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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国家谋求官方合作的构想之一。历经多年,时隐时现,既有 良好的构建基础,困难和挑战也十分明显。本文旨在分析东亚国家构建共同体所面临的有利 条件和困难与挑战,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欧洲一体化建设的经验,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所应 具备的理性思维。本文认为:东亚以经济领域的合作为先导,以政治、外交、安全合作为保 障,扩大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培育地区的积极正向认同,使得合作给各成员带来更大的收 益和好处,东亚共同体的远景规划最后就有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关键词] 东亚共同体 现实基础 理性思维 欧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3-0001-13
欧盟的建立和成功运作,使得共同体作为一种维护国际社会稳定、防止战争和繁荣经济的有 效途径而得到广泛的关注。共同体似乎已经成为未来国际社会的一种发展模式。东亚地区作 为未来世界的最重要区域之一,能否借鉴欧盟经验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共同体,成为近年 来亚洲主要国家所关注的问题。东亚共同体实质上是东亚国家谋求官方合作的构想之一,早 在2002年,在“10+3”的框架下建立了两个关于东亚事务的研究机构之一的“东亚展望小组 (East Asian Vision Group,EAVG)就提出了“走向东亚共同体”的东亚展望报告。在200 4年11月召开的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上,东盟与中、日、韩一致决定将东亚区域合作 的长远目标确定为建立“东亚共同体”。但其后,东亚共同体并未有实质性进展,反而进入 了休眠期。显然,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是巨大的,要想最终将东亚共同体变为现实,无疑需 要务实的理性思维。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有利现实基础
自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提出后,虽得到了有关国家的积极回应,区域经济合作也取得了积 极成效,但区域共同体的远景建设至今依然停留在概念层面上。东亚地区能否像日本首相鸠 山由纪夫所倡议的模仿欧盟模式建立东亚共同体呢?这显然不是简单模仿就能解决的问题, 需要从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构建东亚共同体所必须面对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在此基础 上才能思索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模式和路径。
所谓“共同体”一般是这样一种状态,其强调群体身份的归属性,即共同一致的利益、宗教 、种族、职业、国籍或其他共同背景而被认作一个单元的群体。小至社区内和跨社区的社会 团体,大至国家间或跨国的共同体。[注:刘贞晔.“东亚共同体”不可能是开放的地区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0):39]共同体成员间的“我们感”是其构成共同体的基本情 感要素,也就说共同体具有明显的身份属性,“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相同身份和特点的感 觉的群体关系,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历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是有关人员共同的本能和 习惯,或为思想的共同记忆,是人们对某种共同关系的心理反应,表现为直接自愿的、和睦 共处的、更具有意义的一种平等互助关系”。[注; [德]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容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前言:3]所以,虽然共同体本意源于政治学和社会学 领域,但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共同体的基本构成要素就是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情感、 基本的正向认同等“我们感”的内外有别的集体身份。而东亚共同体则是在地理上给这一“ 我们感”加上了地域的限定范围。从现实看,目前在构建东亚共同体上具有一些十分有利的 条件。
首先,东亚地区各国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 正逐步迈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深化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利益 共生,是构建共同体的源泉所在。回顾欧洲区域共同体的发展经验可知,欧洲一体化的成功 虽然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但如果没有地区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成功,其也许就成为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欧洲一体化进程走了一条从传统的利益攸关的“低级政治”的经济合作到“ 高级政治”的政治与安全合作的一体化发展过程,成就了今天的欧盟。而当今,东亚各国的 经济发展与合作已经为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乃至经济共同体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东亚地 区已成为世界上最活跃、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已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并驾齐驱。[注:2009年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额已占全世界的40%,外汇储备超过全球总量的60%。而根 据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预计,2010年东亚经济规模将达到12.89万亿美元,超过欧元区的1 2.7万亿美元,2014年其规模更是将达到17.34万亿美元。参见:加快东亚经贸合作条件已基 本成熟.http:/www.gx.xinhuanet.com/dm/201004/24/content_19611834.htm]更为 重要的是,东亚经济的融合度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注:从1986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东亚整体贸易的比重由37%上升到2006年的55%左右,低 于欧盟的66%、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44%。而中国进出口的40%和超过一半以上的外资来 自东亚各国和地区。就贸易量来说,中国是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的第五大贸 易伙伴,贸易额也从2003年的782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311亿美元,年均增长24. 2%。据世 贸组织的最新数据,2010年前3个月,中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了46.7%,而东盟对中国的出 口增长更是达到了76.6%;2008年初,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二大目的出口国和第一大进口来 源国,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09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 出口市场;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韩已经形成了非常紧密的经济和 贸易关系,以2008年为例,中日贸易额超过2600亿美元,中韩贸易额接近19 00亿美元,日韩贸易额也接近1000亿美元。可见,东亚区域经济的相互融合与依 存的程度不断加深,经济互 惠和共赢的关系日益密切,为构建东亚共同体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加之东亚经济合作的 机制化建设在各个层面和次区域范围内展开,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经济支柱乃至最终的东亚 共同体扬帆启航。东亚国家在反思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清醒认识到:如若缺乏必要的合 作难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繁荣持续性,特别是要消除市场存在着国际市场分割、关税和非关 税的壁垒等国家行为的因素。所以,降低区域内的交易成本比如降低或消除关税等措施的责 任就落到了各国政府的身上,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也就由市场自动推行为主的诱致型变迁 开始向由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强制型变迁过渡。[注:吴金平,赵景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演进——一个制度变迁视角.亚太经济 ,2009(3)]为此,以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契机,以东 盟和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亚经济合作的机制化进程不断展开。[注: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建立了“10+3”机制,而2000年5月,东盟10国和中、日、 韩三国财长会议上通过的《清迈倡议》是“10+3”机制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东盟和 中、日、韩三国确立了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协议,并在2009年底,成立了 总值为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东盟除了与中、日、韩三国“团体”合作外 ,还分别 与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建立了“10+1”机制,特别是中国与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区的“1 0+1”机制在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韩国和日本的“10+1”机制也将在2011年和2012年 启动,从而在东亚地区初步形成了三个“10+1”机制。]同时,作为东亚区域 大国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也提上了议 事日程。此外,东亚区域各个层次的政策对话机制也先后建立,并设立了亚洲债券基金。东 亚经济合作以区域性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先导,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合作与一体化,正如欧 洲的一体化以法国和德国的“煤钢联营”为基础一样。事实上,东盟和中、日、韩等国的合 作机制已经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和基础链。可以想象,如果一系列的“10+1”机制运行 成功加上东盟一体化,就有可能融合成“10+3”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最终可能形成东亚共 同体的地基——东亚经济共同体。[注:有人将未来的东亚共同体比作一个房子:经济、货币共同体是地基,安全共同体是 屋顶,牢固的双边伙伴关系是支柱,文化共同体是墙壁,社会共同体是门窗,环境共同体是 室温和水电。]
