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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伊朗在1905—2005年间的社会转型、地缘政治演变、现代化推进等方面,与同期的中国存在着从内容到形式的诸多相似之处。就二者的比照而言,从中国的视角审视伊朗20世纪的社会发展,将有助于理解伊朗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就二者的互动而言,作为一种相对成功的社会转型和发展模式,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发展经验,为伊朗共和国的革命后社会进程提供了直接的借鉴范式。
[关键词] 中国 伊朗 社会发展 北京共识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32-07
中国和伊朗都是文明古国,都是曾经的世界和地区大国。两国在20世纪都走过了遭遇低谷-寻求复兴-现代化遇挫-重新定位的发展道路,都发生过疾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都在一场被迫进行的战争中完成了新制度的初步建设,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光荣孤立。正因为双方有着如此相似的社会发展历程,如果从中国的发展视角审视伊朗在1905—2005年间的地缘政治演变,比照二者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的异同与互动,将使人们更有兴趣和理由对伊朗新世纪的社会发展进程做出期待。
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起步
清王朝从19世纪起就在器、制两方面迅速衰落,不仅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之伤痕累累,更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和民族信心危机,1900年的国际境遇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西亚的伊朗卡扎尔王朝也从1813年开始逐渐沦为英俄等国的半殖民地,1900年的税收仅占国民收入的2%,仅有的1500人常备军(哥萨克旅)也处于俄罗斯军官指挥之下,不仅难以保家卫国,反而成为俄国控制伊朗的工具。[1]14
穷则思变。中国封建士绅和伊朗的开明僧侣成了民族复兴的最初推动力,两国相同压力背景下的社会变革也都从19世纪中期开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开明士绅领导了一次次的未遂变革;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米尔扎·侯赛因改革、全国性的反对烟草租让权运动,僧侣们推动了伊朗民族主义的全面觉醒。1905—1911年的立宪革命是伊朗向现代化迈进的标志,其最大成果是制定了一部一直使用到1979年的宪法。[2]28伊朗立宪革命的示范作用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第25号发表了民意的《波斯革命》一文,把伊朗革命者称为“志同道合”的同志,以伊朗革命事实驳斥改良派,在分析伊朗革命的内外条件后,得出了“独夫民贼,终有不得逞其志之时”的结论。[3]从同盟会到中华民国,三民主义思想和共和理念开始对周边国家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吸引力,“在朝鲜和越南,都有以中国国民党为楷模建立起来并受其指导和援助的政党”[4]。而同期的伊朗却既没有进行民族精神改造和政治理论创新,又无法在旧有体制内进行改革,现代伊朗事实上依靠传统主义走向现代化。20世纪初,亚洲的许多国家开始觉醒,仅凭2500名骑兵就推翻了卡扎尔王朝的礼萨汗政变,就是“这种新觉醒在伊朗的表现”。和中国的同行相比,礼萨汗国王缺乏一个政党的坚定支持,其“成功的唯一基础就是正在兴起的民族情绪”。摒弃共和方案后建立起来的巴列维王朝,“是伊朗现代化的一个新起点,从此伊朗就踏上振兴国家之路。但这一历史转折既不靠体制内的改革,也不靠人民革命取得,伊朗似乎在依靠英雄创造历史。”[2]29
在中东,“‘绩效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必经之途,同时也是衡量政治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5]。20年代的波斯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除西藏、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外,没有哪个有组织的民族呈现出如此一种中世纪的惨象”[6]。因此,和中东所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行伍出身的礼萨汗国王,必须用经济发展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必须以专制的暴力机器强行推动世俗化、西方化改革。虽然礼萨汗的未遂改革给巴列维王朝留下了教俗冲突的祸根,但却使伊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状况都较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伊朗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通过回收关税权、取消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建立国家银行、实行外贸垄断等措施,1941年的关税和国内税收分别是4.21亿和2.8亿里亚尔,政府从垄断贸易中获得的款项高达12亿里亚尔,比1922年的2.29亿里亚尔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8倍;伊朗的现代工厂数目从1925年的不足20个增长到1941年的346个;铁路里程从250公里增加到1700多公里,1923—1938年间铺设电话线10000多公里,新修筑公路21000公里,约12000公里的道路上设有公路巡警。[7]
中伊相同起点的国祚分途
中伊两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因二战的爆发而被迫中止。虽然国民政府军事溃败国土沦丧,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绥靖政策,但贫弱的中国外交在走出初期的困境之后,开始处于一种相对游刃有余的地位:“八·一三”事变后签署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二战期间最早的反法西斯同盟条约;租借法案实施后美国逐渐公开援助中国抗战;中国是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的四个领衔签署国之一;美英于1942年中华民国国庆日前夕宣布自愿放弃治外法权,并在次年1月放弃以领事裁判权为标志的不平等条约,一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崩溃;1943年中国代表签署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开罗宣言”则在法律上恢复了中国对东北和台澎地区的主权;1944年中国代表参加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在次年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发起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五常”之一的地位保障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发挥。当时的国家领袖蒋介石曾就此认为:“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8]
二战时期的伊朗则上演了相反的一幕。急于寻找“第三国力量”抗衡英苏南北夹击的礼萨汗国王,因为共同的雅利安种族背景而对德意志第三帝国致以波斯式军礼。德国人很快成为伊朗通讯、工业、建筑、医院和农业的主要顾问,1939—1940年与德国的贸易占伊朗进出口总量的49%和26%。伊朗境内有2000多名德国的技术人员、商人和“旅游观光者”,德国前党卫队队长埃特尔在德黑兰的公使馆成为德国特务的活动中心。[1]111-112,119礼萨汗国王显然对英苏控制伊朗这条战略通道的决心估计不足,其明显的亲德倾向导致英苏两国于1941年8月从南北对伊朗实施军事占领,并最终被迫逊位给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伊朗再次丧失国家主权,重回被一分为三的1907年。
