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 本雅明在后期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批评来表达他的历史哲学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和弥赛亚思想在他那里呈现一种独特的结合，也因此导致了不同的解释者彼此激烈的争论。本文认为要理解本雅明的这一思想，必须厘清影响他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外在因素和内在根源，分析每一种因素的不同影响。四种外在因素的重叠以及它们影响的双重性，使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异常复杂。结合他自身的经历和内在思想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本雅明，并且能促进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
关键词 本雅明 历史唯物主义 弥赛亚主义 时间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2—0016—06
当哈贝马斯不无批评地指出，如今“即使随便谈起本雅明，都会是合适的”时候，他想表达的是本雅明被同时代和后来的思想家误解了。只需指出像阿多诺和阿伦特这样风格迥异甚至观点对立的思想家都在本雅明逝世后将整理和解释本雅明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任务就可以看出这种误解的程度。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常见的回答是：本雅明是多维的，其思想内容的丰富和风格的凝练赋予了其理论宽广的解释空间。本雅明对此早有预感，以至于他打消了发表遗作《历史哲学论纲》的念头，因为他深知一旦发表，“就会为各种热心的错误阐释大敞其门”。本文认为应该将本雅明关于历史的思考放在他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予以理解，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进而区分其外在和内在的因素。
一、沃林的三阶段论
按理查德·沃林的解释，“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态度既谈不上一以贯之，也谈不上旗帜鲜明。总之，他展现出来与马克思主义的三种不同，的理论关系。”他认为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的批判性理解分为三个阶段，即：1935年的辩证意象理论；对技术先进的、介入艺术的鼓吹以及1940年的《历史哲学论纲》。应该说沃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否仅仅从五年时间内(1935—1940年)本雅明的文本中划分出三个阶段以此作为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逻辑?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全面的，虽然思想家思想的发展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但是每一个思想家首先是一个整体，其晚期的思想一般都能在早期的著作中找到痕迹。研究者不能接受思想家文本的矛盾，力图用分期或不同的标准去裁剪、解释，其实源于我们一种求完美的心理。阿伦特在评价马克思思想的一些矛盾时曾说：“前后不一致、难以遮掩的明显的矛盾，也贯穿于其他许多伟大思想家著作的核心部分，在那不一致里，恰恰隐藏着理解这些著作的最有效的线索。也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会产生这种情形，特别是二流的著述家的著作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一评价也适合本雅明。事实上，在早期的文本中，本雅明提及了艺术与历史哲学的关系，他说：“一切美都和公开一样，自身中蕴含着历史哲学的秩序。”他批评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现代主义的历史范畴抹杀了今天与过去的区别，也就是说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间的区别。”在《德国悲剧的起源》的序言中，本雅明认为悲悼剧之所以区别于悲剧恰好是由于和历史发生了关联，因为悲剧“的客体不是历史，而是神话，而戏剧人物的悲剧形象并非衍生于显贵的身份——如独裁君主——而衍生于其生存的前历史时代——过去的英雄时代。”本雅明通过将历史的自然之面和自然的历史之面阐述出来，使得自然和历史之间的二元对立得以真正显露，这是其早期历史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所以我们认为理解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思想，不能忽视其早期的著作。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弥赛亚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是理解本雅明历史哲学思想的关键。本雅明一直借助废墟、弥赛亚、乌托邦等术语表达他的历史哲学思想，而且这些观念一直持续到他最后的著作。我们认为对本雅明而言，其历史哲学中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也有政治弥赛亚主义的色彩。因为是弥赛亚主义，所以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富有原创性；而凭借历史唯物主义，他为弥赛亚主义找到了一个立足点。
其实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来源很复杂，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其中既有个人感情的发展和生活的经历，也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实地考察，当然还有不同思想家对他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本雅明的悲剧在于：不仅不同的思想家在他去世后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其进行任意的注解，而且在其生前他就受到他们有意识地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甚至近乎粗暴的干预，其中最典型的是布莱希特和法兰克福学派。由于性格的特点，面对这种状况本雅明经常是无所适从。所幸本雅明是具有很强的原创性的思想家，性格上的优柔以及对各种思想的兼顾恰好成就了本雅明思想的多维性。因此，分析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来源对我们理解他的历史哲学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二、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外部来源
