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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口依然与高考权利挂钩的今日，流动人口入学问题，显得尤为尖锐。众多对本地高考权利的辩护中，最有道德感召力的，就是放开资源优越地区的高考权利，将进一步加重高等教育竞争的隐性不平等。
当高考遇上人口流动“难题”
自1977年中国高等考试录取制度恢复后，除1977、1978两年因条件所限不得不分省命题外，直到2000年，全国统一命题一直是教育部的原则，分省籍分配录取名额。由于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上海、北京先后自主命题后，成为各省的大趋势，2016年将有25省份使用统一命题试卷。而改动的背景即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倡导的“素质教育”，认为全国统一卷的题型为了照顾各地考生，太过于死板，不利于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各省分开命题，更能摸索出符合本地教育实际发展状况的考试方式。而其弊端正伴随着这十年来的人口流动逐渐显现。
高考虽已不再被看作一根通向未来的独木桥，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依然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隘口。在户口依然与高考权利挂钩的今日，流动人口入学问题，显得尤为尖锐。“借读生”称呼即是人口流动与教育权利产生矛盾后的权宜之计。年轻学生因不能离开父母生活，又无法获取父母工作地的学籍和考试权利，只得花费不菲“借读费”，在本地寻找学校就读，再在中考、高考来临之时，回到户籍所在地。
2012年“异地高考”受到社会关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提出明确规定，各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底前出台，同时要求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防止“高考移民”。
今年3月，俞洪敏在两会中提出“关于落实和完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提案，并指出，国家已经关注到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在一定条件下满足了流动人口的教育需求，但依然存在很大问题。
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样反映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北上广”作为新中国梦的代表城市，每年吸纳数百万流动人口。据统计，北京每万人中，91人可考入顶尖学府北大清华；在拥有同样本地优质教育资源的上海，每万人中37人可考取清华北大。而在山东，约每万人中仅5人可考入。
备受关注的北上广三地异地高考政策相较，广东最为开放，从2016年起，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只要一个孩子在广东完整地读了高中，即可在广东参加高考；上海则显示出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延续与居住证挂钩的分类积分管理政策；北京收的最紧，且仅是一个过渡方案。2014年起，一个北京务工人员只有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六年，且子女有高中阶段完整学籍者，才可参加大专录取。
“异闹风波”
能否打破户口“藩篱？
在北京异地高考政策出台的背后，有一群最为持续的抗议者。2010年始，在争取放开异地高考政策的三年里，争取“高考权”的家长们每到周末，就前往服装批发市场、餐饮街等外来居民集中的地区，拉拢“共同意见者”，他们认为，关注的人愈多，有关部门才更重视。然而除却政策条例的桎梏，更大社会压力却来自另一群体，即本地户籍人口。
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聚集在百度国安贴吧中，自发开展有组织的反对活动。他们将外地家长争取高考权的上访行为称为“异闹”（异地高考闹事者），网络头像统一改为“反异闹、促文明、护文化”的圆形标识，标识下更绘有一个被啃食的幼苗，象征外地人对本地学生权益的侵蚀。在上海，出于相似的理由，本地人在网络上结成了“守沪者同盟”，并通过微博向北京的“反异闹”群体表示声援。外地家长们上访时，双方甚至在教委上访办门口发生肢体冲突。
在众多对本地高考权利的辩护中，最有道德感召力的，就是放开资源优越地区的高考权利，将进一步加重高等教育竞争的隐性不平等。“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呢？”成了两地高考权益维护者常说的一句话。“反异闹”群体认为，放开竞争只会有利于全中国的有钱有势人群，他们将合法地利用自己本身已具备的优势社会资源，轻易地将孩子送往北京上海等地就读。且北京上海的内部教育资源尚且存在不均衡性，本地中下层民众将进一步陷入教育方面的劣势中，一旦放开高中乃至高校，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难以想象。
