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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上海足球少年向往的地方已非“老大”上海申花，而是崇明的根宝足球基地。
基地门口横躺着一块巨大的灵璧石，上面是“教父”徐根宝手书的红色大字：“缔造中国的曼联”。
作为崛起的象征，孤悬在外的崇明已发出了统一宣言：将东亚队与申花队合并。
11月7日，上海申花投资人朱骏和徐根宝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他在2007年开始以大股东的身份获得申花的经营权，但两年来颗粒无收。不久前，他公开声明“申花不是非卖品”。
两者一旦合并，将打造中国最具前景的希望之队。这也将是上海足球在15年职业联赛后的新起点。
根宝足球基地的馄饨
中国足球大气候的变冷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年男足第一次冲进世界杯，但铩羽而归。
徐根宝也在这年竖旗：将全部800万元积蓄投入后，又贷款2000多万元，才使基地像模像样。
现实的经济压力将根宝逼成了“三陪”。他曾告诉媒体：“陪吃饭、陪聊天，最后还要陪着拍照合影，卖书、卖邮票，卖100元一只的足球，当然是要有我签名的，我是有签必应。”
他对每个孩子每月只收600元，一日三餐、服装费、教师授课费等全部减免。一个孩子一年补贴2万，100多个孩子就是200万元。
《东方体育日报》记者张晓露注意到徐根宝很关心开了几盏灯。“又没什么客人开这么多灯干吗?知道我们一个月多少电费?”开饭的时候，他又带着商量的语气：“老朋友了不客气，我们吃点馄饨吧!我们这里的馄饨是很有特色的。”
根宝足球基地馄饨的香气，引来了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他们是为了解青少年足球而来。2005年，徐根宝出让了基地40％的股份换取投资，成立上海东亚俱乐部。两年后东亚队获得乙级联赛的冠军进入中甲。
等到2009年，徐根宝率领的上海20岁以下男子队，为上海夺回了阔别26年的全运会男足金牌。
徐根宝给了上海足球一个希望。
上海申花的青训体系本来首屈一指，从八运会到十运会，上海队全部由申花俱乐部球员组成，取得了两次亚军、一次季军。
但是在十一运会时，上海申花在20岁年龄段断档，上海市体育局只有向徐根宝借兵。
申花青训系统的基础是申花足校，2007年朱骏入主申花俱乐部后分成两家。
上海申花队第一任教练组成员、后被俱乐部委派至足校参与校务管理的顾兆年，想起被“扫地出门”的往事仍有苍凉之感：“当时我和张志刚、江卫国、李龙海等一共7个人，都算是申花俱乐部派到足校的，后来就回不去了，工资也冻结了。虽然后来通过各方努力还是补给了我们，但我们和申花的关系，好像从此就结束了。”
申花足校于是在2008年放走了一批优秀年轻球员，即使发现“好苗子”也宁愿卖给“外人”。
这样，上海申花的预备队就形同虚设，只有犯错的一线队员被下放到预备队。申花球员开玩笑说：“预备队不是给一线队提供球员的地方，而是一线队球员被下放的地方。”
“一线队需要不断买进更有水平的球员。”朱骏的观点代表了许多老板的态度，他们告诉沪上足球名宿王后军：“那么远的事情谁顾得了。想要好的球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其他球队引进。”
王后军告诉《东方体育日报》记者何晓敏：“原本职业化后希望能把问题系统解决，现在反而形成了整个系统的问题。职业化改革以来的15年，已经全白费了。唯有从头再来，再等十几年。”
1700个
沪上老教练包瀛福介绍了上海原先的青训体系：足球特色重点小学——区少体校——市少体校——体工队(现在叫“青年队”)——上海二队——上海一队。“由市少体带动下面区一级少体校，再延伸到几个重点学校，这样形成人才输送梯队，而且市少体也不放弃文化教育，学生都是读完高中才毕业的。”
在职业化的最初几年，依靠着申花队夺得甲A联赛的冠军，上海的青少年足球发展异常火热。各类民办足校曾达四五十家。
在这个过程中，少体校的作用渐趋衰弱。1999年，市少体校招不到生，进而对区少体校以下的环节形成“倒逼效应”。
