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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感受歧视的有色人种
2011年8月6日晚八点半，我们的飞机从希斯罗机场降落。那个时候天还没有黑，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淡淡的暮色之中，天边甚至有被阳光映成淡红色的云。
到了酒店前台，发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英国的BBC新闻频道的“Breaking News”。画面上是一群人和警察对峙，我原以为是利比亚或者中东，可底下的字幕显示这是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市中心混乱的场面。原本举着标语示威的人们和警察发生冲突，一些居民住宅和商铺遭到焚毁，不少人无家可归。“Riot”（骚乱），电视台的字幕上打出这样的字眼，而慌乱则是所有人对这种突如其来状况的唯一反应。
这里是英国，应该是莎士比亚、简·奥斯汀、狄更斯和毛姆的英国，可那一刻却变得让人难以把它和他们笔下那个文学化的英国产生联系。动荡、激愤以及不安，通过电视机的直播镜头向全英国乃至全世界发散出去。
一切都源于两天前的一场警匪追逐戏。
因为怀疑一个名叫马克·达根的29岁牙买加裔男子非法持有枪支，托特纳姆警方对其进行拦截并发生交火，达根中枪死亡。警方称是对方先开枪，他们是出于自卫才向其射击。对于这种说法，达根的亲戚、朋友并不认同，他们在6号下午聚集到警察局门口进行和平示威。而随着消息在Twitter和Facebook上的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队伍之中，人群一度多达300多。
晚上8点20分左右，人们的愤怒开始升级。七八个年轻人从各个方向用石头砸烂了两辆停在路边的巡逻警车，并且点燃了一辆停在主路和布鲁克斯路交叉口的双层巴士。由于正值周末，当地警方和消防的反应跟不上骚乱发展的速度：一家商店被点着，一辆前来报道的BBC直播车也遭了秧。
如果没有这一场骚乱，托特纳姆的知名度可能一直都只会源于热刺。这是一支成立于1882年的球队，曾经在1963年获得过欧洲优胜者杯，是英国首支取得欧洲赛事锦标的队伍。可现在再提到这一地区，它和足球已经没了多大关系。
托特纳姆是多民族混居区，马克·达根来自牙买加，还有很多来自美洲其他国家以及非洲的人生活在那里。他们拿着英国护照，却因为皮肤的颜色而觉得“缺乏信任”。《独立报》却认为，暴乱中的种族歧视因素不能被忽略。“太多的黑人男子被警察射杀，太多没有犯罪的黑人被像罪犯一样对待。”
2010年的一份国际调查报告显示，在英国黑人被盘查的几率高于白人的26倍，亚裔被盘查的几率高于白人6.3倍，这种差距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大的。不容否认，种族平等、机会平等在英国对于黑人等少数裔族群来说，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而实际操作上却壁垒森严。
“警察经常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却仅仅因为我们是有色人种，是黑人！有时候我们遇上问题，可他们却完全不当一回事！”电视直播里有对谈的画面，一名黑人语气激动。主持人几次要打断他，却都没有成功。看来，在这个英国失业率最高的社区之一，积怨已经深到有色人种认为“必须要做点什么”的地步了。
“寻求刺激”的白人青少年
初识英国，竟然是从一场骚乱开始，显然是我所料未及的。原以为一切都会在第二天恢复正常，但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酒店餐厅服务生在说过“早上好”之后又加了一句：“Tough days，eh？”那个尾音让整句话听起来更像是一个设问，他知道英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刻，而这个时刻的开始是因为达根被射中那一枪，却又不止于此。
发生骚乱的地点已经从托特纳姆蔓延到了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甚至是伦敦。早餐桌上有新出版的《Metro》（地铁报）从头到尾都是有关骚乱的报道。经过一夜，骚乱的主角已经变成了白人青少年，而目标也从原来的示威抗议变成赤裸裸的打砸抢。
“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到抢劫的行列，最小的竟然只有11岁！”报纸上是燃烧着的建筑物的照片，比照片更令人心惊的是那些骚乱者的年龄和他们的态度。
