开放。他历经了革命的锻炼，既有意志的坚定性，又有战略的眼光。他的忠诚于党，忠诚于理念，这一点是永远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和敬重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这不是你们今天来采访我才这样说的。第二，他思想很解放。真是敢想敢说敢做，认准的事情雷厉风行。他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敢于落实华侨政策，敢于平反，敢于引进外资，当时都是遭遇了一些“左”的障碍的，但一步一步坚持走下来了。习老思想是很解放的，是在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的代表人物。第三，他对干部，从他的谈吐中，从他对我提出的要求中，我感觉到很严格，他强调共产党员的本色，坚定性，一定要忠诚于党和改革开放的事业，绝不能动摇。他对干部，做得对的，给你肯定，鼓励，做得不对的，就提出来，还是很平易近人。我陪他视察工地，口头请他来参加剪彩，他当即答应，我也没有想到他能来啊，他这么高龄。天气那么热，设备又不太好，他都能来，所以，这个事情他是挂在心上了。他是言而有信的人啊。另外一个很令我佩服的，就是他的工作作风，轻车简从，他来的时候很少人，只有四五个人。从沙滘公社那次到江门这几次，我都感觉到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作风很朴实。这种优良传统，好作风，很值得我们现在走向新时代的干部学习，继续发扬。
赵伯杰：习仲勋支持推广“清远经验”
赵伯杰广东清远人，1936年11月出生。曾任县委组织部干事、县人委副县长，石潭公社副社长、党委书记，洲心公社党委书记等。1977年后任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兼洲心公社党委书记。1982年后任县委副书记、书记。1988年1月任清远建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1990年5月任市委副书记、1996年任市政协主席。
采访时间：2011年4月18日
采访地点：清远市委办公楼
采访者：陈宪宇 师春苗 谢涛
陈：赵书记您好！作为当时的清远县委副书记，您是“清远经验’的当事人之一，习老对清远经验非常关心支持，可以说，清远经验的推行离不开习老，我们想请您谈谈习老1980年到清远调研和推广清远经验的情况。
赵：清远市国营企业改革的经验(以下简称清远经验)得到充分肯定乃至影响到全省、全国，这与时任省委书记习仲勋等省委领导的高度支持，充分肯定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没有习仲勋书记的支持，肯定就没有“清远经验”的推广、实施。
打倒“四人帮”后，全党工作的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根据新的形势发展，如何加快清远县经济恢复和发展，是摆在县委面前的新课题。当时县委认为：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随即分两套人马，一套对国营企业，一套对农业，深入调查研究。特别是17间国营企业，涉及职工6000多人， 亏损严重，困难很大，职工连发工资都成问题，最多也就发二三十块钱。通过调查，主要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积极性不高，企业缺乏自主权。在调查中，有些国营企业的同志提出：国营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经营管理问题，经营管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可否学习1962年州心公社田间管理责任制，把每块田的产量包到劳动力，超产奖励的办法。当时县委多数同志认为可以先搞试点。从1978年10月开始先在四间国营企业中试搞“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办法。到年终三个月的实践，四个厂的利润比未实行之前的1—9月还多35%，年终上缴利润原来认为无办法完成计划的不仅完成计划还增加了33.8%。初见成效的探索与实践，更加坚定了县委对县17间企业改革的决心，从1979年开始17间国营企业全面铺开。
当年4月，韶关地委在清远召开全区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对清远的做法也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使得我们上下一条心，更加热火朝天搞改革。我们的做法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有些部门认为企业利润包干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发放奖金是资本主义“物质刺激”，给县委带来很大压力。时任省经委主任的王焕同志，还亲自带队下来调查。最后他的结论是：“经验很好，值得推广”，这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王焕同志回去省向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领导汇报，得到他们充分肯定、支持。习仲勋书记听完汇报后指出：“清远经验”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应该肯定、支持，要求清远继续搞好。又说：“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产物，大家熟悉，学起来容易，要认真推广“清远经验”。并帮助他们总结提高，定出几条来，使之日益完善。
