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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年代，社会与经济发展严重受损、停滞，甚至倒退，然而总有很多企业不仅能顽强生存下来，并且通过改变经营策略创造了几乎不可能的繁荣。以永安公司为代表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更换注册国求保护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对上海发起全面进攻，“八一三”事变爆发。“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百货业成为遭受日本轰炸损失较为严重的行业之一，很多企业纷纷将职员全部遣返回乡，停止营业，而永安、先施、新新、大新被人称为上海“四大公司”的四大百货公司却毅然选择了继续营业。
“八一三”事变之后，受日军在黄浦江驻扎战舰、抗日战事吃紧的影响，上海南京路上的人流量迅速减少，这条在平时极尽繁华的商业街忽然之间行人寥寥，“四大公司”业绩受其影响也大打折扣。更为糟糕的是，1937年8月23日，先施公司突然遭受飞机炸弹轰炸（事后查明是中国空军的飞机误投所致），被炸毁了大楼东南侧的一角，部分建筑遭到破坏，当场被炸身亡的公司职工、顾客及南京路上的行人竟有255人之多，受伤者更是在500人以上，人员、财产损失惨重。位于马路对面的永安公司也未能幸免，十七层高的永安新厦玻璃全部被震碎，当场死亡职工15人，受伤百余人。这一次飞来横祸，给永安公司在战时的经营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永安的房屋建筑与商品损失惨重，尤其是“沿南京路的商场从底层到四楼各商品部的装置、设备和商品，几乎成为一片瓦砾，其中尤以毛巾、阳伞、内衣、西药、热水瓶、珠被、布匹等部毁损更为严重”，直接损失达到41万元。
早在公司注册成立之际，为了最大限度利于公司的发展，永安、先施、新新三家都是向港英政府注册的工商企业，所以，此时在他们看来，应该可以借助“租界”和“外商”的名头获得注册国的保护，然而情况却并非如他们所愿。
虽然“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军并未被日军占领，局势相对稳定，然而从此时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时间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了被困的“孤岛”。面对日军的侵袭，公共租界开始实行宵禁，一到晚上9时，就不准市民在街头徘徊，百货商场的生意一落千丈。“因为人们现在关心的是战事的进展和因此带来的粮食问题，尽可能节省不必要的花费，所以昔日熙来攘往的热闹商场，变成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人流量的减少给永安公司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营业额的骤降。1937年1月至6月的月平均营业额为827667元，而7月至12月的平均营业额则下降为594917元，降幅达到了28.12%。
面对战事导致的营业额骤降，永安公司在第一时间向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可以得到保护，并请领事馆出面与日方交涉，赔偿因轰炸导致的损失，原本以为会得到领事馆的保护，但此一时彼一时。当永安创始人郭乐向英国领事馆提出要求时，非但没有得到保护，反而被领事馆因永安为华人所创办之企业，不符合英商注册法规之规定而被撤销了永安的“英商”注册资格。曾经想借助注册国来对公司经营起到保护作用的梦想此时破碎了。
英领事馆的无情拒绝，使永安不得不重新寻找赖以生存的条件，更换注册国别成为无奈之举。永安公司这次选择了转而向美国注册，然而根据美国的商法，华商向美国注册，总裁、司库必须是美国人，董事也必须半数以上为美国人，为了达到目的，郭乐转而聘请慎昌洋行总经理吉利兰兼任永安公司总裁，原上海工部局总董、美国人樊克令任秘书，由已加入美国籍的公司高级职员李业棠、刘生初分别担任正、副司库，经过这一番变动，1939年7月永安公司获得了美国商务部的注册批准，转而成为“美商”企业。
“孤岛”的繁荣