其次,东亚成员国间尽管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但各国都把合作乃至最终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 经济增量发展和东亚区域稳定与繁荣的有效路径。二战后,东亚国家开启了实现现代化、赶 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探索适合东亚国家现代化道路上,东亚国家普遍在政治 上施行威权主义模式和经济上有政府主导的、建立贸易开放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就是人 们常说的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包括东亚经济模式和东亚政治模式,东亚经济模式主要是经济优先主义、 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而导致的经济高增长;而政治模式主要是传统 的集权政治、现代性国家特征、渐进民主化进程而导致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其共同的经验和经济发展模式催生了东亚国家的东亚意识,这种东亚 意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而得到不断强化。在东亚意识的基础上,东亚 各国逐步认识到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国合作的政治意愿普遍加强。其实,区 域合作乃至一体化建设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其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而这种动机恰恰 是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真正动力。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佐证。可以说,没有最初的经 济合作、经济一体化就没有今天欧洲政治一体化和外交、安全一体化的进展。但是,由于政 治、安全、外交这些传统上的“高级政治”,涉及国家主权、生存等敏感性问题,一体化进 行同样会遭遇困境。[注:1952年,参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国家在巴黎签署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但1954年 在法国国民议会遭到否决而流产。196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西德总理阿登纳再次提出加强 西欧政治联合,建立政治联盟的主张,后也经过六国外长讨论后遭否决。欧洲的政治联盟和 防务联盟真正启动其实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基于此,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合作的意愿和勇气,便不会有真正意义 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它向政治领域的扩展也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由经济所驱动的“区域 共同体”。所以,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乃至共同体的建设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各国政府都有 很强的政治意愿来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共同体的建设。中、日、韩三国政府均采取实际行动 推进区域合作。特别是从原先的三个双边关系合并为一个三边关系,表明了中、日、韩认识 到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三国利益需要一致的行动来维护,这不仅符合三 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东亚地区合作进一步发展,对推动东亚一体化乃至共同体建设 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东亚共同体作为区域合作的一种远景规划当前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 ,东亚国家也已意识到共同体创建可以实现共同利益,看到了东亚必须通过共同体来推进亚 洲的增长。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时,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危机是大势所趋、人 心所向。而东亚各国强烈的政治意愿也为构建东亚共同体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资源,如2009年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强调加强地区合作本身就说明三国合作的决心,说明原先政治上的互 信不足的现象正在改变。此外,地区各领域合作机制的运行和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的 合作形式等都为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提供了良好基础。尽管东亚共同体尚在远景规划之中, 但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已卓有成效,而欧盟的共同体建设更是让东亚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尽 管我们不可能复制欧盟模式。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困境和挑战
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应该说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也是东亚 经济蓬勃发展后的自然诉求,各成员国也怀有普遍的政治意愿乐见其成。但是,愿望与现实 往往总是难以达成有效的一致,即构想虽然美好,现实中的种种困难与挑战也为共同体的建 设设置了一道道篱笆,诸如地区内巨大的政治经济差异、地缘政治纷争和安全困境、核心推 动力的缺失、地区认同感薄弱等问题等等。
首先,东亚国家间在经济上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成为东亚经济合作乃至构建东亚共同体一个 短板。根据以往的经验,地区内各国间经济水平差距越小,则国家间达成经济或其他方面协 议的可能性就越大,合作起来也相对容易。与欧洲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平衡不同,东亚 地区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既存在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像新加坡、韩国 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同时也有像老挝、缅甸、柬埔寨等 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间的差距达到了近200倍,[注: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日本、新加坡和文莱的人均GDP达到了3万—4万美元左右, 而缅甸的人均只有208美元,老挝、缅甸、柬埔寨三国也仅为500—600美元。]远远高于欧盟内 部的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30倍的差距水平。所以,尽管东亚国家间存在着经济发展的互 补性,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使得单一政策难以适应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严 重不平衡性,成为阻碍东亚合作乃至经济一体化进程最重要的因素。
其次,东亚地区各国虽然都有普遍的政治经济合作意愿,但国家的政治特点和过渡性特征使 得其合作向深水区迈进的时候难度加大。东亚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落差,相应地 政治发展也不平衡。从制度上讲,东亚国家存在着以中国、朝鲜、越南和老挝为代表的社会 主义制度,以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在资本主义制度里面, 还有君主立宪制、绝对君主制与共和制之分。与此同时,东亚国家的的政治发展模式很多都 具有前现代性,是一种适合东亚地区特点的过渡型的政权,是强制稳定型的威权主义政权。[注:东亚威权主义的模式主要是:传统的集权政治体制(强人政府、一党优势、军人 干政)、现代性国家特征(代议制形式、专家治国、健全的法制、反腐倡廉)、渐进的民主 化进程、政治稳定。]这种政权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而民族主义的内向性和排外 性 ,必然与一体化发展和共同体建设所要求的一致性和“我们感”相违背,与构建一体化所要 求的共享主权的市民社会特征的国家合作还有一定的差距。在涉及超国家问题上,东亚各国 往往就会把国家主权放在第一位,尚未为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做好准备。[注:例如2007年的东盟峰会期间,东盟领导人发表了缅甸问题声明,再次强调通过协 商方式妥善解决该问题。在缅方要求下,东盟领导人也未听取联合国特使甘巴里关于缅甸问 题的“汇报”。东盟仍把主权、稳定看得高于“民主、人权”。]所以,从东亚各国 迄今为止所建立的各种国际机制来看,也只是为政府间合作提供了一种平台,会后所发表的 声明或宣言也只代表了一种意向,没有法律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