同年8月，省委、省政府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习仲勋书记出席会议，并作讲话，旗帜鲜明地肯定“清远经验”，他提出：“清远经验”最可贵的，就是把企业搞活。要把企业搞活，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必须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把企业经营好坏与职工切身利益挂钩，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大大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达到增产增收，扭亏增盈。习书记的这一表态和讲话，无疑是对县委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更加坚定了县委搞好改革的决心，并使这一新生事物坚持下去，健康成长。
那次全省工交增产节约会议结束后，为了更切实地了解和掌握“清远经验”，习仲勋书记亲自带领省委办公厅和省工交、财政厅的负责同志到清远县，实地调查清远县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经验。这是习书记第一次来清远，这次来的时间不长，主要是通过听汇报、座谈、实地了解，更清楚掌握情况。他对当时有些不同看法的同志，耐心地进行教育、分析。习书记说：“清远经验”给人很多启发，那就是要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精简了机构，促进了生产，企业也搞活了，上交财政也没有减少，兼顾国家、集体、职工三者利益，应当允许继续试验。中央给了我们权，我们给县也要分权，不要认为上面的什么文件，就神圣不可侵犯，不敢越雷池半步。最后用了半天时间到洲心公社了解田间管理责任制的情况。由于得到习书记多次讲话的赞扬和肯定，当年的效果很大，17间国营企业户户有盈利，实现425万，比1978 年增加两倍多，比历史上最好的1966年增加一倍多，比当年原定计划130万增295万。
1980年7月，习书记第二次前来清远，陪同前来的有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韶关地委、省经委、计委、财厅等领导。这次来了三天，主要是了解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情况，总结推广“清远经验”。习书记先后与县委、县经委、财政局及氮肥厂等领导座谈，并深入工业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探望职工，观看生产过程，参观企业利用留成利润新建起来的职工宿舍，还和工人、技术人员进行交流。看到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以后的变化，非常高兴。他热情赞扬清远的同志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的革命精神。他说：这次来清远，使我对“清远经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证明省委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这个决心是对的。回头看，这个决心不是下早了，而是下迟了，假设早半年下这个决心，工业形势更好。在领导干部的座谈会上又强调：“清远经验”闯出了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确实把企业搞活了，方向是对的。今后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使这一经验不断完善、提高。各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支持这个新生事物，以促进本身的工作。习书记回去后，于1980年7月29日以中共广东省委文件批转“清远县是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汇报，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
总结起来，习仲勋书记为“清远经验”的总结、推广，先后两次到清远县实地调查了解，召开两次全省性的工交会议动员，召开两次地委书记会议部署、学习推广，最后还以省委正式文件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在全省推广乃至影响全国，习书记是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的，所以说：没有习仲勋书记的决心和魄力就没有“清远经验”，没有习仲勋书记的支持和肯定就没有“清远经验”。
清远县委一直没有辜负习书记的期望，按照省委要求，大胆探索，不断完善。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提出六个方面，并大力精简县管工业的行政机构，减少行政人员，强化县经委职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从而使“清远经验”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17间国营企业改革前的五年(1974—1978年)盈亏相抵实现利润460万元，年平均92万元，改革后的五年(1979—1983年)实现利润3041万元，增长560％，年平均608万元，增六倍多。企业利润留成部分修建厂房4.5万平方米。工人年平均奖金214元(工资年平均678元)。