18岁的切尔西·艾夫斯效力于一支女足英甲俱乐部，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形象大使，但她7号却在个人微博上写道：“这是英国有史以来最棒的一天！我们马上也要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去！”然后，她就在伦敦北部的恩菲尔德举起隔离桩，重重地砸向一辆警车的车窗。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东伦敦的一对姐妹身上，她们只有17岁和15岁。在被警察控制住之后，她们还高喊着：“再来一次！”
电视记者们继续追着那些穿着运动卫衣，把帽子扣在头上并且戴着口罩的年轻人，当他们用石块、灭火器和各种重物砸碎商店玻璃时，摄像机捕捉到的是他们欢庆的肢体语言。没有胆怯，没有悔意。他们像极了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所描写的汤姆，突然间失去了限制，以一种无法自控的方式来对这个世界实行报复。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越是在往这条路上走，就在罪恶的泥沼里陷得更深，终究会变成卑鄙自私、冷酷无情的角色。
“英国的年轻人到底怎么了？”“Yahoo UK”上编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回复的人很多，有一条被公认是原因之一。“这些青少年只有十几岁，他们的父母大概都像我一样在40岁左右。先不要怪他们，从我们身上找找原因吧！你是不是从孩子出生之后就没有真正尽到教导的责任，是不是还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只顾着‘追求自我’？不管他们长到多大你都只是负责给他们钱花却不告诉他们该怎么花？”
就像这位回答者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孩子包括来自中产阶级的他们缺乏家庭的关爱和约束，等到家长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而对于他们砸商店只偷走几瓶指甲油或者一个垃圾桶的行为，美国行为学专家克拉克·麦考利说“从众”和“寻求刺激”是另外一层原因。“对他们来说抢劫的动机不是为了获得什么，而是生怕自己落在了别人的后面。”
《每日电信》记者克里斯蒂娜·奥丹认为骚乱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现代英国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同关在监狱里的少年犯一样，这伙暴徒的共同点是家中无父。” 英国家庭构成比较复杂，有30%的家庭是单亲家庭，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亲妈妈(>90%)，即便已婚夫妇中，离婚、再婚的比例也非常高。这种复杂的家庭结构，淡薄了家庭的概念，“从小缺少父亲严厉的约束，没有行为榜样，或者更糟糕的是父母皆是负面榜样。”
英国首相卡梅伦一脸疑问：“这场骚乱不是贫困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一种崇尚暴力、不惧怕权威、只要求权利而不谈责任的文化。”
忧心忡忡的普通人
就像伦敦其他地方一样，我所在的温布利地区也是移民聚居区。这里大多是印巴人，大街小巷的餐馆门上都写着“咖喱”。有钱人并不多，他们只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做事，想要在这个公认的“世界城市”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天地。
对于发生在伦敦以及英国其他地区的骚乱，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不进城、不和骚乱分子扯上关系就没有多大问题。可是当地时间8日，他们的生活也被打乱了。地区内的超市和餐馆原本可以开到很晚，但由于政府担心动荡的范围扩大，他们建议全市所有营业场所都提早关门。于是，当来自菲律宾的姑娘琳达原本打算去超市买生活用品时，却发现工作人员正在往玻璃船上钉木板。“我没有想到情况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她一边说一边走，想要到10分钟路程远的另外一家大超市碰碰运气。
一夜之间似乎什么都变了，只有海鸥在更为空旷的街道上空飞翔，发出圆滑、深长又难以形容的叫声。