在上海公共租界成为“孤岛”时期，由于暂时未被战事波及，局势相对稳定，上海周边地区大量的资金、人流涌入“孤岛”，而“四大公司”尤其是永安公司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在“美商”这块金子招牌的保护下，借助畸形的市场需求，通过自身经营策略的变化，在“孤岛”时期的上海经营出了异常繁荣的百货业。
“八一三”之后，江浙一带的富商纷纷迁入租界居住，内地不少绅商也因受战事之累迁居上海，一时之间，上海公共租界出现了少有的短时间内的畸形人流集聚和资金涌入，人口从战前的300万左右猛增到500万以上，而这对于“四大公司”来说，则意味着顾客群的瞬间扩大。
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永安公司积极组织货源，以满足市场对于高档进口商品的需求。在国外办庄组织货源较为有限的条件下，甚至不惜从黑市兑换外汇，向黑市高价购入各类商品，以补充库存急需。一方面是为了以高价卖出赚取利润，另外一方面也旨在树立大型百货公司的信誉，彰显其货源充足。面对直接从国外进口货物越来越困难的情形，永安发挥其联号经营的优势，将香港存货转运至上海销售，以应门市需求，同时以香港为中转站，通过香港自由港的便利由国外进口货物，再运至上海经销。
当然，在尽力组织洋货货源的同时，受到时局的影响，永安对于国货的重视也逐渐显现出来。早在20世纪30年代永安就已经与诸多国货生产厂家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虽然筹划中的大型国货商场因战事而受阻，但是却并没有切断双方之间的联系。面对洋货进口越来越困难的现实，永安公司通过与产品质量较为上乘的国货生产厂家合作，仿制出在规格、式样、性能等方面都足以替代洋货的产品，以补充门市零售，在帮助民族工业恢复生产的同时，也为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奠定了货源基础。
借着“孤岛”畸形繁荣的春风，“四大公司”纷纷延长经营时间，增加雇员人数，扩大经营。在百货商场业务迅速增长的同时，它们附设的其他各项娱乐事业也在“孤岛”时期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和壮大。
永安公司的大东旅社成为了沪上大亨阔少醉生梦死、寻欢作乐的场所；天韵楼游乐场天天人满为患，营业兴旺，收入激增，最高时每天售出的门票就达到12万张之多。为了进一步招徕顾客，1938年5月，永安公司还在永安新厦三楼开办了跑冰场（即溜冰场），以美国进口的“电动木”地板和“芝加哥”牌跑冰鞋为号召招徕生意。由于设备考究，加之当时上海青年人的娱乐场所有限，经营状况盛极一时。有资料记载，5月28日开幕，“是日天气晴朗，又值星期六日，故顾客盈门，极一时之盛，茶座生意，尤属可观，半日之内跑冰茶座等收入，共计七百余元，翌日星期，更形热闹，上下午均有人山人海之势，同时茶座临时加添台椅若干，俱告满座，全日收入，共计千余，场内职员，应接不暇，两日来未得正常进膳”。若不是公司所定的跑冰鞋未能及早做广告加以宣传，经营状况会更佳。据永安公司老职工回忆：“当时公司营业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顾客始终络绎不绝，下午更是拥挤，商场内人如潮涌，柜台上总挤满了人，……职工连正常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 “军管”中的艰难图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永安的经营者面对上海“孤岛”时期的繁荣，头脑依然是十分清醒的，他们深知出现这一畸形繁荣的原因并非市场的合理需求，也看到了背后的隐患。
即使在极盛时期，永安的存货也经常大量减少，有时候会甚至出现一个月内存货减少一半的情况。战争中人们囤物保值的思想越来越盛行，也就对“四大公司”的货源是否充足提出了挑战，一旦当“孤岛”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时，货源组织出现断档，对于“四大公司”来说就将会是致命的打击，事实也很快就证明了这一担心绝非空穴来风。
1941年圣诞节的前夕，正当“四大公司”为即将到来的节日营造气氛，准备大张旗鼓开展节日大促销时，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造成美军损失惨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开进上海租界，上海完全沦陷，“四大公司”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
