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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京味儿”老人并没有远离我们的心灵他仍然为当代人提供着精神慰藉
“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一在我的经验中一天下第一了。”这是老舍笔下的北京城，大半个世纪过去，这里的冬天寒冷依旧，却是人非物亦非。
所幸，这个“京味儿”老人并没有远离我们的心灵，他仍然为当代人提供着精神慰藉。
2007年1月，北京人艺的话剧《我这一辈子》在首都剧场上演。导演李六乙将这部从未改编成话剧的老合同名小说搬上舞台，并在剧中糅合了《月牙儿》的部分内容；
与此同时，全总文工团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老舍上个世纪50年代创作的话剧《西望长安》。该剧将于2月在保利剧院上演，由喜剧导演娄乃鸣执导，影视明星葛优主演；
还是这个月，一本名为《口述历史下的老合之死》的新书悄悄上架，并被北京三联书店摆在了醒目位置。作者傅光明是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老舍之死”的问题已经十几年。
一个月内，有关老舍的话剧、著作如此密集地出现，老舍先生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对当代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最近几十年里，像老合这样能对几代读者持续保持影响的现代作家，已经历历可数。可是老合的书依然在大量地编辑出版，作品依然被反复改编成电影、戏曲、电视剧等，广为传播。
1958年，北京人艺首排的话剧《茶馆》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举足轻重的经典剧目；1985年，电视剧《四世同堂》播出，万人空巷，骆玉笙老先生的一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唱得人人热血沸腾。在大众知晓度方面，几乎没有哪个作家赶得上老舍。
如今，对于老合作品的再创作与研究逐渐进入推陈出新的阶段，越来越多实验性的尝试和崭新的研究视角展现在人们面前。
“非常老舍，非常李六乙！”
大幕拉开，一片黑暗，舞台边不住传来淅淅沥沥的水滴声。黑暗倏地被一根划亮的火柴打破，又因火柴熄灭而归于沉寂；火柴再划着一根，再熄灭；又划着一根，又熄灭。《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开始了。
导演李六乙阐释这部话剧时说：“这部戏是没有时间的戏，它就是在一个人即将走向死亡的一瞬产生的各种意识，在划着火柴又熄灭的短暂时刻里，主人公回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片断。因此这个一瞬，也是无限。”
李六乙之前导演过的话剧作品有《原野》、《偶人记》、《穆桂英》、《口供》等，都带着些实验先锋的意味，这次改编老舍的话剧，也融入了其强烈的个人特色。比如，全剧采用大量的独自和吟诵方式；增加了三个原作中没有的“掌灯人”的角色，陪伴主人公“我”走向死亡；在妻子离家一部分增加了女性意识的内容等。这与观众印象中老舍通俗幽默的话剧风格截然不同。
据《新京报》的观众调查，喜欢这部话剧的有54％，不喜欢或者“说不上”的占46％。超过一半的观众认为导演挖掘出了老合原著的现代意义，也有不少人认为话剧中含有大量象征和喻意，带着西方戏剧的色彩，不是老舍话剧的传统风格，更有观众在剧场直言“看不懂”。
对于话剧上演之后的种种反应，李六乙只是笑笑：“我不关心这个。”他认为戏剧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大量的吟诵和独白，到了莎士比亚戏剧时期更是发展到鼎盛，这是戏剧本来具有的特质。而中国的话剧更多地狭隘地受到某一类型戏剧的影响，比如易卜生的“娜拉”，比如“三一律”，而把更多的东西丢了。
“我们的话剧艺术表达方式现在可能只有全部的1％，那为什么不能把2％展现给大家看呢?我不担心观众看不懂，因为我一直认为观众是需要培养的。而且事实上每次尝试都证明还是有大量的观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李六乙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
看完《我这一辈子》后，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张和平对李六乙说：“非常老舍，非常李六乙!”李六乙很高兴得到这样的评价，也认为该剧除了他的个人特色外，改编非常忠于原著，抓住了老合作品的“魂”。他在好几年前就想排这出话剧，对于表现形式等方面有过很多思考，在这次改编前，又花了一个多月去翻看《老舍全集》，希望自己新加入的语言能够与老舍先生“保持在一个语系”。
老合原作《我这一辈子》发表于1937年，到现在整整70年了，但由于缺乏人物冲突和戏剧性描写，此前从未被改编为话剧。李六乙说：“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不适合，我才要排它。”