林兴胜广东揭西人，1931年9月出生。曾任中共揭阳县安乐区区委书记，中共揭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汕头地委农办副主任、汕头专署农业局长，中共澄海县委书记等。1975年，任潮安县委副书记、书记。1981年任中共汕头地委副书记，1983年8月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1993年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采访时间 ：2011年4月26日
采访地点：汕头市星河大厦8楼
采访人：陈宪宇王莹 师春苗
陈：林主席您好！习老到广东主政3个月后，就到粤东视察，您当时担任潮安县委书记，习老到潮安时，曾到基层的枫溪陶瓷公司、潮安县黄厝尾大队等基层单位视察、座谈。我们想请您谈谈习老到潮安视察的情况和习老离开广东到北京工作后，您调任汕头地委副书记，1983年9月地市合并后，您担任汕头市委书记以后，习老关心汕头的有关情况。
林：1978年7月24日至8月4日，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到汕头地区检查工作。他是从梅县地区过来的，在汕头地区视察一共10天，恰巧赶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1周年，他是广东省“八一”拥军慰问团团长，开始两天是慰问基层官兵，出席军政座谈会和联欢晚会。从第三天开始，在地委书记刘俊杰的陪同下，到汕头地区各市县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座谈。
7月28日上午，他到潮安县，当时我是潮安县委书记，在潮安县招待所我向习书记汇报了一个多小时，具体汇报了潮安县的基本情况，着重谈到潮安怎么发展经济，汇报后接着座谈；下午他到潮安县枫溪陶瓷公司、潮安县黄厝尾大队等基层单位视察、座谈。
我首先汇报说：习书记你到广东来，群众很欢迎，给予厚望。
他说：是吗？为什么？
我回答道：广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各项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几乎停滞不前，经济不行，思想混乱，各种问题千头万绪，群众希望你来了改变一下这种状况。
他说：是不是这样啊。
当时陪同的省委常委杜瑞芝说：是啊，老林说的对。
我说：“潮安县的特点是人多地少，有平原区也有山区，平原区群众农业产生经验丰富，是高产地区，这几年水利搞得很好；集中全县力量开发山区，办了个5万亩的林场，造林，种树，种水果；另外还划出一块丘陵山区，让平原的公社、大队组织力量上山开发。”我谈到这些，他非常高兴插话说：“你们这样抓得很好。农业要学大寨，学大寨大干快上，学大寨主要学大寨的艰苦创业的精神，具体怎么干要结合当地的实际，不能照搬，不能从形式上学。”我汇报说：“潮安工业有个地方特色，就是有枫溪陶瓷，现在正逐步恢复发展。”他说：“又有农业，又有工业，真好。”
下午习仲勋来到黄厝尾大队，黄厝尾是潮汕平原有名的稳产、高产大队。大队支部书记陈玩为详细向他汇报了科学种田。他也问了很多，当他听到这个大队去年粮食亩产达到2600多斤，今年春收作物增产，早稻亩产又可增产40多斤，计划亩产要达到2800斤时，习仲勋非常高兴，连声称好，说：“你们大队是潮汕平原的一面旗帜，全县、全地区、全省都要向你们学习！你们这么高产，不要自满不要骄傲啊，还能不能再增产呢？”
陈玩为说：还要增产，不会自满，人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番薯产量比不上揭阳县的三担大队，小麦亩产在潮安全县才排第五名。我们这最高的是2800多斤，但全大队平均才2000多斤，还有潜力可挖，还有努力的方向。习书记高兴地说：“先进单位能看到自己的差距就能继续前进。”
习书记强调在抓好平原的同时要抓好山区建设。我汇报开发山区主要采取两条做法：“一是组织平原社队参加山区开发；二是注意政策，不要对群众卡得太死。”习仲勋说：“这两条好！靠山公社要把山地划分好，规划好，规划很重要，提出开发要给群众留利。平原公社可组织专业队，划出一些山头给他们，让他们参加开发山区。这里面的政策问题，可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让群众开点荒，目的是为了开发山区，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目前不要卡得太死，当然要加强领导。”
习书记还询问沼气搞得怎么样，他说：“沼气是第二能源，汕头地区燃料紧张，更应该大搞。农村要搞，城市也要搞。沼气可以点灯、烧饭、发电。还可以提高肥效，又清洁卫生。”
他还强调“畜牧业要有个大的发展，汕头地区粮食紧张，要千方百计发展养猪。猪多肥多粮多。肥料多了，粮食的发展才有保证。”
接下来去看了枫溪陶瓷，习书记以前没有来过潮安，但听汇报说枫溪的工艺瓷非常丰富，他非常高兴，他和枫溪陶瓷的领导、工艺师交谈，问得很多，同时鼓励他们、表扬他们。
习书记给我们大家的感觉是平易近人，交谈讲话非常亲切，提问题、讨论问题都是平等商量的态度，既有长者的风度，又有平易近人、平等商量问题的优良作风，可亲可敬，和他交谈，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和顾虑，非常亲切。他离开汕头后，我看到他在地委的讲话，他第一次到潮汕，一路听、看、交谈，使人感到他是真正在做调查研究的，他看得很仔细、听得很仔细，而且深入到基层。来的时间虽很短，但对潮汕地区情况了解透彻，讲话中把潮汕地区的特点概括得非常准确。比如潮汕人多地少，人均才4分地，山区又是地多人少，要注重开发山区，讲到黄厝尾，认为总结黄厝尾的经验非常重要，既要总结经验，更重要的是推广他的经验，学大寨关键是学大寨艰苦创业的精神，具体做法则要结合当地实际才行。
习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是谆谆教导，对应该怎么样做领导，应该怎样发现干部、爱护干部、培养干部，他都格外重视。他语重心长地说：“提拔干部不要只提拔听话的干部，假如一个干部只是是是是，对对对，往往是不动脑筋的懒汉，不会有大的作为。要重视提拔提不同意见的干部，假如一个领导干部身边有几个敢提不同意见的好朋友，很有好处，能促进我们当好领导，避免犯错误。”他的讲话对我们是很好的教益。
