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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美国罗斯福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在经济机制上开始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以此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无序竞争。“新政”改革的成功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当代西方世界的经济计划化过程来看，它是发轫于罗斯福“新政”的。
[关键词]罗斯福 “新政” 计划经济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6-0164-04
当代世界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两种制度的国家在社会经济政策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在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的借鉴方面，罗斯福“新政”是其发轫。本文仅从经济机制方面对此作一阐述。
1929年10月，以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大跌为标志，发生了一场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这是一次时间持续长久、破坏性十分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使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缩减36％，世界贸易额缩减213，失业工人达5000多万，几百万小农破产，无业人口颠沛流离，许多中产阶级也变成破落户。
作为垄断资本最高形态的金融资本的统治，也已濒于瘫痪。1933年2月，全国1.8万家银行的库存现金不过60亿美元，却要应付410亿美元存款；为准备现金应付提款，银行不得不抛出抵押品和证券，因此损失严重，倒闭的超过5000多家，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积蓄成为泡影。银行的挤兑风暴在各州肆虐17天之后，向着美国两大金融堡垒——纽约和芝加哥猛进。就在罗斯福就职总统之日，包括纽约和芝加哥在内的纽约和伊利诺伊州两州所有的银行停止付款，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各州银行业务，有的完全停顿，有的部分停顿。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正式关门。全国经济生活陷入严重混乱和窒息状态。
面对危机，执政的胡佛政府一开始仍然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对危机不加干预，以为这次危机会同以前一样自动过去。随着危机不断加剧，胡佛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反危机措施，把大批款项贷给一些工商企业，而对广大失业者却不闻不问。这不仅不可能缓解危机，反而加重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衣食无着的人民群众忍无可忍，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危机期间，全国共发生近3000次罢工，罢工人数由90万增至156万。1930年春，在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地举行了约有125万失业工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着“我们不愿饿死——必须战斗”和“提高工资”等口号。1932年春夏，在美共支持下，“工人退伍士兵同盟”发动20万退伍士兵向华盛顿进军，要求政府发放补助费，但遭到了政府的拒绝和镇压。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法西斯势力乘机兴风作浪，日益猖獗。1934年，“美国军团”在一部分财团的支持下，企图组织50万退伍军人向华盛顿进军，实行法西斯政变，但由于人民的反对和美国统治集团的抵制而失败。
历史学家梅尔文·杜博夫斯基等人在回顾当时的严重形势时说：“经济萧条不仅使资本主义经济沦为废墟，还使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陷入防御地位，并使人们对它将来是否能存在下去产生了怀疑。”当时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查尔斯·施瓦布曾说过：“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
与资本主义大危机相对照的是苏联经济的发展。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一书中指出：“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苏联的……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的经济确实是一团糟的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厉的压制和民众的贫困，但实质上是成功的。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困难正使西方陷入困境。”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建了1500个大企业，工业产量达到1913年的2.7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计划初期的48％增至70％。机器制造业发展尤为迅速，其产量比1913年增加了3倍，农业机器增加了4.5倍。从1932年起，苏联进口的机器大大减少了，由进口机器和装备的国家变成了生产机器和装备的国家，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拖拉机、汽车、航空、化学和机床制造等工业部门。列宁的全国电汽化计划已于1931年超额完成，全国发电站的总功率超过200万瓩，突破了原计划150万瓩的指标。国民经济其他部分也在加速机械化。例如煤炭工业，五年计划初期，机械化采煤只占15％，而到五年计划末期，就达到了63％以上。随着工业的发展，在一些大企业的周围出现了许多人口众多的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数迅速增长，1928年全国职工有1160多万人，1932年则达到2290万人。在此期间，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有所改善。失业完全消灭了，职工的工资提高了103.6％，80％以上的企业实行了37小时工作制，免费医疗、社会保险、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开支增加了数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开始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苏联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奠定了基础。