新继位的巴列维国王利用美英苏之间的互相制衡,艰难地维护伊朗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并逐渐把美国作为了新的第三国力量。事实上,正是依靠了美国的支持,巴列维国王才得以完全结束英苏两国的军事占领,才能够在1953年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之后真正执掌伊朗权柄;反过来,巴列维伊朗积极向美国靠拢,甘心充当西方在波斯湾的“警察”和阻止苏联南下的天然屏障,1955年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1959年与美国签署《双边防御合作协定》,从而使伊朗与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英国一起成为美国的“北层联盟”,与东边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西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遥相呼应,形成了对苏联的战略包围。所以,50年代的伊朗是真正体现美国海湾战略的国家,也因之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美国海湾政策的两根支柱之一。二战后,美国的经援、军援大量地流向伊朗,1946—1953年的美援总数是1.184亿美元,而1953—1965—1971年更是分别达到了14.983和11.532亿美元。美国在1972—1974年卖给伊朗的军火价值高达689亿美元,仅1976—1977年就有40多家美国公司为伊朗提供军备,2728名美国专家在伊朗工作。[9]从1941—1977年,伊朗不仅在国内取得了惊人的现代化成果,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地区和国际境遇达到了近代以来的顶峰。
1979:从棋子到棋手的转折
1979年以前的中国和伊朗,都只是东西方冷战棋盘上有分量的战略棋子角色,而凭借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和伊斯兰革命,两国都实现了从棋子到棋手的角色转换。
在共和国前30年的实践和探索中,中国外交格局先后经历了“一边倒”、“反两霸”和“一条线”三个阶段,甚至与美国一度有过事实上的准盟国关系。这种渐趋务实的自主外交政策,开创了一个堪与二战结束初期相媲美的国际战略地位:中国不仅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而且为国内的改革开放赢得了必要而良好的外部环境。虽然在当时的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因力量弱小而处于明显弱势,并不能对美国和苏联的外交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中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中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最终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10]。近代中国第一次成了新欧亚大陆政治舞台上公认的“地缘战略棋手”。瑞士学者卡普瓦曾由衷感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崛起的“迅速”和“史无前例”,他解释说,“所谓‘迅速’,意指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已在国际体系中心战略平衡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且为世界所公认。所谓‘史无前例’,意指中国是唯一获得这种地位的发展中国家”[11]。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对现代伊朗的发展具有极为明显的转折意义。巴列维伊朗虽然经常充当着外国势力在海湾的替代品,但仍在70年代奇迹般地发展为地区性军事和经济大国,民族信心和国际境遇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新高度。而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霍梅尼政权,对内谋求建立政教合一的新型神权体制,对外积极输出伊斯兰革命,试图在更广的范围内建立伊斯兰秩序。[12]“这些思想主张一旦落实到国家政策上,必然会四面树敌。深受伊斯兰革命挑战的阿拉伯君主国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被霍梅尼视为非法存在的以色列、受到革命政权强烈谴责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对霍梅尼政权充满敌意”[13]。因此,虽然伊朗在两伊战争期间基本完成了国家的制度化建设,但革命的狂热和战争的紧迫感掩盖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矫枉过正的国家宗教特性、偏激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高度垄断的政治权力和八年战争所形成的压力,使得伊朗的内外政策变得不可预料和非理性化,革命和政策的失误因之延迟至80年代末期才开始得到纠正。伊朗在伊斯兰的旗帜下经历了一个光荣孤立的十年,伊朗只属于自己的伊斯兰世界。
总体上看,虽然中伊两国都从1979年开始逐步实现了从棋子到棋手的战略转变,但却明显使用(选择)了不同的实现手段。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评估国际形势,对时代主题的认知发生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变化,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目标下,大幅度调整了外交政策,对外交往不再主张战略联合,逐步确立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原则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14]这种注重实在利益和进步的做法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趋势,也为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争取到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生产总值和外贸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分别已经由1978年的1%和3.6%提高到了2005年的5%和6.7%,相应的世界排序也分别从第10位和32位上升到第4位和第3位。[15]
同期的霍梅尼虽然抱有改造伊朗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崇高理想,但因为实现手段有限,伊朗因之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排除在所有重大的地区和国际事务之外,被看作是国际社会“体制外”的不合作者、破坏者,遭受了人力财力和脱离世界主流发展之外的双重巨大损失,其间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甚至成为伊朗正常发展的重大障碍。许多年以来,“面对外来影响时的无能为力在伊朗人的灵魂深处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伤疤,它一直影响着伊朗精英们的思维……大部分人认为只要保持一种‘绝不屈服的傲气’(the arrogance of nonsubmission),伊朗就可以应付任何的外来压力……这夸大了伊朗的重要性,导致了对国家绝对正确的错位信仰,使得伊朗的决策者们不止一次地高估了伊朗的能力和潜力,也错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动机”。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伊朗是一个古典现实主义的“理智行事者”,它的一些极端举动本质上是一种“故意冒险或对困难处境的机会主义反应”[16]284-285。
现代化模式:世界工厂与家庭手工作坊
现代化理论把近代社会的演进分为“早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两种。在“早发内生型”社会里,国家的主要功能只是对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予以保护,对结构变迁的结果予以确认。但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则必须依赖强大而有效的国家政权,有时甚至是一场革命来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国家的性质与作用因此成为现代化不同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以及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17]。