当时，潮安非常重视习书记在地委的讲话，县委组织学习，做计划落实习仲勋的讲话，计划非常具体，把计划还上报给地委，地委还转到了省委习书记那儿。
习仲勋离开广东到北京后，汕头市有两件事和他有关，在我印象中非常深刻。
1981年8月，我调任汕头地委副书记，1983年9月地市合并后我任汕头市委书记。1984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莅临汕头视察，我陪同到潮安等地视察并参观已年久失修又经“文革”破坏而成为民办工厂的“潮州韩文公祠”旧址，总书记指示重修。汕头市委决定同时兴建韩祠碑林，汕头市委派刘麒子同志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征请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和名家题词作书，刘麒子因此前陪同有关名家赴北京等地学术交流，曾受到习书记的接见。这次，习书记又热情接见了他，他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一工作并呈上广东省政府、汕头市委、市政府的公函和请柬。习书记认为重修“潮州韩文公祠”和兴建“韩祠碑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是一个大政治家、诗人，亦是潮州著名的历史人物，这一举措对弘扬地方文化，提高地方知名度和发展旅游事业都有好处。习书记约请文化部长朱穆之、副部长周而复等到中南海商量这件事。在和有关领导和名家谈话时说：“韩愈很了不起，他为官清正，在潮州任职仅8个月，关心百姓疾苦，重视民瘼，历史上祭鳄鱼实际是兴修水利，把鳄鱼驱走，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潮州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山改名韩山，江改名韩江，山水都姓韩。我们共产党人要学习韩愈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精神。我到广东工作时间虽短，但比韩愈长，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够，今年初耀邦同志到广东检查工作时，指示汕头重修潮州韩文公祠，纪念韩愈，光扬文化，汕头的同志来京，请有关领导和名家为重修韩祠和建碑林题词作书，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不会写毛笔字，请大家来写，（他风趣地说），我可以给大家磨磨墨。”周而复副部长亦风趣地说：现在科技进步有好墨汁，不要磨墨了。后来，习书记还亲自写了一幅字。
第二件事是1984年年10月，揭阳县经好几年的努力和省工艺进出口公司合资办了3万纱锭揭阳纺织厂，作为供应潮汕地区传统抽纱生产棉纱线原料基地。揭阳本来没有什么大工业，办这个棉纺厂很不容易，工厂刚建成，却因抽纱在国际市场已不景气，潮汕抽纱出口销售阻滞，眼看工厂就要面临破产倒闭，1300多名工人要下岗，工厂投资的钱是向银行借贷的，形势很严峻。而当时市场热销涤纶棉产品，揭阳县委、县政府经认真多番研究并报汕头市委、市政府同意决定转产缝纫机用涤纶线，技术上没问题，关键是原材料涤纶棉的进口是中央管制的，必须中央批准。揭阳县委、县政府上报汕头市委、市政府同意并转报广东省政府同意，由汕头市委、市政府派刘麒子同志和揭阳县政府、揭阳外贸局、工业局负责同志一同上京，要求国家计委、国家经贸部、国家纺织工业部拨给进口涤纶棉2500吨以解燃眉之急。到京后，刘麒子向习书记汇报这件事情，习书记好像有点生气地说：刘麒子，你是文人，怎么管起这些事！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汕头市的干部，揭阳是汕头管辖的县，揭阳有困难报经汕头市和广东省政府批准，然后上报中央有关部门，汕头市委、市政府派我和揭阳的同志一同来京办理此事。广东、汕头、揭阳期盼向您反映实际情况并得到您的关怀和帮助。”习书记听后想了想，说：“被您说服了，揭阳筹建3万纱锭厂的事我也知道，这家厂建起来不容易，不能让它跨了。”习书记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办事要有长远打算，争取国家一次性拨指标只能解一时之渴，争取每年国家给生产配额的额度指标，要细水长流才能保证生产不受影响。”他当场就给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打电话请她支持，吴文英说：“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涉及到国家计委、国家经贸部等部门的同意。”习仲勋又给谷牧等同志打电话并指示刘麒子到京西宾馆找正在开会的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和省长梁灵光等同志签字，刘麒子按程序逐级上报到国家计委、国家经贸部暨基地局提意见，又经纺织工业部何正璋副部长转吴文英部长审批，最后吴批示中说：“涤纶棉是国家管制的进口原料，汕头的情况应该大力支持，同意每年拨给600—1000吨涤棉进口指标额度。”当时，每吨涤纶棉市场差价10000多元，1000吨不得了，真正给揭阳棉纺厂解了燃眉之急。汕头、揭阳两级政府都很高兴。
通过这两件事，说明习书记真心实意为基层排忧解难、办实事，真是我党一位真正关心基层的好领导。
黎子流：习仲勋勇于支持新生事物
黎子流广东顺德人, 1932年2月出生。参加工作后，先后担任顺德县大洲乡土改队小组长、龙山乡乡长、七区区委书记、勒流公社党委书记、县农村战线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74年4月后任顺德县委副书记、书记、佛山地委委员。1983年4月任江门市委书记。1989年12月任省经济特区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0年5月至1996年8月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和广州市代市长、市长。