网名“深夜走过长安街”的北京女子阿庆，曾在博客中致力于维护北京籍人群的高考权益。甚至为此“约辩”为异地高考运动提供法律咨询和舆论支持的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也要死于斯，面对城市巨大的变迁，胡同没了，京片子没了，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给我们造成困惑，我们也有乡愁。”在她看来，放开异地高考，将会对北京的城市发展产生毁灭性的冲击。没有了子女就学的门槛，早已不堪重负的北京人口将进一步膨胀。
外地家长们却不赞同此点，资源不均衡的原因，正是北京上海等地一步步为自己树立起的高考特权所致。继续坚持基于户口制度的高考限制，无异于为了治洪而筑起超过地平面的大坝。唯有打破这种特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种更为公平的高等考试制度，才是对异地高考问题的彻底解决方案。
“高考权”争斗，抢夺教育资源“大蛋糕”
随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与开放，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已开始出现诸多问题，已然不是国家专属权力，而是一个社会权利体系。也就意味着，高考权的“权利”属性，已经该放在社会公平，调节社会流动的视角下理解。在教育市场化尚处于尝试阶段的今天，明晰教育本身应该具备的政治意味，或许更为重要。
“高考权”到底算一种怎样的权利？不论出身如何，一个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利，是否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共有的？这一点正是“异闹”双方产生矛盾的根源。
任何一种围绕权利的斗争，背后都将是两个生活经历与价值立场完全不同的人群的斗争。在“高考权”的争执中，上海北京的“反异闹”运动无疑是不平衡的地域利益中的一部分。这些运动很有可能是产生全新的权利文化的契机。
北京市教委一次针对异地高考的会议报告指出，北京的高考学生在2006年达到12.4万人次的高峰后，逐年下降。但相应的，同样是从2006年开始，迎来了一波户籍出生高峰，2006年的新生儿为7.2万人，而2011年为12万人。这意味着全市小学一年级入学新生将剧增。如不增加教育方面的基础建设，北京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将依然紧张。这些天然享受着首都教育权利的新生儿们，将会是对于外地家长们的高考权诉求最大的挑战。
在大城市教育资源能否承受问题中，“异地高考”并不鼓励高考移民，即为了争取更多的入学机会而去高考。在这场教育资源并非增量的改革中，蛋糕怎么切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处理好各方利益，尽量减少震荡和负面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当高考遇上人口流动“难题”
自1977年中国高等考试录取制度恢复后，除1977、1978两年因条件所限不得不分省命题外，直到2000年，全国统一命题一直是教育部的原则，分省籍分配录取名额。由于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上海、北京先后自主命题后，成为各省的大趋势，2016年将有25省份使用统一命题试卷。而改动的背景即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倡导的“素质教育”，认为全国统一卷的题型为了照顾各地考生，太过于死板，不利于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各省分开命题，更能摸索出符合本地教育实际发展状况的考试方式。而其弊端正伴随着这十年来的人口流动逐渐显现。
高考虽已不再被看作一根通向未来的独木桥，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依然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隘口。在户口依然与高考权利挂钩的今日，流动人口入学问题，显得尤为尖锐。“借读生”称呼即是人口流动与教育权利产生矛盾后的权宜之计。年轻学生因不能离开父母生活，又无法获取父母工作地的学籍和考试权利，只得花费不菲“借读费”，在本地寻找学校就读，再在中考、高考来临之时，回到户籍所在地。
2012年“异地高考”受到社会关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提出明确规定，各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底前出台，同时要求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防止“高考移民”。
今年3月，俞洪敏在两会中提出“关于落实和完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提案，并指出，国家已经关注到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在一定条件下满足了流动人口的教育需求，但依然存在很大问题。
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样反映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北上广”作为新中国梦的代表城市，每年吸纳数百万流动人口。据统计，北京每万人中，91人可考入顶尖学府北大清华；在拥有同样本地优质教育资源的上海，每万人中37人可考取清华北大。而在山东，约每万人中仅5人可考入。
