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周辅成先生一生致力于伦理学的研究，尤在道德哲学中的人道主义研究上着力最深。而先生学通中西的理论体系的根基，最重要的即是“仁”“义”二字。“仁”即常说的爱，而义则是正义的前身，以此，生衍出理想主义伦理学的正道。
难得的是，先生在近一个世纪的沉浮岁月中，屡经战乱、人祸，却始终不改其“仁义”的学理本源。不仅为中国伦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他本人也将仁义作为自己做人处事，为学育人的原则，堪称当今士人的榜样。先生一生落寞，像一盏寒夜中的孤灯，忍受清寒，却为我学人和大众，破愚暗，示明道。是为“燃灯者”。
“爱智求真，立身以仁”
1975年的冬天，文革结束前夕，风雨如晦的岁月。一个周日的下午，当时被下放到北京“小三线”兵工厂开磨床的赵越胜敲开了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204周辅成先生的家门。
往后的岁月，他将这里称为“开启他智性的港湾”。沉在未名湖上的夕阳常常斜射入这间小屋中，温暖而祥和。师徒二人在此谈哲学，聊读书，听音乐，论国事，相扶相持走过了如晦不安的岁月。
周先生极推崇莎士比亚，称莎翁的戏全谈的是人生哲学。赵越胜后来读到辅成先生一九三四年写的《莎士比亚的人格》，“才明白先生治学是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这点一定要记住。“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
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代年轻人的求学星火，就这样，因着一本书，一位良师，得以点燃。赵越胜的好友朱正琳，后来感慨说：“周辅成先生给赵越胜讲解苏格拉底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正被种种谬见与谎言笼罩着……”
1976年1月8日清晨，周总理去世。政治环境变得更加诡谲而晦暗不明，人心迷茫不安。赵越胜担心先生忧心国事，特去探望。却见先生正伏案于桌前，修订曾于1966年出版的《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这部书当年仅限“内部发行”。因为“左”倾路线下，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属于禁区。周先生受命编书，阐述何为人道主义，令人“知道了世界上有人性和人道主义，免不了心生反思。”周先生在书的序言结尾处点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诉求是20世纪的大趋势，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在“文革”前黑云压城的氛围下，周先生敢于讲出这样的话，是何等的胆识。赵越胜回忆说，窗外风雨如晦，先生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
先生虽研究西方哲学和人性论，却对中国哲学下很深的功夫，尤其以“仁”、“义”作为其伦理学研究系统的根基。他在《论中外道德观念的开端——古代“义”与“仁”观念的转化》一文中，开篇即定义“仁”为人类诸般道德行为之核心，称为“主德”。“当人类在自己的种种德行中分主次的时候，伦理学或道德学便开始了。”同时提出“孔子时代的‘仁’，不是来自君心或圣人之心，而是来自民心。”是人民的要求。将“义”置于“仁”前，“爱人以公，求仁以义……就是法制的真实意义，服务于义，为仁所必需。”赵越胜领悟说。
1981年的初春，在社科院哲学所读研究生的三年中，赵越胜每个月初，都会与周先生在北图见面。师徒各自查资料，再一同吃饭、散步。“我与先生缓行在早春的温馨里，虽迥异于一九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凛冽，但先生教我‘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却一如既往，无丝毫改变。”赵越胜与周辅成先生相识相知三十余年，真正相伴的岁月不过十五年。这些伴先生求学的岁月，却给他的一生留下了重要的影响。
“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翻阅《吴宓日记》，屡屡提到周辅成：“周辅成来，久谈”，“周辅成来，谈哲学至11时遂止”，“下课后访周辅成，留住其室”。吴宓是周辅成考入清华大学国学院时的老师，二人亦师亦友、私交甚笃。
周辅成曾直叹吴宓是“求仁得仁，有何怨尤”！并几次撰文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称“吴宓先生是一位十分忠于自己的生活、著作和理想的诗人兼文学理论家”，其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
两位先生在追求和际遇上有惺惺相惜的契合。周辅成曾感叹吴宓“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实则自己也是人生落寞。赵越胜回忆与先生初识时，先生的寂寞：“一九四九之后，紧追苏联，调整院系，改造大学，以致大雅无作。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他后来方明白，先生谈吴宓，其实也是谈自己，谈他们那一辈读书人，“他们浸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
周辅成先生长期游走于伦理学界的边缘。1987年，周先生“因故”办理了退休，他也顺势退隐在朗润园中，“写点文章，说点俏皮话”，命名为《老残留言》。家中的墙上，有一张他亲手写的条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2009年5月22日，周辅成先生逝世，享年98岁。
丧礼现场北京大学校方无一人出席，讣告也只是在北大哲学系的网站上看到一则。周先生的关门弟子、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曾感叹：葬礼太简陋了。相较于与周先生同一年过世的北大的另两位教授季羡林和任继愈先生，周先生的丧礼则相差悬殊。当时许多文化评论家对此纷纷发表感言，王晓渔称此为一种“殊荣”。
周辅成先生终身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相伴于他的，除了落寞，还有一直持守的理想和信念。“在努力道德的人，自己一定是真实地假想着正义是永存的，人的生命当付与正义。所以身体虽亡，只要正义可寄托吾生，如是道德生命自然必丰富，自然必含着不朽的意义了。”