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在政权基础方面存在着城市与乡村的严重疏离,并且一直面临着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三个方面的挑战,其行政权威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等省和主要城市。而巴列维王朝的政权基础则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割裂,面临着世俗与宗教的对立甚至对抗。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二者政权都属于一种粗陋的官僚——权威主义推动模式:官僚机器都拥有维持经济权力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行政框架,都实行独裁统治的政治高压,都维护寡头垄断集团(四大家族和二千豪门)的官僚资本积累,都奉行军事官僚与技术官僚相结合的专家治国论等。当然,二者也因之具有基本相似的致命缺陷。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计划没有取得乡村权势集团的理解,也没有在遇到阻力时寻求下层贫苦农民的支持,在乡村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转型上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它推动城市现代经济发展功能的丧失,而且实际上把乡村留给了自己的政治敌手,从而为政权覆灭埋下祸根。
伊朗方面,虽然凭借石油美元而快速地推动着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但巴列维王朝在丧失传统社会基础的同时并未获得新的社会基础,不仅遭受打击的城市中产阶级、地主阶级开始从宗教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即便是受益于土地改革和经济繁荣的农民也没有成为王权的坚定支柱,白色革命“虽然拨掉了农民革命的引信,却捅了传统势力的马蜂窝”[18]。因此,“巴列维王朝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白色革命及其后果、对西方国家的依赖等因素使群众性的革命获得了某种天然的合理性。革命后的政权即使比巴列维王朝还要糟糕,它也会比旧政权更易获得民众的支持,更不用说伊朗革命的领袖们远不是旧制度的造反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道德高尚,有着崇高的政治和宗教理想,在普通民众中得到广泛的支持”[19]。因此,伊朗1979的革命基本类似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二者都在寻求、实际上也都不自觉地走向了后现代化的另一种国家推动模式——精英政治动员主义。事实上,毛泽东和霍梅尼所具有的个人魅力、领导才能、浓厚的传统主义理想情结,都使他们本人及其周围的职业政治家精英集团成为各自国家社会变革的发动机、革命的灵魂和国家团结的象征。
因为在革命中与最广泛的无权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新生政权必须满足无权阶层对社会平等和宗教信仰的要求,必须对已有的社会和经济体制进行变革,必须首先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平等分配而非经济增长来确立政府权威。霍梅尼在1979年时这样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和人们不幸的解除要求以信仰与道德为基础;仅仅得到物质力量和财富,征服自然和空间,在这个问题上不起作用……人在世上可以享受的幸福并不限于这些,因为他的最终目标在于现世之外的另一个世界。”[20]因此,伊朗领导人实际上坚持了一种信仰主义取向的发展观,他们首先关心社会正义而不是物质进步,遵循“社会正义第一,繁荣次之”的原则,强调伊斯兰精神价值的传播而非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1984年的《伊朗兰消费法案》就试图建立一种“脱离浪费与自我满足的伊斯兰消费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全世界被压迫者摆脱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束缚,革命初期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的政治意图明显优于经济考虑。尽管石油收入是伊朗最主要的外汇来源,但霍梅尼政权考虑石油出口问题的出发点仍主要是资源保护、经济独立及打击帝国主义能源供应等因素,而不是如何通过石油输出获取更多利益的经济因素,甚至曾一度根据国内的需求确定石油产量。[21]由于两伊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当政者的管理不善、石油价格下跌和美国遏制等因素,90年代的伊朗经济依然困难重重,人均收入仅为巴列维时期的1/3。[22]
因为精英阶层对现代化推动模式在认识上的不同,更因为现实国情、地缘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中伊双方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始自1977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运动激发了中国社会类似于西方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后的蓬勃活力,几乎没有意识形态束缚的当代中国正日益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也正以坚定的和平发展步伐向世界大国的目标迈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却在纠正巴列维王朝的弊端时矫枉过正:在革命后的社会进程调整上步履蹒跚,在公正与发展的平衡上摇摆不定,而且从根本上看,它似乎不可能超脱地看待宗教的影响,因之也难以真正客观地对西方式文明成果进行取舍。尽管多年以来一直强调独立自主,但伊朗“从来没有使自己远离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甚至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独立的经济基础”。作为活跃而关键的地区和国际角色,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家庭手工作坊”。[16]283,284
对于中伊两国的革命及早期现代化实践,尽管可以提出许多假言判断以批评其弊端,但二者的历史合理性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没有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在软硬件方面的一批基础设施成果,如结束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确立中央政府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威,培植现代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在这方面印度是一个具有可比性的反例。同样,针对巴列维王朝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或严重脱节,霍梅尼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纠偏措施,严格遵循伊斯兰教义,明确宣布伊斯兰国家“站在弱者、农民和工人一边”,奉行抑富济贫的经济政策以谋求社会公正。从一种普世主义的观点看,伊朗共和国的建立表达了人类社会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反思,更代表了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伊朗的1979年宪法和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朗大多数人的选择……客观上,伊朗的新政府比巴列维王朝拥有更广泛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几乎所有研究伊斯兰革命的文献都承认革命的发生有着不可避免的特性。”[19]
北京共识的伊朗含义