面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四大公司”还是决定继续营业。新新公司因为营业旺盛，因此要求职员全部到岗，静观事态发展，三天后，新新公司自行开设的新新电台被日军征用，已经无法正常经营。永安公司为了防止日军哄抢公司商品，更是在公司里砌了一堵墙，把一些贵重的商品砌在墙里面，但后来还是被日本人抄了出来。
由于永安公司在抗战爆发后改换门庭，向美国注册为“美商”企业，此时即变成了日军眼中的“敌产”，被列为了“军管理”的对象，“孤岛”时期上海经济的畸形发展，促成了“四大公司”黄金时代的到来，但这种畸形繁荣，最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烟消云散了，永安公司进入了“军管”的艰难图存时期。
1942年3月26日，日军宣布向先施、永安、大新三家公司派遣“财务监督官”，永安公司的正常运营基本中断，财务监督官控制了公司的采购、销售、库存、价格等关键环节，营业额要报告，采购也由监督官决定，同时要求公司将所有的现金点清后存入横滨正金银行。这种封锁进口、加强物资统制的做法，使得各大公司的营业顿时陷入萧条。
在加强对百货公司的经营控制的同时，日军在占领租界后，还经常以各种名义实施道路封锁、地区戒严，严重破坏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1941年12月23日、26日，在永安公司商场就曾接连遭定时炸弹的威胁，日军为此封锁了商场。1942年2月14日上午，一个汉奸被刺，日军又大做文章，派兵包围封锁相关区域，永安公司即被包围其中，甚至在公司购物的顾客也来不及离开，一并被关在公司内。这次封锁的时间为三天半，导致公司无法营业，损失不小。时隔不久，1942年2月25日，因在大新公司门前发现一个定时炸弹，日军即对大新公司周围地区采取封锁戒严措施，永安公司又被包括在内。这次时间更长，前后达24天之久，因为当时正值春节期间，无法营业给各大公司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正当永安为其经营状况担惊受怕时，1942年9月1日，日伪宣布实行限价政策，将物价强行压制到当年5月26日至28日的水平，并要求百货公司必须以“中储券”为商品标价，不得随意加价，随即全市物价出现了大波动。永安在日军兴亚院华中联络处的监督下，不得不调整物价，9月1日的物品价格较之8月31日迅速下降了20%到50%不等。
这导致社会上的抢购风潮迅速出现，当时的永安公司人流如潮，据记载，从9月1日下午开始，到永安公司去的顾客就逐渐增多。第二天上午开市前，大批顾客等候在门外，一开门，便争先恐后地涌进来，这一天顾客约有1.7万人左右，五金器皿及厨房用具一天的营业额较平日超出170%左右。之后的几天更是达到每天平均二万人左右，营业额超出平日的220%以上。连续的抢购风潮，使得大型百货公司的库存顷刻间所剩无几，出现了销售额愈大、亏损越多的销售与利润倒挂的怪现象，利润额迅速下滑。
永安公司百货商场1942年的利润额仅为1941年的四分之一，到了1943年只相当于1941年的8.8%，1944年更是仅为1941年的1.8%。更为重要的是，“四大公司”的货源无法及时得到补充，库存总额也同利润额一样大幅度减少。永安公司1942年的库存仅为1941年的30.2%，1943年库存额比1941年减少了四分之三，而到1944年，更是只相当于1941年库存总额的2.9%。库存窘迫状况一目了然。
为了生存，更换注册国别再次成为了永安公司采取的维持营业的手段。1942年8月28日，上海永安公司即向日本兴亚院呈送了“阐明本公司为华商立场”的文件，并在后附的《上海永安有限公司历略》中详细说明了公司股东、股份的构成，指出上海永安公司股东中华人占绝大多数，实际上永安为华人之商业组织。上海永安希望以此说明已撇清与注册国美国的关系，尽快解除“军管理”。经过永安公司的不懈努力，加之日军也为了缓和与华商企业的关系，1943年4月，日军解除了对永安的“军管理”，永安随即向汪伪政府实业部提出注册申请，上海永安公司又成为了一家华商企业。
改变策略寻发展
“军管理”最终虽然解除了，“四大公司”想单从百货业的经营维持经营已略显悲观，因此，在坚持百货业的同时，筹集资金转投其他行业，分散经营，尤其是战乱时期的投机活动，也成为“四大公司”在艰难时期图存的选择。面经营困境，永安开始借助一些投机活动维持生计。