再次,东亚共同体虽然成为该地区各国的共同意愿,但在界定地域范围和主导权上却存在着 分歧。主要表现在:一是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地域基础问题,即是否引入区域外国家的问题;[注:在日本的构想中,东亚共同体应该以“东盟+3”(13国)加上3个东亚区域外国 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16国的“东亚峰会”为基础,同时密切与美国等国家的关 系。虽然鸠山上台后,一度提出以中、日、韩三国为主导建立共同体,但遭到美国和东盟的 反对后,对共同体成员范围的界定开始变得慎重起来。东盟国家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以 东盟为基础的扩大,马来西亚总理巴拉维2004年在《迈向一体化的东亚共同体》的演讲中就 明确提出,“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东盟共同体在整体上的拓展”。同时,为了主导东亚 地区的合作和传统的大国平衡战略,东盟希望区域外大国参加东亚地区的合作。尽管现在以 东盟为主导合作机制有“10+1”、“10+3”以及“10+6”,但是2010年4月在越南首都河内 召开的第16届东盟峰会上,10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考虑将现行的东盟“10+6”(东盟+中日 韩印澳新)对话机制扩大为“10+8”(增加美国和俄罗斯),其平衡不断强大中国的意图十 分明显。而中国则认为,既然是东亚区域共同体,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区域界定,不能把一 些相关国家都纳入进来,应该以“东盟+3”为基础来建构东亚共同体,虽然中国也赞成开放 包容的原则。]二是对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即由谁来主导的问题或谁能成为推进共同体建设的“发 动机”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各国的分歧显然存在着极大的调和难度。
最后,也是构建东亚共同体所面对挑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东亚国家间普遍存在明 显的政治和战略互信缺失。从一些东亚有关国家的共同体构想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明显的 防备心理,并缺乏必要的互信,而这种互信却是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最基本核心要素之一。例 如,日本强调要建立所谓“开放的”和“民主的”“东亚共同体”,其根本目的旨在借助澳 大利亚、印度尤其是美国等外部大国力量来平衡中国在区域中潜在的巨大影响。正如渡边利 夫所言:“东亚共同体背后隐秘的主角是中国,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最大的背后因素是中国的 地区霸权主义。对日本与大国化的中国相对抗,确保在东亚的行动自由,明确显示自己的存 在来说,日美同盟是绝对重要的两国关系。”[注:[日]西口清胜.东亚共同体的构筑与日本的战略.南洋资料译丛,2006(3):5]而东盟国家对由其主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 强调,则旨在将东盟作为一种平衡力量,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形成一种权力平衡。不仅如此, 一些国家也对中国权势的日益增长充满了戒心和担忧。[注:2009年11月,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访美时,就呼吁美国强化在亚州的角色,以 平衡中国的日渐崛起。新加坡的想法代表了整个东盟的心声。]对于东亚合作,不仅日本希望把美 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等拉进来,而且东盟中的一些国家也希望把这些国家拉进来, 通过“援外入内”的方法,防止东亚大国特别是中国在其中“坐大”,以保障东盟的领导地 位。2010年4月,东盟10国领导人考虑将现行的东盟“10+6”对话机制扩大为“10+8”机制 的想法正是这种思维的反映。[注:东盟小马拉大车 美国进入非好事.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2/ 8/8/7/101288705.html?coluid=92&kindid=0&docid=101288705&mdate=0425000646]表明了东盟对日本首相提出的企图以中、日、韩为主导构建 共同体的担心。
当然,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比如,外来压力对共同体的干涉问题。 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其在东亚有着无所不在的战略利益,美国不会无视排除不包括 美国在内的东亚区域一体化。东亚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都对共同体建 设产生消极影响。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理性思维
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一种远景规划,其目标诉求既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外溢的逻 辑所致,又是区域内成员谋求合作的动力需求,也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 潮流的结果。而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成功也激励和启迪着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东亚地 区各国。然而,东亚与西欧存在众多差异,而且两种合作实践所依赖的国际大环境也迥然不 同,欧洲经验对东亚既有良好的启迪作用,但我们也要启迪智慧,思考具有东亚特点的有效 合作路径。因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面临两个不同于欧洲区域合作的重要新问题:一个是大 部分东亚国家都处于转型阶段,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还没有完全实现或远没有完全实现。另 一个是该地区存在着地区认同问题。东亚的特殊性,使得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不仅需要对情感 因素的强调,也需要对其进行理性思考。[注:有人认为,对共同体的强调,也是对情感因素作用的强调。参见:周方银.共同体 与东亚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1):59]
在全球化条件下,所有的国家都遇到了能力极限的问题。有些问题无法通过主权国家内部的 政府体系加以有效解决,而必须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如果说,欧洲区域共同体的建设能 为东亚共同体提供一个有益且富有成效启迪经验的话,那就是民族国家地区秩序重新调整和 政治理念认同的不断强化。从欧洲一体化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某种程度上就是地区国际关 系秩序的重新调整。[注:欧洲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发源于欧洲的主权观念、国际法、国际规范等一系列现 代意义上的国际规范仍然深深影响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然而,也正是欧洲给人类造成了 无数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欧洲,其的根源在于当时欧洲列强争霸和依靠强权对外施 行掠夺的普遍强权逻辑以及用军事力量、战争手段解决利益纠纷的基本诉求。但战 争巨大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使得欧洲人深刻反思战争与和平问题,其最显著的一个结果就是欧 洲的一体化进程。二战之后,欧洲又一次执世界发展潮流之牛耳,开创了地区国际秩序成功 转型的先例。]让•莫内下述的一段话,可视为对欧洲一体化事业的精辟总结:“欧 洲统一是战后西方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这不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大国,而是因为它 在制度方面创建的一个新的方法,正在永久地改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本性没有 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个准则和机构而保证采用它们时,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就 会改变。这就是文明的进化。”[注:[法]让•莫内.激发变化的催化剂.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 选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4]也就是说,欧洲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英国学派的“ 国际社会”的思想,即“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 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 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际社会就出现了。”[注:[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1011]也可以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从一定程度上 克服了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性。
对于无政府性特征还很明显的东亚地区,如何克服无政府的国际体系结构给成员国合作带来 的困境,同时建构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理想主义的东亚共同体呢?这里就涉及到如何将东 亚地区长期以来形成战略互信的缺失转换为一种基于利益基础上战略互信和区域认同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机制化,也就是说构建东亚地区秩序的问题。正如欧盟自二战以后重构了 地区秩序一样,东亚地区要想建成真正的区域共同体,重构东亚以相互信任、地区认同、共 同利益为基础的秩序规则显然是必要的。