西方世界的严重危机和苏联的稳定发展，使西方知识界、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苏联。1933年初，英国的约翰·斯特雷奇在《即将到来的夺权斗争》一书中认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背叛历史的结果；在这次危机中，共产主义提供着人类文明得以维持的解决办法；而苏联则无限美好。”还有学者指出：“俄国已成为明智计划与统一信仰的象征，在俄国终于有一个‘致力于公共目的而不是保护私人利益的政府’，‘俄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消灭了失业的国家’。”甚至宗教界也称颂苏联。莱曼·P，鲍威尔牧师说：“看起来，俄国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发展一种真正合乎人道的四海一家精神如此迅速，以至于可能有一天，我们基督教国家发现自己不得不拜俄国为师，重新学习那苏社会教义的更深意义。”因此，在当时“同情苏维埃，渴望把苏联的经济成就设法移植过来医治美国流行的失业等弊病”的情绪是“普遍存在的”。0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1933年取代胡佛上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公开否认自己是一个正统的资本主义者。他对传记记者埃米尔·路德维格说，文明就像一棵出现枯枝烂木的树一样。“激进分子说：‘把它砍倒’。保守分子说：‘不要动它’。开明分子采取折衷的办法：‘让我们修剪一下，这样我们既不会失去老树干，也不会失去新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开明派借鉴苏联的经验，开始了“新政”改革。
经济危机时期的苏美两国，在经济机制上分属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苏联的计划经济使其高速而又平衡发展，而美国的市场经济则造成无序竞争，使危机雪上加霜。因此，“新政”派为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弊端，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在经济机制中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双轨运转，由此摆脱了经济危机。 尽管从长远来看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悖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在苏联当时经济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积极作用，它能保证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解决最需解决的问题，为在最短时间内高速度地进行建设提供了可能，在工业化初期，这种作用尤为明显。正是这种计划经济机制，使苏联免遭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厄运。但在同一历史时期，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使其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在这次危机中，有相当多的问题诸如失业救济、维护金融制度、适当提高工人群众在生产中的地位、适当缩小工农产品差价等，都是不能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整得到解决的。因此，“新政”智囊团中的“计划派”认为，“联邦政府必须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曾担任罗斯福内阁副国务卿的雷蒙德·莫利认为，必须结束社会经济中的无序竞争，必须结束“高度集中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它“就像暴风雨中军舰上脱索的大炮，在甲板上横冲直撞，摧毁了碰到的一切”。“计划派”的代表人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和几位经济学家曾经在1927年访问苏联。在对比了苏联和美国的情况后，他得出结论：“俄国会比我们私有制的竞争制度更快地实现目标……”他认为美国的危机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的管理方法如不根本改变，就不可能缓和危机。他在1932年指出，未来属于计划经济。他坚持认为，要想避免革命，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进行新的“试验”。
正是在“计划派”的支持下，“新政”改革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在经济危机期间，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实业界和政府合作的计划。这些建议的实质就是鼓励实行国家经济计划，其目的是使实业界的一些主张如固定价格、禁止“扼杀性”竞争、控制生产、取缔不道德的商业风气等便可在得到政府允许、并由政府进行某种监督的情况下付诸实施。在1935年5月举行的美国商会年会上，大多数商业巨头空前未有地大声疾呼，要求政府实行进一步的统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罗斯福总统委托商业部助理部长约翰·迪金森制定工业复兴法案。同时，副国务卿莫利和早期智囊团成员休·约翰逊也在制定工业新法案。迪金森的方案得益于特格韦尔的国家计划观念以及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主张的庞大的公共工程规划的设想。罗斯福总统将上述两个计划揉合在一起，冠之以全国产业复兴法的标题，体现了两个计划主要制定者的主要主张。美国政府成立有大银行家、工业家和经济学家参加的全国工业复兴局，由国家监督生产，调节各企业主之间的关系。各企业分成17个部门，每部门公布“公平竞争法规”，规定产品的产量、质量、市场分配和产品价格、工资和工时。罗斯福总统在签署该法案时宣称，这是“美国国会制定的最重要、最具深远意义的立法”。
特格韦尔在罗斯福内阁中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因此农业调整法具有典型的计划特色。该法案的中心思想是控制主要农产品生产的国内生产布局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运用政权力量，以行政和经济手段协调全国农民的生产计划，建立国内供求间的有益平衡，调整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在生产方面，以“计划种植”代替“自由种植”，通过减少耕地面积，从而提高农产品价格。这一法案在国会讨论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F，布里顿在众议院叫嚷：“国会审议的立法草案比苏俄现行的任何法律更加布尔什维克化。”J，马丁也认为，“我们在走莫斯科的路。”对此，罗斯福指出：“我坦白地告诉你们，这(指农业调整法)是一条尚未有人走过的新路，但我也可以同样真心地说，前所未有的局面要求试行拯救农业的新办法。”根据农业调整法的计划，美国在1933年将1000多万英亩成熟待摘的棉花耕掉，同时缩减小麦800万英亩、玉米耕地900万英亩。另外，由政府收购屠宰猪620万头、牛2300万头、羊500万头。宰掉以后当肥料或造肥皂，罗斯福称之为“计划生育”。