采访时间：2011年5月8日上午
采访地点：广州黎子流同志家
采访人：陈宪宇 谢涛
陈：黎市长，您好，我们主要想请您谈一谈习仲勋同志在主政广东及作为中央领导人视察广东期间，您作为顺德县委书记和江门市委书记时与他的接触和对他的了解。
黎：我跟习老的接触有一些，加上我对习老的了解，以及从他那里所受的教育，我想主要谈一谈这几个方面。
我记得习老是1978年4月来的广东，先是担任第二书记。我们开会，开到县委书记这一级，有过接触，但不多。我记得很深刻的一次是1978年10月1日，他轻车简从来，到我们顺德县的沙滘公社（现在改为乐从镇）视察。那时我们县委在那里举办“大办沼气”的试点，取得一定成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搞是对的。每家每户养畜、养猪，还有那些垃圾，把它搜集起来，然后，就搞小型发电，供各家各户照明、做饭使用。因为那个地方是缺少燃料的地方。这样，就在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生活、环境保护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当时，群众的积极性很大，我们就通过这个公社慢慢地传播到其它地方，在全县有计划地进行推广。习老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事情，就下来视察了。当然，现在办沼气也是符合科学的，但情况不同了，再不能家家户户地搞，没有养猪啦，相当多的是工业化，城市化。但很多东西，比如，垃圾发电，变成沼气使用，现在都还是有的。所以，他很有眼光，认为哪怕只有那么一点，都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所以，1978年那次，他就亲自下来了。当时我接到电话，他说，你们县委不要来人。直接去公社，了解大办沼气的情况，很集中，其他不研究。我记得，他们来了一个上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听完汇报就回来了。报纸当时没有转载，就是我们的公社书记陈建设在那里向他介绍，陪他参观。后来，《南方日报》10月4日报道了，还配了“关于大办沼气”的评论。这是当时的文字记录了。后来，83年我就到了江门了。佛山、江门分为两个市，佛山那时候是地区，江门先是五邑，后是两阳，阳江、阳春那时都归江门管。我于83年5月担任江门第一书记，组建新的班子。到了江门以后呢，接触习老呢，就稍微多一点。
我记得是1987年2月份，习老当时的党内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从广西到湛江再过来江门的。来江门的时候呢，我记得市委就到招待所向他汇报。当时许士杰同志陪同过来的，轻车简从、风尘仆仆，一坐下来就开始座谈。他性格很爽朗。我开始汇报江门市的情况，大概汇报了不到一个小时。
我汇报的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江门是个侨乡。虽然它当时包括了两阳，但主要还是个侨乡，像开平、恩平、台山、新会、鹤山（都是侨乡）。我举例说明，台山，在家的80万人，在国外的120万人。两个台山，国外一个，国内一个，国外那个比国内这个还大。所以，江门的华侨工作很重要。江门建市以后，开始按照改革开放的要求大力落实华侨政策，但是，有些华侨还是不敢回来，不愿意回来。为什么呢？因为政策还不够落实。比如，房子被没收，还没有还给他。有的房子还是买在广州的。这就伤了他们的心，伤了他们的感情。其实，他们内心还是关心家乡，热爱家乡的，关键是要落实政策，归还他的房子，划分他的成分。有些人的亲人被批斗过（相当一部分还是扩大化了，少数有命案的，大部分是工商业地主，在海外经营），要平反。当时，江门市，下面的县，到生产大队、小队，除新会、开平好一点，其他地方经济都不行，阳江、阳春是山区，更差。不像现在，都发展起来了。我想，要是加紧把政策落实好了，把海外和海内两个积极性都能调动起来，江门发展就有望了。
第二，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佛山相比，江门的经济差距很大。但是，江门的条件还是很好的，资源丰富，别的不说，江门市区也好，整个江门的大面积也好，光是森林就有600多万（亩）。资源很丰富，不论土地资源，环境资源，各方面都好。所以我提出，江门要学习珠三角、特区，因地制宜地发展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我们江门基础薄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还向他汇报了带队向珠江三角洲、特区学习可取经验，回来解放思想的情况。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重点，还是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呢，就是更新观念，清除旧的观念。怎么对待华侨，怎么对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一些旧的观念清除。怎么清除法呢？不是靠过去的老方法，而是靠自我启发，自我教育，典型教育。出外参观，对照自己，总结自己有什么好经验，好办法，才能调动干部积极性，千军万马。我对江门也不熟悉，我也是一个人，只带了一个秘书去，什么人也没带。给他汇报了这个情况，他也蛮高兴。