首先,要完成地区秩序的转变,欧盟的区域合作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愿联盟”的模式 。前面提到,东亚地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既有发达国家、也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 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亚国家间既有领土争端、也有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首要基础就是构建具有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意愿联盟”,而不 是建立具有高度统一、相对封闭、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组织机构。即使像欧盟这样看上去一体 化程度很高、类似具有超国家机构的组织也难以形成具有法律主权的行为体,即欧盟并不是 一个类似国家的组织。因为,“欧盟是一个高度分散的国际制度,比通常的看法即认为它是 一个正式的法律主权差远了”,欧盟更像是一个“意愿联盟”。[注:[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选择》对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启示.国际政治 研究,2008(2):67]无论从欧盟的经验还是 从 东亚地区的现实情况分析,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不可能是超国家地区机构的一体化和地区集权 化倾向,而是构建一种以构建地区秩序为目标的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国际合作机制 。
其次,东亚共同体的远景建设其实也是一个地区体系结构的构建过程。共同体是指地理临近 的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而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 区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相互联结而成一体的结构状态 。所以,东亚共同体从整体上说就是一个体系结构。根据主流建构主义的观点,国际体系结 构主要是观念的分配,而不是新现实主义所说的,是物质力量的分配。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 结构、利益结构和观念结构组成的,但是观念对国际体系结构有着构成性的建构作用。 [注:[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 79、201]建 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的观念特性或曰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根据体系内行为体 的角色身份的不同,其体系结构有多种不同的存在状态。温特依此逻辑提出了无政府的国际 体系结构的三种文化结构,即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国际体系结构。[注: 三种文化结构的特征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28-373]参照这三种结构 的特征可知,当今东亚次区域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与洛克式文化体系结构模式相似,而共同体 则更像建构主义所描述的康德式文化体系结构。所以,按照建构主义理论,构建东亚共同体 就是从洛克式文化结构向康德式文化结构转变。而这种转变又是基于构成体系结构的行为体 的身份转换,也就是从“竞争对手”的角色身份向“朋友”的角色身份过渡。这时,共同体 的成员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正向认同,个体利益存在与集体利益之中,集体利益成为个体利益 的体现。
虽然,当前东亚国家间战略猜疑还存在,互信的程度还不够高,但在一定意义上说,东亚国 家间向“朋友”身份过渡的迹象已经出现。这从东亚国家间和民间的互动就可以得到明显的 印证,其中最为复杂、敏感的中日关系的逐渐好转就是重要一例。同样,中韩关系的这两年 也得到了提升,2008年,中韩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表明中韩成为战略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并且,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得到加强,中 国与东盟的合作也进一步发展,表明各国互动都朝着向“朋友”型身份的方向转变,也就是 如建构主义所称的康德式文化体系转变。
东亚国家之所以都有这种意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合作带来更大的收益,正如罗伯特•吉 尔平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力求变革国际体系是最有利可图的,这种体系就 是稳定的,即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如果可望得到的利益大于所需付出的成本,一个国家就将 力图变革这一体系”。[注: Gilpin R.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 1983:10]因此,如果东亚国家能不断克服国家主义,通过互动增进交流与理 解,建立起双赢、互惠的体系关系,如果成员间的合作与意愿能够不断转化为实际成果并获 得比没有合作时的更大收益,则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就为期不远了。
当然,东亚这种次区域体系的构建或者说转型离不开经济的驱动。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来看,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就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前提下,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即塑造东亚结 构性权力的问题。[注: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也就是决定办事方 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间相互关系框架 的权力,通过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对特定关系产生影响。参见:[英]苏珊•斯特兰奇. 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9;另见:樊勇明.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84-85]在东亚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里,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量也就是财富的优先 安排对共同体建设起着基础性作用,因为这不仅是东亚国家大部分都面临现代化的任务,而 且也是共同体建立的动力、维持成本以及集体认同都需要经济增量的支撑。共同体之所以能 够形成并得以维持,主要是因为共同体能带来变化,尤其表现在经济增量上。即便是欧盟, 如果“缺少任何新的经济活力将会导致欧盟的分裂,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出现解体,从而打 击它想要扮演重要国际角色的雄心壮志”。[注:[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编.大趋势.相蓝欣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 0]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也是一样。
一般而言,按照要素自由流通程度及各成员国政策协调程度,经济区域一体化可以划分为五 个阶段:一是优惠贸易安排,即在实行优惠贸易安排的成员国间,通过协定或其他形式,对 全部或者部分商品规定特别的关税优惠,如历史上的大英帝国特惠制;二是自由贸易区,即 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 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 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三是关税同盟,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完全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 ,并对非同盟国家实行统一的关税税率而结成的同盟,如欧洲共同体;四是共同市场,即两 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实行成员国内部的自由贸易,建立对非成员国的统一关税,实现商品、 劳力、资本等的自由流动,如欧洲共同市场;五是经济同盟,即各参加国不仅实现商品和生 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制定和执行统一对外的共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逐步废除政策方面 的差异,使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从商品交换扩展到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如欧盟。就 东亚而言,应以东亚一体化为目标,通过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等 形式,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相互联结而成一体的关系状态,并由此推 动安全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进—步发展。
结论
构建东亚共同体是一种历史发展潮流,是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要求,是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 有效手段,是推进东亚和谐繁荣的重要途径。“东亚共同体”理念的确立有助于使人们的视 线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转向区域统合的健康方向。有利于克服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的历史沟壑及 其他复杂问题,达到真正的和解。全面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政治安全一体化、社会文化一 体化的发展,一步一步地实现东亚和谐。事实上,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在什么 时候可以实现,从现实和理性的思考出发,其意义在于东亚共同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远景规 划和动力,东亚各国和地区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断进行机制化建设 ,以机制化建设固化东亚国家间取得的共识,一步一个脚印,为最终共同体的实现累积物质 基础和文化认同,这种模式也是欧洲一体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东亚以经济领域的合作为 先导,以政治、外交、安全合作为保障,扩大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培育地区的积极正向认 同,使得合作给各成员带来更大的收益和好处,东亚共同体的远景规划最后就有可能成为“ 自我实现的预言”。