面对混乱不堪、无序竞争的美国经济，罗斯福政府大胆借鉴计划经济的管理机制，进行经济改革，从而使美国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1933年3月到6月的短短时期内，工业生产比过去同期增加50％。失业者减少，工资增加，人们的生活困境开始改变。农业好转，1932年农民的收入只有2218亿美元左右，1933年底上升到近30亿美元。虽然在1938年美国又遭遇了新的经济危机，但到二战前夕，美国的经济已接近于1929年的水平。通过“新政”的实施，美国经济又重新复苏了。
从理论上来讲，罗斯福在其“新政”改革中推行计划经济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资本主义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化而促使生产力高速发展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因此，“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但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相矛盾的。这一矛盾导致了下述现象的发生：首先是单个工厂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一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成为周期性的。罗斯福的“新政”改革就是试图解决这一矛盾。但是，无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或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都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因此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1934年7月23日，当英国作家威尔斯向斯大林谈到美国罗斯福政府正在建立计划经济时，斯大林说：“如果不摆脱资本家，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那么你就不能建立计划经济。”斯大林当时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真正的经济是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它并不在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相反地，国家是掌握在资本主义手中”。因此，罗斯福“新政”改革时期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它只是当今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始状态。但是，“新政”改革毕竟是开了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先河。
1936年，罗斯福在对前期“新政”作总结时指出：“我们美国正在打一场伟大而成功的战争。这不仅是一种反对匮乏、贫穷与经济不景气的战争，而且更是～种争取民主政治生存的战争。我们正为挽救一种伟大而珍贵政府形式而战；既是为我们自己，也为全世界。”事实确实如此，卓有成效的“新政”改革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拿大理查德·伯内特政府1935年开始的改革就被称为“伯内特的‘新政”’。1935—1937年比利时国民统一政府的改革被反对派遣责为“盲目抄袭美国的‘新政”’。1936—1937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初期的改革被称为“法国的‘新政”’。1933年，英国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敦促英国政府效法罗斯福实行“新政”。美国二战后在日本推行的民主改革也被认为“在精神上和实质上……是富 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代的产物”。
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实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化，是以通过国有化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恩格斯曾经精辟地指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同理，现代西方国家通过对社会生产资料的部分占有，便产生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计划经济。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68年，国有企业在全国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英国为17％，西德为22.7％，意大利为28％，法国为33.5％。而且，国有企业最发达的是采煤、石油、钢铁、汽车、造船、电力、铁路、煤气、航空、邮政、电讯等11个起关键作用的工业部门。据统计，在这些部门中，国有企业比重超过50％的，英国和奥地利各有10个，法国9个，意大利8个，西德、荷兰各7个，比利时5个，日本3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有企业投资额占全国企业投资总额的比重，西欧大国一般为30％左右，美国近20％；信贷金融业资产的国有企业比重，西欧大国均超过1/2，日本、美国近1/5。1978年，国家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英国为45.7％，法国为39.3％，西德为46.8％，意大利为48.2％，美国为32％，日本为30.5％。到1982年底，20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超过30％。由此可以看出，二战以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总垄断资本家的国家直接掌握着巨大的财政资金和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使国家在整个经济生产中能发挥巨大的控制作用。这样，虽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只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计划经济，但是，“现在在许多西方国家，国家垄断的经济计划化体系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这种体系在确定一定的国民经济比例、编制和实现全国性经济计划的基础上，把当前的调节与协调经济发展远景的企图结合起来”。法国从1947年起就实行计划经济；西德从1967年开始编制和实行为期五年的中期财政、经济计划；意大利从1967年起将国家计划和国有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日本二战后“制订九个发展经济计划，绝大部分都得到完成或超额完成”。“英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和其他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化都得到了巨大发展。美国从60年代初开始……加强了对长期的国家垄断调节经济的注意。”
