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立200余年的发展沿革中，拉丁美洲地区长期未能逃脱出军人干政这一历史宿命。有人曾对这一现象有过这样的描述：“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在过去的150年中有着如此大规模的军人统治。”
　　内忧外患：“官僚威权主义”兴起
　　自19世纪初独立战争开始，在整个拉美200多年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军人一直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尤其对国家的政治领域。独立战争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他们骁勇善战，为各国独立建国立下功劳，自己也最终成为称霸一方、带有封建色彩的军阀首领，其中一些人成为拉美新独立国家的独裁统治者。在之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的影响日趋减弱，但是军人这一独立战争中的特殊产物仍旧保留了其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军人干政现象在拉美从未消失，在国家面临危机与内乱时，人们往往对军人这一群体的作用给予了深切的信任与依赖。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军人执掌政权的历史记录。军事政变层出不穷，军人政权此起彼伏。
　　自20世纪60年代起，拉美各国再次出现了一次军人干政的高潮，这一时期军政府之多、统治时间之长、对未来影响之深都为拉美历史所罕见。拉美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军人干政浪潮称为“官僚威权主义”。
　　20世纪60年代的军人专政浪潮以1964年4月巴西军人发动政变为起点，此后在六七十年代，拉美地区多数国家的文人政府相继被军政府所取代，包括颇具民主传统的乌拉圭和智利，其中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实施社会主义的阿连德民选政府，标志着拉美军事独裁达到鼎盛。截至1976年，除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等少数国家保持民主体制外，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均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这一现象成为上世纪60～80年代拉美政坛极为鲜明的特点。
　　二战后初期，由于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传统的军事独裁政权相继垮台。50年代前期在拉美20多个独立国家中执政的14个军政府，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只剩下四个。由于拉美政治经济的进步，拉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有较大发展，奉行民众主义（又称民粹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实行了一系列以反帝、反殖、反独裁、争取民主、捍卫国家民族主权为目的较为激进的举措。然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革并没有收到卓越的成效，多国纷纷陷入了经济危机，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可乘之机。以智利阿连德政府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为例，1970年，阿连德领导社会党联合共产党等党派组成人民团结政府，开始推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道路的探索，力求实现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加强和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的目标，并通过实行资源国有化、土地改革提高人民福利。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实际情况，改革幅度过大、过深，坚持过于激进的措施，因此在取得短暂的经济繁荣后，国家陷入了动荡，经济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为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于1973年发动政变创造了条件。
　　军事政变频发的另一忧患在于拉美民主制度远不够成熟。二战后，文人政府在解决经济困难时，往往缺乏有效手段，导致局面演变到难以控制的地步，这时一些利益集团甚至民众就“习惯性地”将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曾经乱世中的“救世主”——军人这一群体身上，军人干政甚至被认为是一种顺应民意的行动。
　　就外部因素来说，二战后打着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大旗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雨后春笋般涌现、意识形态领域左翼思潮的广泛传播、左翼武装力量的游击运动在各国的蓬勃发展，引起拉美右翼保守势力的极大恐慌，将拉美视为“后院”的美国更是感到严重威胁。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把这股变革潮流归咎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渗透”和“颠覆”，遂竭力操纵支持拉美右翼军人发动政变，推翻左翼政权。六七十年代拉美国家发动政变的主角大多是在美国暗中支持下的右翼军人，而他们上台后立刻将左翼政府政治经济改革成果化为乌有，以残酷镇压的暴力行径践踏人权，无视民主，实施专制与高压统治。1964年巴西军人推翻古拉特左翼政府是国内外右翼势力反扑的重要标志。而1973年智利阿连德人民政府的失败也是国内外右翼势力勾结的产物。
　　高压统治、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浪潮
　　在60年代以来的“官僚威权主义”时期，拉美许多国家军政府厉行高压统治，同时积极促进经济发展，不仅暂时克服了以往无法克服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矛盾，而且使经济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出现高速增长的势头，为整个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然而，独裁军政府的残酷手段与高压政策，导致拉美原本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受到更大的损害，人权遭到严重侵害，暴力行径造成的死伤与失踪人口至今仍未清算清楚。
　　在拉美各国“官僚威权主义”军政府中，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與代表意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维持稳定，皮诺切特政权不惜使用暴虐独裁的血腥手段：展开大规模镇压行动，限制和控制民众政治参与与言论自由，禁止政党活动，解散议会，终止实施宪法，对左翼人士和异见人士大肆搜捕、严刑逼供、秘密处决。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13万人被捕，6.5万名政治犯失踪，上万人流亡国外。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拉美威权体制日渐衰落，各国纷纷启动还政于民进程，这个时期拉美民主意识增强。以智利为例，20世纪70年代后期，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运动高涨，美欧等国也转变原先支持军政府的态度，开始向皮诺切特施压，敦促皮诺切特开启民主化进程，建立代议制民主政府。军政府的存在成为阻碍民主进程的绊脚石，被人们唾弃。80年代，很多拉美国家多次爆发声势浩大的反对军政府继续统治的群众示威运动，与同时期韩国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同类运动遥相呼应。而中美洲几国在1979年尼加拉瓜游击队以武力推翻独裁政权后，一度掀起游击运动高潮。加勒比岛国海地推翻了严酷统治几十年的独裁家族。
　　以1988年巴西制定新宪法与1989年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将政权交给文人政府为标志，拉美民主体制基本得以恢复，并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等趋势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得到巩固。普选制度与三权分立与制衡在各国不断完善，民主思想日趋深入，但是由于拉美民主体制正处于转型阶段，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公民社会的构建、政治体制的完善都尚未成熟，所以我们再次看到历史重演：20世纪90年代，由于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军人干政不断重演：1991年，海地军事政变，海地第一位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被赶下台，此后政局动荡频繁；1992年，委内瑞拉两次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左翼领袖查韦斯险些遭到迫害；1992年，秘鲁总统藤森发动“自我政变”，宣布解散议会；直到2009年，洪都拉斯军方还发动政变，总统塞拉亚被军人押送出境，随即被最高法院罢免总统职位。
　　因此，拉美独特的军人干政传统仍为今后可能的政治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俨然成为了民主进程的阻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军事独裁“复辟”仅限于个别国家，并未形成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整体性趋势，且这些破坏民主的行径遭到了其他所有拉美国家的斥责，政治危机最后都在法制范围内予以解决，这些事实显示出军人干政在民主意识不断深入人心的拉美各国已无滋生土壤。
　　时至今日，在拉美国家，如何对前军政府首脑人物进行处理，是诉诸于法律，进行公开审判，还深受那段历史迫害的人民一个交代，还是广发大赦令，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解与和谐？这是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要面临的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