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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铁路运输系统的一名自由摄影人，早年毕业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参加工作后，曾在列车上做过检车员工作，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事摄影工作后，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留下了许多人生旅途的印记。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满身汗泥，倚在车门头，站着就睡着了。我看着这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钟，我不能给她帮助，心里十分难受和自责。就在快门释放的一瞬间，我的心被刺痛了，忆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1995 年7 月，列车停在了西宁站台上，一位年轻军人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送站，小女孩哭喊着，死活要跟妈妈去，原来出乘的列车员是她妈妈。列车终于启动了，那小女孩呼唤妈妈的声音随着列车的远去，被列车的轰鸣声给淹没了，那列车员妈妈不停地挥手。透过车窗，在阳光照射下，我分明看见了列车员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我被感动了。这就是母亲，一个普通的列车员母亲。
我躺在卧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孩子满脸流泪的可怜相不时浮现在眼前，那撕心裂肺般呼唤妈妈的声音，一直响在耳畔，使我想起了自己三岁那年失去母亲，五岁那年失去父亲。那时还没有记忆，想象中比她哭得还厉害。到现在我也记不清母亲父亲长得什么样子。打我记事起，是嫂子带着我，她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把我拉扯大。是姐弟之情，还是母亲之爱？我说不清楚。可是，我深深地懂得，正是这种爱，弥补了我心中的伤痕。
很多人坐火车不习惯，睡不着觉，而我正相反。这些年总在外面跑，平均每年乘车上百次，也许习惯了这种环境。一次，我睡在中铺，睡到半夜正香时，被下铺一位老太太叫醒，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原来我的呼噜声太大了，影响了大家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说，她一夜没合眼，我听了这话，心里这个不好意思，赶紧说：“对不起！”
1998 年4 月，我随李振盛老师去齐齐哈尔，采访三十多年前满身戴着毛主席像章的解放军战士王国祥。在返回的列车上，我与《江城晚报》记者小车同行。上车后，一回头看见了身着黄色袈裟的年长和尚正手持车票找铺位，找到铺位后我们坐到了一起。在交谈中，得知他是普陀寺九十二岁的老方丈，前来齐齐哈尔寺院看望他一百多岁的师父。我看小车和他谈得很亲热，我拿起相机拍了起来。突然，小车说：“您老人家给我看看病呗。”老方丈说：“你有什么病？红光满面的。”说完站了起来，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洁白的线手套，戴在手上，顺势将左手两指托住小车的手腕，右手两指按住脉穴，号起脉来。这时，看我手持相机，他顺口说：“别照啊！”我听后没做任何反应，下意识地举起相机，就在我迅速调焦的一瞬间，与他一双明亮的眼神重合了，留住了这一难得的镜头。
那明亮的眼神，那洁白的手套，那圣洁的心灵，那佛家的慈悲，那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都融入了这一瞬间。
我没能尊重他老人家，心里很愧疚。有时心里很矛盾，不知道该怎样才对。摄影这行当是带有侵犯性的。有些镜头可遇不可求，像这样的镜头，恐怕今后不会再遇上了。
1999 年5 月23 日，我刚从澳门采访归来，兴奋还没有消除，又在广州登上了九龙到上海的100 次旅游列车。经过一夜的旅途，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习惯性地背上我的小徕卡相机，到车厢里转转。当我来到10 号车厢时，眼睛顿时一亮，一群穿紫红色袈裟的喇嘛兴高采烈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有说有笑，于是我拿出相机就拍。就在这时，一个脸圆圆的胖乎乎的年轻喇嘛笑着对我说：“嗨！好面熟啊！”我也觉得他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随后问：“你们是哪个寺院的？”“我们是拉卜楞寺的。”我一下想起来了，我曾四次去甘南。于是我们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感情一下拉近了。我提议为他拍照，他高兴地向我点点头。我正要按快门时，他从怀里掏出一条金黄色的哈达，两手高高地擎起向我献上。我心里一阵激动，同时按下快门。
在列车上拍片，既要克服光照低、列车晃动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车工作人员的误解；既要忍受个别旅客的刁难，又要忍饥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1995 年盛夏，列车通过“火炉”武汉时，车厢里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旅客严重超员，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热得我浑身是汗，头发跟水洗过一样，T 恤衫全部湿透，必须到餐车要盐面冲水喝补充盐分。红色T 恤衫干后结成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我真想留作纪念，由于随行衣服带得少，只好洗掉。那次终因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虚脱晕过去。
