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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译活动实际上自始至终受到权力话语的操控，译者在选题、选材、决定翻译策略等方面都受到相关权威的操纵。女性主义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视角，受女性主义影响的译者不再隐形，而是竭力在翻译中体现其存在，她们使用各种翻译策略改造、操纵甚至占有原文。本文以菲·威尔登改编的《傲慢与偏见》为例，分析了女性主义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寻找权力话语下“道德”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权力话语 女性主义 翻译暴力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翻译中的暴力与翻译的伦理目标
翻译并不简单的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翻译学视角中的文化的主体或主干，离开语言，翻译学将无从谈论也无以谈论文化；离开了文化及其所承载的意义，语言将一无所有。（刘宓庆，1999：31）美国翻译家奈达认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来说，双文化能力甚至要比双语能力更为重要”。（Nida，1993：110）斯皮瓦克（Spivak）也认为翻译不是对“一堆一堆的意义的转移”（Spivak，l993：179），而是意义播散和建构的过程，那么翻译就无可避免地涉及权力和政治。所以，翻译活动实际上自始至终受到权力话语的操控，译者在选题、选材、决定翻译策略等方面都受到相关权威的操纵。译者在进行跨文化翻译时，其文化身份和重要性就会在译文中得以显现。
“权力话语”如福柯所言，是一种作用于事物的“暴力”。当翻译中所体现的权力和政治涉及对她/他者的简化、贬低甚至压迫时，翻译就成为一种暴力工具。女性主义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视角。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强调性别角色的区别并不存在自然的根据，而是人为的行为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出现后，对许多相关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与其他流派的翻译理论相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译者的性别，同译者的民族、阶级、政治观点等因素相比，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为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性别视角：女性译者不再隐形，而是竭力在翻译中体现其存在，她们使用各种翻译策略改造、操纵，甚至占有原文。
二 菲·威尔登“翻译”的《傲慢与偏见》
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是一部深受读者和导演共同青睐的小说，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就层出不穷，单BBC公司就两次请大编剧将其搬上荧幕。其中完成于1982年的版本，由澳大利亚出生的英国作家兼剧作家菲·威尔登（Fay Weldon）改编。
威尔登改编剧本的时候以小说的文本作为剧中人物对话的蓝本。文本分给了不同的角色，而各个角色又是对话产生的素材，这种方式在谈话中保留了原著潜在文本的智慧、魅力和信息。但这个策略却常常弄巧成拙：剧中的对话虽尽力效仿原著，但既已“翻译”为电视剧这种表现形式，冗长的对话不免与这种形式格格不入。因为电视电影的表达方式很多时候是展示，而不仅仅是叙述。过分依赖对话推动剧情的发展使得很多对话都变得很生硬，很多对话不仅在原著中不存在，而且在简·奥斯丁描述的时代背景里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使得很多角色看起来都喋喋不休、不负责任，总是随口泄露隐私；而他们中有些人物本应是理智且有责任感的，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行与感情的，这样的塑造与原著中的人物形象背离，同时也造成了观众对剧中人物形象的误解。例如，伊丽莎白与新结识的朋友乔治·维克汉姆一起打槌球，当时伊丽莎白的姐姐看起来似乎刚被宾利抛弃了，她深感痛心，正在努力地想要从失望中调整过来。而改编成剧本后，在这场戏中，伊丽莎白把姐姐所有的失望和伤心都对维克汉姆和盘托出。这场戏的设计让人看不到伊丽莎白对姐姐绝对的忠诚，并且让她变得缺乏起码的社交常识，让观众对她的行为产生非议。伊丽莎白在剧中诸多类似的行为并非编剧疏忽所致，威尔登剧本中的伊丽莎白是个率性而为、挑战礼法，与当时的社会有诸多矛盾的女性；她个性张扬，挑衅妄为，总是保持着一份嘲弄的自我平静。她的脸上总是带着不谦逊的微笑，仿佛在嘲笑他人的愚昧，显得不负责任、目中无人。威尔登的剧本里，伊丽莎白甚至失去了小说中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她甚至将家人不光彩的事告诉了她的朋友夏洛特，甚至在她看清夏洛特是个有手段且自私自利的人之后仍然与之有类似亲密的谈话。奥斯丁在小说中专门提及——伊丽莎白看清夏洛特的真实面目之后就再也不信任她了，威尔登的“翻译”似乎就不“忠实”了，剧中的夏洛特背叛伊丽莎白后又重新成为了她无所不谈的朋友，这完全违背了原作者的意图。
