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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FDI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国内学者从单一的城市化概念角度对FDI与城市化进程进行了一些探讨。本文利于层次分析法，对FDI与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FDI投资稳定且规模较大时，城市化水平受到FDI的推动作用显著，FDI对城市化推动作用达到一定程度后，城市自身的积累会促使其自身的高速发展；在FDI投资规模不大，但有强大内资推动时，城市综合实力也会快速提升，而FDI投资不稳定且绝对规模较小，同时内资缺乏的情况下，城市发展受到制约。
关键词：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019-05
1.FDI与城市化：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国外部分学者从整个社会稳定与发展角度认为，FDI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如早期的依附学派 (Castells,1972；Harvey，1975等)认为外资造成发展中国家依附城市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体系和城市化的步伐和空间结构越来越依赖于它们在工业国家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角色，新的全球秩序下发展中国家很难从依附城市化中逃脱(Armstrong和MeGee，1985；Friedman,1986；Fuchs和Pernia, 1987) 。世界体系论者主张“外国投资减少农民可用土地数目，促使人口向城市迁移，此外，在城市地区的投资创造了吸引乡村移民的产业……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世界债务危机和IMF(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压力提高了过度城市化、抑制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质量，增加了政治抗议和国内骚乱”(Bradshaw和Noonar，1997)。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外资投入、其他国际资本流、国际生产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有利（Heir，1992；Kasarda和Crenshaw，1991；Yue ，1993),边缘区的资本主义扩张产生了快速城市化过程( Gilbert和Gugler, 1982)。跨国资本、人口、信息、文化自由流动的政治和自然障碍的移除对第三世界城市有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三世界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形态和城市化上(Pizarro等，2003)。也有部分学者对FDI与城市化的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在对非、亚、拉一些国家的研究中注意到，FDI在大都市区的集中，尽管有学者论证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城市偏好现象的持续(Lo和Yueng，1996，1998；Watters和McGee,1997),但他们并末试图对FDI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详细的空间分析。投资因子(用人均投资收入的债务、出口合作的集中、出口商品集中来衡量)被认为对城市化有滞后的积极作用(Kentor,1981)。案例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内，经济全球化导致亚太地区“功能性城市体系”的发展(Lo和MarcotulIio, 2000)，同时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FDI导致中国珠江三角洲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与全球经济的强烈融合和快速外向城市化进程(Sit,2001)。
国内一些学者肯定外资是城市化的新动力。宁越敏(1998)，周一星和曹广忠(1999),李迅等人(2000)认为90年代以来，城市化动力机制由一元、二元向多元转变；薛凤旋和杨春(1995，1997)、石忆邵和顾萌菁(2003)明确提出外资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城市化的新动力；宁登(2000)认为中国形成了外生城市化和内生城市化动力机制。顾朝林(2003)指出:“80年代以来主要注重信息化和全球化对世界城市化影响的研究。研究认为:世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与两个主要全球过程交叉相关，第一个过程是经济全球化，第二个过程是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张弘(2001)，石忆邵、顾萌菁(2003)还研究了外资对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国外学者的研究虽然侧重于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但主要将亚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很少论及中国;国内学者在对待外资和城市化的关系上主要侧重于定性分析和经验总结，薛凤旋和杨春(1995，1997), Zhao等(2003)，邱晨曦、靳峰（2003）做了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吴莉娅（2005）对江苏省进行了个案研究，论证了外资是推动江苏省城市化进程的强劲动力。国内学者在研究FDI与城市化问题时，都采用了一个简单的城市化概念，即城市化等同于城市人口比率，以城市人口的变动来反应城市化的进程。
本文认为，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概念，不仅仅是城市人口变动的问题，城市人口变动仅仅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而城市的综合发展才能比较完全的体现出城市化动态过程。基于此，本文从FDI与城市综合实力变动两者的相关性角度来探讨FDI促进我国城市化的问题。