由此可见，当代西方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建立国家垄断的经济计划化体系，以此来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的无序竞争，促进经济的发展。应当说，这一借鉴是起始于罗斯福“新政”改革的。
[责任编辑：文 慧]
[关键词]罗斯福 “新政” 计划经济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6-0164-04
当代世界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两种制度的国家在社会经济政策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在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的借鉴方面，罗斯福“新政”是其发轫。本文仅从经济机制方面对此作一阐述。
1929年10月，以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大跌为标志，发生了一场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这是一次时间持续长久、破坏性十分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使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缩减36％，世界贸易额缩减213，失业工人达5000多万，几百万小农破产，无业人口颠沛流离，许多中产阶级也变成破落户。
作为垄断资本最高形态的金融资本的统治，也已濒于瘫痪。1933年2月，全国1.8万家银行的库存现金不过60亿美元，却要应付410亿美元存款；为准备现金应付提款，银行不得不抛出抵押品和证券，因此损失严重，倒闭的超过5000多家，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积蓄成为泡影。银行的挤兑风暴在各州肆虐17天之后，向着美国两大金融堡垒——纽约和芝加哥猛进。就在罗斯福就职总统之日，包括纽约和芝加哥在内的纽约和伊利诺伊州两州所有的银行停止付款，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各州银行业务，有的完全停顿，有的部分停顿。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正式关门。全国经济生活陷入严重混乱和窒息状态。
面对危机，执政的胡佛政府一开始仍然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对危机不加干预，以为这次危机会同以前一样自动过去。随着危机不断加剧，胡佛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反危机措施，把大批款项贷给一些工商企业，而对广大失业者却不闻不问。这不仅不可能缓解危机，反而加重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衣食无着的人民群众忍无可忍，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危机期间，全国共发生近3000次罢工，罢工人数由90万增至156万。1930年春，在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地举行了约有125万失业工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着“我们不愿饿死——必须战斗”和“提高工资”等口号。1932年春夏，在美共支持下，“工人退伍士兵同盟”发动20万退伍士兵向华盛顿进军，要求政府发放补助费，但遭到了政府的拒绝和镇压。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法西斯势力乘机兴风作浪，日益猖獗。1934年，“美国军团”在一部分财团的支持下，企图组织50万退伍军人向华盛顿进军，实行法西斯政变，但由于人民的反对和美国统治集团的抵制而失败。
历史学家梅尔文·杜博夫斯基等人在回顾当时的严重形势时说：“经济萧条不仅使资本主义经济沦为废墟，还使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陷入防御地位，并使人们对它将来是否能存在下去产生了怀疑。”当时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查尔斯·施瓦布曾说过：“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
与资本主义大危机相对照的是苏联经济的发展。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一书中指出：“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苏联的……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的经济确实是一团糟的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厉的压制和民众的贫困，但实质上是成功的。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困难正使西方陷入困境。”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建了1500个大企业，工业产量达到1913年的2.7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计划初期的48％增至70％。机器制造业发展尤为迅速，其产量比1913年增加了3倍，农业机器增加了4.5倍。从1932年起，苏联进口的机器大大减少了，由进口机器和装备的国家变成了生产机器和装备的国家，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拖拉机、汽车、航空、化学和机床制造等工业部门。列宁的全国电汽化计划已于1931年超额完成，全国发电站的总功率超过200万瓩，突破了原计划150万瓩的指标。国民经济其他部分也在加速机械化。例如煤炭工业，五年计划初期，机械化采煤只占15％，而到五年计划末期，就达到了63％以上。随着工业的发展，在一些大企业的周围出现了许多人口众多的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数迅速增长，1928年全国职工有1160多万人，1932年则达到2290万人。在此期间，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有所改善。失业完全消灭了，职工的工资提高了103.6％，80％以上的企业实行了37小时工作制，免费医疗、社会保险、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开支增加了数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开始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苏联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奠定了基础。