1991 年，一趟哈尔滨到上海的列车超员两倍多，座席底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里挤满了人，我夹在人群里，挤也挤不过去，想出来也出不来，卡在中间一动不能动，趁列车来个紧急制动，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我要到另一节车厢去，只能下车走，可我还没走到那节车厢的车厢门时，车就开了。我赶紧跑两步，顺手抓住车门栏杆把手。列车在站内运行时速度还很低，身体还能保持垂直，等到出站后，车速快了，我的身体开始倾斜飘起来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车门“咔啦”一声打开了，列车员和几名旅客把我拽上车。我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苍白的脸上淌着虚汗，十多分钟站不起来。到现在我也记不清那是什么站，一想起这些，心里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很多人说我可以不上，乘下趟车走，我说不上不行呵！我的摄影包在车上，里面有镜头胶卷等好多用品。那是我摄影人生中刻苦铭心的最危险的经历。
常有朋友问我：“你在列车上拍片，遇到过麻烦没有？”我只是笑笑，这种笑其实是一种苦笑，其背后有一种难言的痛楚。
车长最忌拍片，生怕我给曝光什么。有时车长很客气地给我让到软卧车上，又是倒茶、又是敬烟，到点叫我到餐车用餐，其实是把我软禁起来。我背着相机到车里串来串去，车长不解地说：“给你软卧，你不休息，到车厢里串什么？”他哪能理解我呀！有时为了解除车长的顾虑，我将拍好的照片和发表照片的报纸杂志给他们看，一再解释，我拍的是旅客生活，与车长无关。有时，我為了不打搅车长，下了这趟车，又上那趟车，在车厢里挤来挤去，拍来拍去，好多镜头都是这样拍的。
常言说：“不怕贼偷，就怕贼瞅。”我在车厢里一次次串来串去，眼睛不时地在搜索，有些旅客警觉性很高，提防我，暗地里通报乘警，警察审查我，看我的证件，弄得我哭笑不得。还有一次，我在车上被人误解，不由分说，被人夺走了相机，列车长、乘警都不向着我说话，弄得我有理也说不清。
我从小喜欢画画，梦想当画家，凭着我这点天分，一直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到了不惑之年，一不留神，掉进了摄影圈里，真有一种误入歧途和上贼船的感觉。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只能往前跑，一条道跑到黑。
我这人生来头脑简单，属于真正的东北人，几句好话下来能把心掏给人家。我觉得做人和做事是一样的，做不好人，同样也做不好事。爱说实话，伤了不少人。我爱人常劝我学着会说点话，我深知教的曲唱不得，一想这把年纪了，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真是江山难改，秉性难移。
回想起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过来了，是苦是甜我说不清楚，总觉得在摄影上感情投资太大，付出太多。我曾两次摔成肋骨骨折，三九天掉进冰冷的松花江，坐汽车扎进兴凯湖，又不小心滑倒将左腿胫骨摔成骨折，顺势掉进无底的镜泊湖，若不是影友长江和女儿把我救上岸边，恐怕早就没了性命。别人说我多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能沾了我的名字的光，有福气。但令我欣慰的是摄影回报了我，不是金牌，也不是金钱，而是摄影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摄影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这颗挂满伤痕的心，得到了一丝甜甜的慰藉。
（田树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火车上的中国人》）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满身汗泥，倚在车门头，站着就睡着了。我看着这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钟，我不能给她帮助，心里十分难受和自责。就在快门释放的一瞬间，我的心被刺痛了，忆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1995 年7 月，列车停在了西宁站台上，一位年轻军人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送站，小女孩哭喊着，死活要跟妈妈去，原来出乘的列车员是她妈妈。列车终于启动了，那小女孩呼唤妈妈的声音随着列车的远去，被列车的轰鸣声给淹没了，那列车员妈妈不停地挥手。透过车窗，在阳光照射下，我分明看见了列车员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我被感动了。这就是母亲，一个普通的列车员母亲。
我躺在卧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孩子满脸流泪的可怜相不时浮现在眼前，那撕心裂肺般呼唤妈妈的声音，一直响在耳畔，使我想起了自己三岁那年失去母亲，五岁那年失去父亲。那时还没有记忆，想象中比她哭得还厉害。到现在我也记不清母亲父亲长得什么样子。打我记事起，是嫂子带着我，她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把我拉扯大。是姐弟之情，还是母亲之爱？我说不清楚。可是，我深深地懂得，正是这种爱，弥补了我心中的伤痕。
很多人坐火车不习惯，睡不着觉，而我正相反。这些年总在外面跑，平均每年乘车上百次，也许习惯了这种环境。一次，我睡在中铺，睡到半夜正香时，被下铺一位老太太叫醒，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原来我的呼噜声太大了，影响了大家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说，她一夜没合眼，我听了这话，心里这个不好意思，赶紧说：“对不起！”
1998 年4 月，我随李振盛老师去齐齐哈尔，采访三十多年前满身戴着毛主席像章的解放军战士王国祥。在返回的列车上，我与《江城晚报》记者小车同行。上车后，一回头看见了身着黄色袈裟的年长和尚正手持车票找铺位，找到铺位后我们坐到了一起。在交谈中，得知他是普陀寺九十二岁的老方丈，前来齐齐哈尔寺院看望他一百多岁的师父。我看小车和他谈得很亲热，我拿起相机拍了起来。突然，小车说：“您老人家给我看看病呗。”老方丈说：“你有什么病？红光满面的。”说完站了起来，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洁白的线手套，戴在手上，顺势将左手两指托住小车的手腕，右手两指按住脉穴，号起脉来。这时，看我手持相机，他顺口说：“别照啊！”我听后没做任何反应，下意识地举起相机，就在我迅速调焦的一瞬间，与他一双明亮的眼神重合了，留住了这一难得的镜头。