2.FDI与城市化的实证分析
FDI作为一种投资资金来源方式，直接或间接对我国城市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和拉动作用，在我国改革开始的早期，国内投资资金非常缺乏时，更是如此。我国FDI的区域分布不均衡，不同区域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与水平与FDI投资规模之间的相关程度如何，FDI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效应是否具有阶段性或其他特点，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FDI对城市化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了城市常住人口，而是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发展方面（GDP、进出口、消费）、城市服务（交通运输服务、通讯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未来发展潜力（固定资产投资、科技水平）等等。本文在城市综合实力的基础上来分析FDI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认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是指城市所拥有的全部实力、潜力及其在国内外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其评价指标包括GDP、固定资产状况、交通运输能力、现代通讯设施状况、商贸市场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才状况及社会医疗保障水平等统计指标。
2.1 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模型
2.2 研究样本选择及必要说明
研究样本选择时，没有选择省会城市样本，主要考虑省会城市的区域性政治、文化和社会功能对城市化进程具体很强的的积极影响，而其他非省会性城市则较少。本文的样本包括珠三角的深圳、珠海和东莞；长三角选择了江苏省的无锡和苏州，浙江省的宁波、温州和绍兴；中部地区选择了湖南省的岳阳和湘潭市；西部地区选择了陕西省的宝鸡和咸阳市。深圳、珠海和东莞的数据其时期跨度为1993~2006年，其他城市则为1997~2006年。（前三个城市数据较全，另外是因为外资进入比较早）
城市综合实力测算中，对照参数X0的确定采取珠三角、长三角（97年5个城市平均值）、中西部（四个城市97年的平均值）分成三组分别进行，主要考虑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珠三角各因素值的对照参数为1993年深圳、珠海和东莞三个城市相应因素值的算术平均值，长三角和中西部各城市其各因素值的对照参数为1997年相应因素值的算术平均值。
2.3 城市综合实力计算结果
经过计算，分别得到11个城市的城市综合实力，分别见表1、2、3所示。
（表3）数据显示，西部城市的综合实力与中部城市之间无论是1997还是在2006年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原始数据来看，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经济指标上，包括GDP、固定资产投资、消费等方面，而科技水平、医疗服务方面差异不大，甚至还有优势。但从1997～2006年期间各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幅度来看，咸阳提升最快、岳阳最慢。
2.4 FDI与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分析
我们将1993~2006年期间，深圳、珠海和东莞的城市综合实力与其对应的FDI规模①进行对比（分别见图1、2、3），发现一个明显而一致的特点，即在2002年前后，FDI与城市综合实力出现背离，在2002年之前，FDI与城市综合实力具有较高的同步性，即FDI增长，城市综合实力也同步提升，FDI增长较慢或下降时，城市综合实力提升速度也较慢甚至下降。但从2002年开始，三个城市的FDI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的同时，城市综合实力快速提升。
1997~2006年期间，长三角五个城市综合实力与FDI则一直保持较高的同步性（分别见图4~8）。无锡从2005年开始，城市综合实力增长缓慢，而苏州2006年稍有下降，对应的是其FDI环比下降近5%左右，两个城市的FDI与城市综合实力之间在未来的同步性还有待观察。而宁波、温州和绍兴则FDI与城市综合实力同步提升。
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FDI与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分别以11个城市的综合实力（用C表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FDI（用I表示，单位为亿美元）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中西部的四个城市，其综合实力与FDI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很小，不满足统计检验标准；其他8个城市的回归结果见下表4：
（表4）所显示的统计检验值比较理想，表明在各自的回归期间内，珠三角和长三角八个城市综合实力与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性，即FDI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力量。
3.结论
总体来说，所选择的11个样本城市其综合实力，不论是东部，还是中或西部城市，其综合实力均在大幅度提升；从城市综合实力来看，东部、中部与西部城市之间依次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和梯度分布，即东部城市明显高于中部，而中部明显高于西部（原始数据体现）；但从影响城市综合实力的八个细分指标来对比，东、中和西部之间的差距主要集中于经济类细分指标，包括GDP、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交通运输和进出口，而科技水平和医疗服务方面差距不大。
