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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仪古人大概是读书人共同的情结。清安徽桐城人刘大櫆为其同乡张佩芳（字荪圃）《陆宣公翰苑集注》所作的《序》中说：“其平生读书穷极幽远，于古之硕德名贤、嘉言美行，无不跂而望之，以为不可及；而所心仪不置，则尤在唐之陆相一人。”说明张佩芳读古人书，便非常敬重和向往古代贤人的高尚品德、嘉言美行，其终生心仪不变的尤其是唐代著名的丞相陆贽。
回顾我有生以来的心路历程，自认心仪古人大概应从六岁半小学发蒙算起，往后竟终生不渝。不过，其间的心仪对象多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未能像荪圃君那样“尤在唐之陆相一人”。
1952年9月，我开始到本村的观阁小学读书，学校就在著名的关圣阁南端。这里是本乡黄岗、银星二山冲小河的汇合处，阁与学校倚山面水，环境十分优雅宜人。在语文书上读到的董存瑞、卓娅与舒拉，以及在关圣阁壁画上看到的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等英雄人物，都成了我幼小心灵中心仪的伟人。1956年初秋，我考入杨花完小，高小两年都因成绩优秀而获特等奖，并于1958年顺利考入浏阳二中读初中。当时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兴起，随后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等狂热运动也殃及到了中小学，天灾人祸，弄得我们初三时就开始过苦日子，以致今日我对那时初中语文课讲了哪些古代人物，他们有些什么嘉言美行，都早已模糊不清了。只记得那时自己已迷上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不仅看连环画的《三顾茅庐》、《草船借箭》和《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故事书，还借整本的小说躲着读，对书中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和孙悟空的神通广大，不仅心底佩服，而且经常津津乐道其中的英雄故事。
1961年考入浏阳一中读高中后，我虽课外爱读的小说已转为《红岩》、《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现当代小说，心中崇拜的是江姐、娟子、母亲、林道静、少剑波、杨子荣等革命英雄，但自从遇上一位从省城发配来的语文教师邓潭洲先生之后，自己心仪古人的历程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记得潭洲先生是1962年上学期中途来教我们语文课的。时令已进入初夏，上第一堂课那天天气有些闷热，先生开讲的课文是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一堂课四十五分钟只讲完课文的第一大段，不足三百字，但先生汗如雨下，挥之不止，从裤兜里拿出来拭汗的手帕也湿透了。尽管先生讲课大出汗这一怪现象令我们有些疑惑不解，但先生用普通话高声朗读古文的抑扬顿挫、饱含激情，讲解“褒禅”之名的来由，“花山”今作“华山”的音谬，以及阐述作者游山的后洞“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的深刻哲理，却使我们第一次感受到这篇古文通过纪游而进行说理的奇妙。因而先生开讲并未多介绍王安石的为人与为文，我们却已对这位古人的务实探索精神和借记叙以说理的别致，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二天又用一堂课，先生讲完了课文“于是予有感焉”起的后面三个段落，几乎每个学生都对文中“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辩证关系深信不疑，同时对作者提倡的百折不回的探索精神以及反对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的道理心领神会，并想马上付诸实施，希望早一点像王安石那样来一次游山探险。邓老师被学生们的求学精神感动了，当场表态向学校领导请示，利用星期天带我们一起去登游县城北郊的道吾山，并预先布置作业，游山后大家都写一篇作文《游道吾山记》。结果那次游山，全班同学人人大有收获，作文水平陡然提高。邓老师又从四十多篇作文中选出两篇优秀者，写上“传观”二字，贴在年级教室走廊上让大家欣赏、学习。