第三，发展经济，要以交通建设为主，所谓路通财通。江门是个半岛，到佛山要过海，到中山也要过海，让人望而止步。大雾锁江的时候，晚上八点从江门出发，凌晨五点才回得了顺德，慢慢摆渡，过了江也是雾蒙蒙的，加上公路又是泥沙路，只能慢慢挪动。这样的交通，怎么发展经济呢。华侨也好，商人也好，想来投资也没有办法。与珠江三角洲中部的顺德、南海啊这些地方一比，差得远了。所以，我在汇报的时候就讲，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狠抓基础建设，其中第一个事情就是抓交通、抓电力。抓交通呢，就以外海大桥为例。外海大桥，从外海到古镇，全长1770米，净空高度为22米，洪水来的时候，可以运输多少吨船都算计过了。17米宽，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是按现在的眼光来搞的，但桥的质量也很好。当我向他汇报，我们这个桥全部是用外资来搞的时候，他很高兴。外海大桥是百分百的外资，我们没有出一分钱，我看，这在当时全广东是首例。整个工程全长1770米，17米宽，有13个桥墩，它的工艺很先进的。这个外海大桥，确实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它的寿命保障是200年。它的很多技术，在当时都是很突出的，国内技术很难解决。当然，现在是什么都可以做了。而且，全部2500万美元，都由投资方来出，我们一个也不出。我们只是负责一些具体工作，配合他，但是工程分包是我们。很简单，2500万美元工程，两年工期，提前一天，奖励5000美元，拖欠一天，就（罚）5000美元，验收由我们当地政府有关机构来验收。外海大桥，沟通了粤西直到深圳、珠海。第二个事情就是建了个五邑大学。这是应华侨要求而建的。整个江门，五邑两阳，500万人口，没有一所高等院校。那时办大学很难。我们既没人才，又没钱财。但是考虑到江门发展经济，搞改革开放，急需各方面的人才，还是决定要办起来。老省长刘田夫对我们办大学很支持，他亲自出马，为我们推荐了一个科委主任，要我们去北航寻找人才，以他们为主。当时，北航的副校长是叶家康。他一来江门就15年，大学办起，他功不可没。具体的我不懂，但是我深知学校、人才的重要性。我对叶家康说你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找党委。他找我们的时候，能够解决的，当场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现场研究，既有时间，又有效率。学校很快就建起来了，1985年筹备，86年就初步开始招生了。时间过去20多年了，培养了4万多人才。这是一所民办公助的大学，华侨捐赠了很多钱。具体捐了多少钱，我也记不清了，起码4个亿。
我向习老汇报了关于解放思想、侨乡特点、落实政策、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外海大桥和五邑大学这些情况。因为时间很紧，我也没说多少，大概接近50分钟。汇报完了以后，习老很高兴，肯定了我们的工作，要我们谦虚谨慎，特别是要讲求班子团结，要认认真真拿出实际成绩来为人民服务，要虚心向先进地区学习。
听完汇报以后，我陪同他到已经开学且正在完善的五邑大学和正在建设中的外海大桥视察。在外海大桥的工地，他边问工程人员边回答具体问题。他还问到经费从哪里来，怎么还？我说2500万美元外资分十年来还，它不能一下子还，要逐年逐年还，利率是几厘，这些都是有规定的，而且是由广东省国投担保的。他听了很高兴，说你们这是创新，解放思想啊。他说，要团结，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只有班子团结，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班子本身要雷厉风行，要身先士卒，要严格要求。见他很高兴，我就想，外海大桥开通时能不能请他来剪彩。因为剪彩时有很多华侨代表要来，到时就不单纯只是个剪彩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对这种解放思想，创新做法进行肯定的问题了。他很爽快地说：可以。
到了1988年6月13日的时候他真的来了。来了一天，住了一个晚上才走。我跟他坐一个车。其间，他提了很多好的意见。他说：你们前段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来日方长，你们绝对不能有骄傲自满的心理，半点都要不得。他又说，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如果你们把它认真搞好了，那情况就会大大不同了。他可能是在做省委书记的时候，看到当年偷渡的情况有感。我说，现在江门的很多华侨回来了，带回20个亿，变成了两个江门共同来建设一个江门，威力就很大了。他们不止是捐赠，从捐赠，办学校开始，慢慢进来投资，引来世界先进商业，引进世界一些有名的大企业。江门市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
那时天气很热，6月份，车上没空调，扇扇子，他都满身大汗。我为什么印象很深呢？因为在剪彩的时候我要讲话。当时我是不太懂讲普通话的，因为华侨多，我的普通话又没有认真学习过，怎么讲呢？习老说：黎子流，你一定要讲普通话。既然领导作了要求，那天我就用普通话发了言。至于讲得好不好，就不管了，那些华侨有些听懂了，有些没有听懂，我也不知道。那一天，他很高兴，对我们鼓励很大。他说，你们要继续努力，侨乡是大有前途的。我感觉到他很和蔼可亲，也很爽朗。
在江门期间，和习老接触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向他汇报侨乡的情况，另一个就是到外海大桥视察。他年纪虽高，但是精神状态很好，说话算数，让我们很感动。
