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黎巴嫩局势颇不太平，“垃圾危机”引发的大规模民众示威如火如荼。在教派林立的黎巴嫩，街头示威、游行、抗议可谓家常便饭，甚至零星武装冲突也并不稀奇，但自今年7月以来的这次街头运动与以往有明显区别，折射出黎巴嫩社会在当前内忧外患中对国家未来的新思考。
　　“垃圾围城”引爆街头运动
　　贝鲁特是黎巴嫩乃至整个中东的商业、交通、金融、文化中心，人员往来频繁，城市人口密集。1997年，黎政府为了解决城市垃圾问题，在贝鲁特南部开设了一个临时垃圾填埋场，但后来一直未能找到替代场所，该处逐渐成为黎巴嫩最大的垃圾场。周边居民不堪垃圾场的污染，自发封锁垃圾场周边道路，迫使政府不得不在今年7月17日关闭该垃圾场。由于政府无力寻找新的替代地点，同时负责清扫垃圾的公司也因为合同到期停工，导致贝鲁特街头垃圾堆积如山，10月底以来的大暴雨甚至导致城中多地出现“垃圾河”，曾经的“东方小巴黎”俨然已成为臭气熏天的“垃圾城”。
　　此情此景令黎巴嫩民众忍无可忍。自7月以来，不断有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要求政府立即解决“垃圾危机”。随后，抗议事件持续不断，性质也从要求政府解决市政难题逐渐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政府下台。黎巴嫩民众将示威行动命名为“恶臭”运动（You Stink Movement），这一名称一语双关，既指贝鲁特满城垃圾所散发的恶臭，又指黎巴嫩政府部门的腐败无能。在8月下旬的一次抗议中，部分示威人群喊出了“人民希望推翻政权”，这是“阿拉伯之春”中最著名的一句“革命口号”。抗议的激烈程度也逐渐升级，从聚集在政府门前的和平示威发展成与军警的暴力冲突。
　　实际上，“垃圾危机”只是整个黎巴嫩民生困局的冰山一角。在黎巴嫩，只有一半市民拥有政府提供的自来水供应;全国电力资源长期严重短缺，部分边远山区甚至完全无电力服务;公共卫生服务严重不足，大部分市民需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全国教育系统与就业环境脱节，年轻人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毕业即失业”;政府无法提供足够安全保障，每个主要的教派都拥有自己的警察、间谍机构，像真主党这样的组织甚至还拥有自己的军队。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4年“清廉指数”，黎巴嫩在175个国家中排名第159位，得分仅27分，甚至低于西亚北非地区平均的40分。2011年后，约110万叙利亚难民陆续涌入黎巴嫩，占了黎巴嫩当前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使得黎巴嫩成为世界上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更令黎巴嫩经济社会雪上加霜。
　　但与以往抗议不同，此次民众抗议并非只针对政府的执政能力，而是明确提出要彻底摆脱黎巴嫩既有政治体系。从抗议者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黎巴嫩当前的整套体制都已“不可救药”，产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政治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下黎国内现实。这种体制只会导致政府失灵、社会分裂、官员腐败、民不聊生，并且长期使得黎巴嫩沦为外部势力插手的牺牲品。因此，参与抗议运动的黎巴嫩民众呼吁彻底打破以教派为基础的既有制度，过渡到“非教派的”、“真正的”民主体制。
　　新老难题叠加的结构性困局
　　然而，黎巴嫩的病灶并非仅仅通过“建立民主”就能解决，当前的“垃圾危机”只是深层次国家认同困境的一个表象。就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那样，当一个社会各阶级利益相互冲突且无法调节时，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力量就是国家。然而，黎巴嫩虽表面上拥有一个国家的形态，但在实质上又不具备一个国家的要素。黎巴嫩是一个拥有18个教派的“大拼盘”，对黎民众来说，家族、教派的重要性远高于国家、政府，自独立以来各派间的矛盾纷争从未停息。1990年停战后，黎巴嫩虽然停止了流血，但并未抚平创伤。25年来，黎国内始终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2005年前总理哈里里遇刺点燃整个黎巴嫩，更令国内矛盾愈发激化，以“未来运动”为主体的“3·14”联盟和真主党主导的“3·8”联盟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针锋相对。在这样一个国家认同严重缺失的社会中，政治改革自然无从谈起。正如黎巴嫩总理塔马姆·萨拉姆所言，“垃圾危机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垃圾。”