从那以后，我们对每周的语文课都兴趣特浓，以致对背诵默写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白居易的《琵琶行》等诗歌之类的课外作业，都一点不厌烦，而且课堂上大家争着举手背诵。与此同时，我们对古代文学家，尤其对唐宋八大家的崇拜和景仰也就与日俱增，心仪不已。
我与邓老师接触越久，越感到他和蔼可亲，有时还到教工宿舍去看望他，并从师母为他做饭中发现了邓老师那天初上课堂那么出汗的秘密。因为当时大家仍在过苦日子，粮食定量，男生每月三十一斤，女生二十八斤，当老师的却只有三十斤。邓老师身材高大，三两米一餐，又没有什么油水，更难得吃到肉，当然填不饱肚子；于是用一个大瓷缸蒸饭，三两米加好多的水，蒸成的稀饭，当时可饱肚腹，但吃下去不仅不经久，还会出现一紧张就大出汗的现象。我们知道了这一情况后，有的女同学便省一点粮票送给师母，我则有几次见到厨房大师傅削下的藕节，便捡起来洗干净送给师母。师母说：“这个好，有淀粉，不吃还浪费了。”我们的师生情谊也由此更加增进，他俩待我如同子侄。
1964年高考，我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一直比较优秀，便非常自信地填报了同济大学建筑系，考后踌躇满志，心想当个建筑工程师的愿望一定能实现。谁知“社教”中的湖南那年极“左”，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我这个富农子弟的档案早已被打入另册。结果望眼欲穿的录取通知书总是不来，同乡几位家庭出身好的子弟早已入学了，我还蒙在鼓里傻等；直到班主任告知我“莫等了，回去安心种田吧，或者学门手艺”，这才死了心。然后是回乡种田，面朝黄土背朝天，什么苦力活都干过，还“见人矮三分”；接着是结婚、抱孩子、当民办教师，从耕读小学、民办初中到公社五七中学教高中。尽管父母在“文革”中遭批斗，被抄家，但我还是抱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信条，勤奋工作，争取好的“出路”。不过，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我这辈子竟还能上大学。
是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让我以优异成绩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重新圆了大学梦，从此开始了人生新的航程。圆梦的幸运来之不易，使我不能不加倍地珍惜和努力。知识的饥渴、读书的欲望、写作的冲动，使我如同拼命汲濡的海绵，认真听课之外还大量阅读各种刊物和名著；一流的教师，生动的讲座，常常使我觉得难以分身。那时给我们上课的，大多是中老年教师，胡裕树先生和李家耀老师授现代汉语，严修老师讲古汉语，柳曾符先生授《说文解字》与书法，陈光磊先生讲修辞学，汤珍珠老师讲汉语方言，许宝华先生讲音韵学，范晓老师讲汉语句法，濮之珍先生讲语言学史，骆玉明老师讲中国文学史，还有宗廷虎、游汝杰、陈炳迢等老师给我们开了选修课，张世禄教授还邀请北大的王力先生给我们汉语专业开了一次音韵学的讲座。听说严北溟先生的讲座《佛教与文学》讲得出神入化，我也到哲学系大教室去旁听了六次。这些从“文革”十年的压抑与折磨中“解放”出来的先生，此时特别精神焕发，似乎要把十年中耽搁的知识传授一骨碌都补给我们，让我们获得了人生最难得的知识享受，至今想来真是三生有幸，受益终生。 课余时间和星期天，我们则大多在文科阅览室里度过。也就是在阅览室里，我多次读到邓潭洲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论述韩愈、柳宗元的大块学术论文，才恍然大悟，知道当年那位从省城发配下来教书的邓老师，原来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是一位谙于国学、文史哲兼通的著名学者。于是肃函致候，开始了我们师生之间的书信往来。
复旦四年，我在完成学业之余，曾利用到上海青浦县搞方言调查的机会，与沈钟伟同学一起用国际音标记下了母语浏阳话的音系；研读《诗经》有得，在《学术月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薄”非“语助”辨》；为与人辩论屈原不是苗族人，在《江汉论坛》发表了近万字的《也谈屈原族别问题》。毕业那年我们汉语专业十七名同学分配计划中没有湖南的名额，我便是通过当时借调在出版社当编辑的潭洲先生，交上那两篇文章给时任社长的黎维新先生，才得以叩开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大门，安排到该社新成立的辞书编辑室工作。这段难忘的经历，不仅加深了我对与日月同辉的《诗经》、《楚辞》等古典文学作者的崇敬和心仪，同时也加深了我对潭洲先生的了解和敬仰。