我本来约了伦敦著名旅游网站“GoLondon”的编辑劳拉·波特一起去城市东部哈克尼附近的奥林匹克公园探营，可因为那里是骚乱地只能被延期。劳拉发来一封非常恳切的邮件，她说希望一切都好起来，伦敦和英国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很抱歉在这几天里伦敦发生的状况，可能这些会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伦敦是一个真正世界化的城市，所以它也会有世界化的问题，这一次是很多问题的集中体现。你所看到的事情并不是突然爆发的，它有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失误和教训，希望城市在反思中得到重建。”
在劳拉看来，经济问题是英国骚乱的最根本原因。据报道，英国贫富不均的情况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员国中名列前茅，在伦敦的一些高失业区，24个失业者只能去竞争一个工作机会。失业补贴最近几年开始削减，年轻人只有通过受教育才能出人头地。可是大学学费却不断上升，2010年底人均学费从每年不到3000英镑一下子上升到每年9000英镑，连中产阶级家庭都难以为继。即使一些年轻的骚乱者没有经济上的担忧，可他们已经彻底被消费主义所征服，对名人、金钱的过度关注使得他们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他们宣称只是在对抗现有体制和警察，体现出这一代英国年轻人对社会状况深深的绝望。”
这种绝望不是莎士比亚式也不是雪莱式的，因为其中没有生命的力量和爱的希望。就像卡梅伦的前顾问丹尼·克鲁格所说的，这种绝望是一种狂躁，因为“英国人已经抛弃了美德，采用冷漠无情的行为准则，却还伪装出一副自由主义的面孔”。
焦头烂额的政府
不能去奥林匹克公园，但是可以去近一些的海德公园，那里正在举行10公里公开水域游泳的奥运测试赛。人们在里面跑步、遛狗、推着婴儿车散步，还有的骑车、玩滑板、带着摄影器材拍摄天鹅和水鸟。
公开水域游泳比赛结束后，我坐在草坪上看那些身上打着各种钉和环的年轻人玩滑板。 “麦克斯，回来！”一条狗跑到我的跟前，叼着黄绿色的小球。于是，我和它的主人汤普森夫妇聊起天来。他们已经70多岁了，说起伦敦的骚乱，有老派的看法。“我们很想问为什么，”汤普森先生使劲把球扔向远处，“很多偷东西的孩子并不缺这些，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政府的行为也让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最初只是觉得这是一场公共秩序问题，而不是犯罪问题？这让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从而制止事情的蔓延。”
在伦敦骚乱的最初几夜，警察在街头不仅人数不占优势，在行动上也显得处处被动，警察似乎不愿意也没能力阻止趁火打劫的行为。这种情况直到三天后增派大批警力和政府授权实施更强硬的对策时才得以改观。
这种说法和我之前在《Metro》上看到的一篇读者来信不谋而合。“高压水枪呢？催泪瓦斯呢？警察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种东西？你们只是站着看他们去砸开商店的玻璃窗，到底是怎么保证市民安全的？”一个个问号拷问着警察局和政府，卡梅伦提前结束在意大利的休假连夜赶回伦敦。第二天早晨便主持召开紧急情况应对会议，命令16000名警察在伦敦实行警戒，而是否使用高压水枪仍然要等待命令。
当时骚乱已经进行了三天，市民的愤怒达到顶峰。8月10日，当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街上拿着扫帚打算清扫骚乱后的垃圾时，他被受害者指着鼻子骂无能。副首相克莱格也遭到炮轰，短短15分钟的视察中他听到了无数响亮的嘘声。
最终，卡梅伦不得不站出来承认失误。“这是犯罪，”他说。同时也强调事发时街上的警察太少，使用的策略也没有取得效果。为了挽回局面，他承诺把打击街头非法团伙、保证民众安全作为政府的优先事务，称骚乱者将会被逮捕并受到应有的惩罚。
可事情已经发生，英国让全世界看到了另外一面，这让前首相布莱尔相当不满。他在《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说卡梅伦政府从头到尾“观点错误、分析错误”。他不认同卡梅伦和克莱格提到的“英国社会道德沦丧论”，而是认为应该针对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孤独的以及对社会不满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教育进行早期干预。
“不管怎么说，”汤普森夫人帮我把肩膀上的包拉到斜前方：“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有责任感，也有保障。现在你得自己注意安全，别带什么值钱的东西出门。我就有一次被偷了，那种感觉真是disgusting（令人厌恶）。”