(责任编辑:张业亮)
[关键词] 东亚共同体 现实基础 理性思维 欧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3-0001-13
欧盟的建立和成功运作,使得共同体作为一种维护国际社会稳定、防止战争和繁荣经济的有 效途径而得到广泛的关注。共同体似乎已经成为未来国际社会的一种发展模式。东亚地区作 为未来世界的最重要区域之一,能否借鉴欧盟经验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共同体,成为近年 来亚洲主要国家所关注的问题。东亚共同体实质上是东亚国家谋求官方合作的构想之一,早 在2002年,在“10+3”的框架下建立了两个关于东亚事务的研究机构之一的“东亚展望小组 (East Asian Vision Group,EAVG)就提出了“走向东亚共同体”的东亚展望报告。在200 4年11月召开的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上,东盟与中、日、韩一致决定将东亚区域合作 的长远目标确定为建立“东亚共同体”。但其后,东亚共同体并未有实质性进展,反而进入 了休眠期。显然,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是巨大的,要想最终将东亚共同体变为现实,无疑需 要务实的理性思维。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有利现实基础
自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提出后,虽得到了有关国家的积极回应,区域经济合作也取得了积 极成效,但区域共同体的远景建设至今依然停留在概念层面上。东亚地区能否像日本首相鸠 山由纪夫所倡议的模仿欧盟模式建立东亚共同体呢?这显然不是简单模仿就能解决的问题, 需要从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构建东亚共同体所必须面对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在此基础 上才能思索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模式和路径。
所谓“共同体”一般是这样一种状态,其强调群体身份的归属性,即共同一致的利益、宗教 、种族、职业、国籍或其他共同背景而被认作一个单元的群体。小至社区内和跨社区的社会 团体,大至国家间或跨国的共同体。[注:刘贞晔.“东亚共同体”不可能是开放的地区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0):39]共同体成员间的“我们感”是其构成共同体的基本情 感要素,也就说共同体具有明显的身份属性,“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相同身份和特点的感 觉的群体关系,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历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是有关人员共同的本能和 习惯,或为思想的共同记忆,是人们对某种共同关系的心理反应,表现为直接自愿的、和睦 共处的、更具有意义的一种平等互助关系”。[注; [德]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容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前言:3]所以,虽然共同体本意源于政治学和社会学 领域,但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共同体的基本构成要素就是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情感、 基本的正向认同等“我们感”的内外有别的集体身份。而东亚共同体则是在地理上给这一“ 我们感”加上了地域的限定范围。从现实看,目前在构建东亚共同体上具有一些十分有利的 条件。
首先,东亚地区各国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 正逐步迈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深化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利益 共生,是构建共同体的源泉所在。回顾欧洲区域共同体的发展经验可知,欧洲一体化的成功 虽然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但如果没有地区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成功,其也许就成为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欧洲一体化进程走了一条从传统的利益攸关的“低级政治”的经济合作到“ 高级政治”的政治与安全合作的一体化发展过程,成就了今天的欧盟。而当今,东亚各国的 经济发展与合作已经为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乃至经济共同体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东亚地 区已成为世界上最活跃、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已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并驾齐驱。[注:2009年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额已占全世界的40%,外汇储备超过全球总量的60%。而根 据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预计,2010年东亚经济规模将达到12.89万亿美元,超过欧元区的1 2.7万亿美元,2014年其规模更是将达到17.34万亿美元。参见:加快东亚经贸合作条件已基 本成熟.http:/www.gx.xinhuanet.com/dm/201004/24/content_19611834.htm]更为 重要的是,东亚经济的融合度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注:从1986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东亚整体贸易的比重由37%上升到2006年的55%左右,低 于欧盟的66%、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44%。而中国进出口的40%和超过一半以上的外资来 自东亚各国和地区。就贸易量来说,中国是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的第五大贸 易伙伴,贸易额也从2003年的782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311亿美元,年均增长24. 2%。据世 贸组织的最新数据,2010年前3个月,中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了46.7%,而东盟对中国的出 口增长更是达到了76.6%;2008年初,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二大目的出口国和第一大进口来 源国,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09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 出口市场;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韩已经形成了非常紧密的经济和 贸易关系,以2008年为例,中日贸易额超过2600亿美元,中韩贸易额接近19 00亿美元,日韩贸易额也接近1000亿美元。可见,东亚区域经济的相互融合与依 存的程度不断加深,经济互 惠和共赢的关系日益密切,为构建东亚共同体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加之东亚经济合作的 机制化建设在各个层面和次区域范围内展开,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经济支柱乃至最终的东亚 共同体扬帆启航。东亚国家在反思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清醒认识到:如若缺乏必要的合 作难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繁荣持续性,特别是要消除市场存在着国际市场分割、关税和非关 税的壁垒等国家行为的因素。所以,降低区域内的交易成本比如降低或消除关税等措施的责 任就落到了各国政府的身上,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也就由市场自动推行为主的诱致型变迁 开始向由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强制型变迁过渡。[注:吴金平,赵景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演进——一个制度变迁视角.亚太经济 ,2009(3)]为此,以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契机,以东 盟和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亚经济合作的机制化进程不断展开。[注: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建立了“10+3”机制,而2000年5月,东盟10国和中、日、 韩三国财长会议上通过的《清迈倡议》是“10+3”机制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东盟和 中、日、韩三国确立了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协议,并在2009年底,成立了 总值为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东盟除了与中、日、韩三国“团体”合作外 ,还分别 与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建立了“10+1”机制,特别是中国与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区的“1 0+1”机制在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韩国和日本的“10+1”机制也将在2011年和2012年 启动,从而在东亚地区初步形成了三个“10+1”机制。]同时,作为东亚区域 大国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也提上了议 事日程。此外,东亚区域各个层次的政策对话机制也先后建立,并设立了亚洲债券基金。东 亚经济合作以区域性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先导,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合作与一体化,正如欧 洲的一体化以法国和德国的“煤钢联营”为基础一样。事实上,东盟和中、日、韩等国的合 作机制已经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和基础链。可以想象,如果一系列的“10+1”机制运行 成功加上东盟一体化,就有可能融合成“10+3”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最终可能形成东亚共 同体的地基——东亚经济共同体。[注:有人将未来的东亚共同体比作一个房子:经济、货币共同体是地基,安全共同体是 屋顶,牢固的双边伙伴关系是支柱,文化共同体是墙壁,社会共同体是门窗,环境共同体是 室温和水电。]