首先是结识阿斯娅·拉西斯。本雅明1924年初遇拉西斯，对其可谓一见倾心，在给友人的信中称她为“来自里加的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赞扬她“对迫切需要激进的共产主义有着透彻的见地”，是“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女子之一”。在拉西斯的影响之下，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众所周知，1926年本雅明将《单行道》献给拉西斯，在题辞中他写到“这条街叫阿斯娅，拉西斯街，是她作为工程师使这条街整个地穿过了作者。”题辞就字面理解，这条街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本雅明想表达的是在拉西斯的影响之下他接近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这也是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结识拉西斯对本雅明靠近马克思主义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不能高估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拉西斯对本雅明的影响。第一，拉西斯虽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但是她首先是一个演员而不是一个思想家，因此就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而言拉西斯对本雅明的影响很有限。第二，比之于思想影响，我们应该说拉西斯对本雅明现实生活的影响要大得多。本雅明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拉西斯的出现除了给本雅明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形象之外，她首先是作为一个让本雅明爱慕的女人形象出现的。拉西斯的重要影响主要集中在1924年到1930年，她使本雅明发生了从政治向革命思想的转变。1929—1930年，本雅明为了拉西斯同妻子离婚，但这次离婚的结果并不是与拉西斯结婚或者与之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30年拉西斯回到苏联之后，本雅明就再也没见过她。第三，即便就个人生活而言，本雅明和拉西斯之间的交往也是不对等的，更多的是本雅明对拉西斯充满激情，而拉西斯对本雅明的感情回应比较平淡。在他们交往的密切时期(莫斯科时期)，本雅明在日记中更多的透露出来的也是对这份感情的无望，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心态，所以本雅明才写出 了那句著名的格言“认识一个人的唯一方式是不抱希望地去爱那个人。
按照我们的理解，拉西斯对本雅明的影响更多的是给他开启了一扇通往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窗口。通过拉西斯，本雅明对社会主义现实和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直接的观感。
第二个外界因素是那次著名的莫斯科之旅。1926年12月6号至1927年1月底，本雅明去了莫斯科考察。这次旅行有三个原因。首先出于他对拉西斯的激情；其次是他想近距离观察一下俄罗斯的局势，甚至想通过与它建立某种官方联系，从而解决他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党籍问题；最后还有承诺的文学义务，他答应报纸要写莫斯科及其居民述况。关于入党这一动机，本雅明自己说的很清楚：“阻碍我加入德国共产党的纯系外部因素。现在加入似乎正是时候，错过机会也许就有危险。正因为党员资格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再拖延似乎不可取。”但是，莫斯科之旅对于本雅明来讲是失败的。本雅明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说：“我说很沮丧，原以为能学到很多关于俄罗斯的东西，结果却不像预料的那样。”本雅明觉得他在俄罗斯的所见不但不能坚定他解决自己入党的问题，反而使他更为困惑了。他说：“我坚持认为俄罗斯的形势目前是如何的矛盾。在外交政策上，政府在追求和平以便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商业条约，国内方面，政府正试图搁置军事共产主义，拟进入无阶级冲突的时期，拟尽可能淡化公民的政治生活。”不过此时马克思主义依然对本雅明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所以他不愿面对现实，而是做了一个矛盾的解释。在同时期写给友人的信中，他总结到：“我想给目前的莫斯科作一个描述；在这个描述里，‘所有事实已然是理论’，因此可以免于演绎抽象，免于任何预测，甚至在一定的范围里免于任何判断——这些我绝对坚信不可能是在精神上的‘数据’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只能形成于经济上的事实之基础。”关于苏联的未来，本雅明也做了一个模糊的预测，他认为“就目前而言，莫斯科以蓝图的形式展现了各种可能性：首先是革命本身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结果都不可预料，其情景将远不同于人们为未来所画的蓝图。”其实本雅明一直没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以及连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形成一个确定性的结论，所以他错误地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混淆，从而因为对苏联现实的不满而从整体上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在生命的后期，本雅明对苏联彻底绝望进而深刻地批判它。1936年8月。苏联判处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本雅明写信给霍克海默说：“我自然是密切关注俄国的事态，在我看来，找不到答案的并非我一人。”凹第二年苏联继续在红军中清洗高级将领，本雅明在另一封信中说：“对于苏联眼下的状况我完全迷失了线索。”最终当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以及第二年斯大林庆祝德国占领巴黎之后，本雅明绝望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始于本雅明莫斯科之行)，对苏联现实的不断失望使得本雅明逐渐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歌颂中走出来，不断反思这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是否存在理论的问题，重新用他的弥赛亚的历史哲学思想来思考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如前所述，本雅明在这里有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但是不管怎样，莫斯科之行使导致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复杂态度的重要原因。
对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产生影响的第三个外界因素是布莱希特。按照拉西斯的自传，本雅明是在莫斯科之行前在柏林见到布莱希特的；但是大多数学学者则认为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初次会面是1929年5月在柏林(拉西斯安排)，此后开始了两人有着历史意义的十年交往和合作。