备受关注的北上广三地异地高考政策相较，广东最为开放，从2016年起，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只要一个孩子在广东完整地读了高中，即可在广东参加高考；上海则显示出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延续与居住证挂钩的分类积分管理政策；北京收的最紧，且仅是一个过渡方案。2014年起，一个北京务工人员只有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六年，且子女有高中阶段完整学籍者，才可参加大专录取。
“异闹风波”
能否打破户口“藩篱？
在北京异地高考政策出台的背后，有一群最为持续的抗议者。2010年始，在争取放开异地高考政策的三年里，争取“高考权”的家长们每到周末，就前往服装批发市场、餐饮街等外来居民集中的地区，拉拢“共同意见者”，他们认为，关注的人愈多，有关部门才更重视。然而除却政策条例的桎梏，更大社会压力却来自另一群体，即本地户籍人口。
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聚集在百度国安贴吧中，自发开展有组织的反对活动。他们将外地家长争取高考权的上访行为称为“异闹”（异地高考闹事者），网络头像统一改为“反异闹、促文明、护文化”的圆形标识，标识下更绘有一个被啃食的幼苗，象征外地人对本地学生权益的侵蚀。在上海，出于相似的理由，本地人在网络上结成了“守沪者同盟”，并通过微博向北京的“反异闹”群体表示声援。外地家长们上访时，双方甚至在教委上访办门口发生肢体冲突。
在众多对本地高考权利的辩护中，最有道德感召力的，就是放开资源优越地区的高考权利，将进一步加重高等教育竞争的隐性不平等。“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呢？”成了两地高考权益维护者常说的一句话。“反异闹”群体认为，放开竞争只会有利于全中国的有钱有势人群，他们将合法地利用自己本身已具备的优势社会资源，轻易地将孩子送往北京上海等地就读。且北京上海的内部教育资源尚且存在不均衡性，本地中下层民众将进一步陷入教育方面的劣势中，一旦放开高中乃至高校，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难以想象。
网名“深夜走过长安街”的北京女子阿庆，曾在博客中致力于维护北京籍人群的高考权益。甚至为此“约辩”为异地高考运动提供法律咨询和舆论支持的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也要死于斯，面对城市巨大的变迁，胡同没了，京片子没了，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给我们造成困惑，我们也有乡愁。”在她看来，放开异地高考，将会对北京的城市发展产生毁灭性的冲击。没有了子女就学的门槛，早已不堪重负的北京人口将进一步膨胀。
外地家长们却不赞同此点，资源不均衡的原因，正是北京上海等地一步步为自己树立起的高考特权所致。继续坚持基于户口制度的高考限制，无异于为了治洪而筑起超过地平面的大坝。唯有打破这种特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种更为公平的高等考试制度，才是对异地高考问题的彻底解决方案。
“高考权”争斗，抢夺教育资源“大蛋糕”
随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与开放，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已开始出现诸多问题，已然不是国家专属权力，而是一个社会权利体系。也就意味着，高考权的“权利”属性，已经该放在社会公平，调节社会流动的视角下理解。在教育市场化尚处于尝试阶段的今天，明晰教育本身应该具备的政治意味，或许更为重要。
“高考权”到底算一种怎样的权利？不论出身如何，一个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利，是否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共有的？这一点正是“异闹”双方产生矛盾的根源。
任何一种围绕权利的斗争，背后都将是两个生活经历与价值立场完全不同的人群的斗争。在“高考权”的争执中，上海北京的“反异闹”运动无疑是不平衡的地域利益中的一部分。这些运动很有可能是产生全新的权利文化的契机。
北京市教委一次针对异地高考的会议报告指出，北京的高考学生在2006年达到12.4万人次的高峰后，逐年下降。但相应的，同样是从2006年开始，迎来了一波户籍出生高峰，2006年的新生儿为7.2万人，而2011年为12万人。这意味着全市小学一年级入学新生将剧增。如不增加教育方面的基础建设，北京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将依然紧张。这些天然享受着首都教育权利的新生儿们，将会是对于外地家长们的高考权诉求最大的挑战。
在大城市教育资源能否承受问题中，“异地高考”并不鼓励高考移民，即为了争取更多的入学机会而去高考。在这场教育资源并非增量的改革中，蛋糕怎么切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处理好各方利益，尽量减少震荡和负面影响，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