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
　　任仲夷说：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高度一致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从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实践相结合。这里，看思想正确与错误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实践。我认为敢于解放思想，就是敢于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才能创新。
　　任仲夷在1978年发表的上述文章中，批判了各种违反实事求是的胡思乱想：
　　有的公然反科学。“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就曾要搞早已被科学否定的“永动机”，还自诩为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把不赞成他的人斥之为因循守旧。
　　有的藐视学问，贬低专家。这也是“四人帮”批“专家路线”、批“臭老九”的流毒和影响。多少年当中形成一种奇怪的舆论，好像知识就是罪过，文盲等于光荣。以至有的负责干部常常向人夸耀：“咱是大老粗，一个大字不识。”每言及此，颇有骄色。还有的讲：“我就是不迷信那些臭知识分子，中国的算盘什么都能算，弄那个X＋Y有什么用，我看是吃饱了饭撑的!”现在听起来很可笑，却真有这样的事。
　　有的夜郎自大，盲目排外。我们说，消除余悸，敢于大胆地采用外国先进技术，这是解放思想。有人却认为，藐视一切外国事物，不把洋人的科学技术放在眼里，这才是解放思想。明明对世界上的情况并不了解，却无根据地胡乱吹嘘这也超过了世界水平，那也“把洋人甩到了后边”。
　　有的不看实际，不顾条件，认为只要敢想敢干，什么都能办到。“只要干劲冲破天，生产月月都能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
　　实践证明，如此“解放思想”，必然违反客观规律，必然带来浮夸风、说大话、说假话、瞎指挥，祸患无穷。这样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应当永远记取吗?
　　为了进行现代化建设，我们所需要的解放思想，决不是上面说的那一类胡想蛮干。真正的思想解放，是要大力发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敢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牢笼和禁区，敢于打破陈规旧套的束缚，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客观规律。不是要把人们的思想从科学那里“解放”出来，而是要使人们的思想更加符合科学。
　　三是反“左”与防右的关系。
　　任仲夷说：“左”和右，都是违反“适度”这个原则的，都是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种偏差，都是不正确的东西。无论“左”或右，都在被反对之列。从理论上讲，应该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看，当前和今后的改革中主要应反对“左”，但同时要防止右。
　　任仲夷同志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道路，作了历史的回顾：建国初期，前八年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快，政治形势是安定的。随后的二十年，由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而每次运动基本上都是反右，下边明明知道是“左”还反右。1957年反右扩大化，这对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很不利。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纠正“左”的，结果又强调反右。三年困难时期有天灾，也有人祸，苏联卡脖子，我们搞瞎指挥。天灾加人祸，人祸我们不能低估。“左”上加“左”，造成经济失调。三年调整，本来不错，后来“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搞一条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到了崩溃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流毒仍然是极大的阻力，成了干扰我们改革进行曲的一种极不和谐的噪音。
　　在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任仲夷在讨论江泽民同志的《报告》时，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提出：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当前和今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我们要谨记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问题上，不是同等对待的，他强调的主要是防“左”。这是对我们党内情况、对我国国情深刻了解，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我们党过去几十年犯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我认为，在我们党内思想上，“左”的思想已经形成体系，以致造成巨大危害，置党于危难的境地。而右的思想没有成为一个体系。“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党内不少同志长期以来都以为“左”是方法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怕右不怕“左”的恐右症至今还束缚着许多干部的思想和手脚，所以消除“左”的影响仍然是当前和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必须看到，现在还有人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式，散布和宣扬极左的思想，甚至把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说成是右倾。对此必须引起特别警惕，绝不可等闲视之。
　　“左”毒尚未肃清，同志仍须努力。人们啊，千万不要忘记这个痛苦的现实。
　　四是搞活与管严的关系。
　　任仲夷说：搞活与管严，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统一体。二者是相辅相成而又互相制约的。搞活与管严都是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给广东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二者都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
　　从理论上讲，该搞活的时候就应搞活，该管严的时候则应管严。但从具体情况来看，由于我们过去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划上了等号，过分强调了统一，强调了集中，以致管得过严，统得过死，妨碍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为了纠正这种弊病，我们才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旧政策、旧框框。因此，搞活与管严，搞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管严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我们首先要强调搞活，在搞活的同时加强管理，管严是为了更好地搞活。怎样使搞活与管严配合“适度”?仲夷同志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一活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弊病，做到“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1980年5月21日，在辽宁省工业交通会议上，在谈到如何进一步把经济搞活时，任仲夷同志提出了著名的“允许变通，不许变相”的观点。他具体阐述说：“我所说的变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政策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变通和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是一致的，是为了因时、因事、因地制宜，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绝不可把变通弄成变相的违反政策。对于违法乱纪行为，一定要坚决制止，严肃处理。”并说：“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搞活，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违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一致的原则，不能违反党的方针政策。”
　　1980年12月12日，在广东省委向谷牧同志汇报特区情况时，任仲夷提出：“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特区就要更‘特’一些，要‘特中之特’，这个指导思想很重要。”但对于干部和党员来说，“不能搞特殊化，不能搞特权，不能当特殊党员。”并提出：“在经济工作上要更活，在执行纪律上要更严。”
　　1982年1月19日，在中共广东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任仲夷同志在强调坚持“三放”，即“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同时，提出要加强“四管”：一是计划和综合平衡要管好；二是市场和物价要管好；三是奖金使用要管好；四是经济纪律要管好。通过“三放”和“四管”，做到活而不乱。
　　五是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任仲夷说：这里所说的集体，包括大集体(国家)和小集体(地方、单位、企业)，所以，实际上是指国家、集体(小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矛盾的方面，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善于兼顾三者的利益。是否兼顾了三者利益，是衡量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之一。
　　1981年8月4日至12日，任仲夷同志到广东省韶关地区检查工作，沿途对地、县、社、厂的领导再三讲了这个观点。他说：“做领导者，要搞好两条：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二是关心群众切身利益，两者缺一不可。思想政治工作要建筑在党的方针、政策上，围绕生产这个中心去进行。在‘四人帮’时期，越‘革命’越穷，这行吗?我们一方面要教育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懂得大河无水小河干的道理，认识到要使自己的荷包胀一点，就必须同国家、集体的大荷包连起来。另一方面，要关心群众生活，要给工人、农民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我们中国人民过惯了穷日子，要求是不会过分的，有一点改善就满意了。所以，我们要力求每天好一点。当领导的也要懂得，大河小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大河无水小河固然要干，小河无水大河也要干。兼顾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这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
　　这是“互为因果论”。
　　但在另外的场合，仲夷同志更强调“小河没水大河干”，强调“大海的水是由大江大河的水汇流而成，大河的水是由小河、小溪的水汇流而成。”他说：
　　“‘大河没水小河干’，《词源》上也有此成语。我估计这个成语可能是在还不知大河的发源时形成的，或者是明知这个事实，为了宣传某种观点，而故意忽视它的存在。
　　“再就是人们只看到大河的下半截。大河的下半截确实是‘大河没水小河干’，因为小河的水都是大河灌进去的。但是大河的上半截，更准确地说，大河的源头又是怎样的呢?到源头一看，就明白了。许许多多涓涓细流的小河，最后汇聚成黄河、长江……等等大河。
　　“所以，饮水应当思源，大河之水，还是从小河来的。因此，‘大河没水小河干’一语，是不全面的，只看到现象，没有追根求源。我们不要忘掉大河之源。”
　　这是“源头论”。这似乎反映了仲夷同志更深层次的“民本主义”思想，和他一贯主张的“政治上立足于民，经济上藏富于民，政策上取信于民”的“三民观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