西方世界的严重危机和苏联的稳定发展，使西方知识界、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苏联。1933年初，英国的约翰·斯特雷奇在《即将到来的夺权斗争》一书中认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背叛历史的结果；在这次危机中，共产主义提供着人类文明得以维持的解决办法；而苏联则无限美好。”还有学者指出：“俄国已成为明智计划与统一信仰的象征，在俄国终于有一个‘致力于公共目的而不是保护私人利益的政府’，‘俄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消灭了失业的国家’。”甚至宗教界也称颂苏联。莱曼·P，鲍威尔牧师说：“看起来，俄国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发展一种真正合乎人道的四海一家精神如此迅速，以至于可能有一天，我们基督教国家发现自己不得不拜俄国为师，重新学习那苏社会教义的更深意义。”因此，在当时“同情苏维埃，渴望把苏联的经济成就设法移植过来医治美国流行的失业等弊病”的情绪是“普遍存在的”。0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1933年取代胡佛上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公开否认自己是一个正统的资本主义者。他对传记记者埃米尔·路德维格说，文明就像一棵出现枯枝烂木的树一样。“激进分子说：‘把它砍倒’。保守分子说：‘不要动它’。开明分子采取折衷的办法：‘让我们修剪一下，这样我们既不会失去老树干，也不会失去新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开明派借鉴苏联的经验，开始了“新政”改革。
经济危机时期的苏美两国，在经济机制上分属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苏联的计划经济使其高速而又平衡发展，而美国的市场经济则造成无序竞争，使危机雪上加霜。因此，“新政”派为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弊端，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在经济机制中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双轨运转，由此摆脱了经济危机。 尽管从长远来看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悖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在苏联当时经济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积极作用，它能保证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解决最需解决的问题，为在最短时间内高速度地进行建设提供了可能，在工业化初期，这种作用尤为明显。正是这种计划经济机制，使苏联免遭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厄运。但在同一历史时期，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使其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在这次危机中，有相当多的问题诸如失业救济、维护金融制度、适当提高工人群众在生产中的地位、适当缩小工农产品差价等，都是不能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整得到解决的。因此，“新政”智囊团中的“计划派”认为，“联邦政府必须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曾担任罗斯福内阁副国务卿的雷蒙德·莫利认为，必须结束社会经济中的无序竞争，必须结束“高度集中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它“就像暴风雨中军舰上脱索的大炮，在甲板上横冲直撞，摧毁了碰到的一切”。“计划派”的代表人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和几位经济学家曾经在1927年访问苏联。在对比了苏联和美国的情况后，他得出结论：“俄国会比我们私有制的竞争制度更快地实现目标……”他认为美国的危机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的管理方法如不根本改变，就不可能缓和危机。他在1932年指出，未来属于计划经济。他坚持认为，要想避免革命，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进行新的“试验”。
正是在“计划派”的支持下，“新政”改革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在经济危机期间，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实业界和政府合作的计划。这些建议的实质就是鼓励实行国家经济计划，其目的是使实业界的一些主张如固定价格、禁止“扼杀性”竞争、控制生产、取缔不道德的商业风气等便可在得到政府允许、并由政府进行某种监督的情况下付诸实施。在1935年5月举行的美国商会年会上，大多数商业巨头空前未有地大声疾呼，要求政府实行进一步的统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罗斯福总统委托商业部助理部长约翰·迪金森制定工业复兴法案。同时，副国务卿莫利和早期智囊团成员休·约翰逊也在制定工业新法案。迪金森的方案得益于特格韦尔的国家计划观念以及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主张的庞大的公共工程规划的设想。罗斯福总统将上述两个计划揉合在一起，冠之以全国产业复兴法的标题，体现了两个计划主要制定者的主要主张。美国政府成立有大银行家、工业家和经济学家参加的全国工业复兴局，由国家监督生产，调节各企业主之间的关系。各企业分成17个部门，每部门公布“公平竞争法规”，规定产品的产量、质量、市场分配和产品价格、工资和工时。罗斯福总统在签署该法案时宣称，这是“美国国会制定的最重要、最具深远意义的立法”。
特格韦尔在罗斯福内阁中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因此农业调整法具有典型的计划特色。该法案的中心思想是控制主要农产品生产的国内生产布局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运用政权力量，以行政和经济手段协调全国农民的生产计划，建立国内供求间的有益平衡，调整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在生产方面，以“计划种植”代替“自由种植”，通过减少耕地面积，从而提高农产品价格。这一法案在国会讨论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F，布里顿在众议院叫嚷：“国会审议的立法草案比苏俄现行的任何法律更加布尔什维克化。”J，马丁也认为，“我们在走莫斯科的路。”对此，罗斯福指出：“我坦白地告诉你们，这(指农业调整法)是一条尚未有人走过的新路，但我也可以同样真心地说，前所未有的局面要求试行拯救农业的新办法。”根据农业调整法的计划，美国在1933年将1000多万英亩成熟待摘的棉花耕掉，同时缩减小麦800万英亩、玉米耕地900万英亩。另外，由政府收购屠宰猪620万头、牛2300万头、羊500万头。宰掉以后当肥料或造肥皂，罗斯福称之为“计划生育”。
面对混乱不堪、无序竞争的美国经济，罗斯福政府大胆借鉴计划经济的管理机制，进行经济改革，从而使美国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1933年3月到6月的短短时期内，工业生产比过去同期增加50％。失业者减少，工资增加，人们的生活困境开始改变。农业好转，1932年农民的收入只有2218亿美元左右，1933年底上升到近30亿美元。虽然在1938年美国又遭遇了新的经济危机，但到二战前夕，美国的经济已接近于1929年的水平。通过“新政”的实施，美国经济又重新复苏了。