永安公司的股票早年并没有上市流通，基本都被华侨及其家属持有，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断绝，一些华侨家属为了生活开始抛售永安股票。1942年11月，据中国经济研究调查所的统计，从1942年6月至11月，短短五个月的时间，永安公司的股票即上涨了44.4%，7月初的时候股价一度达到每股十六七元，涨幅居各大百货公司之首。而当时的永安资本额为二千万元，每张股票面值仅国币十元。
到了194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所有的外商股票均处于停止交易状态，华商企业的股票随即出现了更为活跃的交易局面。永安、新新两个百货公司股相继上市，在股价高涨、需要资金时，公司即抛出一部分股票，反之则收进一部分股票，这样一进一出，对于资金的调度有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甚至还可以获取高额暴利。永安公司甚至曾以永百、永纱两种股票为主从事投机活动，还特地为此租了一个写字间，取名“振泰”，专门从事股票买卖。
从转投股票、房地产等行业中获益甚多的当属新新公司，由于新新公司在开幕时为四大公司中唯一一家向中国政府注册的华商企业，因此相比较先施、永安、大新来说，其处境就稍显宽松，从1942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由于“孤岛”时期的盈余，使得公司资金较为充裕，新新公司经过多方研究，决定自己经营银行，以保证资金的自供自给，不必求人，随即收购了久昌银行，改组成为新大银行，同时先后设立了新新实业公司（专经营地产）、福安烟行、福安南货公司、奇美服装厂（自制出品）、绿宝饮料公司等五家附属企业，获利丰厚。
在日军“军管理”的夹缝中，“四大公司”各自通过从商品管理、投机活动、转投其他行业等手段入手，尽一切所能力图维持企业的战时经营。
“孤岛”时期的畸形繁荣和“军管”时期的图存，是永安百货公司在抗战时期艰难发展的历程，也是近代民族企业在抗战时期经营状况的一个缩影。从最初的向港英政府注册到抗战开始被迫转向美国注册，再到“军管”时期为了摆脱与美国的关系转而又向汪伪政府注册，更换注册国似乎成为了永安应付时局、维持经营的一大非常规手段，尽管有投机之嫌，但却也说明了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实业救国”思想实践的艰辛历程，同时也反映了近代民族企业发展受制于政治环境的无奈，不应成为被诟病之处。
更换注册国求保护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对上海发起全面进攻，“八一三”事变爆发。“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百货业成为遭受日本轰炸损失较为严重的行业之一，很多企业纷纷将职员全部遣返回乡，停止营业，而永安、先施、新新、大新被人称为上海“四大公司”的四大百货公司却毅然选择了继续营业。
“八一三”事变之后，受日军在黄浦江驻扎战舰、抗日战事吃紧的影响，上海南京路上的人流量迅速减少，这条在平时极尽繁华的商业街忽然之间行人寥寥，“四大公司”业绩受其影响也大打折扣。更为糟糕的是，1937年8月23日，先施公司突然遭受飞机炸弹轰炸（事后查明是中国空军的飞机误投所致），被炸毁了大楼东南侧的一角，部分建筑遭到破坏，当场被炸身亡的公司职工、顾客及南京路上的行人竟有255人之多，受伤者更是在500人以上，人员、财产损失惨重。位于马路对面的永安公司也未能幸免，十七层高的永安新厦玻璃全部被震碎，当场死亡职工15人，受伤百余人。这一次飞来横祸，给永安公司在战时的经营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永安的房屋建筑与商品损失惨重，尤其是“沿南京路的商场从底层到四楼各商品部的装置、设备和商品，几乎成为一片瓦砾，其中尤以毛巾、阳伞、内衣、西药、热水瓶、珠被、布匹等部毁损更为严重”，直接损失达到41万元。
早在公司注册成立之际，为了最大限度利于公司的发展，永安、先施、新新三家都是向港英政府注册的工商企业，所以，此时在他们看来，应该可以借助“租界”和“外商”的名头获得注册国的保护，然而情况却并非如他们所愿。