自1979年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渐进式发展之路,革命后社会进程逐步常态化和现代化:国家身份认同从革命性向现状性转换、战略文化结构从冲突型向合作型过渡、安全利益重心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移位,总体上“表现出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和重视相互安全等重要特征。”[23]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时借鉴。[24]作为一种相对成功的社会转型和发展模式,中国经验为伊朗自1979年以来的革命后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直接的借鉴范式,而伊朗的“向东看”战略势头日渐明显,政治上也向中国走近。从必然的角度看,这是伊朗政府在革命后纠偏与改革的表现之一;从或然的角度看,它说明了中国经验在东方国家应对内外危机时的普世意义。
伊朗社会对待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没有异议。从实践来看,伊朗的改革进程就是在争吵中模仿了中国以点带面、借助外力的渐进式方案。从1993年的基什岛自由经济实验区开始,伊朗先后开辟了格士姆、恰卜哈尔、恩泽利港、克尔曼和萨尔赫斯等6个工商业自由贸易特区和23个经济特区,仅西阿塞拜疆省就有7个边境市场。对进入贸易和经济特区的投资人,伊朗不但免征15年的所得税和进出口关税,而且制定专门的保护外商投资法来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伊朗也期望借助外来的制度性动力来推动既有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和发展,提高伊朗在国际领域的经济实力并促进经济繁荣。从1996—2005年,伊朗共向世贸组织递交了22次“入世”申请。2005年5月,几乎在世贸组织接受伊朗“入世”申请的同时,伊朗政府就宣布将从2006年开始举行相关的“入世”谈判,在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贸组织的会议期间,不仅要向世贸组织展示其健全的商业制度,而且还准备取缔一些弱小和不具备竞争力的公司。[25]
从宏观面看,伊朗地缘战略位置比较适中,既没小到被忽略也没有大到让别国担忧以至于恶意对立,只要保持合适的国家发展战略,伊朗应该有一条相对宽松的发展之路。但事实上,革命初期的伊朗新政府有些矫枉过正,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上漠视并人为地拒绝客观存在的历史继承性,既过分妖魔化美国也刻意贬低了巴列维时期的社会成就,因而也有意无意为自己设置了许多的发展障碍和交往障碍。革命激情下的伊朗因处置不当的人质问题而自陷不义之地,更因与美国的全面对峙而遭受了数十年的孤立与遏制,所丧失的不仅是可能从美国获得的各种援助,而且包含正常的发展空间。因此,伊美关系的好坏是伊朗能否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应该是伊朗国家战略的重点目标之一。从伊朗的国家利益角度看,与实现伊美关系正常化所需要的勇气和时机相比,和解的基础以及方式就显得次要多了。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曾经讲,只要下定决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一秒钟就可以签订。[26]那么,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和内贾德,甚至别的什么人,谁更有一秒钟签约的政治勇气和甘冒政治风险的心理准备?
余 论
2005年的伊朗政治发展是敏感而关键的转折关头,要纠偏伊斯兰共和国延续了1/4世纪的航向而不至于引起混乱、并将伊朗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伊朗首先需要一个更具威权的领导人或领导精英集团。如果说选举总统本质上是选择伊朗未来发展道路的话,那么拉氏就代表了一种正向的生产活动,而内贾德则意味着草根阶层渴望公平的一种寻租活动。选举结果是保守激进的内贾德成功当选伊朗的第九届总统,选举后的伊朗政治发展更使得原本值得期待的伊美关系正常化不得不向后延宕,表明伊朗社会还缺乏实施这种转变的社会基础。
由于美国近年来一直指责伊朗秘密发展核武器,并支持伊拉克什叶派反美恐怖活动,两国关系日趋紧张。2005年内贾德上台后,一改哈塔米时期与美国“文明对话”的基调,对美国态度日趋强硬,伊朗核政策亦转守为攻,步步紧逼。上任仅仅五天,内贾德就宣布重启伊斯法罕的铀浓缩,重启核研究,并于2006年4月宣布已经提炼出3.5%的低度浓缩铀。加之内贾德本人的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调侃以五折优惠价卖浓缩铀给美国)使其成为2006年最吸引人的环球人物。面对伊朗咄咄逼人的气势,美国自然无法忍受,双方紧张关系一度升级,态势颇似八年前的伊拉克战争前夕,甚至传出美国已经做好了攻打伊朗的准备。2007年,伊朗核问题依然僵持不下,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持续恶化,双方均在海湾地区进行了多次不同规模的军事演戏,向对方示威。虽然不能排除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能性,但是面对黑云压城,伊朗更强硬,也更懂得争取外交支持。美国在军事打击伊朗上比当年打击伊拉克更具战略挑战性。且布什这届被广泛认为最保守的政府已经时日无多,伊朗也将面临新的总统选举,这些都为伊朗社会发展与美伊关系走向增添了变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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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乘旦.论伊朗现代化的失误及其原因.世界历史,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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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90-91;钱乘旦.论伊朗现代化的失误及其原因: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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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330-331
[10]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1):15
[11]哈里什·卡普尔著.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中国前30年的外交政策.彭致斌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1
[12]安维华,刘竞.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70-274
[13]范鸿达.伊朗外交:宗教领袖与总统的作用.西亚非洲,200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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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noushiravan Ehteshami.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Raymond Hinnebusch and Anoushiravan Ehteshami.eds.The Foreign Policy of Middle East States.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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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春放.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2002(1):51
[19]东方晓主编.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81
[20][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184
[21]安维华.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经济政策.世界经济,1995(12):52
[22]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2:209
[23]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10
[24]谢鹏.安南赞赏“北京共识”.解放日报,2004-06-16
[25]伊朗华语台.不具备竞争力的公司将被取缔.http://www.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news/05-05-30/05053024.htm
