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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又是张艺谋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做出了一个聪明的选择
2005年12月16日，张艺谋的新片《千里走单骑》在云南丽江举行了全球首映庆典。整个活动就像是一场提前上演的春节联欢晚会。
《千里》走中国
《千里走单骑》的总投资在6000多万元，而打造这样一场“平民狂欢”，就花了2000多万元。
张艺谋当天也显得相当兴奋。听到功夫乐队唱出“都在辛苦活着，咱们有话好好说，黄土地里没有菊豆，都是红高粱，老井里就算没有水也有幸福时光，不管一个和八个总之一个不能少”，他脸上不时露出惊讶和喜悦的笑容。最后，他甚至拉着高仓健走到表演台上，拿起话筒大声开唱：“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喝了咱的酒啊，九九归一跟我走……”
隔了十几年，这首歌仍然洋溢出挡不住的野性与狂放。1987年《红高粱》在中国观众心里染下的那片炽烈的红色，至今没有消退。而《千里走单骑》刚开场，就用一片蓝灰色把观众置于沉郁的氛围之中。
显然，父子情是这部影片最重要的卖点。张艺谋机敏地找到了这个全人类共有的情感诉求点，并且极其准确地控制了观众的情绪。
为艺谋，也为稻粱谋
2005年末，当“陈张PK”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仍有人记得陈凯歌当年对张艺谋的描写。在《秦国人》一文里，陈凯歌说，张艺谋是真正秦人的后代，长得像兵马俑，沉默寡言，也像兵马俑。他还对张艺谋的名字作出了这样的诠释：“为艺谋，不为稻粱谋”。
实际上，这句话用来形容陈凯歌，倒比形容张艺谋贴切得多。“张艺谋的创作和陈凯歌、田壮壮那些第五代导演的创作稍有不同。他做导演，比其他人晚两三年。这是关键性的两三年，因此他一开始就有自觉的商业上的考虑。”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陈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陳墨解释道，“1985、1986年是中国思想开放和文化探索的高潮时期，当时没有商业电影或娱乐电影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陈凯歌拍出了《黄土地》和《大阅兵》这样富含哲理和反思的影片。而在1987年，国内各个电影厂都面临着一定的经济压力，并产生了对娱乐片、商业片的讨论。张艺谋的执导生涯，就是在这样一个已经变化了的电影环境中开始的。
在成功地为吴天明的《老井》担任了摄影师，并因扮演男主角孙旺泉而获得了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之后，张艺谋好不容易获得了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片的机会。那时候，他刚刚转行，他所执导的第一部影片不仅需要有人叫好，更需要在票房上取得回收。如果赔得精光的话，就再也不会有人找他拍片了。
于是，从《红高粱》开始，张艺谋的创作观念就与第五代导演先前的思路迥然不同了。第五代追求的是深沉，而张艺谋追求的是好看；第五代把自己设想成文化精英，肩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而张艺谋却放下十字架，真诚地赞美生命最原始的野性和冲动。这与陈凯歌同年拍摄的《孩子王》呈现出极其鲜明的对照。正是从1987年开始，“第五代”真正分道扬镳，此后，张艺谋开始在声名的大道上一路狂奔。
他的转折也是中国电影的转折
追求影片的好看和商业上的成功，是张艺谋不变的追求。从表面上看，他的作品序列显得纷繁复杂，但内里仍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可循。
在《红高粱》之后，1989年的《菊豆》和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也都以浓烈的色彩和鲜明的造型给予观众视觉上的极度震撼。同时，“宅院中国”的意象也成为世人皆知的经典。张艺谋依然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表达了单纯的主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根据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的回忆，在拍摄《秋菊打官司》之后，张艺谋的整个精神状态要比以前松弛许多，目光里也少了许多对人的戒备和警觉，但坚定和自信却依然如故。他那张冷峻深沉的脸上，时常绽开笑容。正是在这松弛而自信的状态下，张艺谋看到了余华的小说《活着》。
《活着》之后，除了那部与先前的《代号美洲豹》同样尴尬和失败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之外，是《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等一系列现实题材的影片。“张艺谋发现了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的问题，但是他并不像以前的导演那样直接针对大历史观做文章，而是用一系列富有情趣的手段，电影化地表现了这些问题。”陈墨说。
当然也有不少观众认为这一阶段张艺谋影片的水准大不如前。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倪伟教授说，这时候张艺谋的电影没什么看头了，到了《英雄》，更是除了一场短暂的视觉盛筵之外，什么也没给观众留下。
而在陈墨看来，《英雄》揭开了张艺谋电影创作的又一个新阶段。“他不孚中国电影界的领袖身份，为电影的商业化冲锋陷阵。不管成功不成功，他都为中国的商业电影树立了一块路标。另外，他有一种敏感，对高科技时代的电影潮流的敏感。”
“从《英雄》以后，中国电影的创作方式不再局限于小农经济式的‘多快好省、小本经营’，赚点小钱就满足了。《英雄》学习的是好莱坞，大投入、高回报，用几年时间打造一个精品。可以说，《英雄》改变了中国一些电影制片新锐们的观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艺谋的转折点，事实上也是中国电影的转折点，它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获得成功，什么样的电影导演可以名利双收的最好范本。
那么，《千里走单骑》是否会成为张艺谋电影生涯中的第三次转折?也许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至少，该片显示了张艺谋在艺术创作上的多样化，他对市场的敏锐把握，以及他在艺术方面的进一步成熟。