从城市综合实力与FDI投资规模的相关性来看，2002年前的珠三角，目前的长三角，其城市综合实力与FDI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性，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目前还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即目前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FDI还不是主导力量，或FDI的推动作用整体还比较小。
从深圳、珠海和东莞FDI与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来看，FDI对其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具有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出现在2002年以前，FDI是推动这三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FDI的规模大小影响着城市综合实力提升的快慢，与此对应的是在1993~2002年期间，深圳的FDI绝对规模及其增长速度最高，东莞次之，珠海最低。而在2002年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三个城市的FDI规模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其城市综合实力却快速提升，本文认为，出现这种背离现象的原因在于，经过多年发展的积累，这些城市形成了较强的自身发展能力，在这一阶段，FDI对于城市发展不再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而处于一种次要或辅助地位。而多年发展的积累过程中，FDI起到较大的积极作用，包括财政积累、城市管理、服务理念等等方面。
对于外资大规模进入时间相对于珠三角较晚的长三角，FDI目前还处于FDI持续加速进入的态势，所选五个城市的FDI投资规模均在2006年达到最高值，无锡、苏州、宁波、温州和绍兴2006年的FDI分别达到：27.5、61.1、24.3、4.6和9.7亿美元。因此，我们估计，FDI对长三角城市化进程的推动目前还处于第一阶段，即FDI对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未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从珠三角FDI对其城市化进程作用的第一阶段和长三角目前的情况对比来看，我们还发现一个区别，即2002年以前、深圳、珠海和东莞的城市化进程中，FDI直到的推动作用比长三角五个城市更明显一些，表现于深圳、珠海和东莞在1993~2002年期间，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于1997~2006年期间长三角五个城市的对应指标，见表5所示。
综上所述，城市化进程需要资金的推动，FDI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FDI投资稳定且规模较大时，城市化水平受到FDI的推动作用显著，FDI对城市化推动作用达到一定程度后，城市自身的积累会促使其自身的高速发展（如深圳、珠海和东莞）；在FDI投资规模不大，但有强大内资推动时，城市综合实力也会快速提升（如温州），而FDI投资不稳定且绝对规模较小时，同时内资缺乏的情况下，城市发展受到制约（如中西部城市）。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6bjy003）的资助，深表感谢。
注 释：
① 由于FDI投资具有一定的时滞和波动性，这里的FDI规模采用三年平滑数据代替。
参考文献：
［1］薛凤旋,杨春.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以珠江三角洲为例［J］.城市规划，1995,(6).
［2］宁越敏.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J］.地理学报，1998,(5).
［3］周星，曹广忠.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J］.城市规划，1999,(12).
［4］顾朝林，张勤，蔡建明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李迅，许顺才，朱文华等.21世纪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与对策的探讨［J］.城市规划汇刊，2000,(4).
［6］宁登.21世纪中国城市化机制研究［J］.城市规划汇刊，2000,(3).
［7］张弘.开发区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城市化模式——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J］.城市规划汇刊，2001,(6).
［8］石忆邵，顾萌菁.外资驱动下长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J］.现代城市研究，2003,(4).
［9］邱晨曦，靳峰.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城市化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纵横，2003,(12).
［10］顾朝林.城市化的国际研究［J］.城市规划，2003,(27).
［11］周毅.城市化释义［J］.理论与现代化，2004,(1).
［12］王雅莉.城市化经济定理初探［J］.城市探讨与研究，2004,(1).
［13］吴莉娅,顾朝林.全球化、外资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江苏个案研究［J］.城市化研究，2005,(7).
［14］殷存毅,姜山.外来投资与城市化发展——对东莞和昆山城市化的实证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2006,(6).
［15］薛凤旋,杨春.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J］.地理学报，2007,(3).
［16］邱清遐.1998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政策研究［J］.现代商业，2007,(23).