周先生此生，求仁义而得仁义，无憾矣。
难得的是，先生在近一个世纪的沉浮岁月中，屡经战乱、人祸，却始终不改其“仁义”的学理本源。不仅为中国伦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他本人也将仁义作为自己做人处事，为学育人的原则，堪称当今士人的榜样。先生一生落寞，像一盏寒夜中的孤灯，忍受清寒，却为我学人和大众，破愚暗，示明道。是为“燃灯者”。
“爱智求真，立身以仁”
1975年的冬天，文革结束前夕，风雨如晦的岁月。一个周日的下午，当时被下放到北京“小三线”兵工厂开磨床的赵越胜敲开了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204周辅成先生的家门。
往后的岁月，他将这里称为“开启他智性的港湾”。沉在未名湖上的夕阳常常斜射入这间小屋中，温暖而祥和。师徒二人在此谈哲学，聊读书，听音乐，论国事，相扶相持走过了如晦不安的岁月。
周先生极推崇莎士比亚，称莎翁的戏全谈的是人生哲学。赵越胜后来读到辅成先生一九三四年写的《莎士比亚的人格》，“才明白先生治学是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这点一定要记住。“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
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代年轻人的求学星火，就这样，因着一本书，一位良师，得以点燃。赵越胜的好友朱正琳，后来感慨说：“周辅成先生给赵越胜讲解苏格拉底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正被种种谬见与谎言笼罩着……”
1976年1月8日清晨，周总理去世。政治环境变得更加诡谲而晦暗不明，人心迷茫不安。赵越胜担心先生忧心国事，特去探望。却见先生正伏案于桌前，修订曾于1966年出版的《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这部书当年仅限“内部发行”。因为“左”倾路线下，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属于禁区。周先生受命编书，阐述何为人道主义，令人“知道了世界上有人性和人道主义，免不了心生反思。”周先生在书的序言结尾处点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诉求是20世纪的大趋势，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在“文革”前黑云压城的氛围下，周先生敢于讲出这样的话，是何等的胆识。赵越胜回忆说，窗外风雨如晦，先生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
先生虽研究西方哲学和人性论，却对中国哲学下很深的功夫，尤其以“仁”、“义”作为其伦理学研究系统的根基。他在《论中外道德观念的开端——古代“义”与“仁”观念的转化》一文中，开篇即定义“仁”为人类诸般道德行为之核心，称为“主德”。“当人类在自己的种种德行中分主次的时候，伦理学或道德学便开始了。”同时提出“孔子时代的‘仁’，不是来自君心或圣人之心，而是来自民心。”是人民的要求。将“义”置于“仁”前，“爱人以公，求仁以义……就是法制的真实意义，服务于义，为仁所必需。”赵越胜领悟说。
1981年的初春，在社科院哲学所读研究生的三年中，赵越胜每个月初，都会与周先生在北图见面。师徒各自查资料，再一同吃饭、散步。“我与先生缓行在早春的温馨里，虽迥异于一九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凛冽，但先生教我‘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却一如既往，无丝毫改变。”赵越胜与周辅成先生相识相知三十余年，真正相伴的岁月不过十五年。这些伴先生求学的岁月，却给他的一生留下了重要的影响。
“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翻阅《吴宓日记》，屡屡提到周辅成：“周辅成来，久谈”，“周辅成来，谈哲学至11时遂止”，“下课后访周辅成，留住其室”。吴宓是周辅成考入清华大学国学院时的老师，二人亦师亦友、私交甚笃。
周辅成曾直叹吴宓是“求仁得仁，有何怨尤”！并几次撰文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称“吴宓先生是一位十分忠于自己的生活、著作和理想的诗人兼文学理论家”，其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
两位先生在追求和际遇上有惺惺相惜的契合。周辅成曾感叹吴宓“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实则自己也是人生落寞。赵越胜回忆与先生初识时，先生的寂寞：“一九四九之后，紧追苏联，调整院系，改造大学，以致大雅无作。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他后来方明白，先生谈吴宓，其实也是谈自己，谈他们那一辈读书人，“他们浸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
周辅成先生长期游走于伦理学界的边缘。1987年，周先生“因故”办理了退休，他也顺势退隐在朗润园中，“写点文章，说点俏皮话”，命名为《老残留言》。家中的墙上，有一张他亲手写的条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2009年5月22日，周辅成先生逝世，享年98岁。
丧礼现场北京大学校方无一人出席，讣告也只是在北大哲学系的网站上看到一则。周先生的关门弟子、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曾感叹：葬礼太简陋了。相较于与周先生同一年过世的北大的另两位教授季羡林和任继愈先生，周先生的丧礼则相差悬殊。当时许多文化评论家对此纷纷发表感言，王晓渔称此为一种“殊荣”。
周辅成先生终身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相伴于他的，除了落寞，还有一直持守的理想和信念。“在努力道德的人，自己一定是真实地假想着正义是永存的，人的生命当付与正义。所以身体虽亡，只要正义可寄托吾生，如是道德生命自然必丰富，自然必含着不朽的意义了。”
周先生此生，求仁义而得仁义，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