2011年8月6日晚八点半，我们的飞机从希斯罗机场降落。那个时候天还没有黑，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淡淡的暮色之中，天边甚至有被阳光映成淡红色的云。
到了酒店前台，发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英国的BBC新闻频道的“Breaking News”。画面上是一群人和警察对峙，我原以为是利比亚或者中东，可底下的字幕显示这是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市中心混乱的场面。原本举着标语示威的人们和警察发生冲突，一些居民住宅和商铺遭到焚毁，不少人无家可归。“Riot”（骚乱），电视台的字幕上打出这样的字眼，而慌乱则是所有人对这种突如其来状况的唯一反应。
这里是英国，应该是莎士比亚、简·奥斯汀、狄更斯和毛姆的英国，可那一刻却变得让人难以把它和他们笔下那个文学化的英国产生联系。动荡、激愤以及不安，通过电视机的直播镜头向全英国乃至全世界发散出去。
一切都源于两天前的一场警匪追逐戏。
因为怀疑一个名叫马克·达根的29岁牙买加裔男子非法持有枪支，托特纳姆警方对其进行拦截并发生交火，达根中枪死亡。警方称是对方先开枪，他们是出于自卫才向其射击。对于这种说法，达根的亲戚、朋友并不认同，他们在6号下午聚集到警察局门口进行和平示威。而随着消息在Twitter和Facebook上的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队伍之中，人群一度多达300多。
晚上8点20分左右，人们的愤怒开始升级。七八个年轻人从各个方向用石头砸烂了两辆停在路边的巡逻警车，并且点燃了一辆停在主路和布鲁克斯路交叉口的双层巴士。由于正值周末，当地警方和消防的反应跟不上骚乱发展的速度：一家商店被点着，一辆前来报道的BBC直播车也遭了秧。
如果没有这一场骚乱，托特纳姆的知名度可能一直都只会源于热刺。这是一支成立于1882年的球队，曾经在1963年获得过欧洲优胜者杯，是英国首支取得欧洲赛事锦标的队伍。可现在再提到这一地区，它和足球已经没了多大关系。
托特纳姆是多民族混居区，马克·达根来自牙买加，还有很多来自美洲其他国家以及非洲的人生活在那里。他们拿着英国护照，却因为皮肤的颜色而觉得“缺乏信任”。《独立报》却认为，暴乱中的种族歧视因素不能被忽略。“太多的黑人男子被警察射杀，太多没有犯罪的黑人被像罪犯一样对待。”
2010年的一份国际调查报告显示，在英国黑人被盘查的几率高于白人的26倍，亚裔被盘查的几率高于白人6.3倍，这种差距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大的。不容否认，种族平等、机会平等在英国对于黑人等少数裔族群来说，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而实际操作上却壁垒森严。
“警察经常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却仅仅因为我们是有色人种，是黑人！有时候我们遇上问题，可他们却完全不当一回事！”电视直播里有对谈的画面，一名黑人语气激动。主持人几次要打断他，却都没有成功。看来，在这个英国失业率最高的社区之一，积怨已经深到有色人种认为“必须要做点什么”的地步了。
“寻求刺激”的白人青少年
初识英国，竟然是从一场骚乱开始，显然是我所料未及的。原以为一切都会在第二天恢复正常，但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酒店餐厅服务生在说过“早上好”之后又加了一句：“Tough days，eh？”那个尾音让整句话听起来更像是一个设问，他知道英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刻，而这个时刻的开始是因为达根被射中那一枪，却又不止于此。
发生骚乱的地点已经从托特纳姆蔓延到了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甚至是伦敦。早餐桌上有新出版的《Metro》（地铁报）从头到尾都是有关骚乱的报道。经过一夜，骚乱的主角已经变成了白人青少年，而目标也从原来的示威抗议变成赤裸裸的打砸抢。
“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到抢劫的行列，最小的竟然只有11岁！”报纸上是燃烧着的建筑物的照片，比照片更令人心惊的是那些骚乱者的年龄和他们的态度。