回过头来看，虽然我与习老接触不是很多，但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第一，他是一个非常忠诚于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共产党员。经历过长期的考验，风风雨雨，波波折折。他用本身的实际行动来做。如他的思想作风，他的为人的坚定性。比如他在广东主政时期说：广东要是一个王国就好了。这是向中央要权，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才有了广东后来的改革开放。他历经了革命的锻炼，既有意志的坚定性，又有战略的眼光。他的忠诚于党，忠诚于理念，这一点是永远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和敬重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这不是你们今天来采访我才这样说的。第二，他思想很解放。真是敢想敢说敢做，认准的事情雷厉风行。他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敢于落实华侨政策，敢于平反，敢于引进外资，当时都是遭遇了一些“左”的障碍的，但一步一步坚持走下来了。习老思想是很解放的，是在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的代表人物。第三，他对干部，从他的谈吐中，从他对我提出的要求中，我感觉到很严格，他强调共产党员的本色，坚定性，一定要忠诚于党和改革开放的事业，绝不能动摇。他对干部，做得对的，给你肯定，鼓励，做得不对的，就提出来，还是很平易近人。我陪他视察工地，口头请他来参加剪彩，他当即答应，我也没有想到他能来啊，他这么高龄。天气那么热，设备又不太好，他都能来，所以，这个事情他是挂在心上了。他是言而有信的人啊。另外一个很令我佩服的，就是他的工作作风，轻车简从，他来的时候很少人，只有四五个人。从沙滘公社那次到江门这几次，我都感觉到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作风很朴实。这种优良传统，好作风，很值得我们现在走向新时代的干部学习，继续发扬。
赵伯杰：习仲勋支持推广“清远经验”
赵伯杰广东清远人，1936年11月出生。曾任县委组织部干事、县人委副县长，石潭公社副社长、党委书记，洲心公社党委书记等。1977年后任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兼洲心公社党委书记。1982年后任县委副书记、书记。1988年1月任清远建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1990年5月任市委副书记、1996年任市政协主席。
采访时间：2011年4月18日
采访地点：清远市委办公楼
采访者：陈宪宇 师春苗 谢涛
陈：赵书记您好！作为当时的清远县委副书记，您是“清远经验’的当事人之一，习老对清远经验非常关心支持，可以说，清远经验的推行离不开习老，我们想请您谈谈习老1980年到清远调研和推广清远经验的情况。
赵：清远市国营企业改革的经验(以下简称清远经验)得到充分肯定乃至影响到全省、全国，这与时任省委书记习仲勋等省委领导的高度支持，充分肯定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没有习仲勋书记的支持，肯定就没有“清远经验”的推广、实施。
打倒“四人帮”后，全党工作的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根据新的形势发展，如何加快清远县经济恢复和发展，是摆在县委面前的新课题。当时县委认为：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随即分两套人马，一套对国营企业，一套对农业，深入调查研究。特别是17间国营企业，涉及职工6000多人， 亏损严重，困难很大，职工连发工资都成问题，最多也就发二三十块钱。通过调查，主要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积极性不高，企业缺乏自主权。在调查中，有些国营企业的同志提出：国营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经营管理问题，经营管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可否学习1962年州心公社田间管理责任制，把每块田的产量包到劳动力，超产奖励的办法。当时县委多数同志认为可以先搞试点。从1978年10月开始先在四间国营企业中试搞“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办法。到年终三个月的实践，四个厂的利润比未实行之前的1—9月还多35%，年终上缴利润原来认为无办法完成计划的不仅完成计划还增加了33.8%。初见成效的探索与实践，更加坚定了县委对县17间企业改革的决心，从1979年开始17间国营企业全面铺开。
当年4月，韶关地委在清远召开全区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对清远的做法也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使得我们上下一条心，更加热火朝天搞改革。我们的做法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有些部门认为企业利润包干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发放奖金是资本主义“物质刺激”，给县委带来很大压力。时任省经委主任的王焕同志，还亲自带队下来调查。最后他的结论是：“经验很好，值得推广”，这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王焕同志回去省向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领导汇报，得到他们充分肯定、支持。习仲勋书记听完汇报后指出：“清远经验”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应该肯定、支持，要求清远继续搞好。又说：“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产物，大家熟悉，学起来容易，要认真推广“清远经验”。并帮助他们总结提高，定出几条来，使之日益完善。