那明亮的眼神，那洁白的手套，那圣洁的心灵，那佛家的慈悲，那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都融入了这一瞬间。
我没能尊重他老人家，心里很愧疚。有时心里很矛盾，不知道该怎样才对。摄影这行当是带有侵犯性的。有些镜头可遇不可求，像这样的镜头，恐怕今后不会再遇上了。
1999 年5 月23 日，我刚从澳门采访归来，兴奋还没有消除，又在广州登上了九龙到上海的100 次旅游列车。经过一夜的旅途，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习惯性地背上我的小徕卡相机，到车厢里转转。当我来到10 号车厢时，眼睛顿时一亮，一群穿紫红色袈裟的喇嘛兴高采烈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有说有笑，于是我拿出相机就拍。就在这时，一个脸圆圆的胖乎乎的年轻喇嘛笑着对我说：“嗨！好面熟啊！”我也觉得他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随后问：“你们是哪个寺院的？”“我们是拉卜楞寺的。”我一下想起来了，我曾四次去甘南。于是我们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感情一下拉近了。我提议为他拍照，他高兴地向我点点头。我正要按快门时，他从怀里掏出一条金黄色的哈达，两手高高地擎起向我献上。我心里一阵激动，同时按下快门。
在列车上拍片，既要克服光照低、列车晃动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车工作人员的误解；既要忍受个别旅客的刁难，又要忍饥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1995 年盛夏，列车通过“火炉”武汉时，车厢里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旅客严重超员，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热得我浑身是汗，头发跟水洗过一样，T 恤衫全部湿透，必须到餐车要盐面冲水喝补充盐分。红色T 恤衫干后结成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我真想留作纪念，由于随行衣服带得少，只好洗掉。那次终因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虚脱晕过去。
1991 年，一趟哈尔滨到上海的列车超员两倍多，座席底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里挤满了人，我夹在人群里，挤也挤不过去，想出来也出不来，卡在中间一动不能动，趁列车来个紧急制动，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我要到另一节车厢去，只能下车走，可我还没走到那节车厢的车厢门时，车就开了。我赶紧跑两步，顺手抓住车门栏杆把手。列车在站内运行时速度还很低，身体还能保持垂直，等到出站后，车速快了，我的身体开始倾斜飘起来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车门“咔啦”一声打开了，列车员和几名旅客把我拽上车。我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苍白的脸上淌着虚汗，十多分钟站不起来。到现在我也记不清那是什么站，一想起这些，心里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很多人说我可以不上，乘下趟车走，我说不上不行呵！我的摄影包在车上，里面有镜头胶卷等好多用品。那是我摄影人生中刻苦铭心的最危险的经历。
常有朋友问我：“你在列车上拍片，遇到过麻烦没有？”我只是笑笑，这种笑其实是一种苦笑，其背后有一种难言的痛楚。
车长最忌拍片，生怕我给曝光什么。有时车长很客气地给我让到软卧车上，又是倒茶、又是敬烟，到点叫我到餐车用餐，其实是把我软禁起来。我背着相机到车里串来串去，车长不解地说：“给你软卧，你不休息，到车厢里串什么？”他哪能理解我呀！有时为了解除车长的顾虑，我将拍好的照片和发表照片的报纸杂志给他们看，一再解释，我拍的是旅客生活，与车长无关。有时，我為了不打搅车长，下了这趟车，又上那趟车，在车厢里挤来挤去，拍来拍去，好多镜头都是这样拍的。
常言说：“不怕贼偷，就怕贼瞅。”我在车厢里一次次串来串去，眼睛不时地在搜索，有些旅客警觉性很高，提防我，暗地里通报乘警，警察审查我，看我的证件，弄得我哭笑不得。还有一次，我在车上被人误解，不由分说，被人夺走了相机，列车长、乘警都不向着我说话，弄得我有理也说不清。
我从小喜欢画画，梦想当画家，凭着我这点天分，一直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到了不惑之年，一不留神，掉进了摄影圈里，真有一种误入歧途和上贼船的感觉。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只能往前跑，一条道跑到黑。
我这人生来头脑简单，属于真正的东北人，几句好话下来能把心掏给人家。我觉得做人和做事是一样的，做不好人，同样也做不好事。爱说实话，伤了不少人。我爱人常劝我学着会说点话，我深知教的曲唱不得，一想这把年纪了，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真是江山难改，秉性难移。
回想起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过来了，是苦是甜我说不清楚，总觉得在摄影上感情投资太大，付出太多。我曾两次摔成肋骨骨折，三九天掉进冰冷的松花江，坐汽车扎进兴凯湖，又不小心滑倒将左腿胫骨摔成骨折，顺势掉进无底的镜泊湖，若不是影友长江和女儿把我救上岸边，恐怕早就没了性命。别人说我多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能沾了我的名字的光，有福气。但令我欣慰的是摄影回报了我，不是金牌，也不是金钱，而是摄影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摄影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这颗挂满伤痕的心，得到了一丝甜甜的慰藉。
（田树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火车上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