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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过程中，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的关系，是需要在理论上做出的回答。从哲学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其产生、发展，还是如今中国化的每一个步骤，都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某种独特的关联。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与差异，是无论学习哪种哲学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契合；差异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成为了现实。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國传统哲学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然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以来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最后，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融合。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
（1）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契合。哲学基本问题是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决定着整个哲学体系的特征和性质。恩格斯在概括和总结哲学发展史上哲学基本问题的演化过程时，以明确的形式提出了这一著名论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明确回答，在本体论方面坚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在认识论方面坚持可知论，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中国传统哲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每个时期都有一个讨论、争辩的主题，但是都体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与中国传统哲学在不同时期思考与讨论的基本问题大致是相同的。
（2）“实践”与“知行合一”的契合。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和核心概念，它不仅科学地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和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还强调哲学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把“行”与“知”相提并论，强调“知”必须落到“行”中。然而中国古代哲学中“行”的主体方面，具有个人道德实践的倾向。这种实践思想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实践的认识高度。但是，个人生活也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儒家哲学也十分重视民族群体的实践活动。
（3）“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的契合。中国古代思想家曾提出过各种社会理想，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它的基本特征在于：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平等。因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刚开始接触并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时，就很自然地把它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社会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科学的唯物史观，解释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人类的理想社会是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差异
（1）超越精神的不同。冯友兰认为，中西哲学的不同首先表现为，它们在寻找和确立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不同。西方哲学体现了虔诚而深沉的宗教情怀，中国哲学则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古希腊的思辨哲学决定了西方人长于思辨，富有理想传统的文化特色。而基督教则融注成西方文化中特有的浓郁的宗教超越意识，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外在人格化的神灵。中国的人生智慧则是理性的，是以理性的精神来反思宇宙与人生。中国儒道佛哲学的超越意识，都是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内在的心，所以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是追求内在的超越。
（2）宇宙态度的不同。西方哲学一向以知识论与宇宙论见长，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就把求知、思辨当做生活的乐趣所在。西方哲学与科学在思维方式上也是相通的，按冯友兰的说法就是主客对立。关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对立的区分，用中国哲学术语可转化为“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内圣”代表着中国哲学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由意识，“外王”则代表西方哲学注重事功的进取意识。虽然中国哲学家多讲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但内圣与外王相比内圣又具有着根本的意义。此即形成中国哲学中的内圣之学的博大精深，而外王之学则未成系统的特点。
（3）哲学思辨智性的不同。关于哲学的表述方法，冯友兰指出有两种：一种是正的方法，是说哲学的对象是什么；一种是负的方法，则是不说它。因为有些哲学的对象很难用日常用语表达清楚，但又必须表述，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哲学家只能说它不是什么。西方哲学所使用的是正的方法，绝大多数哲学派别都坚信哲学能够清楚地表达一切对象。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是负的方法，中国哲学家认为哲学的对象是很难用语言概念来表达的，因此应该用否定的方式来间接地表达。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智性思辨方法，冯友兰认为一个完全的哲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完善而理想的哲学智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未来走向
中国哲学史上有两次中西哲学交流，第一次是汉初印度佛教的传入，第二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涌进，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生根发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建构本质上也要求中国传统哲学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也就是说，二者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当今哲学的全球化、现代化趋势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们要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今时代的生命力和世界性意义，一个真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建设的春天才会到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步伐才不会停止，中国传统哲学的时代意义才能够彰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张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2.25
[2]周全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研究述略[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2.15
[3]汪信砚.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2.7.10
作者简介
赵丹（1993-），女，陕西西安人，西北政法大学2015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契合；差异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成为了现实。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國传统哲学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然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以来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最后，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融合。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
（1）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契合。哲学基本问题是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决定着整个哲学体系的特征和性质。恩格斯在概括和总结哲学发展史上哲学基本问题的演化过程时，以明确的形式提出了这一著名论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明确回答，在本体论方面坚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在认识论方面坚持可知论，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中国传统哲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每个时期都有一个讨论、争辩的主题，但是都体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与中国传统哲学在不同时期思考与讨论的基本问题大致是相同的。
（2）“实践”与“知行合一”的契合。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和核心概念，它不仅科学地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和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还强调哲学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把“行”与“知”相提并论，强调“知”必须落到“行”中。然而中国古代哲学中“行”的主体方面，具有个人道德实践的倾向。这种实践思想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实践的认识高度。但是，个人生活也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儒家哲学也十分重视民族群体的实践活动。
（3）“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的契合。中国古代思想家曾提出过各种社会理想，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它的基本特征在于：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平等。因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刚开始接触并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时，就很自然地把它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社会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科学的唯物史观，解释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人类的理想社会是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差异
（1）超越精神的不同。冯友兰认为，中西哲学的不同首先表现为，它们在寻找和确立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不同。西方哲学体现了虔诚而深沉的宗教情怀，中国哲学则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古希腊的思辨哲学决定了西方人长于思辨，富有理想传统的文化特色。而基督教则融注成西方文化中特有的浓郁的宗教超越意识，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外在人格化的神灵。中国的人生智慧则是理性的，是以理性的精神来反思宇宙与人生。中国儒道佛哲学的超越意识，都是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内在的心，所以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是追求内在的超越。
（2）宇宙态度的不同。西方哲学一向以知识论与宇宙论见长，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就把求知、思辨当做生活的乐趣所在。西方哲学与科学在思维方式上也是相通的，按冯友兰的说法就是主客对立。关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对立的区分，用中国哲学术语可转化为“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内圣”代表着中国哲学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由意识，“外王”则代表西方哲学注重事功的进取意识。虽然中国哲学家多讲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但内圣与外王相比内圣又具有着根本的意义。此即形成中国哲学中的内圣之学的博大精深，而外王之学则未成系统的特点。
（3）哲学思辨智性的不同。关于哲学的表述方法，冯友兰指出有两种：一种是正的方法，是说哲学的对象是什么；一种是负的方法，则是不说它。因为有些哲学的对象很难用日常用语表达清楚，但又必须表述，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哲学家只能说它不是什么。西方哲学所使用的是正的方法，绝大多数哲学派别都坚信哲学能够清楚地表达一切对象。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是负的方法，中国哲学家认为哲学的对象是很难用语言概念来表达的，因此应该用否定的方式来间接地表达。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智性思辨方法，冯友兰认为一个完全的哲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完善而理想的哲学智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未来走向
中国哲学史上有两次中西哲学交流，第一次是汉初印度佛教的传入，第二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涌进，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生根发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建构本质上也要求中国传统哲学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也就是说，二者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当今哲学的全球化、现代化趋势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们要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今时代的生命力和世界性意义，一个真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建设的春天才会到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步伐才不会停止，中国传统哲学的时代意义才能够彰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张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2.25
[2]周全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研究述略[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2.15
[3]汪信砚.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2.7.10
作者简介
赵丹（1993-），女，陕西西安人，西北政法大学2015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