与此同时，民办足球学校给俱乐部提供的主要服务，不再是输送人才，而是每年收取十几万服务费，配合俱乐部在形式上完成梯队建设的任务。因为根据规定，中超俱乐部至少要有四级球队建设。
随着职业联赛开始走下坡路，足球学校难以为继。时至今日，依然支撑着的只有浦东、杨浦、闸北、普陀、申花等国营足校，以及幸运星、根宝这两家民营足校。
而中国足球形象的颓败，使家长不愿意将孩子送去学足球。
上海市足协秘书长隋国扬曾为媒体列出了一组数字：“出生于1993至1994年龄段的球员，上海目前在足协注册的不到170个，但因为骨龄等关系，符合要求的是120个左右。全国各省市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该年龄段球员，是1700个。”
竞赛杠杆撬动积极性
如果将青少年足球的青黄不接完全归咎于市场化、职业化也不准确，“锦标主义’也是青少年足球教育的硬伤。
1995年，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了奥运会“金牌战略”。一名总局领导提出：“在奥运会上一名运动员能够拿几块金牌，培养能够拿金牌的运动员成本低，而足球这样的集体项目不能拿金牌就要减少投入。”并作为计划落实下来。
当时山东青年女足正在外地打比赛，总局和山东体育局的命令发到队伍，“全队就地解散”。
这一指导思想的结果，在今天已经十分清楚。
隋国扬在接受解放网采访时说，去年11月他去北京参加了一个由崔大林牵头、10个省市体育局局长参加的会议。会议认为，在中国代表团北京奥运夺得51金的背景下，男足给中国体育抹了黑。
为此，十一运会增加了足球男子16岁以下组和女子18岁以下组项目。获得男子16岁以下组前三名的，分别按2枚金牌、1枚金牌和0.5枚金牌进行统计。
新政在各省市产生了积极反应。上海市体育局委任范志毅为16岁以下队的主教练，另一位沪上名帅吴金贵被浙江挖走，任务是将一支适龄省队和一支绿城梯队捏合在一起。
“在我看来，这是重大的改革举措，中国足球的春天即将到来。国家体育总局希望通过竞赛杠杆，撬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积极性。”隋国扬评价道。
拯救中国足球的各路思潮在加强青少年足球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东方体育日报》副主编杜旻认为：“目前中国足坛正轰轰烈烈进行的抓赌，与力抓青少年足球应该放在同一层面理解，都是救赎中国足球的突破口——抓赌是为了去除死肌，抓青训是为了生出新芽，而这两者都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出路
4月初和5月初，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两度批示，表示“政府应该关心群众的热爱，支持上海足球事业的发展，不能以‘市场化’放弃政府的责任”。他还在5月18日登上了崇明岛来到根宝蔓蠢地。
作为民营资本代表的朱骏也在思考着出路。他在与西班牙马德里竞技队大股东希尔签订未来4年的合作协议时，穿上了深色正装西服，还一丝不苟地打上了银色领带。上一次穿得这么正式，是9年前去见前申花老总郁知非。
“我知道马竞的老主席希尔过去曾经解散过青年队，因此他们也失去了劳尔。现在，马德里竞技的青训是西班牙最好的，我想，这是历史的教训促使他们进步。”朱骏在仪式上的发言像是对自己说的。
这个商人敏锐地嗅到了政策的导向。在青训营这一点上，废除了梯队的朱骏摇身一变成了“响应中央号召的第一人”。
除了根宝模式和朱骏的“洋务运动”，现在上海球坛的各派力量在探求着各自的道路。
3年前，一批“老申花”自筹资金投资幸运星青少年俱乐部：学生们一边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一边进行日常训练和比赛，走出体教结合模式。
这一模式得到了闵行区政府和体育局的支持：踢得好的小球员可以在升学考试中加分，甚至保送进闵行中学等高一级学校学习。
“凭我多年的观察和思考，青少年足球要发展好，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两个字：读书。”前申花队球员申思表示。
