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日本宣布将更换其驻中、美、韩三个国家的大使。据日媒报道，现任外务省事务次官（相当于常务副部长，是日本官僚中的最高级别）佐佐江贤一郎将接替藤崎一郎，出任驻美国大使；现任负责经济事务的外务审议官（相当于副部长级）西宫伸一接替丹羽宇一郎，出任驻中国大使；负责政务事务的外务审议官（相当于副部长级）别所浩郎接替武藤正敏，出任驻韩国大使。其中新任驻美、驻韩大使的上任将在9月日本国会闭幕后进行，而驻华大使的更换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日9月29日以后进行。在同一时间更换驻三个主要国家的大使，这在日本政治史上实属罕见。
周边外交陷困局，换使求突破
日本对外关系中最主要的国家是中美韩和英法俄，这次调整大使一下子涉及了其中的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近来日本周边外交出了问题。一般来说，日本驻外大使制度性轮换的时间是三年左右，但这次驻中、韩的大使都任期未满，属中途撤换。2010年出任驻华大使的丹羽，是因为今年4月对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计划“购买”钓鱼岛一事做了“将会给日中两国关系带来重大影响”的发言而被日方认为是不当言论，从而导致其大使生涯的中断。而同样于2010年出任驻韩大使的武藤正敏被撤换的原因，《日本经济》称，是“考虑到由于李明博总统访问竹岛（韩国称独岛）和要求天皇道歉的发言使两国关系急速冷却而进行的人事安排”。两人去职的原因都是因为日本与周边国家发生外交摩擦所致。驻美大使虽说属于任职到期的正常轮换，但日本方面称也有“纠正有些倾斜了的对美外交”的意图。可以说，日本正在试图通过外交上的人事调整和重新洗牌来梳理其混乱的周边外交。
当初日本任命商人出身的丹羽出使中国，主要考虑的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但现在日本政府认为对两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已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因此决定派出职业外交官出使，以便更专业、更成熟地表达日本的意图以及更巧妙地处理两国之间的问题。日本舆论也认为，民间出身的丹羽大使对安全保障和领土问题等缺乏了解，只有让专业的外交人士在大使这一重要位置上进行判断，才能为日本争取更大的利益。
而日韩关系的激化则是韩国总统李明博8月10号登上独岛（日本称竹岛）宣示主权，这是历史上韩国总统首次上岛。尽管日本政府紧急召回了武藤大使以示“最强烈的抗议”，但韩国方面根本不予理睬，歌星照样登岛游泳，军队照样在岛上举行军演，而且还以李明博总统的名义在岛上立碑宣示主权。面对韩国的强硬姿态，日本如果不想断绝与韩国的外交关系，除了更换驻韩大使，似乎也没有它法。这样就只好牺牲“替罪羊”武藤正敏了。
日本这次派出重量级官员出使美国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希望美国在日本与周边邻国因领土产生纠纷时能够给予其更有力的支持。之前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作出的“不介入”的表态令日本颇为不满，日本一直在争取将钓鱼岛写入日美共同防卫条约之中。二是希望缓解日美间存在的一些摩擦。近几年来，日美之间在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冲绳县）搬迁、美军在日部署垂直起降运输机MV-22“鱼鹰”、日本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等问题上多有摩擦，日本希望新大使能与美国方面有更好的沟通。
派出高级别的外交家
确定驻美大使是日本政府最重要的外交人事安排，任命事务次官出任这一职务是此次日本外交人事大调整的焦点。佐佐江贤一郎毕业于东京大学（西宫伸一和别所浩郎也都毕业于该校），担任过日本外务省的综合外交政策局审议官、经济局长、亚洲大洋洲局局长、外务审议官等。最近以来他一直负责对美的外交谈判，被野田政权认为是“知美派”人物。日本外务省评价他是能够为日本描绘出外交战略的“百里挑一”的重要人物。