其次,东亚成员国间尽管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但各国都把合作乃至最终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 经济增量发展和东亚区域稳定与繁荣的有效路径。二战后,东亚国家开启了实现现代化、赶 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探索适合东亚国家现代化道路上,东亚国家普遍在政治 上施行威权主义模式和经济上有政府主导的、建立贸易开放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就是人 们常说的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包括东亚经济模式和东亚政治模式,东亚经济模式主要是经济优先主义、 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而导致的经济高增长;而政治模式主要是传统 的集权政治、现代性国家特征、渐进民主化进程而导致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其共同的经验和经济发展模式催生了东亚国家的东亚意识,这种东亚 意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而得到不断强化。在东亚意识的基础上,东亚 各国逐步认识到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国合作的政治意愿普遍加强。其实,区 域合作乃至一体化建设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其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而这种动机恰恰 是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真正动力。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佐证。可以说,没有最初的经 济合作、经济一体化就没有今天欧洲政治一体化和外交、安全一体化的进展。但是,由于政 治、安全、外交这些传统上的“高级政治”,涉及国家主权、生存等敏感性问题,一体化进 行同样会遭遇困境。[注:1952年,参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国家在巴黎签署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但1954年 在法国国民议会遭到否决而流产。196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西德总理阿登纳再次提出加强 西欧政治联合,建立政治联盟的主张,后也经过六国外长讨论后遭否决。欧洲的政治联盟和 防务联盟真正启动其实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基于此,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合作的意愿和勇气,便不会有真正意义 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它向政治领域的扩展也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由经济所驱动的“区域 共同体”。所以,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乃至共同体的建设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各国政府都有 很强的政治意愿来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共同体的建设。中、日、韩三国政府均采取实际行动 推进区域合作。特别是从原先的三个双边关系合并为一个三边关系,表明了中、日、韩认识 到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三国利益需要一致的行动来维护,这不仅符合三 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东亚地区合作进一步发展,对推动东亚一体化乃至共同体建设 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东亚共同体作为区域合作的一种远景规划当前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 ,东亚国家也已意识到共同体创建可以实现共同利益,看到了东亚必须通过共同体来推进亚 洲的增长。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时,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危机是大势所趋、人 心所向。而东亚各国强烈的政治意愿也为构建东亚共同体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资源,如2009年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强调加强地区合作本身就说明三国合作的决心,说明原先政治上的互 信不足的现象正在改变。此外,地区各领域合作机制的运行和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的 合作形式等都为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提供了良好基础。尽管东亚共同体尚在远景规划之中, 但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已卓有成效,而欧盟的共同体建设更是让东亚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尽 管我们不可能复制欧盟模式。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困境和挑战
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应该说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也是东亚 经济蓬勃发展后的自然诉求,各成员国也怀有普遍的政治意愿乐见其成。但是,愿望与现实 往往总是难以达成有效的一致,即构想虽然美好,现实中的种种困难与挑战也为共同体的建 设设置了一道道篱笆,诸如地区内巨大的政治经济差异、地缘政治纷争和安全困境、核心推 动力的缺失、地区认同感薄弱等问题等等。
首先,东亚国家间在经济上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成为东亚经济合作乃至构建东亚共同体一个 短板。根据以往的经验,地区内各国间经济水平差距越小,则国家间达成经济或其他方面协 议的可能性就越大,合作起来也相对容易。与欧洲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平衡不同,东亚 地区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既存在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像新加坡、韩国 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同时也有像老挝、缅甸、柬埔寨等 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间的差距达到了近200倍,[注: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日本、新加坡和文莱的人均GDP达到了3万—4万美元左右, 而缅甸的人均只有208美元,老挝、缅甸、柬埔寨三国也仅为500—600美元。]远远高于欧盟内 部的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30倍的差距水平。所以,尽管东亚国家间存在着经济发展的互 补性,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使得单一政策难以适应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严 重不平衡性,成为阻碍东亚合作乃至经济一体化进程最重要的因素。
其次,东亚地区各国虽然都有普遍的政治经济合作意愿,但国家的政治特点和过渡性特征使 得其合作向深水区迈进的时候难度加大。东亚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落差,相应地 政治发展也不平衡。从制度上讲,东亚国家存在着以中国、朝鲜、越南和老挝为代表的社会 主义制度,以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在资本主义制度里面, 还有君主立宪制、绝对君主制与共和制之分。与此同时,东亚国家的的政治发展模式很多都 具有前现代性,是一种适合东亚地区特点的过渡型的政权,是强制稳定型的威权主义政权。[注:东亚威权主义的模式主要是:传统的集权政治体制(强人政府、一党优势、军人 干政)、现代性国家特征(代议制形式、专家治国、健全的法制、反腐倡廉)、渐进的民主 化进程、政治稳定。]这种政权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而民族主义的内向性和排外 性 ,必然与一体化发展和共同体建设所要求的一致性和“我们感”相违背,与构建一体化所要 求的共享主权的市民社会特征的国家合作还有一定的差距。在涉及超国家问题上,东亚各国 往往就会把国家主权放在第一位,尚未为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做好准备。[注:例如2007年的东盟峰会期间,东盟领导人发表了缅甸问题声明,再次强调通过协 商方式妥善解决该问题。在缅方要求下,东盟领导人也未听取联合国特使甘巴里关于缅甸问 题的“汇报”。东盟仍把主权、稳定看得高于“民主、人权”。]所以,从东亚各国 迄今为止所建立的各种国际机制来看,也只是为政府间合作提供了一种平台,会后所发表的 声明或宣言也只代表了一种意向,没有法律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
