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了解喻红的人，知道她中国一流女艺术家的身份，知道她不随岁月更改的美丽。
但走近这个女人，才窥见她一颗平凡又柔软的心：爱银饰，爱衣裳，爱女儿。
喻红很美。穿剪裁合宜、做工精细的黑色衣服，手上戴一只大个的金色戒指。黑和金，都很要气场，但她压得住。明眸，常笑，但又不过分。她坐在那儿，堂堂正正的，叫人没有疑问，好像她本身，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回答。
敏感：社会对人的扭曲
九月，喻红的个展即将在上海美术馆开幕，展览名叫“黄金界”，在上一次个展《金色天顶》之后，延续了她最近几年对金色的思索。“金色是种特殊的颜色，它和宗教、权力相关，是一种专属的颜色，很强势，有间离感，能够把人物和他的背景隔开。”
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喻红，对权力的表达天生敏感：“现在商业文化很发达，看起来很自由，但其实意识形态无所不在，这本来就是权力的表现。中国人不需要上政治课，从小你看的小人书上，三国、水浒，日常的人际关系邻里关系，都是政治，都在讲权力。”
“我没有受过什么具体的打压，但因为小时候正值‘文革’，记得家里的一些变故，父母偶尔也会给我讲他们的祖辈，整个家族史就好像一部颇富戏剧性的电影。所以从小我会觉得，世事无常，本来如此。”
这些思索，以艺术的方式辗转流露在她的创作中，这次，她尝试用的材料是金箔。之前，她曾尝试在丝绸上绘画，来隐喻人在社会当中受到扭曲。“我现在画的所有的内容都来自现实生活的场景，但现实生活很纷繁，每天都有各种变化。快速发展带给每个人很大的精神压力，迫使你不得去面对很多本不想做的事情，做到后来，形成一种节奏，一种规律，人生也发生改变，变成你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想做这件事。”
但对不断变幻的时事，她觉得，艺术会与此保持一点点距离。“社会对艺术的影响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并不是每件事情都会对艺术家的创作有直接影响，比如最近大家都在谈论高铁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是高速发展必然付出的沉重的代价—这个时代有点疯狂，高铁出事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所有看似小的琐碎的事情，都是诱因，因为我们对每一件事都一味求快，不求甚解。”
“每个人都好像被驱赶着往前走，事儿赶事儿，生怕链条断了，但其实真的断了的话会怎样？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也被裹挟着在这个节奏里，时常觉得累。有时候甚至会怀念“非典”那段时间，好像世界都停止了一样。”
但她依然要继续忙碌，比如马上要开始的个展。一段时间以来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至于采访的当天，她到医院做了牵引。
她怕手机，经常设置在无声状态，听不到电话。她听着音乐画画，但“一会儿就听不见了”。到快画完的时候，先生刘小东也会看看，做些评论，但这不足以对她构成影响，毕竟，都画完了。
她仍旧清醒，并未怀疑画画对她的意义，“这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持续了这么多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都是自然的，没有设计过‘五年后要怎么样’。”
目击：三十年来物的变迁
从1999年开始，喻红画了“目击成长”系列，自孩童时代开始，从每年的照片中选出一张，画出来。1968年，2岁的她和妈妈在公园，她衣裙上一朵大花，是当时的时髦装扮；1985年，她在北京郊区，穿着夹克和牛仔裤，是早期的摇滚少年；1993年，她和刘小东在纽约结婚，穿白色的长裙；2005年，她39岁，和家人在一起，刘小东穿白衬衫牛仔裤，她穿合身的黑色衣服，就像现在这样。