[26]李峰主编.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92
(责任编辑:张业亮)
[关键词] 中国 伊朗 社会发展 北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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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伊朗都是文明古国,都是曾经的世界和地区大国。两国在20世纪都走过了遭遇低谷-寻求复兴-现代化遇挫-重新定位的发展道路,都发生过疾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都在一场被迫进行的战争中完成了新制度的初步建设,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光荣孤立。正因为双方有着如此相似的社会发展历程,如果从中国的发展视角审视伊朗在1905—2005年间的地缘政治演变,比照二者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的异同与互动,将使人们更有兴趣和理由对伊朗新世纪的社会发展进程做出期待。
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起步
清王朝从19世纪起就在器、制两方面迅速衰落,不仅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之伤痕累累,更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和民族信心危机,1900年的国际境遇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西亚的伊朗卡扎尔王朝也从1813年开始逐渐沦为英俄等国的半殖民地,1900年的税收仅占国民收入的2%,仅有的1500人常备军(哥萨克旅)也处于俄罗斯军官指挥之下,不仅难以保家卫国,反而成为俄国控制伊朗的工具。[1]14
穷则思变。中国封建士绅和伊朗的开明僧侣成了民族复兴的最初推动力,两国相同压力背景下的社会变革也都从19世纪中期开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开明士绅领导了一次次的未遂变革;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米尔扎·侯赛因改革、全国性的反对烟草租让权运动,僧侣们推动了伊朗民族主义的全面觉醒。1905—1911年的立宪革命是伊朗向现代化迈进的标志,其最大成果是制定了一部一直使用到1979年的宪法。[2]28伊朗立宪革命的示范作用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第25号发表了民意的《波斯革命》一文,把伊朗革命者称为“志同道合”的同志,以伊朗革命事实驳斥改良派,在分析伊朗革命的内外条件后,得出了“独夫民贼,终有不得逞其志之时”的结论。[3]从同盟会到中华民国,三民主义思想和共和理念开始对周边国家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吸引力,“在朝鲜和越南,都有以中国国民党为楷模建立起来并受其指导和援助的政党”[4]。而同期的伊朗却既没有进行民族精神改造和政治理论创新,又无法在旧有体制内进行改革,现代伊朗事实上依靠传统主义走向现代化。20世纪初,亚洲的许多国家开始觉醒,仅凭2500名骑兵就推翻了卡扎尔王朝的礼萨汗政变,就是“这种新觉醒在伊朗的表现”。和中国的同行相比,礼萨汗国王缺乏一个政党的坚定支持,其“成功的唯一基础就是正在兴起的民族情绪”。摒弃共和方案后建立起来的巴列维王朝,“是伊朗现代化的一个新起点,从此伊朗就踏上振兴国家之路。但这一历史转折既不靠体制内的改革,也不靠人民革命取得,伊朗似乎在依靠英雄创造历史。”[2]29
在中东,“‘绩效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必经之途,同时也是衡量政治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5]。20年代的波斯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除西藏、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外,没有哪个有组织的民族呈现出如此一种中世纪的惨象”[6]。因此,和中东所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行伍出身的礼萨汗国王,必须用经济发展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必须以专制的暴力机器强行推动世俗化、西方化改革。虽然礼萨汗的未遂改革给巴列维王朝留下了教俗冲突的祸根,但却使伊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状况都较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伊朗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通过回收关税权、取消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建立国家银行、实行外贸垄断等措施,1941年的关税和国内税收分别是4.21亿和2.8亿里亚尔,政府从垄断贸易中获得的款项高达12亿里亚尔,比1922年的2.29亿里亚尔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8倍;伊朗的现代工厂数目从1925年的不足20个增长到1941年的346个;铁路里程从250公里增加到1700多公里,1923—1938年间铺设电话线10000多公里,新修筑公路21000公里,约12000公里的道路上设有公路巡警。[7]
中伊相同起点的国祚分途
中伊两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因二战的爆发而被迫中止。虽然国民政府军事溃败国土沦丧,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绥靖政策,但贫弱的中国外交在走出初期的困境之后,开始处于一种相对游刃有余的地位:“八·一三”事变后签署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二战期间最早的反法西斯同盟条约;租借法案实施后美国逐渐公开援助中国抗战;中国是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的四个领衔签署国之一;美英于1942年中华民国国庆日前夕宣布自愿放弃治外法权,并在次年1月放弃以领事裁判权为标志的不平等条约,一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崩溃;1943年中国代表签署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开罗宣言”则在法律上恢复了中国对东北和台澎地区的主权;1944年中国代表参加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在次年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发起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五常”之一的地位保障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发挥。当时的国家领袖蒋介石曾就此认为:“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8]
二战时期的伊朗则上演了相反的一幕。急于寻找“第三国力量”抗衡英苏南北夹击的礼萨汗国王,因为共同的雅利安种族背景而对德意志第三帝国致以波斯式军礼。德国人很快成为伊朗通讯、工业、建筑、医院和农业的主要顾问,1939—1940年与德国的贸易占伊朗进出口总量的49%和26%。伊朗境内有2000多名德国的技术人员、商人和“旅游观光者”,德国前党卫队队长埃特尔在德黑兰的公使馆成为德国特务的活动中心。[1]111-112,119礼萨汗国王显然对英苏控制伊朗这条战略通道的决心估计不足,其明显的亲德倾向导致英苏两国于1941年8月从南北对伊朗实施军事占领,并最终被迫逊位给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伊朗再次丧失国家主权,重回被一分为三的1907年。