［17］ArmstrongW,Megee.TG: Theatres of Accumulation: Studies in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Urbanization, New York: Methuen, 1985。
［18］Friedann.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作者简介］罗茜（1978-），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产业经济。
［收稿日期］2008-04-10
（责任编辑：黄晓梅）
关键词：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019-05
1.FDI与城市化：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国外部分学者从整个社会稳定与发展角度认为，FDI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如早期的依附学派 (Castells,1972；Harvey，1975等)认为外资造成发展中国家依附城市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体系和城市化的步伐和空间结构越来越依赖于它们在工业国家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角色，新的全球秩序下发展中国家很难从依附城市化中逃脱(Armstrong和MeGee，1985；Friedman,1986；Fuchs和Pernia, 1987) 。世界体系论者主张“外国投资减少农民可用土地数目，促使人口向城市迁移，此外，在城市地区的投资创造了吸引乡村移民的产业……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世界债务危机和IMF(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压力提高了过度城市化、抑制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质量，增加了政治抗议和国内骚乱”(Bradshaw和Noonar，1997)。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外资投入、其他国际资本流、国际生产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有利（Heir，1992；Kasarda和Crenshaw，1991；Yue ，1993),边缘区的资本主义扩张产生了快速城市化过程( Gilbert和Gugler, 1982)。跨国资本、人口、信息、文化自由流动的政治和自然障碍的移除对第三世界城市有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三世界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形态和城市化上(Pizarro等，2003)。也有部分学者对FDI与城市化的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在对非、亚、拉一些国家的研究中注意到，FDI在大都市区的集中，尽管有学者论证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城市偏好现象的持续(Lo和Yueng，1996，1998；Watters和McGee,1997),但他们并末试图对FDI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详细的空间分析。投资因子(用人均投资收入的债务、出口合作的集中、出口商品集中来衡量)被认为对城市化有滞后的积极作用(Kentor,1981)。案例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内，经济全球化导致亚太地区“功能性城市体系”的发展(Lo和MarcotulIio, 2000)，同时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FDI导致中国珠江三角洲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与全球经济的强烈融合和快速外向城市化进程(Sit,2001)。
国内一些学者肯定外资是城市化的新动力。宁越敏(1998)，周一星和曹广忠(1999),李迅等人(2000)认为90年代以来，城市化动力机制由一元、二元向多元转变；薛凤旋和杨春(1995，1997)、石忆邵和顾萌菁(2003)明确提出外资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城市化的新动力；宁登(2000)认为中国形成了外生城市化和内生城市化动力机制。顾朝林(2003)指出:“80年代以来主要注重信息化和全球化对世界城市化影响的研究。研究认为:世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与两个主要全球过程交叉相关，第一个过程是经济全球化，第二个过程是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张弘(2001)，石忆邵、顾萌菁(2003)还研究了外资对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国外学者的研究虽然侧重于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但主要将亚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很少论及中国;国内学者在对待外资和城市化的关系上主要侧重于定性分析和经验总结，薛凤旋和杨春(1995，1997), Zhao等(2003)，邱晨曦、靳峰（2003）做了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吴莉娅（2005）对江苏省进行了个案研究，论证了外资是推动江苏省城市化进程的强劲动力。国内学者在研究FDI与城市化问题时，都采用了一个简单的城市化概念，即城市化等同于城市人口比率，以城市人口的变动来反应城市化的进程。
本文认为，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概念，不仅仅是城市人口变动的问题，城市人口变动仅仅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而城市的综合发展才能比较完全的体现出城市化动态过程。基于此，本文从FDI与城市综合实力变动两者的相关性角度来探讨FDI促进我国城市化的问题。
2.FDI与城市化的实证分析