基地门口横躺着一块巨大的灵璧石，上面是“教父”徐根宝手书的红色大字：“缔造中国的曼联”。
作为崛起的象征，孤悬在外的崇明已发出了统一宣言：将东亚队与申花队合并。
11月7日，上海申花投资人朱骏和徐根宝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他在2007年开始以大股东的身份获得申花的经营权，但两年来颗粒无收。不久前，他公开声明“申花不是非卖品”。
两者一旦合并，将打造中国最具前景的希望之队。这也将是上海足球在15年职业联赛后的新起点。
根宝足球基地的馄饨
中国足球大气候的变冷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年男足第一次冲进世界杯，但铩羽而归。
徐根宝也在这年竖旗：将全部800万元积蓄投入后，又贷款2000多万元，才使基地像模像样。
现实的经济压力将根宝逼成了“三陪”。他曾告诉媒体：“陪吃饭、陪聊天，最后还要陪着拍照合影，卖书、卖邮票，卖100元一只的足球，当然是要有我签名的，我是有签必应。”
他对每个孩子每月只收600元，一日三餐、服装费、教师授课费等全部减免。一个孩子一年补贴2万，100多个孩子就是200万元。
《东方体育日报》记者张晓露注意到徐根宝很关心开了几盏灯。“又没什么客人开这么多灯干吗?知道我们一个月多少电费?”开饭的时候，他又带着商量的语气：“老朋友了不客气，我们吃点馄饨吧!我们这里的馄饨是很有特色的。”
根宝足球基地馄饨的香气，引来了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他们是为了解青少年足球而来。2005年，徐根宝出让了基地40％的股份换取投资，成立上海东亚俱乐部。两年后东亚队获得乙级联赛的冠军进入中甲。
等到2009年，徐根宝率领的上海20岁以下男子队，为上海夺回了阔别26年的全运会男足金牌。
徐根宝给了上海足球一个希望。
上海申花的青训体系本来首屈一指，从八运会到十运会，上海队全部由申花俱乐部球员组成，取得了两次亚军、一次季军。
但是在十一运会时，上海申花在20岁年龄段断档，上海市体育局只有向徐根宝借兵。
申花青训系统的基础是申花足校，2007年朱骏入主申花俱乐部后分成两家。
上海申花队第一任教练组成员、后被俱乐部委派至足校参与校务管理的顾兆年，想起被“扫地出门”的往事仍有苍凉之感：“当时我和张志刚、江卫国、李龙海等一共7个人，都算是申花俱乐部派到足校的，后来就回不去了，工资也冻结了。虽然后来通过各方努力还是补给了我们，但我们和申花的关系，好像从此就结束了。”
申花足校于是在2008年放走了一批优秀年轻球员，即使发现“好苗子”也宁愿卖给“外人”。
这样，上海申花的预备队就形同虚设，只有犯错的一线队员被下放到预备队。申花球员开玩笑说：“预备队不是给一线队提供球员的地方，而是一线队球员被下放的地方。”
“一线队需要不断买进更有水平的球员。”朱骏的观点代表了许多老板的态度，他们告诉沪上足球名宿王后军：“那么远的事情谁顾得了。想要好的球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其他球队引进。”
王后军告诉《东方体育日报》记者何晓敏：“原本职业化后希望能把问题系统解决，现在反而形成了整个系统的问题。职业化改革以来的15年，已经全白费了。唯有从头再来，再等十几年。”
1700个
沪上老教练包瀛福介绍了上海原先的青训体系：足球特色重点小学——区少体校——市少体校——体工队(现在叫“青年队”)——上海二队——上海一队。“由市少体带动下面区一级少体校，再延伸到几个重点学校，这样形成人才输送梯队，而且市少体也不放弃文化教育，学生都是读完高中才毕业的。”
在职业化的最初几年，依靠着申花队夺得甲A联赛的冠军，上海的青少年足球发展异常火热。各类民办足校曾达四五十家。
在这个过程中，少体校的作用渐趋衰弱。1999年，市少体校招不到生，进而对区少体校以下的环节形成“倒逼效应”。
与此同时，民办足球学校给俱乐部提供的主要服务，不再是输送人才，而是每年收取十几万服务费，配合俱乐部在形式上完成梯队建设的任务。因为根据规定，中超俱乐部至少要有四级球队建设。