虽然“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军并未被日军占领，局势相对稳定，然而从此时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时间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了被困的“孤岛”。面对日军的侵袭，公共租界开始实行宵禁，一到晚上9时，就不准市民在街头徘徊，百货商场的生意一落千丈。“因为人们现在关心的是战事的进展和因此带来的粮食问题，尽可能节省不必要的花费，所以昔日熙来攘往的热闹商场，变成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人流量的减少给永安公司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营业额的骤降。1937年1月至6月的月平均营业额为827667元，而7月至12月的平均营业额则下降为594917元，降幅达到了28.12%。
面对战事导致的营业额骤降，永安公司在第一时间向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可以得到保护，并请领事馆出面与日方交涉，赔偿因轰炸导致的损失，原本以为会得到领事馆的保护，但此一时彼一时。当永安创始人郭乐向英国领事馆提出要求时，非但没有得到保护，反而被领事馆因永安为华人所创办之企业，不符合英商注册法规之规定而被撤销了永安的“英商”注册资格。曾经想借助注册国来对公司经营起到保护作用的梦想此时破碎了。
英领事馆的无情拒绝，使永安不得不重新寻找赖以生存的条件，更换注册国别成为无奈之举。永安公司这次选择了转而向美国注册，然而根据美国的商法，华商向美国注册，总裁、司库必须是美国人，董事也必须半数以上为美国人，为了达到目的，郭乐转而聘请慎昌洋行总经理吉利兰兼任永安公司总裁，原上海工部局总董、美国人樊克令任秘书，由已加入美国籍的公司高级职员李业棠、刘生初分别担任正、副司库，经过这一番变动，1939年7月永安公司获得了美国商务部的注册批准，转而成为“美商”企业。
“孤岛”的繁荣
在上海公共租界成为“孤岛”时期，由于暂时未被战事波及，局势相对稳定，上海周边地区大量的资金、人流涌入“孤岛”，而“四大公司”尤其是永安公司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在“美商”这块金子招牌的保护下，借助畸形的市场需求，通过自身经营策略的变化，在“孤岛”时期的上海经营出了异常繁荣的百货业。
“八一三”之后，江浙一带的富商纷纷迁入租界居住，内地不少绅商也因受战事之累迁居上海，一时之间，上海公共租界出现了少有的短时间内的畸形人流集聚和资金涌入，人口从战前的300万左右猛增到500万以上，而这对于“四大公司”来说，则意味着顾客群的瞬间扩大。
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永安公司积极组织货源，以满足市场对于高档进口商品的需求。在国外办庄组织货源较为有限的条件下，甚至不惜从黑市兑换外汇，向黑市高价购入各类商品，以补充库存急需。一方面是为了以高价卖出赚取利润，另外一方面也旨在树立大型百货公司的信誉，彰显其货源充足。面对直接从国外进口货物越来越困难的情形，永安发挥其联号经营的优势，将香港存货转运至上海销售，以应门市需求，同时以香港为中转站，通过香港自由港的便利由国外进口货物，再运至上海经销。
当然，在尽力组织洋货货源的同时，受到时局的影响，永安对于国货的重视也逐渐显现出来。早在20世纪30年代永安就已经与诸多国货生产厂家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虽然筹划中的大型国货商场因战事而受阻，但是却并没有切断双方之间的联系。面对洋货进口越来越困难的现实，永安公司通过与产品质量较为上乘的国货生产厂家合作，仿制出在规格、式样、性能等方面都足以替代洋货的产品，以补充门市零售，在帮助民族工业恢复生产的同时，也为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奠定了货源基础。
借着“孤岛”畸形繁荣的春风，“四大公司”纷纷延长经营时间，增加雇员人数，扩大经营。在百货商场业务迅速增长的同时，它们附设的其他各项娱乐事业也在“孤岛”时期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和壮大。