不仅如此，威尔登笔下的伊丽莎白似乎挑战了当时社会的道德底线：她独自一人造访单身男性的家，与男性朋友通信……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淑女不应该做的事。奥斯丁笔下的伊丽莎白其实并没有摆脱当时社会对她的影响和约束，她拥有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并遵守所有的社交原则，她不可能有威尔登为她设计的种种行为。在另一本名著《理智与情感》中，奥斯丁就明确地表明了对挑衅的年轻女子的态度：认为她们是自我毁灭，指出一个年轻女人如果无法控制自己愤怒的情绪，那她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奥斯丁的伊丽莎白与此不同，她有独立的见解，虽然有时打破常规，也是情势所迫。她确实也有不淑女的行为，如她在雨后泥泞的田地里单独步行了三英里去看望病倒在陌生人家里的姐姐。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姐姐的爱和对其病情的关切，是一种人之常情，并不是因为她无视礼仪规矩。所以，作者才借达西之口对她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褒扬。威尔登的剧本降低了伊丽莎白判断和思考的能力，因此也没有能够得到评论界的好评。
三 权力话语影响下的翻译策略
菲·威尔登是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她的小说喜欢塑造一些惊世骇俗的女性，这些女性胆大妄为，可以口出狂言，以挑战男权社会的权威。她们能言善辩，易于受人摆布，颠覆了以往女性的形象；她们行为不检，常有惊世之举，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威尔登的小说《达西的理想国》（Darcy's Utopia）里，女主人公精神分裂，最终恢复了自己的才能，获得了生活的方向，做出了感性的选择——与一个热血的外籍工人在一起。威尔登的女性主义观影响了其对《傲慢与偏见》的“翻译”，在她的“译本”中：伊丽莎白并非坚强的女性，甚至也并不十分聪明，只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生活在恐惧的边沿，害怕面对凄凉的未来。这个伊丽莎白有一种现代感、无助感和愤怒感，而原著中的伊丽莎白是作者奥斯丁自己的化身，给人“轻松、阳光、出众”（light,bright,sparkling）的感觉。威尔登的翻译过程无疑充满了暴力，“译者”歪曲了人物形象，杜撰了原著中没有的情节，与原著叙事冲突，潜藏着女性主义的主张，给一位家喻户晓的小说家奥斯丁打上了女性主义的烙印。
在权力话语的影响下，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自然受到影响，这又要与翻译伦理扯上关系了。在解构主义大潮的冲击下,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因为解构主义主张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所以译者有太多的自由空间可以去解读原文。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译者的道德责任就在于解构、颠覆中心。解构主义重新对译本做出价值评判，认为衡量一个译本好坏的标准是看译本所塑造的文化身份、译文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伯尔曼的观点是：坏翻译造成本国读者形成对待外国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态度，而好翻译能够限制对异域或异质文化的否定，促进社会对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及思想意识形态表示尊重，培养本土文化和文学的异质性，同时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得到扩大和丰富（Venuti，2004：81）。由此看来，如果隐瞒了译者对原文的增删削减，掩盖了译者给原文所附加上的译语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形态，并把译者对原文历史的、文化的解读看成是原文固有的意义，把译者的主观解读看成是客观的和唯一正确的，则是不正确的。
再回到《傲慢与偏见》的编剧上，1995年，BBC再度让安德鲁·戴维斯搬上荧屏。戴维斯与威尔登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故事的情节不再用对话来描述，而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展现，这样就促使行为的发生，同时也充分利用了电视这一媒体的优势。剧中的人物没有被改变，而是忠实于奥斯丁在小说中对他们形象的塑造。伊丽莎白也通过自身的行动、举止和与其他角色的互动而被观众了解，她并没有大段的独白来告诉观众自己内心的想法。的确，只有奥斯丁才能写出与奥斯丁那么优秀的小说，所以，这个剧本的改编尽最大努力遵照奥斯丁的意图，忠实于原著的情节与人物塑造。
评论界对该剧的评价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有人认为剧中主角之一的达西“现身”太多。的确，如果说戴维斯的版本有什么新奇之处，大概就在对达西这一角色的处理上。原著中，读者无法直接读到达西内心的想法，也无法了解他的生活。奥斯丁只提供了线索和不连贯的信息让读者去构建一个完成的达西的形象。而戴维斯忠实地运用了奥斯丁的线索，只是每条线索都用了实在的镜头和画面表现，而不是通过其他角色的口说出来。戴维斯的达西有机会直接向观众陈述他的内心思想，让观众更好地理解他前后行为转变的原因。戴维斯将达西直接展现在了观众的面前，他透过原著潜在的文本的表面，剥离了层层讽刺，抛弃了会隐藏达西的转述。这也是该剧的创意之一：是通过对文本同情性的操纵，两种媒介——电影和小说的调和。小说运用了小说惯用的技巧让达西非常充满吸引力，编剧也通过使用影视技巧达到了相同的效果。这种行为被贝尔曼称为翻译中的增效行为（potentiating movement），而不是使用暴力使原文伤残。（Noga Barokass-Emanuel，2001：25）