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影响十分巨大，具体到历史哲学角度，学术界也存在争议。朔勒姆曾在讲演中说：“我觉得布莱希特对本雅明30年代作品的影响很糟，在某些方面是灾难性的。”注释阿多诺也曾在给门人的信中表示本雅明不仅在思想上受到布莱希特的巨大影响，而且在“激进情绪上害怕布莱希特”。注释当然也有持相反观点的，德国艺术学院档案馆布莱希特档案研究所所长艾德穆特，维茨斯拉在他的新著《本雅明与布莱希特》中则认为：一方面本雅明是布莱希特作品的第一位有体系的、有理论水准的批评家，他也是第一位首肯布莱希特在同时代艺术中的原创性及其文学地位的人；另一方面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评价也非常高，认为他是“当时最重要的批评家”，但对于本雅明的某些作品、尤其是本雅明靠近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波德莱尔时代的第二帝国的巴黎》)则进行了比较复杂的评价和批评。本雅明仰慕布莱希特自不必言，布莱希特对本雅明也是深为器重，据说他收到本雅明的死讯时说，这是希特勒给德国文学首次造成的真正损失，并为本雅明写了一首诔诗。概而言之，布莱希特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上对本雅明的影响在于：他通过自己的人格和作品使本雅明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这种学说的精髓在于苦难的阶级对悲苦命运的抗争。
但是很难说布莱希特的影响完全是正面的。实际上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那样，布莱希特带给本雅明的是一种粗鄙的缺乏辩证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第一个影响是促进了本雅明对于艺术的技术手段的重新审视，比如关于电影，布莱希特是第一个承认蒙太奇是超越了所有技术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布莱希特的作品对本雅明发挥了一种范本式的作用。通过把中断技术或蒙太奇技术转化成自己作品里的一个内在要素，布莱希特彻底重新塑造了当代戏剧的形态。”我们可以在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中见到这种影响。其次，布莱希特对戏剧的教育和政治功能的强调使得本雅明在30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直处在理论批判和现实政治斗争的困境中，与布莱希特的交往使他觉得应该从左翼的改造社会的立场行动，使艺术服务于进步的政治目标，从而以这样一种方式让知识分子参与革命；另一方面，在这样转向的过程中，他内在的弥赛亚主义的因素不仅不能掩盖，而且有时候甚至与机械唯物主义的东西混合起来，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不能容忍的地方。他们认为布莱希特带给本雅明的是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和机械的马克思主义，尽管由于本雅明的天才这种影响最后结晶出富有创造力的作品，但是布莱希特的这些影响使得本雅明本就复杂的历史哲学思想更加枝蔓丛生。
最后是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影响。社会研究所不仅在经济上支援了本雅明，而且对其思想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对本雅明造成了巨大影响。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一直以来“阿多诺试图矫正的正是唯物主义因素与神学因素这种常常令人困惑与生厌的混杂。”在阿多诺看来，由于受到布莱希特的影响，本雅明对唯物主义有一种过分的激情，这使得他的唯物主义常常以形而上学的笨拙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偏离了辩证法。在阿多诺看来，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本雅明受到超现 实主义和布莱希特的大举入侵，而这两者都是一种虚假的辩证法，它们对本雅明的思想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这样一来，本雅明对十九世纪社会生活的具体历史分析就陷入了唯心主义范畴的危险境地。按照沃林的看法：“对本雅明而言，理论具有一种不可让渡的建构功能或救赎功能；而阿多诺则认为，理论的任务就在于帮助人们从意识形态上批判地揭示社会原因造成的错误意识——如果除此之外，理论还要有所作为，就必然要承担给真实的历史苦难提供虚幻的安慰品的风险。”这种分歧的后果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干预本雅明的作品，比如1935年本雅明向社会研究所提交了《拱廊研究计划》，并于1938年本雅明提交了部分研究成果《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结果社会研究所对这部作品非常不满意，本雅明被迫做了全面修改，修改后的作品是《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是辩证唯物论者，而在他们看来，本雅明是非辩证的；他们认为本雅明只是在“唯物的范畴里打转，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缺乏中介调解”，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上层建筑的某些明显因素……直接附会于基础结构中的相应因素”。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多是学院思想家，因此不能说他们对本雅明的批评没有理论根据，本雅明的思想中确实有这些特征。但理解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思想首先的问题不在于去分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缺陷，而在于弄清楚为什么本雅明的思想会以这样一种复杂的形态呈现。或许正确的看法应该是：由于本雅明思想的原创性和模糊性，使得众多的思想家围绕他的著作试图做出符合自己观点的所谓“合法”解释。真正要澄清这些争论，在我们看来，必须回到本雅明自身，应该结合本雅明自身的经历以及他独特的时间观来理解。
三、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在原因
朔勒姆认为“在本雅明的许多著述背后。是他个人的、实际上是他最具个性的经历，当投射到其著述的客体之中时，这些经历消失了，或者变成了符码，致使局外人无从辨认，或者至多只能对此加以猜测。”本雅明自身多舛的经历不仅使他自己以一种忧郁的眼光来看待生活，而且也深深影响了他对社会、对历史的视角。
本雅明认为自己是“土星性格”。他所理解的土星是“距离日常生活最高和最远的行星，是一切深邃思辨的创始者，从外部把灵魂招至内在世界，使其上升到更高的位置，最后赋与其终极知识和预言的天才。”概括地说，土星性格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忧郁的气质，一是迂回的策略和足够的耐性，这两点在本雅明身上都有体现，他说“我是土星座——慢速旋转的星球，表示犹豫和延宕的星宿”。应该说这是本雅明对自己性格的透彻理解和深刻剖析。