从理论上来讲，罗斯福在其“新政”改革中推行计划经济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资本主义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化而促使生产力高速发展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因此，“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但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相矛盾的。这一矛盾导致了下述现象的发生：首先是单个工厂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一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成为周期性的。罗斯福的“新政”改革就是试图解决这一矛盾。但是，无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或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都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因此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1934年7月23日，当英国作家威尔斯向斯大林谈到美国罗斯福政府正在建立计划经济时，斯大林说：“如果不摆脱资本家，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那么你就不能建立计划经济。”斯大林当时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真正的经济是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它并不在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相反地，国家是掌握在资本主义手中”。因此，罗斯福“新政”改革时期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它只是当今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始状态。但是，“新政”改革毕竟是开了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先河。
1936年，罗斯福在对前期“新政”作总结时指出：“我们美国正在打一场伟大而成功的战争。这不仅是一种反对匮乏、贫穷与经济不景气的战争，而且更是～种争取民主政治生存的战争。我们正为挽救一种伟大而珍贵政府形式而战；既是为我们自己，也为全世界。”事实确实如此，卓有成效的“新政”改革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拿大理查德·伯内特政府1935年开始的改革就被称为“伯内特的‘新政”’。1935—1937年比利时国民统一政府的改革被反对派遣责为“盲目抄袭美国的‘新政”’。1936—1937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初期的改革被称为“法国的‘新政”’。1933年，英国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敦促英国政府效法罗斯福实行“新政”。美国二战后在日本推行的民主改革也被认为“在精神上和实质上……是富 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代的产物”。
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实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化，是以通过国有化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恩格斯曾经精辟地指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同理，现代西方国家通过对社会生产资料的部分占有，便产生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计划经济。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68年，国有企业在全国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英国为17％，西德为22.7％，意大利为28％，法国为33.5％。而且，国有企业最发达的是采煤、石油、钢铁、汽车、造船、电力、铁路、煤气、航空、邮政、电讯等11个起关键作用的工业部门。据统计，在这些部门中，国有企业比重超过50％的，英国和奥地利各有10个，法国9个，意大利8个，西德、荷兰各7个，比利时5个，日本3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有企业投资额占全国企业投资总额的比重，西欧大国一般为30％左右，美国近20％；信贷金融业资产的国有企业比重，西欧大国均超过1/2，日本、美国近1/5。1978年，国家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英国为45.7％，法国为39.3％，西德为46.8％，意大利为48.2％，美国为32％，日本为30.5％。到1982年底，20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超过30％。由此可以看出，二战以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总垄断资本家的国家直接掌握着巨大的财政资金和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使国家在整个经济生产中能发挥巨大的控制作用。这样，虽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只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计划经济，但是，“现在在许多西方国家，国家垄断的经济计划化体系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这种体系在确定一定的国民经济比例、编制和实现全国性经济计划的基础上，把当前的调节与协调经济发展远景的企图结合起来”。法国从1947年起就实行计划经济；西德从1967年开始编制和实行为期五年的中期财政、经济计划；意大利从1967年起将国家计划和国有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日本二战后“制订九个发展经济计划，绝大部分都得到完成或超额完成”。“英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和其他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化都得到了巨大发展。美国从60年代初开始……加强了对长期的国家垄断调节经济的注意。”
由此可见，当代西方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建立国家垄断的经济计划化体系，以此来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的无序竞争，促进经济的发展。应当说，这一借鉴是起始于罗斯福“新政”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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