这里有她三十年来的记忆，也在细微处反映国人三十年来的物质生活变迁。
“过去物质匮乏，我妈妈整个夏天只有两件衬衫，白天穿，晚上洗；小孩子的衣服就更少了，能做件新衣服就是件很快乐的事，一般一年只有两次机会，夏天一件冬天一件，也因此对物质很珍惜，一张小纸片，一个小玩意儿，都要珍重地收集起来。大部分时候，没钱做新衣，只能一截截往上接袖子。我记得有次妈妈给做了件新的棉袄罩衣，在学校里，下楼的时候被后面的同学甩上了墨，棉布沾了墨是洗不掉的，虽然只是几滴，心里却有好大压力，回家不敢跟妈妈说，说话做事都保持正面对着她当然还是被发现了，挨了顿骂。现在的孩子，不会为一件衣服有任何压力，因为来得太容易，也就没那么珍惜。而当时那种对棉布图案的喜爱，对质感的要求，也都消失了。”
她自认不是个对物质有太大需索的人，但前些日子家里渗水，要把衣柜拆了重新换地板，清理时候才发现衣服已经成“堆”，“简直是有罪的，但没办法，仍然会觉得自己缺。”她的控制办法是，不增加衣柜。
另外的爱好，是收集银饰。“有次去上海出差，还跟朋友参加了一次网友聚会，就是一群银饰爱好者租了个大厅一块吃饭，还带着自己收藏的银器，互相欣赏，也可以买卖。我觉得这是个挺奇怪的事，因为我从不跟人网上聊天，也从未参加过网友聚会，一群来自各行各业、本来素不相识的人因为银饰聚集在一起，挺超现实的。在那里我买了一些小东西，但真正好的可能是不卖的。有时候也去古玩城淘一淘，但了解得越多，发现这行水越深，我也失去了深究下去的信心。”
这是种谦虚的说法，她有她的讲究，用行家的话说，叫“对”或者“不对”。“刚开始纯是喜欢银的样子，但后来也会讲究对不对，也就是是否真正的古器，而非新近仿造的。对银饰来说年份很重要，它与质量直接相关，好比刺绣，古代的绣品都是女人为自己缝的嫁衣，一针一线都带着感情、非常细腻，和现在那种绣了就是要卖掉的东西，质感一定不同。这种东西了解多了，很有乐趣。不同的东西，质地、纹样都有不同，各个地区风格也不一样，譬如山西的银饰多粗犷，福建的就特别精致”
她手上一只金戒指，已经戴了段日子，说是清早期或者明晚期的。许多人说，高古的东西，阴气太重，她笑：“看你过没过那道心理关，如果你觉得它只是一些有机物的话”有机物？戒指不是无机物吗？“都是随葬品，肯定是跟有机物在一起的。”立刻明白了。看来，她早过了那个关口，我们还为逝去的古人担着忧。
她有自己的小圈子，几个在艺术方面都有建树的女人，譬如廖一梅、肖鲁，常常聚会。当女人聚在一起，无论在外有多大声名，讨论的依然是女人之间的那些事儿：先问“最近又买了什么好东西？”再不可逆转地进入感情话题，也包括可能面临的中年危机，最后当然是孩子，升学这个所有妈妈都发愁的难题，她们一样要面对。
选择：一代人的成长
女儿刘娃已经上高二了，她并不希望女儿承继父母职业，宁愿她学门科学，“我相信科学和世界有更直接的关系，选择的面也更宽，艺术还是太窄。”但显然，女儿对文艺的兴趣超过数理化。从小学开始，刘娃每年生日都要送喻红和刘小东一幅画，现在，这些画按年份，整齐地排列在喻红的工作室里。
“她喜欢高圆圆，我就跟着她看了几场高圆圆主演的电影。她也喜欢跟同学一块玩，小学时候经常一群人穿着轮滑鞋外面疯跑，从初中开始，几乎所有的同学聚会都定在KTV，问她有那么喜欢那个环境？也不是，就是喊起来很爽。也许相比我的小时候，现在的孩子可以去玩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前不久她跟我说，她们去逛了荷花市场，我说她们还挺时髦；但最近同学提议要来798看看，她坚决反对。”
她给刘娃报了个学画的学习班—父母都是当代内地最富声望的艺术家，孩子却跟别人学。她解释：“学画必须有环境，非要一帮小孩每天早起，汗流浃背地去抢座、跟大家一块吃点零食再画两笔，才能学好。在那种环境中你才会知道自己的位置，清楚永远有比自己画得好的人。如果在家学，就没了这个氛围，也就学不了什么。”