　　黎巴嫩总统长期“难产”一事最能体现“政治垃圾”的实质。根据黎巴嫩宪法，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担任，议长由伊斯兰教什叶派担任。2014年5月，前总统苏莱曼卸任，各派别围绕总统人选问题展开激烈争斗。其中，带有亲西方、亲沙特色彩的“3·14”联盟提名迈克尔·奥恩将军，而亲伊朗、亲叙利亚的“3·8”联盟则支持萨米尔·贾佳担任总统。根据黎宪法，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议会只有在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出席的情况下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投票。而每次总统选举投票都因一些派别抵制而导致出席者未达法定人数，从而被迫一再推迟。截至今年10月，黎巴嫩议会已经连续30次推迟总统选举投票，致使总统职位空缺达17个月之久，国家机器濒于瘫痪。2007年11月，亲西方和亲叙利亚的两派人马也曾在总统人选问题上严重对立，选举被19次推迟，最终在阿盟斡旋下才达成妥协，选举苏莱曼担任总统。
　　“3·14”联盟的领导核心“未来运动”属于逊尼派，其领袖萨阿德·哈里里是遇刺的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次子，哈里里家族与沙特王室长期关系密切，老哈里里1978年甚至被授予过沙特国籍。而“3·8”联盟核心真主党则长期受到伊朗的政治、军事、财政支持，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真主党更成为支援巴沙尔政权的重要力量。实际上，黎巴嫩的政治僵局是中东整体教派矛盾升温的一个缩影，也是沙特、伊朗地缘竞争升级的一个舞台。外部势力干预、新仇旧恨叠加，自然令黎国内政治始终走不出“死循环”。
　　“重构黎巴嫩”任重道远
　　到目前为止，“恶臭”运动不仅没有解决充塞街道的“垃圾山”，更没有能力解决黎巴嫩的政治僵局。而且从10月中旬以后，“恶臭”运动的动员能力越来越弱，其组织游行的规模也从巅峰时的上万人下降到两三千人。实际上，此轮抗议活动成效有限是黎巴嫩本身的社会现实所致。
　　一方面，尚不明确黎巴嫩的大多数人是否希望重新改革政治体系。尽管黎巴嫩当前的政府治理一败涂地，也有很多人对现行政策不满，但黎巴嫩民众实际上更支持渐进改革，而非政权更迭。这部分民众认为黎巴嫩政治体系虽然漏洞百出，但是却可以防止国家滑向个人独裁或神权体制。黎巴嫩的制度设计使其天然具备强大的制衡机制，可以保证每个派别都能在政治体系中分一杯羹，防止某一派独大。尽管中央政府力量孱弱，但是黎巴嫩各个地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自我管理。而且，倾向于维持现状的黎巴嫩人都经历了内战的惨痛经历，虽承认政治体制需要向着更有效率、更清廉的方向改革，但是坚决反对激烈改革，以避免带来混乱和冲突。可以说，就连积极参与抗议运动的黎巴嫩青年人也不希望看到内乱。这就使得黎巴嫩的抗议运动不会像昔日的突尼斯、埃及那样一发不可收拾。
　　另一方面，地区国家虽然纷纷插手黎巴嫩内政，但目前外部势力都倾向于黎巴嫩保持现状。目前中东战火连天，沙特和伊朗的地区竞争几乎遍布所有冲突区域。黎巴嫩虽未大乱，但也是二者角力的重要舞台，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和“未来运动”领袖哈里里分别依赖伊朗、沙特支持，两派已经形成了脆弱权力平衡。如果黎巴嫩政治此时出现大的改组，新崛起的政治势力势必要重新清洗整个国家机器，这就会导致外部势力长期培育的代理人纷纷下台。很显然，这势必令外部力量在黎巴嫩的影响力急剧下降。正因如此，黎巴嫩的主要教派领袖都严禁其下属成员参加此次抗议运动。
　　总体而言，此次“恶臭”运动虽无助于解决黎国内僵局，但这仍是黎巴嫩建国以来首次明确质疑并反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指标性意义。这次运动凸显出黎社会中新生政治势力出现兴起、聚拢迹象，一旦这批新生势力形成气候，或许将对既有的传统教派政治势力构成实质冲击，从而改变黎巴嫩长期以来“众马分肥”式的教派政治。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