此前这部中篇小说曾分别被改编成过电影和电视剧。石挥于1950年导演的电影被充分肯定为“非常忠于原著”，而张国立导演的电视剧虽然市场成绩不错，但由于将原作中的“一个人的一辈子”扩展为了“三兄弟的三辈子”，有“注水”嫌疑，舒乙等一些老合研究学者都对其改编颇有微词。
李六乙说，此次改编前也与舒乙进行过探讨，舒乙认为忠于原著并不代表照搬，只要精神上统一，可以融入老合的一些其他作品内容。
“他这么说了我才敢加《月牙儿》进去的。”李六乙大笑。他称自己一直算是“女权主义者”，对女性意识非常关注。在这部话剧里，李六乙用三个女性形象的梦印证重叠，来表达女人命运的不断重复、不可改变的悲剧宿命的观点。他认为这恰恰也强化了全剧的主题，因为“我”的人生转折就是由妻子的出走引起的，也因此“我”的命运同样是不可改变、不可知的。
“人生的不可知、荒谬性，这是老舍作品里透出的当代精神之一。”李六乙如是阐述自己对老合作品的理解，“现在的人不是也一样吗?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往何处去，对时代、命运都很茫然，这些都与老合表达的内容是一致的。”
“我从老舍之死溯流而上研究其‘生’”
“老舍的魅力，我以为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的俗与白，而它是艺术的。”坐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办公室里，傅光明这样解读着老舍在当下的生命力。他认为尽管老合在解放后的作品质量从整体上与解放前比，相差很远，但老舍天赋的艺术才华和炉火纯青的语言弥补了许多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不足。因此，即便老舍在解放后写的大量话剧，从艺术上来审视并不成熟，作为观众还是喜欢看他的话剧。“一般的观众不用去考虑其作品的深刻性，故事好看就行了，而老舍的作品恰恰能满足这一点。话剧是来演的，你在剧院里，听到舞台上演员出口就是那种京味儿的幽默，一下子就会喜欢了。当然，学者们会更多去关注老舍作品的不同侧面。”
与活跃在舞台上的老舍笔下的文学形象不同，傅光明研究的是老合作为一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乃至作为一个普通人生命的悲剧命运。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合具有长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但话剧(或其他艺术表现形式)表现的是作品，而学者走近的是这个人。”
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傅光明与中央电视台的编导朋友洪眉聊天，后者正想拍一个纪录片。聊到“老舍之死”这
个话题，双方都觉得是很好的题材，打算合作来尝试一下。这是傅光明最早接触到这个题目的契机，那时的他没有想到，这—研究就是十几年，也许还会持续更久。
傅光明有幸师从现代著名作家、记者萧乾先生12年，从他那里得到了太多的提携奖掖。当时他便把准备研究老舍之死的想法告诉萧乾，萧很赞成，还说这个问题很值得深入挖掘，因为从中可以折射出20世纪许多知识分子身上同样的悲剧宿命，并可从老合身上反映出知识分子的某种心路历程。
得到恩师的肯定，傅光明更加用心，他从采访老舍夫人胡藉青开始，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即口述史“田野作业”，听很多亲历者回忆老舍生前最后几天的经历遭际，同时还采访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对这一事件的理解与反思。结婚之后，妻子郑实也加入了他的采访，两人一起挖掘出更多的史料。2007年之前，他已出过两本采访实录：《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以及与夫人合作的《太平湖的记忆——老合之死》。
2005年，傅光明洋洋15万字的博士论文《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河南大学的博士学位。“回想起来，我的人生好像就在1993年改变了，之后的一切都是之前所无法预料的。”今年42岁的傅光明发出由衷的感慨。
1966年8月23日，年已67岁的老合，去生前所在单位北京市文联开会，遭到红卫兵的揪斗、毒打。第二天，老合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随后，人们在太平湖发现了他的尸体。到现在为止，因为说法不一，似乎连死亡日期都无法确定是24日还是25日。
傅光明希望还原这一段历史，弄清楚老舍是怎么死的，为什么而死。他在新书《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的后记中写道：“以人们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老舍的死来寻求研究对老舍生命价值的理解，无疑具有填补学术人白的意义。”