我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头几年，邓老师的两部力作《谭嗣同传论》、《王船山传论》都已出版，正在为筹备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九十周年和恢复《船山学刊》赶编一批重要论著和论文集。“文革”中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遭革职的处分得以平反，“新生”后的潭洲先生特别精神焕发，常常为著述或帮人改稿而工作到深夜。那时我们都住在出版局在上大垅的一栋楼房里，他家住四楼，我们住六楼，我有时到电大班授完古汉语课后还要去他那儿坐坐。记得有一次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现在是好时代，要抓紧时间多做点事。你学的汉语专业很有用，但不要局限于古汉语和方言研究，还可以多读点别的书。湖南历史上的许多人物值得学习研究，你可以把古汉语作拐棍，钻研一点湖南的文史。”说到他正在撰著中的王船山、谭嗣同，他有些激动，认为这两位先贤都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人杰”。说船山作为一位遁迹荒陬、身居瑶峒的乡间老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而能卓然自立，发愤著书至如许之多，治学范围至如许之广，更是中外历史上所罕见的；其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特别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景仰。
正是受了邓老师的启发，我工作之余开始与湖南师大孙雍长兄一起搜寻湖湘方志和文集中的文章，选编《三湘纪胜》一书。1983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吴慈生同志来长沙组稿，通过徐日晖同志找到邓老师，请邓公为当时的《祖国丛书》撰写关于王夫之、谭嗣同的两种通俗读物。邓公勉强接受任务后，不意竟将其中《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一书的撰著任务交给我承担。他鼓励我说：“不要怕，这是一个读书写作的好机会。先读一些船山的著作和有关船山生平的书，一年后再动笔也来得及。”并随即从书架上取下《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和《黄书》、《噩梦》等船山的代表作，要我读后再来拿《王船山先生年谱》与《船山师友记》等书。
随后的数月，是我自复旦毕业后又一段如饥似渴的读书时光。船山的书振聋发聩，它使我大为震惊，有时还真像梁启超说的“心弦震得直跳”，我越读越信服谭嗣同所说：“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认为这句话可说是真读了船山书的人的共同感受。大约1984年夏天动笔，至1985年春节期间，我才完稿了那本小书八万二千字，并于赴桑植县任职锻炼前将书稿寄往上海。其间提纲的敲定、史实的订正以及对初稿文字的润色，都离不开邓老师的启迪和耳提面命。此书虽到1986年才看清样，1987年出版，但邓老师自己承担的《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一书，却因工作太忙、延期交稿而耽搁了出版时间，竟至先生1991年逝世后才由岳麓书社出版。每当我注目上海璧还原稿上先生修改的熟悉字迹，回想当年酷暑炎天，先生盘坐木椅，一边袒腹摇扇、一边凝思改稿的情景，总会使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1990年6月我调到专事古籍整理出版的岳麓书社之后，更对湖湘先贤的著作情有独钟，乃至将本版图书的出书理念升华为十六个字——“道承湘学，言纳百家，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作为出版社的文化追求，镌刻在书社门厅的正面墙壁上。根据读者购书和市场的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加大投入，改三大湘人全集的单本付印为全套推出，于1994年至1996年内组织出版了曾国藩、左宗棠、王船山三大全集。在整理《船山全书》的过程中，虽然我本人只承担了其第十二册的校勘标点任务，但从其中一种《张子正蒙注》整理中的版本新发现并撰文发表，我再一次见证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所学古汉语的“拐棍”作用和功效。