新继位的巴列维国王利用美英苏之间的互相制衡,艰难地维护伊朗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并逐渐把美国作为了新的第三国力量。事实上,正是依靠了美国的支持,巴列维国王才得以完全结束英苏两国的军事占领,才能够在1953年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之后真正执掌伊朗权柄;反过来,巴列维伊朗积极向美国靠拢,甘心充当西方在波斯湾的“警察”和阻止苏联南下的天然屏障,1955年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1959年与美国签署《双边防御合作协定》,从而使伊朗与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英国一起成为美国的“北层联盟”,与东边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西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遥相呼应,形成了对苏联的战略包围。所以,50年代的伊朗是真正体现美国海湾战略的国家,也因之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美国海湾政策的两根支柱之一。二战后,美国的经援、军援大量地流向伊朗,1946—1953年的美援总数是1.184亿美元,而1953—1965—1971年更是分别达到了14.983和11.532亿美元。美国在1972—1974年卖给伊朗的军火价值高达689亿美元,仅1976—1977年就有40多家美国公司为伊朗提供军备,2728名美国专家在伊朗工作。[9]从1941—1977年,伊朗不仅在国内取得了惊人的现代化成果,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地区和国际境遇达到了近代以来的顶峰。
1979:从棋子到棋手的转折
1979年以前的中国和伊朗,都只是东西方冷战棋盘上有分量的战略棋子角色,而凭借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和伊斯兰革命,两国都实现了从棋子到棋手的角色转换。
在共和国前30年的实践和探索中,中国外交格局先后经历了“一边倒”、“反两霸”和“一条线”三个阶段,甚至与美国一度有过事实上的准盟国关系。这种渐趋务实的自主外交政策,开创了一个堪与二战结束初期相媲美的国际战略地位:中国不仅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而且为国内的改革开放赢得了必要而良好的外部环境。虽然在当时的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因力量弱小而处于明显弱势,并不能对美国和苏联的外交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中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中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最终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10]。近代中国第一次成了新欧亚大陆政治舞台上公认的“地缘战略棋手”。瑞士学者卡普瓦曾由衷感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崛起的“迅速”和“史无前例”,他解释说,“所谓‘迅速’,意指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已在国际体系中心战略平衡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且为世界所公认。所谓‘史无前例’,意指中国是唯一获得这种地位的发展中国家”[11]。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对现代伊朗的发展具有极为明显的转折意义。巴列维伊朗虽然经常充当着外国势力在海湾的替代品,但仍在70年代奇迹般地发展为地区性军事和经济大国,民族信心和国际境遇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新高度。而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霍梅尼政权,对内谋求建立政教合一的新型神权体制,对外积极输出伊斯兰革命,试图在更广的范围内建立伊斯兰秩序。[12]“这些思想主张一旦落实到国家政策上,必然会四面树敌。深受伊斯兰革命挑战的阿拉伯君主国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被霍梅尼视为非法存在的以色列、受到革命政权强烈谴责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对霍梅尼政权充满敌意”[13]。因此,虽然伊朗在两伊战争期间基本完成了国家的制度化建设,但革命的狂热和战争的紧迫感掩盖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矫枉过正的国家宗教特性、偏激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高度垄断的政治权力和八年战争所形成的压力,使得伊朗的内外政策变得不可预料和非理性化,革命和政策的失误因之延迟至80年代末期才开始得到纠正。伊朗在伊斯兰的旗帜下经历了一个光荣孤立的十年,伊朗只属于自己的伊斯兰世界。
总体上看,虽然中伊两国都从1979年开始逐步实现了从棋子到棋手的战略转变,但却明显使用(选择)了不同的实现手段。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评估国际形势,对时代主题的认知发生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变化,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目标下,大幅度调整了外交政策,对外交往不再主张战略联合,逐步确立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原则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14]这种注重实在利益和进步的做法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趋势,也为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争取到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生产总值和外贸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分别已经由1978年的1%和3.6%提高到了2005年的5%和6.7%,相应的世界排序也分别从第10位和32位上升到第4位和第3位。[15]
同期的霍梅尼虽然抱有改造伊朗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崇高理想,但因为实现手段有限,伊朗因之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排除在所有重大的地区和国际事务之外,被看作是国际社会“体制外”的不合作者、破坏者,遭受了人力财力和脱离世界主流发展之外的双重巨大损失,其间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甚至成为伊朗正常发展的重大障碍。许多年以来,“面对外来影响时的无能为力在伊朗人的灵魂深处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伤疤,它一直影响着伊朗精英们的思维……大部分人认为只要保持一种‘绝不屈服的傲气’(the arrogance of nonsubmission),伊朗就可以应付任何的外来压力……这夸大了伊朗的重要性,导致了对国家绝对正确的错位信仰,使得伊朗的决策者们不止一次地高估了伊朗的能力和潜力,也错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动机”。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伊朗是一个古典现实主义的“理智行事者”,它的一些极端举动本质上是一种“故意冒险或对困难处境的机会主义反应”[16]284-285。
现代化模式:世界工厂与家庭手工作坊
现代化理论把近代社会的演进分为“早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两种。在“早发内生型”社会里,国家的主要功能只是对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予以保护,对结构变迁的结果予以确认。但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则必须依赖强大而有效的国家政权,有时甚至是一场革命来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国家的性质与作用因此成为现代化不同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以及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17]。