本雅明是一个敏感的人，他直到三十年代后期一直都在审视自己的人生，并通过日记和回忆录像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幼年的画面。他希望“从这些画面中可以看出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失去了童年时代曾经拥有过的依护。”本雅明对童年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这样爱护着那些尚显娇柔的回忆”，这样的童年不仅能抚慰我们以后岁月中的艰辛，而且在本雅明看来，“只有处于儿童的精神状态，人的生命才能从民族的生命中纯粹而充分地发展起来。”但是另一方面，本雅明对童年的回忆中也充满了忧郁和悲观的底色。本雅明常常将童年的回忆与两个意象联系起来，一是无力感、一是死亡。在他看来，因为“童年没有先见之明，对生活一无所知。(尽管很有保留)童年是紧依附在死亡之域的，它从死亡之域突然进入活的疆场，依附生活本身。”而幼年上学被处罚的那些经历，那些学校和老师所采取的低级办法“那些年他们对我的恐吓、给我的身心笼罩的阴影从未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在这些优美的文字背后体现的是本雅明对传统线性时间观的批判。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是由无数均质的连续瞬间构成，这些瞬间一维地由过去到现在再向未来演进；在这种时间观的基础上，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提出了历史进步观。本雅明认为线性时间观是历史进步主义的关键，“人类历时性进步与人类穿越均质的、空洞的时间进程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对于进步概念本身的任何批判都必须以对于这样一种进程的概念的批判为基础。”④他批判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满足于在历史上不同的时刻之间建立因果联系，但任何事实都并不仅仅因为构成原因就具有了历史意义。可以这样说，这一事实是在事后，跨越可能与它相距千百年的诸多事件之后才具有了历史意义的。”四“因为每一秒的时间都是一道弥赛亚可能从中进来的狭窄的门”。四
如上所述，本雅明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源于他对时间的独特理解，而他的时间观又与其浓厚的弥赛亚主义思想有关。弥赛亚思想一直是本雅明的底色，也是本雅明区别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主要特征之一，本雅明认为：“人类只有获得救赎才能全盘接受它的过去——也就是说，人类只有获得救赎，其过去的每一刻才是可喜可贺的。”这种弥赛亚思想让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和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一样的形态。即便在30年代当本雅明靠近马克思主义之后，这种弥赛亚主义的色彩也一直没有消褪，而是在其历史哲学中呈现一种复杂的混合。朔勒姆认为本雅明的著作“享有一种被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厚爱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文本所无法企及的优势：即它与神学的深刻联系。这种联系所带来的灵感对于本雅明来说有着永久的重要性。”当本雅明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尤其是在《历史哲学论纲》里，这种救赎的弥赛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混合尤其明显。本雅明认为，任何历史的东西，只要未得拯救，本质上就都是破碎的，它们堆积成废墟；而救赎所面临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进步主义历史观，本雅明不再相信自康德伊始经黑格尔达于马克思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对本雅明而言，这些理想都应该破碎，“由传统的历史概念所缔造的东西全部化作烟云，他再也不能相信一个历史事件必然产生于另一个历史事件，且所有的事件共同构成进步的运动。”在论纲第十四条里，本雅明认为正是“进步”使救赎的恢复任务变得更加危险和难以解决。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于神学语言，在于弥赛亚；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中，则应有向“历史的开放领域”的辩证跳跃、“向过去跳跃”的革命：出于弥赛亚精神，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批评，并对其做了补充。这种批评以对“进步观念本身的批判”为出发点，采取了一种着重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的观念。“论纲的神学化的术语宣告了两种声称：它试图在弥赛亚的概念范围内保存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在弥赛亚时代的范围内保存无阶级社会和在弥赛亚的力量范围内保存阶级斗争。同时，还没有到来的革命被认为正如弥赛亚，随时都会来到门前。”那么，本雅明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用意何在呢?它实际上“要含盖一种尝试，即建立一种实践的理论，这是一种不同的实践，它能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还可能有机会在‘比赛’中，即阶级斗争中，获胜。的确，这似乎就是《历史哲学论纲》的意图。”
四、简短的结语
通过结合外部因素以及本雅明自身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对其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有个大体把握。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本雅明已经成功地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今天依旧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如果固执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很可能就丧失了发展的活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和借鉴。具体到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我们认为恰恰因为本雅明历史哲学思想的复杂性，因此他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的不足具有启发意义。比如，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直接作用与反作用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相应的我们应该努力寻找二者之间的中介以及唯物史观何以对个体造成影响，在这里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再如，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今天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伴随而来的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反思用更为全面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性。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刘之静