FDI作为一种投资资金来源方式，直接或间接对我国城市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和拉动作用，在我国改革开始的早期，国内投资资金非常缺乏时，更是如此。我国FDI的区域分布不均衡，不同区域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与水平与FDI投资规模之间的相关程度如何，FDI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效应是否具有阶段性或其他特点，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FDI对城市化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了城市常住人口，而是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发展方面（GDP、进出口、消费）、城市服务（交通运输服务、通讯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未来发展潜力（固定资产投资、科技水平）等等。本文在城市综合实力的基础上来分析FDI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认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是指城市所拥有的全部实力、潜力及其在国内外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其评价指标包括GDP、固定资产状况、交通运输能力、现代通讯设施状况、商贸市场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才状况及社会医疗保障水平等统计指标。
2.1 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模型
2.2 研究样本选择及必要说明
研究样本选择时，没有选择省会城市样本，主要考虑省会城市的区域性政治、文化和社会功能对城市化进程具体很强的的积极影响，而其他非省会性城市则较少。本文的样本包括珠三角的深圳、珠海和东莞；长三角选择了江苏省的无锡和苏州，浙江省的宁波、温州和绍兴；中部地区选择了湖南省的岳阳和湘潭市；西部地区选择了陕西省的宝鸡和咸阳市。深圳、珠海和东莞的数据其时期跨度为1993~2006年，其他城市则为1997~2006年。（前三个城市数据较全，另外是因为外资进入比较早）
城市综合实力测算中，对照参数X0的确定采取珠三角、长三角（97年5个城市平均值）、中西部（四个城市97年的平均值）分成三组分别进行，主要考虑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珠三角各因素值的对照参数为1993年深圳、珠海和东莞三个城市相应因素值的算术平均值，长三角和中西部各城市其各因素值的对照参数为1997年相应因素值的算术平均值。
2.3 城市综合实力计算结果
经过计算，分别得到11个城市的城市综合实力，分别见表1、2、3所示。
（表3）数据显示，西部城市的综合实力与中部城市之间无论是1997还是在2006年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原始数据来看，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经济指标上，包括GDP、固定资产投资、消费等方面，而科技水平、医疗服务方面差异不大，甚至还有优势。但从1997～2006年期间各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幅度来看，咸阳提升最快、岳阳最慢。
2.4 FDI与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分析
我们将1993~2006年期间，深圳、珠海和东莞的城市综合实力与其对应的FDI规模①进行对比（分别见图1、2、3），发现一个明显而一致的特点，即在2002年前后，FDI与城市综合实力出现背离，在2002年之前，FDI与城市综合实力具有较高的同步性，即FDI增长，城市综合实力也同步提升，FDI增长较慢或下降时，城市综合实力提升速度也较慢甚至下降。但从2002年开始，三个城市的FDI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的同时，城市综合实力快速提升。
1997~2006年期间，长三角五个城市综合实力与FDI则一直保持较高的同步性（分别见图4~8）。无锡从2005年开始，城市综合实力增长缓慢，而苏州2006年稍有下降，对应的是其FDI环比下降近5%左右，两个城市的FDI与城市综合实力之间在未来的同步性还有待观察。而宁波、温州和绍兴则FDI与城市综合实力同步提升。
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FDI与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分别以11个城市的综合实力（用C表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FDI（用I表示，单位为亿美元）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中西部的四个城市，其综合实力与FDI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很小，不满足统计检验标准；其他8个城市的回归结果见下表4：
（表4）所显示的统计检验值比较理想，表明在各自的回归期间内，珠三角和长三角八个城市综合实力与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性，即FDI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力量。
3.结论
总体来说，所选择的11个样本城市其综合实力，不论是东部，还是中或西部城市，其综合实力均在大幅度提升；从城市综合实力来看，东部、中部与西部城市之间依次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和梯度分布，即东部城市明显高于中部，而中部明显高于西部（原始数据体现）；但从影响城市综合实力的八个细分指标来对比，东、中和西部之间的差距主要集中于经济类细分指标，包括GDP、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交通运输和进出口，而科技水平和医疗服务方面差距不大。
从城市综合实力与FDI投资规模的相关性来看，2002年前的珠三角，目前的长三角，其城市综合实力与FDI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性，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目前还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即目前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FDI还不是主导力量，或FDI的推动作用整体还比较小。