由于心仪古人和对编辑工作的热爱，2001年我因《晚清七十年》一书引咎辞去社长职务后，又主动请缨担负了《魏源全集》二十册的整理编校工作，并任编委会执行主编。经过四年多时间的黾勉努力、全身心投入，终于在2004年底高质量地完成了全集的编校任务。全集成功出版后，我又抱着一种对魏源“高山仰止”的崇敬之心，将多年来的调查研究所获和编校全集的心中所蕴蓄，撰写成《魏源传》一书，于2006年在岳麓书社出版，可说是继撰写船山先生传记之后，再一次履践了自己神交古人、心仪前贤的夙愿。
2005年底退休之后，我没想到还能继续结缘湖湘先贤，有幸参加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主导的文化工程《湖湘文库》的编辑审稿工作。在草拟其甲编湖湘文献书目的过程中，我得以从古至今地遍搜湘人著述目录、方志和湖湘出土文献资料，同时搜索历代寓湘人物的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报刊，再一次深切感受到湖湘先贤的可敬可爱，湖湘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因而在这八年的书稿审读之余，也为湘贤人杰诸如周敦颐、陶澍、邓显鹤、罗汝怀、郭嵩焘等撰写过有关议论或学案之类的文章。
回顾这三十多年的所读、所获和所作，几乎可以用“心仪古人”四个字来概括。于是在这年近古稀的时候，我试着将自己除研究浏阳方言、编纂字词典和《魏源传》之外的著述文论统编成《心仪集》一册，分为船山编、魏源编和杂论编三个部分，既是敝帚自珍，也是对自己心路历程的一次检阅。
我作为一个三十多年前穷居山乡的民办教师，能在“而立”之后上大学、进出版社，并在为人作嫁、尽心编书之暇涉足学术，写出一些心仪古今学人的篇章辑成本书，实应感谢自己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感谢母校复旦大学诸多师友和先师潭洲先生的教诲与栽培，更应感谢支持我上大学的父母、妻子和弟妹等亲人。故而，我承蒙挚友刘拥军先生推荐，由中国书籍出版社支持出版的这部文集，还当作为我向母校和父母、亲友们汇报、感恩的一份礼品，虔诚奉献。
回顾我有生以来的心路历程，自认心仪古人大概应从六岁半小学发蒙算起，往后竟终生不渝。不过，其间的心仪对象多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未能像荪圃君那样“尤在唐之陆相一人”。
1952年9月，我开始到本村的观阁小学读书，学校就在著名的关圣阁南端。这里是本乡黄岗、银星二山冲小河的汇合处，阁与学校倚山面水，环境十分优雅宜人。在语文书上读到的董存瑞、卓娅与舒拉，以及在关圣阁壁画上看到的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等英雄人物，都成了我幼小心灵中心仪的伟人。1956年初秋，我考入杨花完小，高小两年都因成绩优秀而获特等奖，并于1958年顺利考入浏阳二中读初中。当时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兴起，随后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等狂热运动也殃及到了中小学，天灾人祸，弄得我们初三时就开始过苦日子，以致今日我对那时初中语文课讲了哪些古代人物，他们有些什么嘉言美行，都早已模糊不清了。只记得那时自己已迷上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不仅看连环画的《三顾茅庐》、《草船借箭》和《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故事书，还借整本的小说躲着读，对书中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和孙悟空的神通广大，不仅心底佩服，而且经常津津乐道其中的英雄故事。