永安公司的大东旅社成为了沪上大亨阔少醉生梦死、寻欢作乐的场所；天韵楼游乐场天天人满为患，营业兴旺，收入激增，最高时每天售出的门票就达到12万张之多。为了进一步招徕顾客，1938年5月，永安公司还在永安新厦三楼开办了跑冰场（即溜冰场），以美国进口的“电动木”地板和“芝加哥”牌跑冰鞋为号召招徕生意。由于设备考究，加之当时上海青年人的娱乐场所有限，经营状况盛极一时。有资料记载，5月28日开幕，“是日天气晴朗，又值星期六日，故顾客盈门，极一时之盛，茶座生意，尤属可观，半日之内跑冰茶座等收入，共计七百余元，翌日星期，更形热闹，上下午均有人山人海之势，同时茶座临时加添台椅若干，俱告满座，全日收入，共计千余，场内职员，应接不暇，两日来未得正常进膳”。若不是公司所定的跑冰鞋未能及早做广告加以宣传，经营状况会更佳。据永安公司老职工回忆：“当时公司营业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顾客始终络绎不绝，下午更是拥挤，商场内人如潮涌，柜台上总挤满了人，……职工连正常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 “军管”中的艰难图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永安的经营者面对上海“孤岛”时期的繁荣，头脑依然是十分清醒的，他们深知出现这一畸形繁荣的原因并非市场的合理需求，也看到了背后的隐患。
即使在极盛时期，永安的存货也经常大量减少，有时候会甚至出现一个月内存货减少一半的情况。战争中人们囤物保值的思想越来越盛行，也就对“四大公司”的货源是否充足提出了挑战，一旦当“孤岛”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时，货源组织出现断档，对于“四大公司”来说就将会是致命的打击，事实也很快就证明了这一担心绝非空穴来风。
1941年圣诞节的前夕，正当“四大公司”为即将到来的节日营造气氛，准备大张旗鼓开展节日大促销时，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造成美军损失惨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开进上海租界，上海完全沦陷，“四大公司”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
面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四大公司”还是决定继续营业。新新公司因为营业旺盛，因此要求职员全部到岗，静观事态发展，三天后，新新公司自行开设的新新电台被日军征用，已经无法正常经营。永安公司为了防止日军哄抢公司商品，更是在公司里砌了一堵墙，把一些贵重的商品砌在墙里面，但后来还是被日本人抄了出来。
由于永安公司在抗战爆发后改换门庭，向美国注册为“美商”企业，此时即变成了日军眼中的“敌产”，被列为了“军管理”的对象，“孤岛”时期上海经济的畸形发展，促成了“四大公司”黄金时代的到来，但这种畸形繁荣，最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烟消云散了，永安公司进入了“军管”的艰难图存时期。
1942年3月26日，日军宣布向先施、永安、大新三家公司派遣“财务监督官”，永安公司的正常运营基本中断，财务监督官控制了公司的采购、销售、库存、价格等关键环节，营业额要报告，采购也由监督官决定，同时要求公司将所有的现金点清后存入横滨正金银行。这种封锁进口、加强物资统制的做法，使得各大公司的营业顿时陷入萧条。
在加强对百货公司的经营控制的同时，日军在占领租界后，还经常以各种名义实施道路封锁、地区戒严，严重破坏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1941年12月23日、26日，在永安公司商场就曾接连遭定时炸弹的威胁，日军为此封锁了商场。1942年2月14日上午，一个汉奸被刺，日军又大做文章，派兵包围封锁相关区域，永安公司即被包围其中，甚至在公司购物的顾客也来不及离开，一并被关在公司内。这次封锁的时间为三天半，导致公司无法营业，损失不小。时隔不久，1942年2月25日，因在大新公司门前发现一个定时炸弹，日军即对大新公司周围地区采取封锁戒严措施，永安公司又被包括在内。这次时间更长，前后达24天之久，因为当时正值春节期间，无法营业给各大公司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正当永安为其经营状况担惊受怕时，1942年9月1日，日伪宣布实行限价政策，将物价强行压制到当年5月26日至28日的水平，并要求百货公司必须以“中储券”为商品标价，不得随意加价，随即全市物价出现了大波动。永安在日军兴亚院华中联络处的监督下，不得不调整物价，9月1日的物品价格较之8月31日迅速下降了20%到50%不等。