从深圳、珠海和东莞FDI与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来看，FDI对其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具有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出现在2002年以前，FDI是推动这三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FDI的规模大小影响着城市综合实力提升的快慢，与此对应的是在1993~2002年期间，深圳的FDI绝对规模及其增长速度最高，东莞次之，珠海最低。而在2002年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三个城市的FDI规模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其城市综合实力却快速提升，本文认为，出现这种背离现象的原因在于，经过多年发展的积累，这些城市形成了较强的自身发展能力，在这一阶段，FDI对于城市发展不再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而处于一种次要或辅助地位。而多年发展的积累过程中，FDI起到较大的积极作用，包括财政积累、城市管理、服务理念等等方面。
对于外资大规模进入时间相对于珠三角较晚的长三角，FDI目前还处于FDI持续加速进入的态势，所选五个城市的FDI投资规模均在2006年达到最高值，无锡、苏州、宁波、温州和绍兴2006年的FDI分别达到：27.5、61.1、24.3、4.6和9.7亿美元。因此，我们估计，FDI对长三角城市化进程的推动目前还处于第一阶段，即FDI对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未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从珠三角FDI对其城市化进程作用的第一阶段和长三角目前的情况对比来看，我们还发现一个区别，即2002年以前、深圳、珠海和东莞的城市化进程中，FDI直到的推动作用比长三角五个城市更明显一些，表现于深圳、珠海和东莞在1993~2002年期间，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于1997~2006年期间长三角五个城市的对应指标，见表5所示。
综上所述，城市化进程需要资金的推动，FDI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FDI投资稳定且规模较大时，城市化水平受到FDI的推动作用显著，FDI对城市化推动作用达到一定程度后，城市自身的积累会促使其自身的高速发展（如深圳、珠海和东莞）；在FDI投资规模不大，但有强大内资推动时，城市综合实力也会快速提升（如温州），而FDI投资不稳定且绝对规模较小时，同时内资缺乏的情况下，城市发展受到制约（如中西部城市）。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6bjy003）的资助，深表感谢。
注 释：
① 由于FDI投资具有一定的时滞和波动性，这里的FDI规模采用三年平滑数据代替。
参考文献：
［1］薛凤旋,杨春.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以珠江三角洲为例［J］.城市规划，1995,(6).
［2］宁越敏.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J］.地理学报，1998,(5).
［3］周星，曹广忠.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J］.城市规划，1999,(12).
［4］顾朝林，张勤，蔡建明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李迅，许顺才，朱文华等.21世纪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与对策的探讨［J］.城市规划汇刊，2000,(4).
［6］宁登.21世纪中国城市化机制研究［J］.城市规划汇刊，2000,(3).
［7］张弘.开发区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城市化模式——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J］.城市规划汇刊，2001,(6).
［8］石忆邵，顾萌菁.外资驱动下长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J］.现代城市研究，2003,(4).
［9］邱晨曦，靳峰.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城市化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纵横，2003,(12).
［10］顾朝林.城市化的国际研究［J］.城市规划，2003,(27).
［11］周毅.城市化释义［J］.理论与现代化，2004,(1).
［12］王雅莉.城市化经济定理初探［J］.城市探讨与研究，2004,(1).
［13］吴莉娅,顾朝林.全球化、外资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江苏个案研究［J］.城市化研究，2005,(7).
［14］殷存毅,姜山.外来投资与城市化发展——对东莞和昆山城市化的实证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2006,(6).
［15］薛凤旋,杨春.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J］.地理学报，2007,(3).
［16］邱清遐.1998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政策研究［J］.现代商业，2007,(23).
［17］ArmstrongW,Megee.TG: Theatres of Accumulation: Studies in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Urbanization, New York: Methuen, 1985。
［18］Friedann.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作者简介］罗茜（1978-），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产业经济。
［收稿日期］2008-04-10
（责任编辑：黄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