再次,东亚共同体虽然成为该地区各国的共同意愿,但在界定地域范围和主导权上却存在着 分歧。主要表现在:一是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地域基础问题,即是否引入区域外国家的问题;[注:在日本的构想中,东亚共同体应该以“东盟+3”(13国)加上3个东亚区域外国 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16国的“东亚峰会”为基础,同时密切与美国等国家的关 系。虽然鸠山上台后,一度提出以中、日、韩三国为主导建立共同体,但遭到美国和东盟的 反对后,对共同体成员范围的界定开始变得慎重起来。东盟国家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以 东盟为基础的扩大,马来西亚总理巴拉维2004年在《迈向一体化的东亚共同体》的演讲中就 明确提出,“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东盟共同体在整体上的拓展”。同时,为了主导东亚 地区的合作和传统的大国平衡战略,东盟希望区域外大国参加东亚地区的合作。尽管现在以 东盟为主导合作机制有“10+1”、“10+3”以及“10+6”,但是2010年4月在越南首都河内 召开的第16届东盟峰会上,10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考虑将现行的东盟“10+6”(东盟+中日 韩印澳新)对话机制扩大为“10+8”(增加美国和俄罗斯),其平衡不断强大中国的意图十 分明显。而中国则认为,既然是东亚区域共同体,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区域界定,不能把一 些相关国家都纳入进来,应该以“东盟+3”为基础来建构东亚共同体,虽然中国也赞成开放 包容的原则。]二是对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即由谁来主导的问题或谁能成为推进共同体建设的“发 动机”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各国的分歧显然存在着极大的调和难度。
最后,也是构建东亚共同体所面对挑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东亚国家间普遍存在明 显的政治和战略互信缺失。从一些东亚有关国家的共同体构想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明显的 防备心理,并缺乏必要的互信,而这种互信却是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最基本核心要素之一。例 如,日本强调要建立所谓“开放的”和“民主的”“东亚共同体”,其根本目的旨在借助澳 大利亚、印度尤其是美国等外部大国力量来平衡中国在区域中潜在的巨大影响。正如渡边利 夫所言:“东亚共同体背后隐秘的主角是中国,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最大的背后因素是中国的 地区霸权主义。对日本与大国化的中国相对抗,确保在东亚的行动自由,明确显示自己的存 在来说,日美同盟是绝对重要的两国关系。”[注:[日]西口清胜.东亚共同体的构筑与日本的战略.南洋资料译丛,2006(3):5]而东盟国家对由其主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 强调,则旨在将东盟作为一种平衡力量,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形成一种权力平衡。不仅如此, 一些国家也对中国权势的日益增长充满了戒心和担忧。[注:2009年11月,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访美时,就呼吁美国强化在亚州的角色,以 平衡中国的日渐崛起。新加坡的想法代表了整个东盟的心声。]对于东亚合作,不仅日本希望把美 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等拉进来,而且东盟中的一些国家也希望把这些国家拉进来, 通过“援外入内”的方法,防止东亚大国特别是中国在其中“坐大”,以保障东盟的领导地 位。2010年4月,东盟10国领导人考虑将现行的东盟“10+6”对话机制扩大为“10+8”机制 的想法正是这种思维的反映。[注:东盟小马拉大车 美国进入非好事.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2/ 8/8/7/101288705.html?coluid=92&kindid=0&docid=101288705&mdate=0425000646]表明了东盟对日本首相提出的企图以中、日、韩为主导构建 共同体的担心。
当然,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比如,外来压力对共同体的干涉问题。 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其在东亚有着无所不在的战略利益,美国不会无视排除不包括 美国在内的东亚区域一体化。东亚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都对共同体建 设产生消极影响。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理性思维
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一种远景规划,其目标诉求既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外溢的逻 辑所致,又是区域内成员谋求合作的动力需求,也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 潮流的结果。而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成功也激励和启迪着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东亚地 区各国。然而,东亚与西欧存在众多差异,而且两种合作实践所依赖的国际大环境也迥然不 同,欧洲经验对东亚既有良好的启迪作用,但我们也要启迪智慧,思考具有东亚特点的有效 合作路径。因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面临两个不同于欧洲区域合作的重要新问题:一个是大 部分东亚国家都处于转型阶段,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还没有完全实现或远没有完全实现。另 一个是该地区存在着地区认同问题。东亚的特殊性,使得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不仅需要对情感 因素的强调,也需要对其进行理性思考。[注:有人认为,对共同体的强调,也是对情感因素作用的强调。参见:周方银.共同体 与东亚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1):59]
在全球化条件下,所有的国家都遇到了能力极限的问题。有些问题无法通过主权国家内部的 政府体系加以有效解决,而必须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如果说,欧洲区域共同体的建设能 为东亚共同体提供一个有益且富有成效启迪经验的话,那就是民族国家地区秩序重新调整和 政治理念认同的不断强化。从欧洲一体化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某种程度上就是地区国际关 系秩序的重新调整。[注:欧洲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发源于欧洲的主权观念、国际法、国际规范等一系列现 代意义上的国际规范仍然深深影响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然而,也正是欧洲给人类造成了 无数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欧洲,其的根源在于当时欧洲列强争霸和依靠强权对外施 行掠夺的普遍强权逻辑以及用军事力量、战争手段解决利益纠纷的基本诉求。但战 争巨大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使得欧洲人深刻反思战争与和平问题,其最显著的一个结果就是欧 洲的一体化进程。二战之后,欧洲又一次执世界发展潮流之牛耳,开创了地区国际秩序成功 转型的先例。]让•莫内下述的一段话,可视为对欧洲一体化事业的精辟总结:“欧 洲统一是战后西方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这不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大国,而是因为它 在制度方面创建的一个新的方法,正在永久地改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本性没有 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个准则和机构而保证采用它们时,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就 会改变。这就是文明的进化。”[注:[法]让•莫内.激发变化的催化剂.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 选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4]也就是说,欧洲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英国学派的“ 国际社会”的思想,即“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 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 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际社会就出现了。”[注:[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1011]也可以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从一定程度上 克服了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性。
对于无政府性特征还很明显的东亚地区,如何克服无政府的国际体系结构给成员国合作带来 的困境,同时建构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理想主义的东亚共同体呢?这里就涉及到如何将东 亚地区长期以来形成战略互信的缺失转换为一种基于利益基础上战略互信和区域认同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机制化,也就是说构建东亚地区秩序的问题。正如欧盟自二战以后重构了 地区秩序一样,东亚地区要想建成真正的区域共同体,重构东亚以相互信任、地区认同、共 同利益为基础的秩序规则显然是必要的。
首先,要完成地区秩序的转变,欧盟的区域合作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愿联盟”的模式 。前面提到,东亚地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既有发达国家、也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 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亚国家间既有领土争端、也有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首要基础就是构建具有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意愿联盟”,而不 是建立具有高度统一、相对封闭、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组织机构。即使像欧盟这样看上去一体 化程度很高、类似具有超国家机构的组织也难以形成具有法律主权的行为体,即欧盟并不是 一个类似国家的组织。因为,“欧盟是一个高度分散的国际制度,比通常的看法即认为它是 一个正式的法律主权差远了”,欧盟更像是一个“意愿联盟”。[注:[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选择》对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启示.国际政治 研究,2008(2):67]无论从欧盟的经验还是 从 东亚地区的现实情况分析,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不可能是超国家地区机构的一体化和地区集权 化倾向,而是构建一种以构建地区秩序为目标的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国际合作机制 。