18岁的切尔西·艾夫斯效力于一支女足英甲俱乐部，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形象大使，但她7号却在个人微博上写道：“这是英国有史以来最棒的一天！我们马上也要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去！”然后，她就在伦敦北部的恩菲尔德举起隔离桩，重重地砸向一辆警车的车窗。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东伦敦的一对姐妹身上，她们只有17岁和15岁。在被警察控制住之后，她们还高喊着：“再来一次！”
电视记者们继续追着那些穿着运动卫衣，把帽子扣在头上并且戴着口罩的年轻人，当他们用石块、灭火器和各种重物砸碎商店玻璃时，摄像机捕捉到的是他们欢庆的肢体语言。没有胆怯，没有悔意。他们像极了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所描写的汤姆，突然间失去了限制，以一种无法自控的方式来对这个世界实行报复。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越是在往这条路上走，就在罪恶的泥沼里陷得更深，终究会变成卑鄙自私、冷酷无情的角色。
“英国的年轻人到底怎么了？”“Yahoo UK”上编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回复的人很多，有一条被公认是原因之一。“这些青少年只有十几岁，他们的父母大概都像我一样在40岁左右。先不要怪他们，从我们身上找找原因吧！你是不是从孩子出生之后就没有真正尽到教导的责任，是不是还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只顾着‘追求自我’？不管他们长到多大你都只是负责给他们钱花却不告诉他们该怎么花？”
就像这位回答者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孩子包括来自中产阶级的他们缺乏家庭的关爱和约束，等到家长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而对于他们砸商店只偷走几瓶指甲油或者一个垃圾桶的行为，美国行为学专家克拉克·麦考利说“从众”和“寻求刺激”是另外一层原因。“对他们来说抢劫的动机不是为了获得什么，而是生怕自己落在了别人的后面。”
《每日电信》记者克里斯蒂娜·奥丹认为骚乱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现代英国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同关在监狱里的少年犯一样，这伙暴徒的共同点是家中无父。” 英国家庭构成比较复杂，有30%的家庭是单亲家庭，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亲妈妈(>90%)，即便已婚夫妇中，离婚、再婚的比例也非常高。这种复杂的家庭结构，淡薄了家庭的概念，“从小缺少父亲严厉的约束，没有行为榜样，或者更糟糕的是父母皆是负面榜样。”
英国首相卡梅伦一脸疑问：“这场骚乱不是贫困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一种崇尚暴力、不惧怕权威、只要求权利而不谈责任的文化。”
忧心忡忡的普通人
就像伦敦其他地方一样，我所在的温布利地区也是移民聚居区。这里大多是印巴人，大街小巷的餐馆门上都写着“咖喱”。有钱人并不多，他们只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做事，想要在这个公认的“世界城市”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天地。
对于发生在伦敦以及英国其他地区的骚乱，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不进城、不和骚乱分子扯上关系就没有多大问题。可是当地时间8日，他们的生活也被打乱了。地区内的超市和餐馆原本可以开到很晚，但由于政府担心动荡的范围扩大，他们建议全市所有营业场所都提早关门。于是，当来自菲律宾的姑娘琳达原本打算去超市买生活用品时，却发现工作人员正在往玻璃船上钉木板。“我没有想到情况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她一边说一边走，想要到10分钟路程远的另外一家大超市碰碰运气。
一夜之间似乎什么都变了，只有海鸥在更为空旷的街道上空飞翔，发出圆滑、深长又难以形容的叫声。
我本来约了伦敦著名旅游网站“GoLondon”的编辑劳拉·波特一起去城市东部哈克尼附近的奥林匹克公园探营，可因为那里是骚乱地只能被延期。劳拉发来一封非常恳切的邮件，她说希望一切都好起来，伦敦和英国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很抱歉在这几天里伦敦发生的状况，可能这些会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伦敦是一个真正世界化的城市，所以它也会有世界化的问题，这一次是很多问题的集中体现。你所看到的事情并不是突然爆发的，它有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失误和教训，希望城市在反思中得到重建。”