他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找到“八二三事件”那一历史现场的证人，重构那段历史，找到打捞老舍尸体的人，讲述一下当天的情景，就足够了。没想到在十年的追踪采访过程中，会出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光是自称亲手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到目前为止就有三个人。
“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同一个人，这怎么可能?他们之中要么只有一个人的话真实，要么三个都不真实。至少没有可能三个人都真实。”傅光明在多次讲演中都提到这个例子，多年的口述史实践和理论探讨，竟让他对历史产生了怀疑。
他现在非常赞同一位西方史学家的观点，把历史分为历史一和历史二。历史一是过去客观存在的人与事，即历史真相；历史二则是人们各种主观的对历史一的文本叙事。“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历史二，为的是让人们去更多地了解和认识历史一。”
对于“老舍之死”种种原因的揣测，对于老合生前在政治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乃至对于访谈者对于“八二三”当天的迥异回忆，傅光明统统不做定论。他只是把众说纷纭的现象展示给大家，希望读者做自己的判断。
“我的结论就是没有结论，或者你可以说很多结论都蕴藏在其中。”傅光明微微一笑，解释说，“首先是因为，我没法下这个结论。”他以老舍死因为例，老含的自杀是由多元的因素造成的，比如性格、自身的现实死亡观、作品中对人物自杀结局的艺术安排，等等，并目还有很多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综合存在，这都导致他无法给出—个确定的结论。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希望跟读者分享我的历史观。”在十几年的探究过程里，傅光明感到最大的收获是自己的史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慢慢意识到，历史不是盖棺定论，对一
个人—件事常常会有多种的“历史声音”，不是已经有太多的历史叙事与历史真相相距遥远？!“就像我采访的那些人，他们口述的历史各不相同，仿佛使我掉进一个‘罗生门’的圈套。我希望自己的书能提供一个多元的视角。”
傅光明现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作陈思和先生的博士后，研究题目仍然与老合有相关，是从老舍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除此，他已经开始写作《老舍传》。“等这两个课题作完，我个人的老舍研究就画句号了。”傅光明说。
“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一在我的经验中一天下第一了。”这是老舍笔下的北京城，大半个世纪过去，这里的冬天寒冷依旧，却是人非物亦非。
所幸，这个“京味儿”老人并没有远离我们的心灵，他仍然为当代人提供着精神慰藉。
2007年1月，北京人艺的话剧《我这一辈子》在首都剧场上演。导演李六乙将这部从未改编成话剧的老合同名小说搬上舞台，并在剧中糅合了《月牙儿》的部分内容；
与此同时，全总文工团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老舍上个世纪50年代创作的话剧《西望长安》。该剧将于2月在保利剧院上演，由喜剧导演娄乃鸣执导，影视明星葛优主演；
还是这个月，一本名为《口述历史下的老合之死》的新书悄悄上架，并被北京三联书店摆在了醒目位置。作者傅光明是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老舍之死”的问题已经十几年。
一个月内，有关老舍的话剧、著作如此密集地出现，老舍先生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对当代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最近几十年里，像老合这样能对几代读者持续保持影响的现代作家，已经历历可数。可是老合的书依然在大量地编辑出版，作品依然被反复改编成电影、戏曲、电视剧等，广为传播。
1958年，北京人艺首排的话剧《茶馆》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举足轻重的经典剧目；1985年，电视剧《四世同堂》播出，万人空巷，骆玉笙老先生的一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唱得人人热血沸腾。在大众知晓度方面，几乎没有哪个作家赶得上老舍。
如今，对于老合作品的再创作与研究逐渐进入推陈出新的阶段，越来越多实验性的尝试和崭新的研究视角展现在人们面前。
“非常老舍，非常李六乙！”
大幕拉开，一片黑暗，舞台边不住传来淅淅沥沥的水滴声。黑暗倏地被一根划亮的火柴打破，又因火柴熄灭而归于沉寂；火柴再划着一根，再熄灭；又划着一根，又熄灭。《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开始了。