这导致社会上的抢购风潮迅速出现，当时的永安公司人流如潮，据记载，从9月1日下午开始，到永安公司去的顾客就逐渐增多。第二天上午开市前，大批顾客等候在门外，一开门，便争先恐后地涌进来，这一天顾客约有1.7万人左右，五金器皿及厨房用具一天的营业额较平日超出170%左右。之后的几天更是达到每天平均二万人左右，营业额超出平日的220%以上。连续的抢购风潮，使得大型百货公司的库存顷刻间所剩无几，出现了销售额愈大、亏损越多的销售与利润倒挂的怪现象，利润额迅速下滑。
永安公司百货商场1942年的利润额仅为1941年的四分之一，到了1943年只相当于1941年的8.8%，1944年更是仅为1941年的1.8%。更为重要的是，“四大公司”的货源无法及时得到补充，库存总额也同利润额一样大幅度减少。永安公司1942年的库存仅为1941年的30.2%，1943年库存额比1941年减少了四分之三，而到1944年，更是只相当于1941年库存总额的2.9%。库存窘迫状况一目了然。
为了生存，更换注册国别再次成为了永安公司采取的维持营业的手段。1942年8月28日，上海永安公司即向日本兴亚院呈送了“阐明本公司为华商立场”的文件，并在后附的《上海永安有限公司历略》中详细说明了公司股东、股份的构成，指出上海永安公司股东中华人占绝大多数，实际上永安为华人之商业组织。上海永安希望以此说明已撇清与注册国美国的关系，尽快解除“军管理”。经过永安公司的不懈努力，加之日军也为了缓和与华商企业的关系，1943年4月，日军解除了对永安的“军管理”，永安随即向汪伪政府实业部提出注册申请，上海永安公司又成为了一家华商企业。
改变策略寻发展
“军管理”最终虽然解除了，“四大公司”想单从百货业的经营维持经营已略显悲观，因此，在坚持百货业的同时，筹集资金转投其他行业，分散经营，尤其是战乱时期的投机活动，也成为“四大公司”在艰难时期图存的选择。面经营困境，永安开始借助一些投机活动维持生计。
永安公司的股票早年并没有上市流通，基本都被华侨及其家属持有，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断绝，一些华侨家属为了生活开始抛售永安股票。1942年11月，据中国经济研究调查所的统计，从1942年6月至11月，短短五个月的时间，永安公司的股票即上涨了44.4%，7月初的时候股价一度达到每股十六七元，涨幅居各大百货公司之首。而当时的永安资本额为二千万元，每张股票面值仅国币十元。
到了194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所有的外商股票均处于停止交易状态，华商企业的股票随即出现了更为活跃的交易局面。永安、新新两个百货公司股相继上市，在股价高涨、需要资金时，公司即抛出一部分股票，反之则收进一部分股票，这样一进一出，对于资金的调度有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甚至还可以获取高额暴利。永安公司甚至曾以永百、永纱两种股票为主从事投机活动，还特地为此租了一个写字间，取名“振泰”，专门从事股票买卖。
从转投股票、房地产等行业中获益甚多的当属新新公司，由于新新公司在开幕时为四大公司中唯一一家向中国政府注册的华商企业，因此相比较先施、永安、大新来说，其处境就稍显宽松，从1942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由于“孤岛”时期的盈余，使得公司资金较为充裕，新新公司经过多方研究，决定自己经营银行，以保证资金的自供自给，不必求人，随即收购了久昌银行，改组成为新大银行，同时先后设立了新新实业公司（专经营地产）、福安烟行、福安南货公司、奇美服装厂（自制出品）、绿宝饮料公司等五家附属企业，获利丰厚。
在日军“军管理”的夹缝中，“四大公司”各自通过从商品管理、投机活动、转投其他行业等手段入手，尽一切所能力图维持企业的战时经营。
“孤岛”时期的畸形繁荣和“军管”时期的图存，是永安百货公司在抗战时期艰难发展的历程，也是近代民族企业在抗战时期经营状况的一个缩影。从最初的向港英政府注册到抗战开始被迫转向美国注册，再到“军管”时期为了摆脱与美国的关系转而又向汪伪政府注册，更换注册国似乎成为了永安应付时局、维持经营的一大非常规手段，尽管有投机之嫌，但却也说明了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实业救国”思想实践的艰辛历程，同时也反映了近代民族企业发展受制于政治环境的无奈，不应成为被诟病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