1961年考入浏阳一中读高中后，我虽课外爱读的小说已转为《红岩》、《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现当代小说，心中崇拜的是江姐、娟子、母亲、林道静、少剑波、杨子荣等革命英雄，但自从遇上一位从省城发配来的语文教师邓潭洲先生之后，自己心仪古人的历程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记得潭洲先生是1962年上学期中途来教我们语文课的。时令已进入初夏，上第一堂课那天天气有些闷热，先生开讲的课文是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一堂课四十五分钟只讲完课文的第一大段，不足三百字，但先生汗如雨下，挥之不止，从裤兜里拿出来拭汗的手帕也湿透了。尽管先生讲课大出汗这一怪现象令我们有些疑惑不解，但先生用普通话高声朗读古文的抑扬顿挫、饱含激情，讲解“褒禅”之名的来由，“花山”今作“华山”的音谬，以及阐述作者游山的后洞“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的深刻哲理，却使我们第一次感受到这篇古文通过纪游而进行说理的奇妙。因而先生开讲并未多介绍王安石的为人与为文，我们却已对这位古人的务实探索精神和借记叙以说理的别致，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二天又用一堂课，先生讲完了课文“于是予有感焉”起的后面三个段落，几乎每个学生都对文中“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辩证关系深信不疑，同时对作者提倡的百折不回的探索精神以及反对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的道理心领神会，并想马上付诸实施，希望早一点像王安石那样来一次游山探险。邓老师被学生们的求学精神感动了，当场表态向学校领导请示，利用星期天带我们一起去登游县城北郊的道吾山，并预先布置作业，游山后大家都写一篇作文《游道吾山记》。结果那次游山，全班同学人人大有收获，作文水平陡然提高。邓老师又从四十多篇作文中选出两篇优秀者，写上“传观”二字，贴在年级教室走廊上让大家欣赏、学习。
从那以后，我们对每周的语文课都兴趣特浓，以致对背诵默写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白居易的《琵琶行》等诗歌之类的课外作业，都一点不厌烦，而且课堂上大家争着举手背诵。与此同时，我们对古代文学家，尤其对唐宋八大家的崇拜和景仰也就与日俱增，心仪不已。
我与邓老师接触越久，越感到他和蔼可亲，有时还到教工宿舍去看望他，并从师母为他做饭中发现了邓老师那天初上课堂那么出汗的秘密。因为当时大家仍在过苦日子，粮食定量，男生每月三十一斤，女生二十八斤，当老师的却只有三十斤。邓老师身材高大，三两米一餐，又没有什么油水，更难得吃到肉，当然填不饱肚子；于是用一个大瓷缸蒸饭，三两米加好多的水，蒸成的稀饭，当时可饱肚腹，但吃下去不仅不经久，还会出现一紧张就大出汗的现象。我们知道了这一情况后，有的女同学便省一点粮票送给师母，我则有几次见到厨房大师傅削下的藕节，便捡起来洗干净送给师母。师母说：“这个好，有淀粉，不吃还浪费了。”我们的师生情谊也由此更加增进，他俩待我如同子侄。
1964年高考，我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一直比较优秀，便非常自信地填报了同济大学建筑系，考后踌躇满志，心想当个建筑工程师的愿望一定能实现。谁知“社教”中的湖南那年极“左”，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我这个富农子弟的档案早已被打入另册。结果望眼欲穿的录取通知书总是不来，同乡几位家庭出身好的子弟早已入学了，我还蒙在鼓里傻等；直到班主任告知我“莫等了，回去安心种田吧，或者学门手艺”，这才死了心。然后是回乡种田，面朝黄土背朝天，什么苦力活都干过，还“见人矮三分”；接着是结婚、抱孩子、当民办教师，从耕读小学、民办初中到公社五七中学教高中。尽管父母在“文革”中遭批斗，被抄家，但我还是抱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信条，勤奋工作，争取好的“出路”。不过，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我这辈子竟还能上大学。