关键词 本雅明 历史唯物主义 弥赛亚主义 时间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2—0016—06
当哈贝马斯不无批评地指出，如今“即使随便谈起本雅明，都会是合适的”时候，他想表达的是本雅明被同时代和后来的思想家误解了。只需指出像阿多诺和阿伦特这样风格迥异甚至观点对立的思想家都在本雅明逝世后将整理和解释本雅明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任务就可以看出这种误解的程度。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常见的回答是：本雅明是多维的，其思想内容的丰富和风格的凝练赋予了其理论宽广的解释空间。本雅明对此早有预感，以至于他打消了发表遗作《历史哲学论纲》的念头，因为他深知一旦发表，“就会为各种热心的错误阐释大敞其门”。本文认为应该将本雅明关于历史的思考放在他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予以理解，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进而区分其外在和内在的因素。
一、沃林的三阶段论
按理查德·沃林的解释，“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态度既谈不上一以贯之，也谈不上旗帜鲜明。总之，他展现出来与马克思主义的三种不同，的理论关系。”他认为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的批判性理解分为三个阶段，即：1935年的辩证意象理论；对技术先进的、介入艺术的鼓吹以及1940年的《历史哲学论纲》。应该说沃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否仅仅从五年时间内(1935—1940年)本雅明的文本中划分出三个阶段以此作为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逻辑?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全面的，虽然思想家思想的发展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但是每一个思想家首先是一个整体，其晚期的思想一般都能在早期的著作中找到痕迹。研究者不能接受思想家文本的矛盾，力图用分期或不同的标准去裁剪、解释，其实源于我们一种求完美的心理。阿伦特在评价马克思思想的一些矛盾时曾说：“前后不一致、难以遮掩的明显的矛盾，也贯穿于其他许多伟大思想家著作的核心部分，在那不一致里，恰恰隐藏着理解这些著作的最有效的线索。也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会产生这种情形，特别是二流的著述家的著作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一评价也适合本雅明。事实上，在早期的文本中，本雅明提及了艺术与历史哲学的关系，他说：“一切美都和公开一样，自身中蕴含着历史哲学的秩序。”他批评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现代主义的历史范畴抹杀了今天与过去的区别，也就是说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间的区别。”在《德国悲剧的起源》的序言中，本雅明认为悲悼剧之所以区别于悲剧恰好是由于和历史发生了关联，因为悲剧“的客体不是历史，而是神话，而戏剧人物的悲剧形象并非衍生于显贵的身份——如独裁君主——而衍生于其生存的前历史时代——过去的英雄时代。”本雅明通过将历史的自然之面和自然的历史之面阐述出来，使得自然和历史之间的二元对立得以真正显露，这是其早期历史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所以我们认为理解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思想，不能忽视其早期的著作。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弥赛亚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是理解本雅明历史哲学思想的关键。本雅明一直借助废墟、弥赛亚、乌托邦等术语表达他的历史哲学思想，而且这些观念一直持续到他最后的著作。我们认为对本雅明而言，其历史哲学中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也有政治弥赛亚主义的色彩。因为是弥赛亚主义，所以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富有原创性；而凭借历史唯物主义，他为弥赛亚主义找到了一个立足点。
其实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来源很复杂，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其中既有个人感情的发展和生活的经历，也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实地考察，当然还有不同思想家对他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本雅明的悲剧在于：不仅不同的思想家在他去世后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其进行任意的注解，而且在其生前他就受到他们有意识地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甚至近乎粗暴的干预，其中最典型的是布莱希特和法兰克福学派。由于性格的特点，面对这种状况本雅明经常是无所适从。所幸本雅明是具有很强的原创性的思想家，性格上的优柔以及对各种思想的兼顾恰好成就了本雅明思想的多维性。因此，分析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来源对我们理解他的历史哲学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二、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外部来源