她小时候在少年宫学画，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她笑称自己当时在班里是垫底儿的成绩，比她画的好的大有人在，但少年宫学完之后，大家都失散了。“好多年前，我有次在秀水街碰到一个同学，我没认出她，她认出我来，彼此都很高兴，她在卖丝绸衣服，我买了好几件，后来再也没见面，现在的秀水也跟当时完全变样了，怕是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而她自己，少年宫学画，先上附中，再入美院，而后留校任教，选择了一条相对封闭也平稳的路。“我总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选择的，有时候你面前看起来有很多选择，但为什么最终的经历是这一个？那是因为当时你实际上没有选择。对曾经，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因为这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那一个。现在我教书，每年本科生毕业，去向并不多：一部分考研，但很少能够考上；另外一些，做着普通的工作，或者办一个培训班，真正能继续从事艺术的很少，一个班也无非一两个。这一两个一定是读书时成绩最好的吗？未必。令人感到遗憾的年轻人，太多了。其实，有才华的人很多，但机遇或者命运给予的选择，却不是人人都有。”
青春期时，她也有过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即便那时，她并不确知“美好”的具体形态是什么。今天，物质生活之丰裕，已经远超当时她对美好的想象，但她也并不觉得，已经抵达了美好之境。
“每个人都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就是世界不能靠个人力量去控制，它并不安全。小时候如果你努力做功课，基本上都能考个好分数；成人之后，也许你用心地做点什么，却得到一个负面的结果。”
画了这么多年，她并不觉得艺术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把她不理解的、觉得不对的东西表达出来的途径。“人生终极来讲，许多问题不可解决，我能做的，就是继续画下去，表达下去。”
但走近这个女人，才窥见她一颗平凡又柔软的心：爱银饰，爱衣裳，爱女儿。
喻红很美。穿剪裁合宜、做工精细的黑色衣服，手上戴一只大个的金色戒指。黑和金，都很要气场，但她压得住。明眸，常笑，但又不过分。她坐在那儿，堂堂正正的，叫人没有疑问，好像她本身，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回答。
敏感：社会对人的扭曲
九月，喻红的个展即将在上海美术馆开幕，展览名叫“黄金界”，在上一次个展《金色天顶》之后，延续了她最近几年对金色的思索。“金色是种特殊的颜色，它和宗教、权力相关，是一种专属的颜色，很强势，有间离感，能够把人物和他的背景隔开。”
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喻红，对权力的表达天生敏感：“现在商业文化很发达，看起来很自由，但其实意识形态无所不在，这本来就是权力的表现。中国人不需要上政治课，从小你看的小人书上，三国、水浒，日常的人际关系邻里关系，都是政治，都在讲权力。”
“我没有受过什么具体的打压，但因为小时候正值‘文革’，记得家里的一些变故，父母偶尔也会给我讲他们的祖辈，整个家族史就好像一部颇富戏剧性的电影。所以从小我会觉得，世事无常，本来如此。”
这些思索，以艺术的方式辗转流露在她的创作中，这次，她尝试用的材料是金箔。之前，她曾尝试在丝绸上绘画，来隐喻人在社会当中受到扭曲。“我现在画的所有的内容都来自现实生活的场景，但现实生活很纷繁，每天都有各种变化。快速发展带给每个人很大的精神压力，迫使你不得去面对很多本不想做的事情，做到后来，形成一种节奏，一种规律，人生也发生改变，变成你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想做这件事。”