在劳拉看来，经济问题是英国骚乱的最根本原因。据报道，英国贫富不均的情况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员国中名列前茅，在伦敦的一些高失业区，24个失业者只能去竞争一个工作机会。失业补贴最近几年开始削减，年轻人只有通过受教育才能出人头地。可是大学学费却不断上升，2010年底人均学费从每年不到3000英镑一下子上升到每年9000英镑，连中产阶级家庭都难以为继。即使一些年轻的骚乱者没有经济上的担忧，可他们已经彻底被消费主义所征服，对名人、金钱的过度关注使得他们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他们宣称只是在对抗现有体制和警察，体现出这一代英国年轻人对社会状况深深的绝望。”
这种绝望不是莎士比亚式也不是雪莱式的，因为其中没有生命的力量和爱的希望。就像卡梅伦的前顾问丹尼·克鲁格所说的，这种绝望是一种狂躁，因为“英国人已经抛弃了美德，采用冷漠无情的行为准则，却还伪装出一副自由主义的面孔”。
焦头烂额的政府
不能去奥林匹克公园，但是可以去近一些的海德公园，那里正在举行10公里公开水域游泳的奥运测试赛。人们在里面跑步、遛狗、推着婴儿车散步，还有的骑车、玩滑板、带着摄影器材拍摄天鹅和水鸟。
公开水域游泳比赛结束后，我坐在草坪上看那些身上打着各种钉和环的年轻人玩滑板。 “麦克斯，回来！”一条狗跑到我的跟前，叼着黄绿色的小球。于是，我和它的主人汤普森夫妇聊起天来。他们已经70多岁了，说起伦敦的骚乱，有老派的看法。“我们很想问为什么，”汤普森先生使劲把球扔向远处，“很多偷东西的孩子并不缺这些，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政府的行为也让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最初只是觉得这是一场公共秩序问题，而不是犯罪问题？这让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从而制止事情的蔓延。”
在伦敦骚乱的最初几夜，警察在街头不仅人数不占优势，在行动上也显得处处被动，警察似乎不愿意也没能力阻止趁火打劫的行为。这种情况直到三天后增派大批警力和政府授权实施更强硬的对策时才得以改观。
这种说法和我之前在《Metro》上看到的一篇读者来信不谋而合。“高压水枪呢？催泪瓦斯呢？警察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种东西？你们只是站着看他们去砸开商店的玻璃窗，到底是怎么保证市民安全的？”一个个问号拷问着警察局和政府，卡梅伦提前结束在意大利的休假连夜赶回伦敦。第二天早晨便主持召开紧急情况应对会议，命令16000名警察在伦敦实行警戒，而是否使用高压水枪仍然要等待命令。
当时骚乱已经进行了三天，市民的愤怒达到顶峰。8月10日，当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街上拿着扫帚打算清扫骚乱后的垃圾时，他被受害者指着鼻子骂无能。副首相克莱格也遭到炮轰，短短15分钟的视察中他听到了无数响亮的嘘声。
最终，卡梅伦不得不站出来承认失误。“这是犯罪，”他说。同时也强调事发时街上的警察太少，使用的策略也没有取得效果。为了挽回局面，他承诺把打击街头非法团伙、保证民众安全作为政府的优先事务，称骚乱者将会被逮捕并受到应有的惩罚。
可事情已经发生，英国让全世界看到了另外一面，这让前首相布莱尔相当不满。他在《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说卡梅伦政府从头到尾“观点错误、分析错误”。他不认同卡梅伦和克莱格提到的“英国社会道德沦丧论”，而是认为应该针对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孤独的以及对社会不满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教育进行早期干预。
“不管怎么说，”汤普森夫人帮我把肩膀上的包拉到斜前方：“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有责任感，也有保障。现在你得自己注意安全，别带什么值钱的东西出门。我就有一次被偷了，那种感觉真是disgusting（令人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