是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让我以优异成绩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重新圆了大学梦，从此开始了人生新的航程。圆梦的幸运来之不易，使我不能不加倍地珍惜和努力。知识的饥渴、读书的欲望、写作的冲动，使我如同拼命汲濡的海绵，认真听课之外还大量阅读各种刊物和名著；一流的教师，生动的讲座，常常使我觉得难以分身。那时给我们上课的，大多是中老年教师，胡裕树先生和李家耀老师授现代汉语，严修老师讲古汉语，柳曾符先生授《说文解字》与书法，陈光磊先生讲修辞学，汤珍珠老师讲汉语方言，许宝华先生讲音韵学，范晓老师讲汉语句法，濮之珍先生讲语言学史，骆玉明老师讲中国文学史，还有宗廷虎、游汝杰、陈炳迢等老师给我们开了选修课，张世禄教授还邀请北大的王力先生给我们汉语专业开了一次音韵学的讲座。听说严北溟先生的讲座《佛教与文学》讲得出神入化，我也到哲学系大教室去旁听了六次。这些从“文革”十年的压抑与折磨中“解放”出来的先生，此时特别精神焕发，似乎要把十年中耽搁的知识传授一骨碌都补给我们，让我们获得了人生最难得的知识享受，至今想来真是三生有幸，受益终生。 课余时间和星期天，我们则大多在文科阅览室里度过。也就是在阅览室里，我多次读到邓潭洲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论述韩愈、柳宗元的大块学术论文，才恍然大悟，知道当年那位从省城发配下来教书的邓老师，原来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是一位谙于国学、文史哲兼通的著名学者。于是肃函致候，开始了我们师生之间的书信往来。
复旦四年，我在完成学业之余，曾利用到上海青浦县搞方言调查的机会，与沈钟伟同学一起用国际音标记下了母语浏阳话的音系；研读《诗经》有得，在《学术月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薄”非“语助”辨》；为与人辩论屈原不是苗族人，在《江汉论坛》发表了近万字的《也谈屈原族别问题》。毕业那年我们汉语专业十七名同学分配计划中没有湖南的名额，我便是通过当时借调在出版社当编辑的潭洲先生，交上那两篇文章给时任社长的黎维新先生，才得以叩开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大门，安排到该社新成立的辞书编辑室工作。这段难忘的经历，不仅加深了我对与日月同辉的《诗经》、《楚辞》等古典文学作者的崇敬和心仪，同时也加深了我对潭洲先生的了解和敬仰。
我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头几年，邓老师的两部力作《谭嗣同传论》、《王船山传论》都已出版，正在为筹备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九十周年和恢复《船山学刊》赶编一批重要论著和论文集。“文革”中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遭革职的处分得以平反，“新生”后的潭洲先生特别精神焕发，常常为著述或帮人改稿而工作到深夜。那时我们都住在出版局在上大垅的一栋楼房里，他家住四楼，我们住六楼，我有时到电大班授完古汉语课后还要去他那儿坐坐。记得有一次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现在是好时代，要抓紧时间多做点事。你学的汉语专业很有用，但不要局限于古汉语和方言研究，还可以多读点别的书。湖南历史上的许多人物值得学习研究，你可以把古汉语作拐棍，钻研一点湖南的文史。”说到他正在撰著中的王船山、谭嗣同，他有些激动，认为这两位先贤都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人杰”。说船山作为一位遁迹荒陬、身居瑶峒的乡间老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而能卓然自立，发愤著书至如许之多，治学范围至如许之广，更是中外历史上所罕见的；其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特别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景仰。
正是受了邓老师的启发，我工作之余开始与湖南师大孙雍长兄一起搜寻湖湘方志和文集中的文章，选编《三湘纪胜》一书。1983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吴慈生同志来长沙组稿，通过徐日晖同志找到邓老师，请邓公为当时的《祖国丛书》撰写关于王夫之、谭嗣同的两种通俗读物。邓公勉强接受任务后，不意竟将其中《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一书的撰著任务交给我承担。他鼓励我说：“不要怕，这是一个读书写作的好机会。先读一些船山的著作和有关船山生平的书，一年后再动笔也来得及。”并随即从书架上取下《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和《黄书》、《噩梦》等船山的代表作，要我读后再来拿《王船山先生年谱》与《船山师友记》等书。