首先是结识阿斯娅·拉西斯。本雅明1924年初遇拉西斯，对其可谓一见倾心，在给友人的信中称她为“来自里加的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赞扬她“对迫切需要激进的共产主义有着透彻的见地”，是“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女子之一”。在拉西斯的影响之下，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众所周知，1926年本雅明将《单行道》献给拉西斯，在题辞中他写到“这条街叫阿斯娅，拉西斯街，是她作为工程师使这条街整个地穿过了作者。”题辞就字面理解，这条街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本雅明想表达的是在拉西斯的影响之下他接近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这也是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结识拉西斯对本雅明靠近马克思主义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不能高估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拉西斯对本雅明的影响。第一，拉西斯虽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但是她首先是一个演员而不是一个思想家，因此就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而言拉西斯对本雅明的影响很有限。第二，比之于思想影响，我们应该说拉西斯对本雅明现实生活的影响要大得多。本雅明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拉西斯的出现除了给本雅明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形象之外，她首先是作为一个让本雅明爱慕的女人形象出现的。拉西斯的重要影响主要集中在1924年到1930年，她使本雅明发生了从政治向革命思想的转变。1929—1930年，本雅明为了拉西斯同妻子离婚，但这次离婚的结果并不是与拉西斯结婚或者与之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30年拉西斯回到苏联之后，本雅明就再也没见过她。第三，即便就个人生活而言，本雅明和拉西斯之间的交往也是不对等的，更多的是本雅明对拉西斯充满激情，而拉西斯对本雅明的感情回应比较平淡。在他们交往的密切时期(莫斯科时期)，本雅明在日记中更多的透露出来的也是对这份感情的无望，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心态，所以本雅明才写出 了那句著名的格言“认识一个人的唯一方式是不抱希望地去爱那个人。
按照我们的理解，拉西斯对本雅明的影响更多的是给他开启了一扇通往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窗口。通过拉西斯，本雅明对社会主义现实和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直接的观感。
第二个外界因素是那次著名的莫斯科之旅。1926年12月6号至1927年1月底，本雅明去了莫斯科考察。这次旅行有三个原因。首先出于他对拉西斯的激情；其次是他想近距离观察一下俄罗斯的局势，甚至想通过与它建立某种官方联系，从而解决他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党籍问题；最后还有承诺的文学义务，他答应报纸要写莫斯科及其居民述况。关于入党这一动机，本雅明自己说的很清楚：“阻碍我加入德国共产党的纯系外部因素。现在加入似乎正是时候，错过机会也许就有危险。正因为党员资格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再拖延似乎不可取。”但是，莫斯科之旅对于本雅明来讲是失败的。本雅明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说：“我说很沮丧，原以为能学到很多关于俄罗斯的东西，结果却不像预料的那样。”本雅明觉得他在俄罗斯的所见不但不能坚定他解决自己入党的问题，反而使他更为困惑了。他说：“我坚持认为俄罗斯的形势目前是如何的矛盾。在外交政策上，政府在追求和平以便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商业条约，国内方面，政府正试图搁置军事共产主义，拟进入无阶级冲突的时期，拟尽可能淡化公民的政治生活。”不过此时马克思主义依然对本雅明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所以他不愿面对现实，而是做了一个矛盾的解释。在同时期写给友人的信中，他总结到：“我想给目前的莫斯科作一个描述；在这个描述里，‘所有事实已然是理论’，因此可以免于演绎抽象，免于任何预测，甚至在一定的范围里免于任何判断——这些我绝对坚信不可能是在精神上的‘数据’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只能形成于经济上的事实之基础。”关于苏联的未来，本雅明也做了一个模糊的预测，他认为“就目前而言，莫斯科以蓝图的形式展现了各种可能性：首先是革命本身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结果都不可预料，其情景将远不同于人们为未来所画的蓝图。”其实本雅明一直没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以及连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形成一个确定性的结论，所以他错误地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混淆，从而因为对苏联现实的不满而从整体上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在生命的后期，本雅明对苏联彻底绝望进而深刻地批判它。1936年8月。苏联判处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本雅明写信给霍克海默说：“我自然是密切关注俄国的事态，在我看来，找不到答案的并非我一人。”凹第二年苏联继续在红军中清洗高级将领，本雅明在另一封信中说：“对于苏联眼下的状况我完全迷失了线索。”最终当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以及第二年斯大林庆祝德国占领巴黎之后，本雅明绝望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始于本雅明莫斯科之行)，对苏联现实的不断失望使得本雅明逐渐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歌颂中走出来，不断反思这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是否存在理论的问题，重新用他的弥赛亚的历史哲学思想来思考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如前所述，本雅明在这里有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但是不管怎样，莫斯科之行使导致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复杂态度的重要原因。
对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产生影响的第三个外界因素是布莱希特。按照拉西斯的自传，本雅明是在莫斯科之行前在柏林见到布莱希特的；但是大多数学学者则认为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初次会面是1929年5月在柏林(拉西斯安排)，此后开始了两人有着历史意义的十年交往和合作。
