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当美国队长开始霸屏的时候，有一部国产片却排片寥寥。《百鸟朝凤》这部讲述老唢呐人与传承的电影，出自中国第四代导演的扛鼎人物吴天明之手。制片人方励在直播中的“千金”一跪，为《百鸟朝凤》集聚了足够的话题能量，与此相关的“情怀”“匠心”讨论，已然发酵。
　　百鸟之歌
　　任何有乡土经验的人，都不会对唢呐匠（吹鼓手）陌生，在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上，一个人一生的悲喜哀荣，仿佛都得借一曲唢呐得以烘托和宣泄。“一个唢呐匠的传奇故事”，所有怀着乡土情结的人，大概都对这样的电影有种天然的亲近。
　　况且，“第四代”代表导演吴天明的遗作，包括马丁·斯科塞斯、张艺谋等著名导演的背书，以及影片上映一周后制片人方励在直播中的“千金”一跪，已为《百鸟朝凤》集聚了足够的话题能量。
　　这部影片中，吴天明将关注视角对准生活在黄河边上的一代又一代以吹唢呐为生的人们。
　　主人公焦三爷传位的时候，强调“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所以他没把焦家班传给天分更高的蓝玉，而传给了“心中有方向”的天鸣。
　　“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然而天下越大，越是容不下一个“自己”。知道现在的人都不行拜师礼的时候，焦三爷喃喃自语：“没规矩了，没规矩了……”眼里全是因为被无法抗拒的时代洪流所裹挟的无力。
　　当洋乐队第一次出场，众人蜂拥而去，天鸣的信仰第一次经受了冲击，虽然茫然，却依然死守阵地。到了城里，他看见唢呐沦为了街头的技艺，惶然的神色里，信仰摧枯拉朽在崩塌。
　　就像好不容易熬过十年寒窗，考上了进士，结果大清亡了。时代是最可怕的东西，兴盛由它，衰败由它。当信仰站在现实的对立面，我们承认自己的身不由己，还是和现实死磕到底？
　　于是这便有了焦师傅拒绝在为一个有四十年官龄的查村官葬礼上演奏《百鸟朝凤》的一幕，焦师傅坐在太师椅上，任凭孝子贤孙黑压压的下跪磕头也不为所动。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查家是怎样做大的吗？是因为他当村长时，排挤了其余四大姓氏。”这个评价耐人寻味，百鸟之歌，只能献祭给人间公正贤明的亡者，《诗经·大雅·卷阿》有句曰：“凤凰于飞，亦傅于天……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此时的焦师傅，执守着乡村乡民们共有的价值观，以此为尺，丈量着葬礼主人身前作为，在葬礼这样百家聚集的公共仪式上用选定乐礼规格的方式臧否人物，乐礼即是乡村的秩序和向心力所在。
　　“讲规矩”的乡野
　　必须承认，我们也为《百鸟朝凤》中那些熟悉的黄土山茆，带有牧歌氛围的芦苇荡、麦田、夜晚的萤火虫，乃至那条送干粮的小狗而打动；也为用芦苇杆练习气息，穿着孝衣黑压压跪在地上行谢师礼的场面所感染。
　　即使有浪漫化表达的成分，但它们所共同联结的，正是我们记忆中那个讲人情、讲规矩、讲义气的乡村江湖。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作家肖江虹创作这部小说的初心，他说：“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乡村特别穷困，赶上红白喜事，就能吃上好吃的。在筵席上，新端上来的一个菜，如果年纪最长的那个人没有动筷子，其他人口水流得再多，也不能去夹那盘菜的。这个场景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我们还把礼仪看得如此重要，今天回过头看，那时候的乡村规规矩矩，鸡犬之声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靠什么维持？靠的是人心深处千百年的道德积淀。”
　　“无双镇离不开唢呐”，事实上，在今天的广大城乡，也依然离不开唢呐匠。他们依然讲究礼数：主人家给你的喜钱，依然要退让一番；白事上，孝子们依然会将他们作为客人行跪拜礼。只是，他们大约从来不曾获得以曲子界定主人荣辱的权力，也不害怕加入电子琴、演唱等现代艺术的环节。
　　那么匠心呢？其实只是一种本分。吹得好坏，上村下塬自有评判，换句话说，这直接决定了他们能不能找到活儿。
　　“礼失求诸野。”我们当然有理由从乡野传统行业的深处，打捞或者坚守那些规矩和礼数，但将它们作为一种坚硬的内核，以拒绝的姿态，面对西洋乐队、离乡务工等时代命题，除了一种姿态的展示，也许，并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事实上，这也不吻合于唢呐匠这一行业的现状，在乡村，生存智慧永远无可厚非，既然时代在变，这一行业为什么不应改变？
　　影片后半段人为的压抑中，让人不由联想到《钢的琴》中钢铁厂下岗职工组成的乐队，雨中在葬礼上一本正经的表演片段——黑色幽默，而不是悲剧，可能才是打开剧烈城镇化过程中传统文化处境的正确方式。
　　“烈日行者”的悲情背影
　　有人说，《百鸟朝凤》是一部没有杂质的电影，导演吴天明用那个时代的工艺痕迹诠释了一代电影人的真心。作为一个出身于陕西黄土地的汉子，吴天明确实对他脚下的乡村土地有着深沉厚爱。但在他的理念里，他的电影实质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现实，“给观众讲中国故事”才是他电影里想表达的心意。
　　不少人认为，中国电影百年，最辉煌的篇章在“第五代”。而张艺谋陈凯歌们的崛起，又和吴天明分不开关系。在第五代导演的口中，他们对吴天明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头儿”。
　　在中国电影迎来第五代的辉煌前，正是吴天明所处的阶段。那个年代，电影院大多放映着规范性的主流宣传片，而有人形容，吴天明像是一个“烈日行者”，他顶着头上两个太阳：一个是黄土地上数千年来悬挂的天光，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汹涌浪潮。
　　吴天明的农村三部曲《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开启了中国电影的“西部片”时代。中国故事是赤诚而无矫饰的，这正是吴天明性格里最大的特点。在拍《没有航标的河流》时，角色“盘老五”有一场裸泳的戏，在当时几乎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吴天明却不以为然：“作为在底层的一个劳动者，在‘文革’的背景之下，裸泳是他郁闷变成宣泄的一种行为。”
　　当时的西部电影就像一个落后闭塞的村庄，而吴天明的所作所为在保守的顽固派眼里是大胆妄为的，他的电影和他担任西安电影厂厂长时期的改革都像是为落后的村庄修路、挖井、引进投资，直到这个村庄慢慢走向辉煌，他才被世人认可为一个历史性的人物。
　　《百鸟朝凤》拍摄于2012年，4年间很多事又变了。表面上看，方励一跪拯救了票房，但就深层看，不如说仍是商业逻辑在发挥作用。这一跪已然制造出足够的话题性：大V转发，媒体关注，舆论沸腾。而有此一例之后，未来文艺片的推广是否出现更为夺人眼球的手法？当炒作的逻辑浸入原本纯粹的电影当中，岂非又是一重文化悲剧？
　　就像电影《百鸟朝凤》的最后一个画面，唢呐匠的行当，以及这部电影，可能都未必需要那样一个悲情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