随后的数月，是我自复旦毕业后又一段如饥似渴的读书时光。船山的书振聋发聩，它使我大为震惊，有时还真像梁启超说的“心弦震得直跳”，我越读越信服谭嗣同所说：“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认为这句话可说是真读了船山书的人的共同感受。大约1984年夏天动笔，至1985年春节期间，我才完稿了那本小书八万二千字，并于赴桑植县任职锻炼前将书稿寄往上海。其间提纲的敲定、史实的订正以及对初稿文字的润色，都离不开邓老师的启迪和耳提面命。此书虽到1986年才看清样，1987年出版，但邓老师自己承担的《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一书，却因工作太忙、延期交稿而耽搁了出版时间，竟至先生1991年逝世后才由岳麓书社出版。每当我注目上海璧还原稿上先生修改的熟悉字迹，回想当年酷暑炎天，先生盘坐木椅，一边袒腹摇扇、一边凝思改稿的情景，总会使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1990年6月我调到专事古籍整理出版的岳麓书社之后，更对湖湘先贤的著作情有独钟，乃至将本版图书的出书理念升华为十六个字——“道承湘学，言纳百家，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作为出版社的文化追求，镌刻在书社门厅的正面墙壁上。根据读者购书和市场的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加大投入，改三大湘人全集的单本付印为全套推出，于1994年至1996年内组织出版了曾国藩、左宗棠、王船山三大全集。在整理《船山全书》的过程中，虽然我本人只承担了其第十二册的校勘标点任务，但从其中一种《张子正蒙注》整理中的版本新发现并撰文发表，我再一次见证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所学古汉语的“拐棍”作用和功效。
由于心仪古人和对编辑工作的热爱，2001年我因《晚清七十年》一书引咎辞去社长职务后，又主动请缨担负了《魏源全集》二十册的整理编校工作，并任编委会执行主编。经过四年多时间的黾勉努力、全身心投入，终于在2004年底高质量地完成了全集的编校任务。全集成功出版后，我又抱着一种对魏源“高山仰止”的崇敬之心，将多年来的调查研究所获和编校全集的心中所蕴蓄，撰写成《魏源传》一书，于2006年在岳麓书社出版，可说是继撰写船山先生传记之后，再一次履践了自己神交古人、心仪前贤的夙愿。
2005年底退休之后，我没想到还能继续结缘湖湘先贤，有幸参加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主导的文化工程《湖湘文库》的编辑审稿工作。在草拟其甲编湖湘文献书目的过程中，我得以从古至今地遍搜湘人著述目录、方志和湖湘出土文献资料，同时搜索历代寓湘人物的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报刊，再一次深切感受到湖湘先贤的可敬可爱，湖湘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因而在这八年的书稿审读之余，也为湘贤人杰诸如周敦颐、陶澍、邓显鹤、罗汝怀、郭嵩焘等撰写过有关议论或学案之类的文章。
回顾这三十多年的所读、所获和所作，几乎可以用“心仪古人”四个字来概括。于是在这年近古稀的时候，我试着将自己除研究浏阳方言、编纂字词典和《魏源传》之外的著述文论统编成《心仪集》一册，分为船山编、魏源编和杂论编三个部分，既是敝帚自珍，也是对自己心路历程的一次检阅。
我作为一个三十多年前穷居山乡的民办教师，能在“而立”之后上大学、进出版社，并在为人作嫁、尽心编书之暇涉足学术，写出一些心仪古今学人的篇章辑成本书，实应感谢自己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感谢母校复旦大学诸多师友和先师潭洲先生的教诲与栽培，更应感谢支持我上大学的父母、妻子和弟妹等亲人。故而，我承蒙挚友刘拥军先生推荐，由中国书籍出版社支持出版的这部文集，还当作为我向母校和父母、亲友们汇报、感恩的一份礼品，虔诚奉献。