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影响十分巨大，具体到历史哲学角度，学术界也存在争议。朔勒姆曾在讲演中说：“我觉得布莱希特对本雅明30年代作品的影响很糟，在某些方面是灾难性的。”注释阿多诺也曾在给门人的信中表示本雅明不仅在思想上受到布莱希特的巨大影响，而且在“激进情绪上害怕布莱希特”。注释当然也有持相反观点的，德国艺术学院档案馆布莱希特档案研究所所长艾德穆特，维茨斯拉在他的新著《本雅明与布莱希特》中则认为：一方面本雅明是布莱希特作品的第一位有体系的、有理论水准的批评家，他也是第一位首肯布莱希特在同时代艺术中的原创性及其文学地位的人；另一方面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评价也非常高，认为他是“当时最重要的批评家”，但对于本雅明的某些作品、尤其是本雅明靠近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波德莱尔时代的第二帝国的巴黎》)则进行了比较复杂的评价和批评。本雅明仰慕布莱希特自不必言，布莱希特对本雅明也是深为器重，据说他收到本雅明的死讯时说，这是希特勒给德国文学首次造成的真正损失，并为本雅明写了一首诔诗。概而言之，布莱希特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上对本雅明的影响在于：他通过自己的人格和作品使本雅明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这种学说的精髓在于苦难的阶级对悲苦命运的抗争。
但是很难说布莱希特的影响完全是正面的。实际上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那样，布莱希特带给本雅明的是一种粗鄙的缺乏辩证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第一个影响是促进了本雅明对于艺术的技术手段的重新审视，比如关于电影，布莱希特是第一个承认蒙太奇是超越了所有技术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布莱希特的作品对本雅明发挥了一种范本式的作用。通过把中断技术或蒙太奇技术转化成自己作品里的一个内在要素，布莱希特彻底重新塑造了当代戏剧的形态。”我们可以在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中见到这种影响。其次，布莱希特对戏剧的教育和政治功能的强调使得本雅明在30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直处在理论批判和现实政治斗争的困境中，与布莱希特的交往使他觉得应该从左翼的改造社会的立场行动，使艺术服务于进步的政治目标，从而以这样一种方式让知识分子参与革命；另一方面，在这样转向的过程中，他内在的弥赛亚主义的因素不仅不能掩盖，而且有时候甚至与机械唯物主义的东西混合起来，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不能容忍的地方。他们认为布莱希特带给本雅明的是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和机械的马克思主义，尽管由于本雅明的天才这种影响最后结晶出富有创造力的作品，但是布莱希特的这些影响使得本雅明本就复杂的历史哲学思想更加枝蔓丛生。
最后是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影响。社会研究所不仅在经济上支援了本雅明，而且对其思想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对本雅明造成了巨大影响。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一直以来“阿多诺试图矫正的正是唯物主义因素与神学因素这种常常令人困惑与生厌的混杂。”在阿多诺看来，由于受到布莱希特的影响，本雅明对唯物主义有一种过分的激情，这使得他的唯物主义常常以形而上学的笨拙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偏离了辩证法。在阿多诺看来，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本雅明受到超现 实主义和布莱希特的大举入侵，而这两者都是一种虚假的辩证法，它们对本雅明的思想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这样一来，本雅明对十九世纪社会生活的具体历史分析就陷入了唯心主义范畴的危险境地。按照沃林的看法：“对本雅明而言，理论具有一种不可让渡的建构功能或救赎功能；而阿多诺则认为，理论的任务就在于帮助人们从意识形态上批判地揭示社会原因造成的错误意识——如果除此之外，理论还要有所作为，就必然要承担给真实的历史苦难提供虚幻的安慰品的风险。”这种分歧的后果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干预本雅明的作品，比如1935年本雅明向社会研究所提交了《拱廊研究计划》，并于1938年本雅明提交了部分研究成果《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结果社会研究所对这部作品非常不满意，本雅明被迫做了全面修改，修改后的作品是《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是辩证唯物论者，而在他们看来，本雅明是非辩证的；他们认为本雅明只是在“唯物的范畴里打转，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缺乏中介调解”，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上层建筑的某些明显因素……直接附会于基础结构中的相应因素”。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多是学院思想家，因此不能说他们对本雅明的批评没有理论根据，本雅明的思想中确实有这些特征。但理解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思想首先的问题不在于去分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缺陷，而在于弄清楚为什么本雅明的思想会以这样一种复杂的形态呈现。或许正确的看法应该是：由于本雅明思想的原创性和模糊性，使得众多的思想家围绕他的著作试图做出符合自己观点的所谓“合法”解释。真正要澄清这些争论，在我们看来，必须回到本雅明自身，应该结合本雅明自身的经历以及他独特的时间观来理解。
三、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在原因
朔勒姆认为“在本雅明的许多著述背后。是他个人的、实际上是他最具个性的经历，当投射到其著述的客体之中时，这些经历消失了，或者变成了符码，致使局外人无从辨认，或者至多只能对此加以猜测。”本雅明自身多舛的经历不仅使他自己以一种忧郁的眼光来看待生活，而且也深深影响了他对社会、对历史的视角。
本雅明认为自己是“土星性格”。他所理解的土星是“距离日常生活最高和最远的行星，是一切深邃思辨的创始者，从外部把灵魂招至内在世界，使其上升到更高的位置，最后赋与其终极知识和预言的天才。”概括地说，土星性格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忧郁的气质，一是迂回的策略和足够的耐性，这两点在本雅明身上都有体现，他说“我是土星座——慢速旋转的星球，表示犹豫和延宕的星宿”。应该说这是本雅明对自己性格的透彻理解和深刻剖析。