导演李六乙阐释这部话剧时说：“这部戏是没有时间的戏，它就是在一个人即将走向死亡的一瞬产生的各种意识，在划着火柴又熄灭的短暂时刻里，主人公回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片断。因此这个一瞬，也是无限。”
李六乙之前导演过的话剧作品有《原野》、《偶人记》、《穆桂英》、《口供》等，都带着些实验先锋的意味，这次改编老舍的话剧，也融入了其强烈的个人特色。比如，全剧采用大量的独自和吟诵方式；增加了三个原作中没有的“掌灯人”的角色，陪伴主人公“我”走向死亡；在妻子离家一部分增加了女性意识的内容等。这与观众印象中老舍通俗幽默的话剧风格截然不同。
据《新京报》的观众调查，喜欢这部话剧的有54％，不喜欢或者“说不上”的占46％。超过一半的观众认为导演挖掘出了老合原著的现代意义，也有不少人认为话剧中含有大量象征和喻意，带着西方戏剧的色彩，不是老舍话剧的传统风格，更有观众在剧场直言“看不懂”。
对于话剧上演之后的种种反应，李六乙只是笑笑：“我不关心这个。”他认为戏剧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大量的吟诵和独白，到了莎士比亚戏剧时期更是发展到鼎盛，这是戏剧本来具有的特质。而中国的话剧更多地狭隘地受到某一类型戏剧的影响，比如易卜生的“娜拉”，比如“三一律”，而把更多的东西丢了。
“我们的话剧艺术表达方式现在可能只有全部的1％，那为什么不能把2％展现给大家看呢?我不担心观众看不懂，因为我一直认为观众是需要培养的。而且事实上每次尝试都证明还是有大量的观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李六乙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
看完《我这一辈子》后，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张和平对李六乙说：“非常老舍，非常李六乙!”李六乙很高兴得到这样的评价，也认为该剧除了他的个人特色外，改编非常忠于原著，抓住了老合作品的“魂”。他在好几年前就想排这出话剧，对于表现形式等方面有过很多思考，在这次改编前，又花了一个多月去翻看《老舍全集》，希望自己新加入的语言能够与老舍先生“保持在一个语系”。
老合原作《我这一辈子》发表于1937年，到现在整整70年了，但由于缺乏人物冲突和戏剧性描写，此前从未被改编为话剧。李六乙说：“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不适合，我才要排它。”
此前这部中篇小说曾分别被改编成过电影和电视剧。石挥于1950年导演的电影被充分肯定为“非常忠于原著”，而张国立导演的电视剧虽然市场成绩不错，但由于将原作中的“一个人的一辈子”扩展为了“三兄弟的三辈子”，有“注水”嫌疑，舒乙等一些老合研究学者都对其改编颇有微词。
李六乙说，此次改编前也与舒乙进行过探讨，舒乙认为忠于原著并不代表照搬，只要精神上统一，可以融入老合的一些其他作品内容。
“他这么说了我才敢加《月牙儿》进去的。”李六乙大笑。他称自己一直算是“女权主义者”，对女性意识非常关注。在这部话剧里，李六乙用三个女性形象的梦印证重叠，来表达女人命运的不断重复、不可改变的悲剧宿命的观点。他认为这恰恰也强化了全剧的主题，因为“我”的人生转折就是由妻子的出走引起的，也因此“我”的命运同样是不可改变、不可知的。
“人生的不可知、荒谬性，这是老舍作品里透出的当代精神之一。”李六乙如是阐述自己对老合作品的理解，“现在的人不是也一样吗?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往何处去，对时代、命运都很茫然，这些都与老合表达的内容是一致的。”
“我从老舍之死溯流而上研究其‘生’”
“老舍的魅力，我以为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的俗与白，而它是艺术的。”坐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办公室里，傅光明这样解读着老舍在当下的生命力。他认为尽管老合在解放后的作品质量从整体上与解放前比，相差很远，但老舍天赋的艺术才华和炉火纯青的语言弥补了许多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不足。因此，即便老舍在解放后写的大量话剧，从艺术上来审视并不成熟，作为观众还是喜欢看他的话剧。“一般的观众不用去考虑其作品的深刻性，故事好看就行了，而老舍的作品恰恰能满足这一点。话剧是来演的，你在剧院里，听到舞台上演员出口就是那种京味儿的幽默，一下子就会喜欢了。当然，学者们会更多去关注老舍作品的不同侧面。”
与活跃在舞台上的老舍笔下的文学形象不同，傅光明研究的是老合作为一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乃至作为一个普通人生命的悲剧命运。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合具有长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但话剧(或其他艺术表现形式)表现的是作品，而学者走近的是这个人。”
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傅光明与中央电视台的编导朋友洪眉聊天，后者正想拍一个纪录片。聊到“老舍之死”这