西宫伸一历任北美局北美第二课长、驻俄罗斯大使馆参事官、大臣官房参事官兼亚洲及大洋洲局、北美局局长、驻纽约总领事等。西宫伸一以擅长经济外交闻名，但与丹羽这样“通经济”的民间人士不同的是，西宫是个职业外交官，深谙政府意图，有着广泛的国际人脉关系。日本认为他具备“顽强交涉性格”，是“现实的政策家”。
别所浩郎从2001年起做了小泉纯一郎五年的秘书，2007年担任外务省新设的国际协力局的第一任局长，后担任综合外交政策局局长等。别所曾同小泉首相一起访问过朝鲜，并担当过外务省东北亚科科长，对半岛事务比较熟悉。
外交重回“官僚依赖”时代
这次成批更换驻外大使表明民主党的外交开始重走过去的“官僚依赖”老路。在日本，官僚有特定的含义，通常是指经过高等文官考试在日本政府中任职的高级公务员，这种高级公务员最高职位可达省厅（相当于中国的部级）的事务次官（副部级），负责辅佐大臣（即日本人所称的“政治家”）和监督所属各机构工作。虽然这些次官职位在大臣之下，但是他们通常会在省厅工作几十年，职位相对固定。而由首相任命、议员担任的各省厅的大臣，则会因为内阁的变动而更换，任职多则几年，少则仅仅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次官往往就成为实质上的掌权者，甚至有人因此提出日本是由官僚而不是政治家统治国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台之前的民主党曾以“从官僚手中夺回权力”、以“政治家主导型政治”取代“官僚主导型政治”、“实现政治家对政府的真正控制”为口号进行过夺人眼球的选举宣传。其标志性举措之一就是起用民间人士丹羽出任驻中国大使，而丹羽的被启用也确实曾被看作是日本“政治主导”型外交的试金石。但登台后的民主党并没有表现出比官僚体制更优秀的执政能力，两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都无奈地在官僚面前败下阵来，如今正当政的野田佳彦内阁没有立即倒台，还是多亏了接受官僚提出的诸如提高消费税用于社会福利等的建议。所以，不管是丹羽的被撤换，还是在时隔11年后“外务省官僚队伍领头人”的外务次官出任驻美大使，都表明民主党开始回归“官僚依赖”的外交老路。更有甚者，外务省此次还表现出了极端的“官僚无视政府”的行为：在未经“内阁人事讨论会议”商定的情况下，就以“内定”情报的形式将大使的人事变动预先透漏给外界，并放话说“（除了现在提出的人选外）已经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因此，这批大使的人事调整还牵系着日本政治家和官僚之间“控制和被控制”的微妙关系。
周边外交陷困局，换使求突破
日本对外关系中最主要的国家是中美韩和英法俄，这次调整大使一下子涉及了其中的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近来日本周边外交出了问题。一般来说，日本驻外大使制度性轮换的时间是三年左右，但这次驻中、韩的大使都任期未满，属中途撤换。2010年出任驻华大使的丹羽，是因为今年4月对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计划“购买”钓鱼岛一事做了“将会给日中两国关系带来重大影响”的发言而被日方认为是不当言论，从而导致其大使生涯的中断。而同样于2010年出任驻韩大使的武藤正敏被撤换的原因，《日本经济》称，是“考虑到由于李明博总统访问竹岛（韩国称独岛）和要求天皇道歉的发言使两国关系急速冷却而进行的人事安排”。两人去职的原因都是因为日本与周边国家发生外交摩擦所致。驻美大使虽说属于任职到期的正常轮换，但日本方面称也有“纠正有些倾斜了的对美外交”的意图。可以说，日本正在试图通过外交上的人事调整和重新洗牌来梳理其混乱的周边外交。
当初日本任命商人出身的丹羽出使中国，主要考虑的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但现在日本政府认为对两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已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因此决定派出职业外交官出使，以便更专业、更成熟地表达日本的意图以及更巧妙地处理两国之间的问题。日本舆论也认为，民间出身的丹羽大使对安全保障和领土问题等缺乏了解，只有让专业的外交人士在大使这一重要位置上进行判断，才能为日本争取更大的利益。