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在政权基础方面存在着城市与乡村的严重疏离,并且一直面临着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三个方面的挑战,其行政权威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等省和主要城市。而巴列维王朝的政权基础则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割裂,面临着世俗与宗教的对立甚至对抗。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二者政权都属于一种粗陋的官僚——权威主义推动模式:官僚机器都拥有维持经济权力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行政框架,都实行独裁统治的政治高压,都维护寡头垄断集团(四大家族和二千豪门)的官僚资本积累,都奉行军事官僚与技术官僚相结合的专家治国论等。当然,二者也因之具有基本相似的致命缺陷。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计划没有取得乡村权势集团的理解,也没有在遇到阻力时寻求下层贫苦农民的支持,在乡村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转型上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它推动城市现代经济发展功能的丧失,而且实际上把乡村留给了自己的政治敌手,从而为政权覆灭埋下祸根。
伊朗方面,虽然凭借石油美元而快速地推动着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但巴列维王朝在丧失传统社会基础的同时并未获得新的社会基础,不仅遭受打击的城市中产阶级、地主阶级开始从宗教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即便是受益于土地改革和经济繁荣的农民也没有成为王权的坚定支柱,白色革命“虽然拨掉了农民革命的引信,却捅了传统势力的马蜂窝”[18]。因此,“巴列维王朝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白色革命及其后果、对西方国家的依赖等因素使群众性的革命获得了某种天然的合理性。革命后的政权即使比巴列维王朝还要糟糕,它也会比旧政权更易获得民众的支持,更不用说伊朗革命的领袖们远不是旧制度的造反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道德高尚,有着崇高的政治和宗教理想,在普通民众中得到广泛的支持”[19]。因此,伊朗1979的革命基本类似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二者都在寻求、实际上也都不自觉地走向了后现代化的另一种国家推动模式——精英政治动员主义。事实上,毛泽东和霍梅尼所具有的个人魅力、领导才能、浓厚的传统主义理想情结,都使他们本人及其周围的职业政治家精英集团成为各自国家社会变革的发动机、革命的灵魂和国家团结的象征。
因为在革命中与最广泛的无权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新生政权必须满足无权阶层对社会平等和宗教信仰的要求,必须对已有的社会和经济体制进行变革,必须首先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平等分配而非经济增长来确立政府权威。霍梅尼在1979年时这样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和人们不幸的解除要求以信仰与道德为基础;仅仅得到物质力量和财富,征服自然和空间,在这个问题上不起作用……人在世上可以享受的幸福并不限于这些,因为他的最终目标在于现世之外的另一个世界。”[20]因此,伊朗领导人实际上坚持了一种信仰主义取向的发展观,他们首先关心社会正义而不是物质进步,遵循“社会正义第一,繁荣次之”的原则,强调伊斯兰精神价值的传播而非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1984年的《伊朗兰消费法案》就试图建立一种“脱离浪费与自我满足的伊斯兰消费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全世界被压迫者摆脱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束缚,革命初期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的政治意图明显优于经济考虑。尽管石油收入是伊朗最主要的外汇来源,但霍梅尼政权考虑石油出口问题的出发点仍主要是资源保护、经济独立及打击帝国主义能源供应等因素,而不是如何通过石油输出获取更多利益的经济因素,甚至曾一度根据国内的需求确定石油产量。[21]由于两伊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当政者的管理不善、石油价格下跌和美国遏制等因素,90年代的伊朗经济依然困难重重,人均收入仅为巴列维时期的1/3。[22]
因为精英阶层对现代化推动模式在认识上的不同,更因为现实国情、地缘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中伊双方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始自1977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运动激发了中国社会类似于西方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后的蓬勃活力,几乎没有意识形态束缚的当代中国正日益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也正以坚定的和平发展步伐向世界大国的目标迈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却在纠正巴列维王朝的弊端时矫枉过正:在革命后的社会进程调整上步履蹒跚,在公正与发展的平衡上摇摆不定,而且从根本上看,它似乎不可能超脱地看待宗教的影响,因之也难以真正客观地对西方式文明成果进行取舍。尽管多年以来一直强调独立自主,但伊朗“从来没有使自己远离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甚至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独立的经济基础”。作为活跃而关键的地区和国际角色,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家庭手工作坊”。[16]283,284
对于中伊两国的革命及早期现代化实践,尽管可以提出许多假言判断以批评其弊端,但二者的历史合理性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没有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在软硬件方面的一批基础设施成果,如结束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确立中央政府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威,培植现代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在这方面印度是一个具有可比性的反例。同样,针对巴列维王朝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或严重脱节,霍梅尼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纠偏措施,严格遵循伊斯兰教义,明确宣布伊斯兰国家“站在弱者、农民和工人一边”,奉行抑富济贫的经济政策以谋求社会公正。从一种普世主义的观点看,伊朗共和国的建立表达了人类社会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反思,更代表了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伊朗的1979年宪法和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朗大多数人的选择……客观上,伊朗的新政府比巴列维王朝拥有更广泛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几乎所有研究伊斯兰革命的文献都承认革命的发生有着不可避免的特性。”[19]
北京共识的伊朗含义
自1979年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渐进式发展之路,革命后社会进程逐步常态化和现代化:国家身份认同从革命性向现状性转换、战略文化结构从冲突型向合作型过渡、安全利益重心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移位,总体上“表现出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和重视相互安全等重要特征。”[23]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时借鉴。[24]作为一种相对成功的社会转型和发展模式,中国经验为伊朗自1979年以来的革命后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直接的借鉴范式,而伊朗的“向东看”战略势头日渐明显,政治上也向中国走近。从必然的角度看,这是伊朗政府在革命后纠偏与改革的表现之一;从或然的角度看,它说明了中国经验在东方国家应对内外危机时的普世意义。