但对不断变幻的时事，她觉得，艺术会与此保持一点点距离。“社会对艺术的影响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并不是每件事情都会对艺术家的创作有直接影响，比如最近大家都在谈论高铁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是高速发展必然付出的沉重的代价—这个时代有点疯狂，高铁出事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所有看似小的琐碎的事情，都是诱因，因为我们对每一件事都一味求快，不求甚解。”
“每个人都好像被驱赶着往前走，事儿赶事儿，生怕链条断了，但其实真的断了的话会怎样？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也被裹挟着在这个节奏里，时常觉得累。有时候甚至会怀念“非典”那段时间，好像世界都停止了一样。”
但她依然要继续忙碌，比如马上要开始的个展。一段时间以来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至于采访的当天，她到医院做了牵引。
她怕手机，经常设置在无声状态，听不到电话。她听着音乐画画，但“一会儿就听不见了”。到快画完的时候，先生刘小东也会看看，做些评论，但这不足以对她构成影响，毕竟，都画完了。
她仍旧清醒，并未怀疑画画对她的意义，“这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持续了这么多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都是自然的，没有设计过‘五年后要怎么样’。”
目击：三十年来物的变迁
从1999年开始，喻红画了“目击成长”系列，自孩童时代开始，从每年的照片中选出一张，画出来。1968年，2岁的她和妈妈在公园，她衣裙上一朵大花，是当时的时髦装扮；1985年，她在北京郊区，穿着夹克和牛仔裤，是早期的摇滚少年；1993年，她和刘小东在纽约结婚，穿白色的长裙；2005年，她39岁，和家人在一起，刘小东穿白衬衫牛仔裤，她穿合身的黑色衣服，就像现在这样。
这里有她三十年来的记忆，也在细微处反映国人三十年来的物质生活变迁。
“过去物质匮乏，我妈妈整个夏天只有两件衬衫，白天穿，晚上洗；小孩子的衣服就更少了，能做件新衣服就是件很快乐的事，一般一年只有两次机会，夏天一件冬天一件，也因此对物质很珍惜，一张小纸片，一个小玩意儿，都要珍重地收集起来。大部分时候，没钱做新衣，只能一截截往上接袖子。我记得有次妈妈给做了件新的棉袄罩衣，在学校里，下楼的时候被后面的同学甩上了墨，棉布沾了墨是洗不掉的，虽然只是几滴，心里却有好大压力，回家不敢跟妈妈说，说话做事都保持正面对着她当然还是被发现了，挨了顿骂。现在的孩子，不会为一件衣服有任何压力，因为来得太容易，也就没那么珍惜。而当时那种对棉布图案的喜爱，对质感的要求，也都消失了。”
她自认不是个对物质有太大需索的人，但前些日子家里渗水，要把衣柜拆了重新换地板，清理时候才发现衣服已经成“堆”，“简直是有罪的，但没办法，仍然会觉得自己缺。”她的控制办法是，不增加衣柜。
另外的爱好，是收集银饰。“有次去上海出差，还跟朋友参加了一次网友聚会，就是一群银饰爱好者租了个大厅一块吃饭，还带着自己收藏的银器，互相欣赏，也可以买卖。我觉得这是个挺奇怪的事，因为我从不跟人网上聊天，也从未参加过网友聚会，一群来自各行各业、本来素不相识的人因为银饰聚集在一起，挺超现实的。在那里我买了一些小东西，但真正好的可能是不卖的。有时候也去古玩城淘一淘，但了解得越多，发现这行水越深，我也失去了深究下去的信心。”
这是种谦虚的说法，她有她的讲究，用行家的话说，叫“对”或者“不对”。“刚开始纯是喜欢银的样子，但后来也会讲究对不对，也就是是否真正的古器，而非新近仿造的。对银饰来说年份很重要，它与质量直接相关，好比刺绣，古代的绣品都是女人为自己缝的嫁衣，一针一线都带着感情、非常细腻，和现在那种绣了就是要卖掉的东西，质感一定不同。这种东西了解多了，很有乐趣。不同的东西，质地、纹样都有不同，各个地区风格也不一样，譬如山西的银饰多粗犷，福建的就特别精致”
她手上一只金戒指，已经戴了段日子，说是清早期或者明晚期的。许多人说，高古的东西，阴气太重，她笑：“看你过没过那道心理关，如果你觉得它只是一些有机物的话”有机物？戒指不是无机物吗？“都是随葬品，肯定是跟有机物在一起的。”立刻明白了。看来，她早过了那个关口，我们还为逝去的古人担着忧。