结语
艺术中的翻译过程可以被描述为对以前主题和版本的翻新。这样的态度使得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道德伦理这个因素被压制、被削弱甚至被忽略。也许原因在于艺术家的天才在他自己的作品上会打上深刻的烙印，这使其对最后的作品享有绝对的拥有权。也许是我们的文化给予了艺术作品非常高的地位，超越并最抛弃了道德伦理。在文本翻译及其各种视觉形式包括编剧中，道德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作者与译者之间有明白或含蓄的默契，不允许在译本或译本的荧屏上见到任何不忠实的内容。在文本的翻译中，问题已经从形式和美学方面上升到了道德伦理。翻译的伦理主要取决于译者对原作使用暴力的程度。无怪乎安托尼·贝尔曼认为翻译并非“纯粹的文学和美学行为，即使与特定文化范围内的文学行为紧密联系时也是如此，翻译的真正意义来自于道德目的，而该目的制约着它。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与艺术之间，翻译似乎离科学更近——至少对那些认为艺术是道德上不负责的人来说如此。”（Noga Barokass-Emanuel，2001：28）
参考文献：
[1] Spivak , Gayatri Chakravorty.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M].London:Routledge,1992.
[2] Nida Eugene 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ng[M].Shanghai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 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 Venuti 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Shangha: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 Fay Weldon.Darcy's Utopia.Penguin（Non-Classics）,1992.
[6] Fay Weldon.Letters to Alice on Firs Reading Jane Austen.Carroll&Graf Pub.Inc.,1990.
[7] Noga Barokass-Emanuel.Ethics in Translation:An Exploration through Art,Dramatization,Literary and Political Texts.National Library of Canada,2001.
作者简介：钟毅，女，1980—，四川遂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四川外语学院翻译学院。
关键词：权力话语 女性主义 翻译暴力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翻译中的暴力与翻译的伦理目标
翻译并不简单的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翻译学视角中的文化的主体或主干，离开语言，翻译学将无从谈论也无以谈论文化；离开了文化及其所承载的意义，语言将一无所有。（刘宓庆，1999：31）美国翻译家奈达认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来说，双文化能力甚至要比双语能力更为重要”。（Nida，1993：110）斯皮瓦克（Spivak）也认为翻译不是对“一堆一堆的意义的转移”（Spivak，l993：179），而是意义播散和建构的过程，那么翻译就无可避免地涉及权力和政治。所以，翻译活动实际上自始至终受到权力话语的操控，译者在选题、选材、决定翻译策略等方面都受到相关权威的操纵。译者在进行跨文化翻译时，其文化身份和重要性就会在译文中得以显现。
“权力话语”如福柯所言，是一种作用于事物的“暴力”。当翻译中所体现的权力和政治涉及对她/他者的简化、贬低甚至压迫时，翻译就成为一种暴力工具。女性主义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视角。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强调性别角色的区别并不存在自然的根据，而是人为的行为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出现后，对许多相关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与其他流派的翻译理论相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译者的性别，同译者的民族、阶级、政治观点等因素相比，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为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性别视角：女性译者不再隐形，而是竭力在翻译中体现其存在，她们使用各种翻译策略改造、操纵，甚至占有原文。
二 菲·威尔登“翻译”的《傲慢与偏见》