其次,东亚共同体的远景建设其实也是一个地区体系结构的构建过程。共同体是指地理临近 的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而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 区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相互联结而成一体的结构状态 。所以,东亚共同体从整体上说就是一个体系结构。根据主流建构主义的观点,国际体系结 构主要是观念的分配,而不是新现实主义所说的,是物质力量的分配。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 结构、利益结构和观念结构组成的,但是观念对国际体系结构有着构成性的建构作用。 [注:[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 79、201]建 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的观念特性或曰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根据体系内行为体 的角色身份的不同,其体系结构有多种不同的存在状态。温特依此逻辑提出了无政府的国际 体系结构的三种文化结构,即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国际体系结构。[注: 三种文化结构的特征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28-373]参照这三种结构 的特征可知,当今东亚次区域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与洛克式文化体系结构模式相似,而共同体 则更像建构主义所描述的康德式文化体系结构。所以,按照建构主义理论,构建东亚共同体 就是从洛克式文化结构向康德式文化结构转变。而这种转变又是基于构成体系结构的行为体 的身份转换,也就是从“竞争对手”的角色身份向“朋友”的角色身份过渡。这时,共同体 的成员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正向认同,个体利益存在与集体利益之中,集体利益成为个体利益 的体现。
虽然,当前东亚国家间战略猜疑还存在,互信的程度还不够高,但在一定意义上说,东亚国 家间向“朋友”身份过渡的迹象已经出现。这从东亚国家间和民间的互动就可以得到明显的 印证,其中最为复杂、敏感的中日关系的逐渐好转就是重要一例。同样,中韩关系的这两年 也得到了提升,2008年,中韩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表明中韩成为战略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并且,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得到加强,中 国与东盟的合作也进一步发展,表明各国互动都朝着向“朋友”型身份的方向转变,也就是 如建构主义所称的康德式文化体系转变。
东亚国家之所以都有这种意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合作带来更大的收益,正如罗伯特•吉 尔平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力求变革国际体系是最有利可图的,这种体系就 是稳定的,即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如果可望得到的利益大于所需付出的成本,一个国家就将 力图变革这一体系”。[注: Gilpin R.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 1983:10]因此,如果东亚国家能不断克服国家主义,通过互动增进交流与理 解,建立起双赢、互惠的体系关系,如果成员间的合作与意愿能够不断转化为实际成果并获 得比没有合作时的更大收益,则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就为期不远了。
当然,东亚这种次区域体系的构建或者说转型离不开经济的驱动。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来看,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就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前提下,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即塑造东亚结 构性权力的问题。[注: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也就是决定办事方 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间相互关系框架 的权力,通过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对特定关系产生影响。参见:[英]苏珊•斯特兰奇. 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9;另见:樊勇明.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84-85]在东亚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里,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量也就是财富的优先 安排对共同体建设起着基础性作用,因为这不仅是东亚国家大部分都面临现代化的任务,而 且也是共同体建立的动力、维持成本以及集体认同都需要经济增量的支撑。共同体之所以能 够形成并得以维持,主要是因为共同体能带来变化,尤其表现在经济增量上。即便是欧盟, 如果“缺少任何新的经济活力将会导致欧盟的分裂,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出现解体,从而打 击它想要扮演重要国际角色的雄心壮志”。[注:[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编.大趋势.相蓝欣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 0]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也是一样。
一般而言,按照要素自由流通程度及各成员国政策协调程度,经济区域一体化可以划分为五 个阶段:一是优惠贸易安排,即在实行优惠贸易安排的成员国间,通过协定或其他形式,对 全部或者部分商品规定特别的关税优惠,如历史上的大英帝国特惠制;二是自由贸易区,即 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 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 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三是关税同盟,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完全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 ,并对非同盟国家实行统一的关税税率而结成的同盟,如欧洲共同体;四是共同市场,即两 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实行成员国内部的自由贸易,建立对非成员国的统一关税,实现商品、 劳力、资本等的自由流动,如欧洲共同市场;五是经济同盟,即各参加国不仅实现商品和生 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制定和执行统一对外的共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逐步废除政策方面 的差异,使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从商品交换扩展到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如欧盟。就 东亚而言,应以东亚一体化为目标,通过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等 形式,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相互联结而成一体的关系状态,并由此推 动安全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进—步发展。
结论
构建东亚共同体是一种历史发展潮流,是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要求,是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 有效手段,是推进东亚和谐繁荣的重要途径。“东亚共同体”理念的确立有助于使人们的视 线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转向区域统合的健康方向。有利于克服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的历史沟壑及 其他复杂问题,达到真正的和解。全面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政治安全一体化、社会文化一 体化的发展,一步一步地实现东亚和谐。事实上,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在什么 时候可以实现,从现实和理性的思考出发,其意义在于东亚共同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远景规 划和动力,东亚各国和地区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断进行机制化建设 ,以机制化建设固化东亚国家间取得的共识,一步一个脚印,为最终共同体的实现累积物质 基础和文化认同,这种模式也是欧洲一体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东亚以经济领域的合作为 先导,以政治、外交、安全合作为保障,扩大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培育地区的积极正向认 同,使得合作给各成员带来更大的收益和好处,东亚共同体的远景规划最后就有可能成为“ 自我实现的预言”。
(责任编辑:张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