她有自己的小圈子，几个在艺术方面都有建树的女人，譬如廖一梅、肖鲁，常常聚会。当女人聚在一起，无论在外有多大声名，讨论的依然是女人之间的那些事儿：先问“最近又买了什么好东西？”再不可逆转地进入感情话题，也包括可能面临的中年危机，最后当然是孩子，升学这个所有妈妈都发愁的难题，她们一样要面对。
选择：一代人的成长
女儿刘娃已经上高二了，她并不希望女儿承继父母职业，宁愿她学门科学，“我相信科学和世界有更直接的关系，选择的面也更宽，艺术还是太窄。”但显然，女儿对文艺的兴趣超过数理化。从小学开始，刘娃每年生日都要送喻红和刘小东一幅画，现在，这些画按年份，整齐地排列在喻红的工作室里。
“她喜欢高圆圆，我就跟着她看了几场高圆圆主演的电影。她也喜欢跟同学一块玩，小学时候经常一群人穿着轮滑鞋外面疯跑，从初中开始，几乎所有的同学聚会都定在KTV，问她有那么喜欢那个环境？也不是，就是喊起来很爽。也许相比我的小时候，现在的孩子可以去玩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前不久她跟我说，她们去逛了荷花市场，我说她们还挺时髦；但最近同学提议要来798看看，她坚决反对。”
她给刘娃报了个学画的学习班—父母都是当代内地最富声望的艺术家，孩子却跟别人学。她解释：“学画必须有环境，非要一帮小孩每天早起，汗流浃背地去抢座、跟大家一块吃点零食再画两笔，才能学好。在那种环境中你才会知道自己的位置，清楚永远有比自己画得好的人。如果在家学，就没了这个氛围，也就学不了什么。”
她小时候在少年宫学画，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她笑称自己当时在班里是垫底儿的成绩，比她画的好的大有人在，但少年宫学完之后，大家都失散了。“好多年前，我有次在秀水街碰到一个同学，我没认出她，她认出我来，彼此都很高兴，她在卖丝绸衣服，我买了好几件，后来再也没见面，现在的秀水也跟当时完全变样了，怕是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而她自己，少年宫学画，先上附中，再入美院，而后留校任教，选择了一条相对封闭也平稳的路。“我总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选择的，有时候你面前看起来有很多选择，但为什么最终的经历是这一个？那是因为当时你实际上没有选择。对曾经，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因为这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那一个。现在我教书，每年本科生毕业，去向并不多：一部分考研，但很少能够考上；另外一些，做着普通的工作，或者办一个培训班，真正能继续从事艺术的很少，一个班也无非一两个。这一两个一定是读书时成绩最好的吗？未必。令人感到遗憾的年轻人，太多了。其实，有才华的人很多，但机遇或者命运给予的选择，却不是人人都有。”
青春期时，她也有过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即便那时，她并不确知“美好”的具体形态是什么。今天，物质生活之丰裕，已经远超当时她对美好的想象，但她也并不觉得，已经抵达了美好之境。
“每个人都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就是世界不能靠个人力量去控制，它并不安全。小时候如果你努力做功课，基本上都能考个好分数；成人之后，也许你用心地做点什么，却得到一个负面的结果。”
画了这么多年，她并不觉得艺术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把她不理解的、觉得不对的东西表达出来的途径。“人生终极来讲，许多问题不可解决，我能做的，就是继续画下去，表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