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夏秋之际，湖南人谭嗣同以候补知府的身份寓居南京，并且时常往来上海与南京之间，和众多维新人士相互砥砺，寻求维新变法之途。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求学生涯之后，他的思想已经渐渐趋于成熟，《仁学》一书，由是瓜熟蒂落，这部五万余字的奇书，内容庞杂多端，汪洋恣肆，成为了晚清维新之际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著作之一。谭嗣同为何要撰写这样一部以“仁”为主题的著作，“仁学”发展到近代，又有着怎样特别的内涵呢？记者先后求教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和著名学者、湖南师范大学郑焱教授，探寻这段贯穿近代中国史和湖湘文化史上的脉络渊源。
　　“冲决网罗”
　　“仁”是中国古代儒学的基本概念，孔子讲“仁”，孟子讲“仁政”，朱熹讲“仁生”，晚清康有为提出了“仁本”概念，谭嗣同在《仁学》之中力求继承的，正是这一传统的思想体系。
　　《仁学》的篇幅虽然不长，内容却相当丰富，谭嗣同个人的经历也由此可见一斑。郑焱教授介绍，谭嗣同青少年时期曾经跟随“浏阳三先生”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学习儒学，后来自学庄子、墨子，并且吸收了基督教和西方哲学，以及近代科学思想，从梁启超那里接受了康有为的公羊派学说，到南京后，还曾经跟随佛学家杨仁会研究佛学，所以《仁学》这部书，思想极为博大精深，可谓“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也就是融合以上各家的思想于一体。
　　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提出了“仁”这个根本性的概念，在他看来，仁是天地万物之源，万事万物相通，一切平等，他由此推断出，传统礼教中三纲五常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谭嗣同认为，人类早期根本就无所谓君民之分，人人都有当君主的机会，君主为了延续暴政，就制造出名教来钳制民众，千百年来，中国百姓深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等级制度的荼毒，苦不堪言，事实上人人都是平等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都应该平等相待，成为朋友。他认为，中国受礼教的压迫太深，（变法）只有从推翻三纲五常开始，才能改变这一切，否则变法就无从谈起。
　　谭嗣同这样振聋发聩的批判，在中国可谓前无古人，他把当时阻碍民智的一切都看做是“网罗”，在书中大声疾呼，要“冲决重重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通过变法，启发民智，最终达到大同的理想境界。
　　《仁学》这部书，因为作者急于将自己学到的各种思想融为一体而内容太过庞杂，留下了不少缺陷，但是谭嗣同希望通过变法，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百姓惨遭蹂躏现状的拳拳之心，却贯穿始终，《仁学》也由此成为谭嗣同一生中最具光辉的作品。“冲决重重之网罗”，从此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打破旧制度禁锢、追求平等自由最为响亮的口号。
　　“舍身成仁”
　　冲决网罗之后，又该采用怎样的处理方式呢？谭嗣同的对策，是将“仁”从“礼教儒学”之中剥离开来，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认为人和人之间的爱是一个平等的关系，通过平等的爱，他希望打通制度与思维的阻隔，因此在《仁学》第一篇中，他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
　　在著名学者朱汉民教授看来，“仁通”，一个就是上下通，君主和臣民，父亲和儿子，他们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才能共通，君主要了解臣民，就不应该高高在上，要通过“仁爱”，相互感通，作为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普通民众，要知道统治者，在上位的人，他的想法是什么，就是相互要沟通，上下通。
　　除此之外，男女之间也应该相互沟通，夫权，父权，君权，父子相通，还有一个是中外通，中国人和外国人，要持开放的态度，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这样，谭嗣同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仁学的核心价值传统，另一方面把“仁”和现代价值中间的平等博爱等观念融入到“仁学”中间来，“他实质上已经在建构中华民族这样“仁”的传统美德，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了一个丰富和发展。”
　　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概念，在贯穿中西，接驳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价值观念方面，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朱汉民教授解释道：“谭嗣同所作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他思考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他们中间如何相互沟通，建构这样一个既立于中华民族的本土，又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文化体系。照搬的文化是没有自己的基础和根源，他能够把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性，把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结合起来，所以我认为这条道路是我们当代人建构以‘仁’为核心的文化时，值得去尝试的。”
　　写下《仁学》一书时，谭嗣同不过32岁，单只从学术的角度看，他的思想也还没有达到纯熟的地步，然而，他在一年之后的维新变法中，留下了“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慷慨之语，旋即以身殉国，以生命践行“仁学”，实为近代第一人。大勇成仁，舍生取义，谭嗣同实现了他的诺言，也为中国近代史写下了最为跌宕起伏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