而日韩关系的激化则是韩国总统李明博8月10号登上独岛（日本称竹岛）宣示主权，这是历史上韩国总统首次上岛。尽管日本政府紧急召回了武藤大使以示“最强烈的抗议”，但韩国方面根本不予理睬，歌星照样登岛游泳，军队照样在岛上举行军演，而且还以李明博总统的名义在岛上立碑宣示主权。面对韩国的强硬姿态，日本如果不想断绝与韩国的外交关系，除了更换驻韩大使，似乎也没有它法。这样就只好牺牲“替罪羊”武藤正敏了。
日本这次派出重量级官员出使美国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希望美国在日本与周边邻国因领土产生纠纷时能够给予其更有力的支持。之前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作出的“不介入”的表态令日本颇为不满，日本一直在争取将钓鱼岛写入日美共同防卫条约之中。二是希望缓解日美间存在的一些摩擦。近几年来，日美之间在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冲绳县）搬迁、美军在日部署垂直起降运输机MV-22“鱼鹰”、日本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等问题上多有摩擦，日本希望新大使能与美国方面有更好的沟通。
派出高级别的外交家
确定驻美大使是日本政府最重要的外交人事安排，任命事务次官出任这一职务是此次日本外交人事大调整的焦点。佐佐江贤一郎毕业于东京大学（西宫伸一和别所浩郎也都毕业于该校），担任过日本外务省的综合外交政策局审议官、经济局长、亚洲大洋洲局局长、外务审议官等。最近以来他一直负责对美的外交谈判，被野田政权认为是“知美派”人物。日本外务省评价他是能够为日本描绘出外交战略的“百里挑一”的重要人物。
西宫伸一历任北美局北美第二课长、驻俄罗斯大使馆参事官、大臣官房参事官兼亚洲及大洋洲局、北美局局长、驻纽约总领事等。西宫伸一以擅长经济外交闻名，但与丹羽这样“通经济”的民间人士不同的是，西宫是个职业外交官，深谙政府意图，有着广泛的国际人脉关系。日本认为他具备“顽强交涉性格”，是“现实的政策家”。
别所浩郎从2001年起做了小泉纯一郎五年的秘书，2007年担任外务省新设的国际协力局的第一任局长，后担任综合外交政策局局长等。别所曾同小泉首相一起访问过朝鲜，并担当过外务省东北亚科科长，对半岛事务比较熟悉。
外交重回“官僚依赖”时代
这次成批更换驻外大使表明民主党的外交开始重走过去的“官僚依赖”老路。在日本，官僚有特定的含义，通常是指经过高等文官考试在日本政府中任职的高级公务员，这种高级公务员最高职位可达省厅（相当于中国的部级）的事务次官（副部级），负责辅佐大臣（即日本人所称的“政治家”）和监督所属各机构工作。虽然这些次官职位在大臣之下，但是他们通常会在省厅工作几十年，职位相对固定。而由首相任命、议员担任的各省厅的大臣，则会因为内阁的变动而更换，任职多则几年，少则仅仅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次官往往就成为实质上的掌权者，甚至有人因此提出日本是由官僚而不是政治家统治国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台之前的民主党曾以“从官僚手中夺回权力”、以“政治家主导型政治”取代“官僚主导型政治”、“实现政治家对政府的真正控制”为口号进行过夺人眼球的选举宣传。其标志性举措之一就是起用民间人士丹羽出任驻中国大使，而丹羽的被启用也确实曾被看作是日本“政治主导”型外交的试金石。但登台后的民主党并没有表现出比官僚体制更优秀的执政能力，两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都无奈地在官僚面前败下阵来，如今正当政的野田佳彦内阁没有立即倒台，还是多亏了接受官僚提出的诸如提高消费税用于社会福利等的建议。所以，不管是丹羽的被撤换，还是在时隔11年后“外务省官僚队伍领头人”的外务次官出任驻美大使，都表明民主党开始回归“官僚依赖”的外交老路。更有甚者，外务省此次还表现出了极端的“官僚无视政府”的行为：在未经“内阁人事讨论会议”商定的情况下，就以“内定”情报的形式将大使的人事变动预先透漏给外界，并放话说“（除了现在提出的人选外）已经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因此，这批大使的人事调整还牵系着日本政治家和官僚之间“控制和被控制”的微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