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是一部深受读者和导演共同青睐的小说，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就层出不穷，单BBC公司就两次请大编剧将其搬上荧幕。其中完成于1982年的版本，由澳大利亚出生的英国作家兼剧作家菲·威尔登（Fay Weldon）改编。
威尔登改编剧本的时候以小说的文本作为剧中人物对话的蓝本。文本分给了不同的角色，而各个角色又是对话产生的素材，这种方式在谈话中保留了原著潜在文本的智慧、魅力和信息。但这个策略却常常弄巧成拙：剧中的对话虽尽力效仿原著，但既已“翻译”为电视剧这种表现形式，冗长的对话不免与这种形式格格不入。因为电视电影的表达方式很多时候是展示，而不仅仅是叙述。过分依赖对话推动剧情的发展使得很多对话都变得很生硬，很多对话不仅在原著中不存在，而且在简·奥斯丁描述的时代背景里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使得很多角色看起来都喋喋不休、不负责任，总是随口泄露隐私；而他们中有些人物本应是理智且有责任感的，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行与感情的，这样的塑造与原著中的人物形象背离，同时也造成了观众对剧中人物形象的误解。例如，伊丽莎白与新结识的朋友乔治·维克汉姆一起打槌球，当时伊丽莎白的姐姐看起来似乎刚被宾利抛弃了，她深感痛心，正在努力地想要从失望中调整过来。而改编成剧本后，在这场戏中，伊丽莎白把姐姐所有的失望和伤心都对维克汉姆和盘托出。这场戏的设计让人看不到伊丽莎白对姐姐绝对的忠诚，并且让她变得缺乏起码的社交常识，让观众对她的行为产生非议。伊丽莎白在剧中诸多类似的行为并非编剧疏忽所致，威尔登剧本中的伊丽莎白是个率性而为、挑战礼法，与当时的社会有诸多矛盾的女性；她个性张扬，挑衅妄为，总是保持着一份嘲弄的自我平静。她的脸上总是带着不谦逊的微笑，仿佛在嘲笑他人的愚昧，显得不负责任、目中无人。威尔登的剧本里，伊丽莎白甚至失去了小说中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她甚至将家人不光彩的事告诉了她的朋友夏洛特，甚至在她看清夏洛特是个有手段且自私自利的人之后仍然与之有类似亲密的谈话。奥斯丁在小说中专门提及——伊丽莎白看清夏洛特的真实面目之后就再也不信任她了，威尔登的“翻译”似乎就不“忠实”了，剧中的夏洛特背叛伊丽莎白后又重新成为了她无所不谈的朋友，这完全违背了原作者的意图。
不仅如此，威尔登笔下的伊丽莎白似乎挑战了当时社会的道德底线：她独自一人造访单身男性的家，与男性朋友通信……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淑女不应该做的事。奥斯丁笔下的伊丽莎白其实并没有摆脱当时社会对她的影响和约束，她拥有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并遵守所有的社交原则，她不可能有威尔登为她设计的种种行为。在另一本名著《理智与情感》中，奥斯丁就明确地表明了对挑衅的年轻女子的态度：认为她们是自我毁灭，指出一个年轻女人如果无法控制自己愤怒的情绪，那她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奥斯丁的伊丽莎白与此不同，她有独立的见解，虽然有时打破常规，也是情势所迫。她确实也有不淑女的行为，如她在雨后泥泞的田地里单独步行了三英里去看望病倒在陌生人家里的姐姐。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姐姐的爱和对其病情的关切，是一种人之常情，并不是因为她无视礼仪规矩。所以，作者才借达西之口对她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褒扬。威尔登的剧本降低了伊丽莎白判断和思考的能力，因此也没有能够得到评论界的好评。
三 权力话语影响下的翻译策略
菲·威尔登是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她的小说喜欢塑造一些惊世骇俗的女性，这些女性胆大妄为，可以口出狂言，以挑战男权社会的权威。她们能言善辩，易于受人摆布，颠覆了以往女性的形象；她们行为不检，常有惊世之举，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威尔登的小说《达西的理想国》（Darcy's Utopia）里，女主人公精神分裂，最终恢复了自己的才能，获得了生活的方向，做出了感性的选择——与一个热血的外籍工人在一起。威尔登的女性主义观影响了其对《傲慢与偏见》的“翻译”，在她的“译本”中：伊丽莎白并非坚强的女性，甚至也并不十分聪明，只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生活在恐惧的边沿，害怕面对凄凉的未来。这个伊丽莎白有一种现代感、无助感和愤怒感，而原著中的伊丽莎白是作者奥斯丁自己的化身，给人“轻松、阳光、出众”（light,bright,sparkling）的感觉。威尔登的翻译过程无疑充满了暴力，“译者”歪曲了人物形象，杜撰了原著中没有的情节，与原著叙事冲突，潜藏着女性主义的主张，给一位家喻户晓的小说家奥斯丁打上了女性主义的烙印。
