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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常常遭到不公平待遇，合同欺诈、拖欠工钱、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等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
农民工：“最容易受伤”的一个社会群体
在采访中，农民工反映最强烈的是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认为，农民工进城干的大多是脏活、累活，许多用工单位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较差，缺乏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农民工的人身安全难以保障。
来自重庆江津市大桥乡洪海村的肖传远有着切肤之痛。1999年4月11日，他随同长寿区一名包工头到广州海珠区从事工程建筑。可干了没半个月，由于施工方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他就在一次工程爆破中，被炸药、碎石、泥土溅伤了双眼，医院诊断为双眼碱烧伤致失明。当时包工头只支付了5万元的治疗费。然而由于伤势严重，不断恶化，治疗费远远不够。肖传远曾数十次找工程所属单位和包工头，要求承担医疗费，均遭拒绝。他曾到政府、劳动等部门上访，也未得到圆满答复。最后，他将工程所属单位和包工头一并告上法庭，法院最终的判决只是让包工头赔偿20万元的医疗、误工、生活补助等费用，工程所属单位却逃脱了责任。
肖传远说，五年过去了，除了当时包工头支付的5万元治疗费外，其余的赔偿费分文没得，包工头人也找不到，法院的判决成了“法律白条”！由于长期受伤痛和家庭生活的双重折磨，正值壮年的他已日渐苍老，丧失了劳动力，生活起居全靠别人照顾。他说，自他出事以后，全家失去了惟一的“顶梁柱”，一年到头不仅没收成，还要四处借款，支付昂贵的医疗费。60多岁的父母也患有重症，父亲得了肺穿孔，母亲患有糖尿病，无钱治疗。肖传远痛苦地说：“日子简直太难熬了，有时我真想自杀！”
重庆市农委法制处处长高兴明告诉记者，重庆市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很多，像肖传远一样，合法权益遭到侵犯的不在少数。一些用工企业违反劳动法规，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不缴各类保险金，也不给农民工节假日，劳保福利待遇差。一些农民工愤愤不平地说：“农民工同样是劳动者，同样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合法的权益就如同‘草芥’，随时都可能被侵犯，社会对我们太不公平了！”
农民工维权为何难
长期以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渠道较为单一，劳务输出缺乏组织，这就为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行为埋下了隐患。肖传远所在的洪海村有四千多人，其中，年轻人占40%。而这些年轻人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了进城打工。肖传远告诉记者，村里人外出务工始自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人去了重庆、广东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他说，现在村民们外出打工就像一盘散沙，缺乏有效的组织，基本上都是通过熟人介绍，或自己到城里去找工作，有很大的盲目性，上当受骗在所难免。据肖传远回忆：“当初去广州打工前，许多农民工曾要求与包工头签订用工协议，却遭到了包工头的拒绝，还扬言说谁要求签合同就开除谁。”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近几年，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开始进城“淘金”。他说，由于缺乏组织，再加上农民工素质较低，劳动技能较差，使得他们在与用工单位进行对话时常常处于劣势。记者调查发现，用人单位故意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不给他们办理社会保险、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等损害农民工权益的现象已经成了见怪不怪的事情。许多农民工生怕被老板“炒鱿鱼”，只好忍气吞声。
重庆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处处长王丹丽告诉记者，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重庆法律援助中心接待了不少民工追讨工资和人身损害补偿金等方面的咨询，然而受理的案件却不到咨询总量的10%。她认为，大多数案件之所以不能受理，主要是缺乏有效证据，一些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根本没有签订用工协议，难以取证。没有劳动合同，判断法律劳动关系便存在一定困难，农民工依靠法律维权步履维艰。
呼唤完善的法律和诚信的用工机制
针对当前农民工维权难问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晓群建议从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建立诚信的用工机制等方面入手，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把侵权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一是健全和完善劳动法规。1993年《劳动法》颁布后，对依法调整社会劳动关系，规范用人单位行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劳动法》的规定比较宏观，对涉及保护职工收入所得、社会保险、人身保护方面的规定不够具体和完善，缺乏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这给劳动执法部门的执法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压力。比如《劳动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但没有规定不签订合同如何处罚，如今用人单位不签合同或者签订不平等合同已成为侵害劳动者权益的首要问题。加快制订与《劳动法》相配套的《劳动合同法》《工会保障法》和《工资法》等法律已成当务之急。
二是建立诚信的用工机制。劳动部门制定统一的劳务合同，要求用工单位在聘用农民工时与其签订合同，把劳务合同的执行情况作为评价用人单位资质、诚信度的重要依据。实施合同工资制和用人单位工资支付报告制度，建立工资支付情况监控网络，对拖欠工资问题采取定期检查、定期公布、定期预警预报，对欠薪严重的企业采取强制措施，通知企业开户银行将其来往资金优先纳入工资预留户，用于企业补发所欠工资。
三是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是加快新建企业工会组建步伐，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通过法定渠道维护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其次，推进厂务公开工作，完善职业民主管理机制，从源头上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此外要进一步健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制，促使劳动争议得到及时、公正、合理的解决。