本雅明是一个敏感的人，他直到三十年代后期一直都在审视自己的人生，并通过日记和回忆录像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幼年的画面。他希望“从这些画面中可以看出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失去了童年时代曾经拥有过的依护。”本雅明对童年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这样爱护着那些尚显娇柔的回忆”，这样的童年不仅能抚慰我们以后岁月中的艰辛，而且在本雅明看来，“只有处于儿童的精神状态，人的生命才能从民族的生命中纯粹而充分地发展起来。”但是另一方面，本雅明对童年的回忆中也充满了忧郁和悲观的底色。本雅明常常将童年的回忆与两个意象联系起来，一是无力感、一是死亡。在他看来，因为“童年没有先见之明，对生活一无所知。(尽管很有保留)童年是紧依附在死亡之域的，它从死亡之域突然进入活的疆场，依附生活本身。”而幼年上学被处罚的那些经历，那些学校和老师所采取的低级办法“那些年他们对我的恐吓、给我的身心笼罩的阴影从未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在这些优美的文字背后体现的是本雅明对传统线性时间观的批判。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是由无数均质的连续瞬间构成，这些瞬间一维地由过去到现在再向未来演进；在这种时间观的基础上，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提出了历史进步观。本雅明认为线性时间观是历史进步主义的关键，“人类历时性进步与人类穿越均质的、空洞的时间进程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对于进步概念本身的任何批判都必须以对于这样一种进程的概念的批判为基础。”④他批判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满足于在历史上不同的时刻之间建立因果联系，但任何事实都并不仅仅因为构成原因就具有了历史意义。可以这样说，这一事实是在事后，跨越可能与它相距千百年的诸多事件之后才具有了历史意义的。”四“因为每一秒的时间都是一道弥赛亚可能从中进来的狭窄的门”。四
如上所述，本雅明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源于他对时间的独特理解，而他的时间观又与其浓厚的弥赛亚主义思想有关。弥赛亚思想一直是本雅明的底色，也是本雅明区别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主要特征之一，本雅明认为：“人类只有获得救赎才能全盘接受它的过去——也就是说，人类只有获得救赎，其过去的每一刻才是可喜可贺的。”这种弥赛亚思想让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和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一样的形态。即便在30年代当本雅明靠近马克思主义之后，这种弥赛亚主义的色彩也一直没有消褪，而是在其历史哲学中呈现一种复杂的混合。朔勒姆认为本雅明的著作“享有一种被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厚爱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文本所无法企及的优势：即它与神学的深刻联系。这种联系所带来的灵感对于本雅明来说有着永久的重要性。”当本雅明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尤其是在《历史哲学论纲》里，这种救赎的弥赛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混合尤其明显。本雅明认为，任何历史的东西，只要未得拯救，本质上就都是破碎的，它们堆积成废墟；而救赎所面临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进步主义历史观，本雅明不再相信自康德伊始经黑格尔达于马克思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对本雅明而言，这些理想都应该破碎，“由传统的历史概念所缔造的东西全部化作烟云，他再也不能相信一个历史事件必然产生于另一个历史事件，且所有的事件共同构成进步的运动。”在论纲第十四条里，本雅明认为正是“进步”使救赎的恢复任务变得更加危险和难以解决。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于神学语言，在于弥赛亚；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中，则应有向“历史的开放领域”的辩证跳跃、“向过去跳跃”的革命：出于弥赛亚精神，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批评，并对其做了补充。这种批评以对“进步观念本身的批判”为出发点，采取了一种着重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的观念。“论纲的神学化的术语宣告了两种声称：它试图在弥赛亚的概念范围内保存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在弥赛亚时代的范围内保存无阶级社会和在弥赛亚的力量范围内保存阶级斗争。同时，还没有到来的革命被认为正如弥赛亚，随时都会来到门前。”那么，本雅明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用意何在呢?它实际上“要含盖一种尝试，即建立一种实践的理论，这是一种不同的实践，它能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还可能有机会在‘比赛’中，即阶级斗争中，获胜。的确，这似乎就是《历史哲学论纲》的意图。”
四、简短的结语
通过结合外部因素以及本雅明自身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对其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有个大体把握。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本雅明已经成功地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今天依旧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如果固执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很可能就丧失了发展的活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和借鉴。具体到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我们认为恰恰因为本雅明历史哲学思想的复杂性，因此他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的不足具有启发意义。比如，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直接作用与反作用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相应的我们应该努力寻找二者之间的中介以及唯物史观何以对个体造成影响，在这里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再如，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今天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伴随而来的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反思用更为全面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性。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刘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