随着职业联赛开始走下坡路，足球学校难以为继。时至今日，依然支撑着的只有浦东、杨浦、闸北、普陀、申花等国营足校，以及幸运星、根宝这两家民营足校。
而中国足球形象的颓败，使家长不愿意将孩子送去学足球。
上海市足协秘书长隋国扬曾为媒体列出了一组数字：“出生于1993至1994年龄段的球员，上海目前在足协注册的不到170个，但因为骨龄等关系，符合要求的是120个左右。全国各省市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该年龄段球员，是1700个。”
竞赛杠杆撬动积极性
如果将青少年足球的青黄不接完全归咎于市场化、职业化也不准确，“锦标主义’也是青少年足球教育的硬伤。
1995年，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了奥运会“金牌战略”。一名总局领导提出：“在奥运会上一名运动员能够拿几块金牌，培养能够拿金牌的运动员成本低，而足球这样的集体项目不能拿金牌就要减少投入。”并作为计划落实下来。
当时山东青年女足正在外地打比赛，总局和山东体育局的命令发到队伍，“全队就地解散”。
这一指导思想的结果，在今天已经十分清楚。
隋国扬在接受解放网采访时说，去年11月他去北京参加了一个由崔大林牵头、10个省市体育局局长参加的会议。会议认为，在中国代表团北京奥运夺得51金的背景下，男足给中国体育抹了黑。
为此，十一运会增加了足球男子16岁以下组和女子18岁以下组项目。获得男子16岁以下组前三名的，分别按2枚金牌、1枚金牌和0.5枚金牌进行统计。
新政在各省市产生了积极反应。上海市体育局委任范志毅为16岁以下队的主教练，另一位沪上名帅吴金贵被浙江挖走，任务是将一支适龄省队和一支绿城梯队捏合在一起。
“在我看来，这是重大的改革举措，中国足球的春天即将到来。国家体育总局希望通过竞赛杠杆，撬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积极性。”隋国扬评价道。
拯救中国足球的各路思潮在加强青少年足球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东方体育日报》副主编杜旻认为：“目前中国足坛正轰轰烈烈进行的抓赌，与力抓青少年足球应该放在同一层面理解，都是救赎中国足球的突破口——抓赌是为了去除死肌，抓青训是为了生出新芽，而这两者都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出路
4月初和5月初，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两度批示，表示“政府应该关心群众的热爱，支持上海足球事业的发展，不能以‘市场化’放弃政府的责任”。他还在5月18日登上了崇明岛来到根宝蔓蠢地。
作为民营资本代表的朱骏也在思考着出路。他在与西班牙马德里竞技队大股东希尔签订未来4年的合作协议时，穿上了深色正装西服，还一丝不苟地打上了银色领带。上一次穿得这么正式，是9年前去见前申花老总郁知非。
“我知道马竞的老主席希尔过去曾经解散过青年队，因此他们也失去了劳尔。现在，马德里竞技的青训是西班牙最好的，我想，这是历史的教训促使他们进步。”朱骏在仪式上的发言像是对自己说的。
这个商人敏锐地嗅到了政策的导向。在青训营这一点上，废除了梯队的朱骏摇身一变成了“响应中央号召的第一人”。
除了根宝模式和朱骏的“洋务运动”，现在上海球坛的各派力量在探求着各自的道路。
3年前，一批“老申花”自筹资金投资幸运星青少年俱乐部：学生们一边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一边进行日常训练和比赛，走出体教结合模式。
这一模式得到了闵行区政府和体育局的支持：踢得好的小球员可以在升学考试中加分，甚至保送进闵行中学等高一级学校学习。
“凭我多年的观察和思考，青少年足球要发展好，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两个字：读书。”前申花队球员申思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