农民工：“最容易受伤”的一个社会群体
在采访中，农民工反映最强烈的是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认为，农民工进城干的大多是脏活、累活，许多用工单位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较差，缺乏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农民工的人身安全难以保障。
来自重庆江津市大桥乡洪海村的肖传远有着切肤之痛。1999年4月11日，他随同长寿区一名包工头到广州海珠区从事工程建筑。可干了没半个月，由于施工方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他就在一次工程爆破中，被炸药、碎石、泥土溅伤了双眼，医院诊断为双眼碱烧伤致失明。当时包工头只支付了5万元的治疗费。然而由于伤势严重，不断恶化，治疗费远远不够。肖传远曾数十次找工程所属单位和包工头，要求承担医疗费，均遭拒绝。他曾到政府、劳动等部门上访，也未得到圆满答复。最后，他将工程所属单位和包工头一并告上法庭，法院最终的判决只是让包工头赔偿20万元的医疗、误工、生活补助等费用，工程所属单位却逃脱了责任。
肖传远说，五年过去了，除了当时包工头支付的5万元治疗费外，其余的赔偿费分文没得，包工头人也找不到，法院的判决成了“法律白条”！由于长期受伤痛和家庭生活的双重折磨，正值壮年的他已日渐苍老，丧失了劳动力，生活起居全靠别人照顾。他说，自他出事以后，全家失去了惟一的“顶梁柱”，一年到头不仅没收成，还要四处借款，支付昂贵的医疗费。60多岁的父母也患有重症，父亲得了肺穿孔，母亲患有糖尿病，无钱治疗。肖传远痛苦地说：“日子简直太难熬了，有时我真想自杀！”
重庆市农委法制处处长高兴明告诉记者，重庆市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很多，像肖传远一样，合法权益遭到侵犯的不在少数。一些用工企业违反劳动法规，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不缴各类保险金，也不给农民工节假日，劳保福利待遇差。一些农民工愤愤不平地说：“农民工同样是劳动者，同样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合法的权益就如同‘草芥’，随时都可能被侵犯，社会对我们太不公平了！”
农民工维权为何难
长期以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渠道较为单一，劳务输出缺乏组织，这就为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行为埋下了隐患。肖传远所在的洪海村有四千多人，其中，年轻人占40%。而这些年轻人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了进城打工。肖传远告诉记者，村里人外出务工始自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人去了重庆、广东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他说，现在村民们外出打工就像一盘散沙，缺乏有效的组织，基本上都是通过熟人介绍，或自己到城里去找工作，有很大的盲目性，上当受骗在所难免。据肖传远回忆：“当初去广州打工前，许多农民工曾要求与包工头签订用工协议，却遭到了包工头的拒绝，还扬言说谁要求签合同就开除谁。”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近几年，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开始进城“淘金”。他说，由于缺乏组织，再加上农民工素质较低，劳动技能较差，使得他们在与用工单位进行对话时常常处于劣势。记者调查发现，用人单位故意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不给他们办理社会保险、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等损害农民工权益的现象已经成了见怪不怪的事情。许多农民工生怕被老板“炒鱿鱼”，只好忍气吞声。
重庆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处处长王丹丽告诉记者，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重庆法律援助中心接待了不少民工追讨工资和人身损害补偿金等方面的咨询，然而受理的案件却不到咨询总量的10%。她认为，大多数案件之所以不能受理，主要是缺乏有效证据，一些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根本没有签订用工协议，难以取证。没有劳动合同，判断法律劳动关系便存在一定困难，农民工依靠法律维权步履维艰。
呼唤完善的法律和诚信的用工机制
针对当前农民工维权难问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晓群建议从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建立诚信的用工机制等方面入手，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把侵权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一是健全和完善劳动法规。1993年《劳动法》颁布后，对依法调整社会劳动关系，规范用人单位行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劳动法》的规定比较宏观，对涉及保护职工收入所得、社会保险、人身保护方面的规定不够具体和完善，缺乏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这给劳动执法部门的执法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压力。比如《劳动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但没有规定不签订合同如何处罚，如今用人单位不签合同或者签订不平等合同已成为侵害劳动者权益的首要问题。加快制订与《劳动法》相配套的《劳动合同法》《工会保障法》和《工资法》等法律已成当务之急。
二是建立诚信的用工机制。劳动部门制定统一的劳务合同，要求用工单位在聘用农民工时与其签订合同，把劳务合同的执行情况作为评价用人单位资质、诚信度的重要依据。实施合同工资制和用人单位工资支付报告制度，建立工资支付情况监控网络，对拖欠工资问题采取定期检查、定期公布、定期预警预报，对欠薪严重的企业采取强制措施，通知企业开户银行将其来往资金优先纳入工资预留户，用于企业补发所欠工资。
三是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是加快新建企业工会组建步伐，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通过法定渠道维护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其次，推进厂务公开工作，完善职业民主管理机制，从源头上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此外要进一步健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制，促使劳动争议得到及时、公正、合理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