个话题，双方都觉得是很好的题材，打算合作来尝试一下。这是傅光明最早接触到这个题目的契机，那时的他没有想到，这—研究就是十几年，也许还会持续更久。
傅光明有幸师从现代著名作家、记者萧乾先生12年，从他那里得到了太多的提携奖掖。当时他便把准备研究老舍之死的想法告诉萧乾，萧很赞成，还说这个问题很值得深入挖掘，因为从中可以折射出20世纪许多知识分子身上同样的悲剧宿命，并可从老合身上反映出知识分子的某种心路历程。
得到恩师的肯定，傅光明更加用心，他从采访老舍夫人胡藉青开始，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即口述史“田野作业”，听很多亲历者回忆老舍生前最后几天的经历遭际，同时还采访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对这一事件的理解与反思。结婚之后，妻子郑实也加入了他的采访，两人一起挖掘出更多的史料。2007年之前，他已出过两本采访实录：《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以及与夫人合作的《太平湖的记忆——老合之死》。
2005年，傅光明洋洋15万字的博士论文《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河南大学的博士学位。“回想起来，我的人生好像就在1993年改变了，之后的一切都是之前所无法预料的。”今年42岁的傅光明发出由衷的感慨。
1966年8月23日，年已67岁的老合，去生前所在单位北京市文联开会，遭到红卫兵的揪斗、毒打。第二天，老合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随后，人们在太平湖发现了他的尸体。到现在为止，因为说法不一，似乎连死亡日期都无法确定是24日还是25日。
傅光明希望还原这一段历史，弄清楚老舍是怎么死的，为什么而死。他在新书《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的后记中写道：“以人们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老舍的死来寻求研究对老舍生命价值的理解，无疑具有填补学术人白的意义。”
他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找到“八二三事件”那一历史现场的证人，重构那段历史，找到打捞老舍尸体的人，讲述一下当天的情景，就足够了。没想到在十年的追踪采访过程中，会出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光是自称亲手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到目前为止就有三个人。
“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同一个人，这怎么可能?他们之中要么只有一个人的话真实，要么三个都不真实。至少没有可能三个人都真实。”傅光明在多次讲演中都提到这个例子，多年的口述史实践和理论探讨，竟让他对历史产生了怀疑。
他现在非常赞同一位西方史学家的观点，把历史分为历史一和历史二。历史一是过去客观存在的人与事，即历史真相；历史二则是人们各种主观的对历史一的文本叙事。“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历史二，为的是让人们去更多地了解和认识历史一。”
对于“老舍之死”种种原因的揣测，对于老合生前在政治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乃至对于访谈者对于“八二三”当天的迥异回忆，傅光明统统不做定论。他只是把众说纷纭的现象展示给大家，希望读者做自己的判断。
“我的结论就是没有结论，或者你可以说很多结论都蕴藏在其中。”傅光明微微一笑，解释说，“首先是因为，我没法下这个结论。”他以老舍死因为例，老含的自杀是由多元的因素造成的，比如性格、自身的现实死亡观、作品中对人物自杀结局的艺术安排，等等，并目还有很多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综合存在，这都导致他无法给出—个确定的结论。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希望跟读者分享我的历史观。”在十几年的探究过程里，傅光明感到最大的收获是自己的史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慢慢意识到，历史不是盖棺定论，对一
个人—件事常常会有多种的“历史声音”，不是已经有太多的历史叙事与历史真相相距遥远？!“就像我采访的那些人，他们口述的历史各不相同，仿佛使我掉进一个‘罗生门’的圈套。我希望自己的书能提供一个多元的视角。”
傅光明现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作陈思和先生的博士后，研究题目仍然与老合有相关，是从老舍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除此，他已经开始写作《老舍传》。“等这两个课题作完，我个人的老舍研究就画句号了。”傅光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