在权力话语的影响下，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自然受到影响，这又要与翻译伦理扯上关系了。在解构主义大潮的冲击下,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因为解构主义主张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所以译者有太多的自由空间可以去解读原文。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译者的道德责任就在于解构、颠覆中心。解构主义重新对译本做出价值评判，认为衡量一个译本好坏的标准是看译本所塑造的文化身份、译文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伯尔曼的观点是：坏翻译造成本国读者形成对待外国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态度，而好翻译能够限制对异域或异质文化的否定，促进社会对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及思想意识形态表示尊重，培养本土文化和文学的异质性，同时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得到扩大和丰富（Venuti，2004：81）。由此看来，如果隐瞒了译者对原文的增删削减，掩盖了译者给原文所附加上的译语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形态，并把译者对原文历史的、文化的解读看成是原文固有的意义，把译者的主观解读看成是客观的和唯一正确的，则是不正确的。
再回到《傲慢与偏见》的编剧上，1995年，BBC再度让安德鲁·戴维斯搬上荧屏。戴维斯与威尔登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故事的情节不再用对话来描述，而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展现，这样就促使行为的发生，同时也充分利用了电视这一媒体的优势。剧中的人物没有被改变，而是忠实于奥斯丁在小说中对他们形象的塑造。伊丽莎白也通过自身的行动、举止和与其他角色的互动而被观众了解，她并没有大段的独白来告诉观众自己内心的想法。的确，只有奥斯丁才能写出与奥斯丁那么优秀的小说，所以，这个剧本的改编尽最大努力遵照奥斯丁的意图，忠实于原著的情节与人物塑造。
评论界对该剧的评价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有人认为剧中主角之一的达西“现身”太多。的确，如果说戴维斯的版本有什么新奇之处，大概就在对达西这一角色的处理上。原著中，读者无法直接读到达西内心的想法，也无法了解他的生活。奥斯丁只提供了线索和不连贯的信息让读者去构建一个完成的达西的形象。而戴维斯忠实地运用了奥斯丁的线索，只是每条线索都用了实在的镜头和画面表现，而不是通过其他角色的口说出来。戴维斯的达西有机会直接向观众陈述他的内心思想，让观众更好地理解他前后行为转变的原因。戴维斯将达西直接展现在了观众的面前，他透过原著潜在的文本的表面，剥离了层层讽刺，抛弃了会隐藏达西的转述。这也是该剧的创意之一：是通过对文本同情性的操纵，两种媒介——电影和小说的调和。小说运用了小说惯用的技巧让达西非常充满吸引力，编剧也通过使用影视技巧达到了相同的效果。这种行为被贝尔曼称为翻译中的增效行为（potentiating movement），而不是使用暴力使原文伤残。（Noga Barokass-Emanuel，2001：25）
结语
艺术中的翻译过程可以被描述为对以前主题和版本的翻新。这样的态度使得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道德伦理这个因素被压制、被削弱甚至被忽略。也许原因在于艺术家的天才在他自己的作品上会打上深刻的烙印，这使其对最后的作品享有绝对的拥有权。也许是我们的文化给予了艺术作品非常高的地位，超越并最抛弃了道德伦理。在文本翻译及其各种视觉形式包括编剧中，道德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作者与译者之间有明白或含蓄的默契，不允许在译本或译本的荧屏上见到任何不忠实的内容。在文本的翻译中，问题已经从形式和美学方面上升到了道德伦理。翻译的伦理主要取决于译者对原作使用暴力的程度。无怪乎安托尼·贝尔曼认为翻译并非“纯粹的文学和美学行为，即使与特定文化范围内的文学行为紧密联系时也是如此，翻译的真正意义来自于道德目的，而该目的制约着它。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与艺术之间，翻译似乎离科学更近——至少对那些认为艺术是道德上不负责的人来说如此。”（Noga Barokass-Emanuel，2001：28）
参考文献：
[1] Spivak , Gayatri Chakravorty.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M].London:Routledge,1992.
[2] Nida Eugene 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ng[M].Shanghai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 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 Venuti 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Shangha: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 Fay Weldon.Darcy's Utopia.Penguin（Non-Classics）,1992.
[6] Fay Weldon.Letters to Alice on Firs Reading Jane Austen.Carroll&Graf Pub.Inc.,1990.
[7] Noga Barokass-Emanuel.Ethics in Translation:An Exploration through Art,Dramatization,Literary and Political Texts.National Library of Canada,2001.
作者简介：钟毅，女，1980—，四川遂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四川外语学院翻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