伊朗社会对待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没有异议。从实践来看,伊朗的改革进程就是在争吵中模仿了中国以点带面、借助外力的渐进式方案。从1993年的基什岛自由经济实验区开始,伊朗先后开辟了格士姆、恰卜哈尔、恩泽利港、克尔曼和萨尔赫斯等6个工商业自由贸易特区和23个经济特区,仅西阿塞拜疆省就有7个边境市场。对进入贸易和经济特区的投资人,伊朗不但免征15年的所得税和进出口关税,而且制定专门的保护外商投资法来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伊朗也期望借助外来的制度性动力来推动既有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和发展,提高伊朗在国际领域的经济实力并促进经济繁荣。从1996—2005年,伊朗共向世贸组织递交了22次“入世”申请。2005年5月,几乎在世贸组织接受伊朗“入世”申请的同时,伊朗政府就宣布将从2006年开始举行相关的“入世”谈判,在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贸组织的会议期间,不仅要向世贸组织展示其健全的商业制度,而且还准备取缔一些弱小和不具备竞争力的公司。[25]
从宏观面看,伊朗地缘战略位置比较适中,既没小到被忽略也没有大到让别国担忧以至于恶意对立,只要保持合适的国家发展战略,伊朗应该有一条相对宽松的发展之路。但事实上,革命初期的伊朗新政府有些矫枉过正,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上漠视并人为地拒绝客观存在的历史继承性,既过分妖魔化美国也刻意贬低了巴列维时期的社会成就,因而也有意无意为自己设置了许多的发展障碍和交往障碍。革命激情下的伊朗因处置不当的人质问题而自陷不义之地,更因与美国的全面对峙而遭受了数十年的孤立与遏制,所丧失的不仅是可能从美国获得的各种援助,而且包含正常的发展空间。因此,伊美关系的好坏是伊朗能否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应该是伊朗国家战略的重点目标之一。从伊朗的国家利益角度看,与实现伊美关系正常化所需要的勇气和时机相比,和解的基础以及方式就显得次要多了。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曾经讲,只要下定决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一秒钟就可以签订。[26]那么,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和内贾德,甚至别的什么人,谁更有一秒钟签约的政治勇气和甘冒政治风险的心理准备?
余 论
2005年的伊朗政治发展是敏感而关键的转折关头,要纠偏伊斯兰共和国延续了1/4世纪的航向而不至于引起混乱、并将伊朗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伊朗首先需要一个更具威权的领导人或领导精英集团。如果说选举总统本质上是选择伊朗未来发展道路的话,那么拉氏就代表了一种正向的生产活动,而内贾德则意味着草根阶层渴望公平的一种寻租活动。选举结果是保守激进的内贾德成功当选伊朗的第九届总统,选举后的伊朗政治发展更使得原本值得期待的伊美关系正常化不得不向后延宕,表明伊朗社会还缺乏实施这种转变的社会基础。
由于美国近年来一直指责伊朗秘密发展核武器,并支持伊拉克什叶派反美恐怖活动,两国关系日趋紧张。2005年内贾德上台后,一改哈塔米时期与美国“文明对话”的基调,对美国态度日趋强硬,伊朗核政策亦转守为攻,步步紧逼。上任仅仅五天,内贾德就宣布重启伊斯法罕的铀浓缩,重启核研究,并于2006年4月宣布已经提炼出3.5%的低度浓缩铀。加之内贾德本人的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调侃以五折优惠价卖浓缩铀给美国)使其成为2006年最吸引人的环球人物。面对伊朗咄咄逼人的气势,美国自然无法忍受,双方紧张关系一度升级,态势颇似八年前的伊拉克战争前夕,甚至传出美国已经做好了攻打伊朗的准备。2007年,伊朗核问题依然僵持不下,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持续恶化,双方均在海湾地区进行了多次不同规模的军事演戏,向对方示威。虽然不能排除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能性,但是面对黑云压城,伊朗更强硬,也更懂得争取外交支持。美国在军事打击伊朗上比当年打击伊拉克更具战略挑战性。且布什这届被广泛认为最保守的政府已经时日无多,伊朗也将面临新的总统选举,这些都为伊朗社会发展与美伊关系走向增添了变数。
注释:
[1]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钱乘旦.论伊朗现代化的失误及其原因.世界历史,1998(3)
[3]彭树智.1905—1911年伊朗资产阶级革命.西南亚研究,1987(4):64-66
[4]喻希来.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战略与管理,1999(6):14
[5]田文林.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现代化追求.西亚非洲,2000(3):23
[6]Nikkir Keddie.Iran,Religion,Politics and Society.New York,1980:167
[7]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90-91;钱乘旦.论伊朗现代化的失误及其原因:30-31
[8]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651
[9]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330-331
[10]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1):15
[11]哈里什·卡普尔著.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中国前30年的外交政策.彭致斌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1
[12]安维华,刘竞.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70-274
[13]范鸿达.伊朗外交:宗教领袖与总统的作用.西亚非洲,2002(5):30
[14]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9
[15]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2006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地位比较研究.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61128_402368780.htm
[16]Anoushiravan Ehteshami.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Raymond Hinnebusch and Anoushiravan Ehteshami.eds.The Foreign Policy of Middle East States.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2
[17]陈明明.变革社会中的政治权威:1920—1979.理论学习月刊,1997(2):30
[18]李春放.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2002(1):51
[19]东方晓主编.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81
[20][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184
[21]安维华.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经济政策.世界经济,1995(12):52
[22]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2:209
[23]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10
[24]谢鹏.安南赞赏“北京共识”.解放日报,2004-06-16
[25]伊朗华语台.不具备竞争力的公司将被取缔.http://www.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news/05-05-30/05053024.htm
[26]李峰主编.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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