2005年12月16日，张艺谋的新片《千里走单骑》在云南丽江举行了全球首映庆典。整个活动就像是一场提前上演的春节联欢晚会。
《千里》走中国
《千里走单骑》的总投资在6000多万元，而打造这样一场“平民狂欢”，就花了2000多万元。
张艺谋当天也显得相当兴奋。听到功夫乐队唱出“都在辛苦活着，咱们有话好好说，黄土地里没有菊豆，都是红高粱，老井里就算没有水也有幸福时光，不管一个和八个总之一个不能少”，他脸上不时露出惊讶和喜悦的笑容。最后，他甚至拉着高仓健走到表演台上，拿起话筒大声开唱：“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喝了咱的酒啊，九九归一跟我走……”
隔了十几年，这首歌仍然洋溢出挡不住的野性与狂放。1987年《红高粱》在中国观众心里染下的那片炽烈的红色，至今没有消退。而《千里走单骑》刚开场，就用一片蓝灰色把观众置于沉郁的氛围之中。
显然，父子情是这部影片最重要的卖点。张艺谋机敏地找到了这个全人类共有的情感诉求点，并且极其准确地控制了观众的情绪。
为艺谋，也为稻粱谋
2005年末，当“陈张PK”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仍有人记得陈凯歌当年对张艺谋的描写。在《秦国人》一文里，陈凯歌说，张艺谋是真正秦人的后代，长得像兵马俑，沉默寡言，也像兵马俑。他还对张艺谋的名字作出了这样的诠释：“为艺谋，不为稻粱谋”。
实际上，这句话用来形容陈凯歌，倒比形容张艺谋贴切得多。“张艺谋的创作和陈凯歌、田壮壮那些第五代导演的创作稍有不同。他做导演，比其他人晚两三年。这是关键性的两三年，因此他一开始就有自觉的商业上的考虑。”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陈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陳墨解释道，“1985、1986年是中国思想开放和文化探索的高潮时期，当时没有商业电影或娱乐电影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陈凯歌拍出了《黄土地》和《大阅兵》这样富含哲理和反思的影片。而在1987年，国内各个电影厂都面临着一定的经济压力，并产生了对娱乐片、商业片的讨论。张艺谋的执导生涯，就是在这样一个已经变化了的电影环境中开始的。
在成功地为吴天明的《老井》担任了摄影师，并因扮演男主角孙旺泉而获得了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之后，张艺谋好不容易获得了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片的机会。那时候，他刚刚转行，他所执导的第一部影片不仅需要有人叫好，更需要在票房上取得回收。如果赔得精光的话，就再也不会有人找他拍片了。
于是，从《红高粱》开始，张艺谋的创作观念就与第五代导演先前的思路迥然不同了。第五代追求的是深沉，而张艺谋追求的是好看；第五代把自己设想成文化精英，肩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而张艺谋却放下十字架，真诚地赞美生命最原始的野性和冲动。这与陈凯歌同年拍摄的《孩子王》呈现出极其鲜明的对照。正是从1987年开始，“第五代”真正分道扬镳，此后，张艺谋开始在声名的大道上一路狂奔。
他的转折也是中国电影的转折
追求影片的好看和商业上的成功，是张艺谋不变的追求。从表面上看，他的作品序列显得纷繁复杂，但内里仍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可循。
在《红高粱》之后，1989年的《菊豆》和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也都以浓烈的色彩和鲜明的造型给予观众视觉上的极度震撼。同时，“宅院中国”的意象也成为世人皆知的经典。张艺谋依然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表达了单纯的主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根据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的回忆，在拍摄《秋菊打官司》之后，张艺谋的整个精神状态要比以前松弛许多，目光里也少了许多对人的戒备和警觉，但坚定和自信却依然如故。他那张冷峻深沉的脸上，时常绽开笑容。正是在这松弛而自信的状态下，张艺谋看到了余华的小说《活着》。
《活着》之后，除了那部与先前的《代号美洲豹》同样尴尬和失败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之外，是《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等一系列现实题材的影片。“张艺谋发现了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的问题，但是他并不像以前的导演那样直接针对大历史观做文章，而是用一系列富有情趣的手段，电影化地表现了这些问题。”陈墨说。
当然也有不少观众认为这一阶段张艺谋影片的水准大不如前。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倪伟教授说，这时候张艺谋的电影没什么看头了，到了《英雄》，更是除了一场短暂的视觉盛筵之外，什么也没给观众留下。
而在陈墨看来，《英雄》揭开了张艺谋电影创作的又一个新阶段。“他不孚中国电影界的领袖身份，为电影的商业化冲锋陷阵。不管成功不成功，他都为中国的商业电影树立了一块路标。另外，他有一种敏感，对高科技时代的电影潮流的敏感。”
“从《英雄》以后，中国电影的创作方式不再局限于小农经济式的‘多快好省、小本经营’，赚点小钱就满足了。《英雄》学习的是好莱坞，大投入、高回报，用几年时间打造一个精品。可以说，《英雄》改变了中国一些电影制片新锐们的观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艺谋的转折点，事实上也是中国电影的转折点，它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获得成功，什么样的电影导演可以名利双收的最好范本。
那么，《千里走单骑》是否会成为张艺谋电影生涯中的第三次转折?也许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至少，该片显示了张艺谋在艺术创作上的多样化，他对市场的敏锐把握，以及他在艺术方面的进一步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