同年8月，省委、省政府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习仲勋书记出席会议，并作讲话，旗帜鲜明地肯定“清远经验”，他提出：“清远经验”最可贵的，就是把企业搞活。要把企业搞活，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必须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把企业经营好坏与职工切身利益挂钩，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大大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达到增产增收，扭亏增盈。习书记的这一表态和讲话，无疑是对县委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更加坚定了县委搞好改革的决心，并使这一新生事物坚持下去，健康成长。
那次全省工交增产节约会议结束后，为了更切实地了解和掌握“清远经验”，习仲勋书记亲自带领省委办公厅和省工交、财政厅的负责同志到清远县，实地调查清远县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经验。这是习书记第一次来清远，这次来的时间不长，主要是通过听汇报、座谈、实地了解，更清楚掌握情况。他对当时有些不同看法的同志，耐心地进行教育、分析。习书记说：“清远经验”给人很多启发，那就是要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精简了机构，促进了生产，企业也搞活了，上交财政也没有减少，兼顾国家、集体、职工三者利益，应当允许继续试验。中央给了我们权，我们给县也要分权，不要认为上面的什么文件，就神圣不可侵犯，不敢越雷池半步。最后用了半天时间到洲心公社了解田间管理责任制的情况。由于得到习书记多次讲话的赞扬和肯定，当年的效果很大，17间国营企业户户有盈利，实现425万，比1978 年增加两倍多，比历史上最好的1966年增加一倍多，比当年原定计划130万增295万。
1980年7月，习书记第二次前来清远，陪同前来的有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韶关地委、省经委、计委、财厅等领导。这次来了三天，主要是了解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情况，总结推广“清远经验”。习书记先后与县委、县经委、财政局及氮肥厂等领导座谈，并深入工业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探望职工，观看生产过程，参观企业利用留成利润新建起来的职工宿舍，还和工人、技术人员进行交流。看到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以后的变化，非常高兴。他热情赞扬清远的同志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的革命精神。他说：这次来清远，使我对“清远经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证明省委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这个决心是对的。回头看，这个决心不是下早了，而是下迟了，假设早半年下这个决心，工业形势更好。在领导干部的座谈会上又强调：“清远经验”闯出了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确实把企业搞活了，方向是对的。今后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使这一经验不断完善、提高。各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支持这个新生事物，以促进本身的工作。习书记回去后，于1980年7月29日以中共广东省委文件批转“清远县是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汇报，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
总结起来，习仲勋书记为“清远经验”的总结、推广，先后两次到清远县实地调查了解，召开两次全省性的工交会议动员，召开两次地委书记会议部署、学习推广，最后还以省委正式文件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在全省推广乃至影响全国，习书记是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的，所以说：没有习仲勋书记的决心和魄力就没有“清远经验”，没有习仲勋书记的支持和肯定就没有“清远经验”。
清远县委一直没有辜负习书记的期望，按照省委要求，大胆探索，不断完善。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提出六个方面，并大力精简县管工业的行政机构，减少行政人员，强化县经委职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从而使“清远经验”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17间国营企业改革前的五年(1974—1978年)盈亏相抵实现利润460万元，年平均92万元，改革后的五年(1979—1983年)实现利润3041万元，增长560％，年平均608万元，增六倍多。企业利润留成部分修建厂房4.5万平方米。工人年平均奖金214元(工资年平均67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